我们先把郁闷的曹叡放到一边，来看看蜀国的局势。
众所周知，三国中的蜀汉是由刘备创建的。刘备前半辈子完全在流亡中度过，当他流落到荆州，寄宿在他的同族——荆州牧刘表处时，充分发挥其超凡的个人魅力，吸引无数荆州士人竞相投奔。诸葛亮即是在这一时期加入刘备麾下的。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南荆州，然后假借援助同族——益州牧刘璋为名西入巴蜀（益州），并以诡诈鲸吞刘璋的领地，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刘备将国都设在巴蜀腹地成都，那些从他流亡时便追随他的荆州人和中原人也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家搬了过来。对益州人而言，这无疑是鸠占鹊巢。再加上刘备抢夺益州的手段着实不算光彩，不难想象益州人心里是何等抵触刘备政权，这与早期吴国江东士族敌视孙氏政权的态度颇为相似。由此，决定了蜀汉的政治结构——从建国伊始，掌权者基本都是荆州派。补充一句，诸如关羽、张飞、赵云这些大半辈子跟随刘备四处流亡的宿将，因为长期扎根于荆州，也早就跟荆州人抱成一团，大体可以算作荆州派。而益州派，则完全处于被压制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件对蜀国影响至深的大事——史上著名的“大意失荆州”事件。
“大意失荆州”的主角是关羽，他在刘备政权的鼎盛时期担任南荆州最高统帅。公元220年，关羽攻打魏国北荆州战败身亡，其后果是南荆州沦陷，蜀汉国力骤减。至于说关羽的失败，自然是他接二连三的昏招所致，而非简单的“大意”。譬如说，关羽对盟友孙权相当藐视，甚至屡次出言恐吓，这给孙刘联盟的瓦解埋下伏笔，而关羽北伐魏国时也是盲目冒进，他从南荆州一路向北，直接越过魏国重镇襄阳都毫不理会，却去攻打更北部的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与曹仁僵持不下。关羽这种横冲直撞的战术缘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虽说势头很猛，但实则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后孙权撕毁盟约，与魏国联手夹击关羽。关羽战败被杀，南荆州也被吴国接收了。
关羽的故事并非重点，要着重讲的，是蜀国失去荆州后，那些客居益州的荆州派臣子的复杂心态。
他们本就和益州人关系紧张，故乡沦陷更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由此，夺回荆州的呼声甚嚣尘上。要知道，荆州派支撑着蜀国政权，刘备不可能漠视这些人的意愿，只能倾其所有向吴国发起复仇之战，结果被吴国名将陆逊打得惨败。最后，刘备退守到益州和南荆州的边境——白帝城中凄惨地死去了。
刘备死后，他的儿子刘禅继承皇位。自此，蜀国军政大权集中在丞相诸葛亮手中，蜀国也成了当时唯一名副其实的丞相制国家。蜀国最弱，却同时跟魏、吴二国为敌，这么搞下去，灭亡是迟早的事。诸葛亮必须要给国家找一条出路，于是，他不再纠缠南荆州问题，派邓芝重新与吴国缔结盟约。这就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客居益州的荆州人心知再没希望夺回故乡，便真的把益州当成了自己家，他们和益州本地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这么搞还是个死。诸葛亮决定给蜀国灌输一个新的信仰——北伐魏国，复兴汉王朝。这是一个转移内部矛盾，一致对外的信仰，同时也是一个听上去伟大却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且，像那些全世界最杰出的推销员和传教士一样，诸葛亮要想把这个信仰推销出去，首先他自己得对此坚信不疑，从这点上来说，他做得很到位。诸葛亮开始对北伐抱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执着和热情。
公元227年的春天，诸葛亮给刘禅上了一篇言辞恳切、流芳千古的《出师表》。现代人自可以怀着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来看待《出师表》，但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刘禅的心里想来却不是这样。
这篇七百多字的上表，笔者特意数了一下，提到“先帝”竟然有十三处之多。在刘禅听来，其大意无非是这样的：你爸当初如何，我当初如何，你爸对我如何，我对你爸如何，你爸都跟我说过什么，我跟你爸又都说过什么，我现在不辞辛劳是图的什么？是为了你爸和你啊……《出师表》不仅仅是为教育刘禅，它有很深的政治目的。诸葛亮即将长期驻扎汉中筹备北伐事宜，在他远离成都的日子，必须要告诫刘禅该听谁的话，当然，是要听诸葛亮的嫡系亲信——蒋琬、费祎这些荆州派重臣的话。
必须要说《出师表》写得感人肺腑，可当诸葛亮沉浸在对刘备的怀念中时，刘禅则听得如坐针毡。他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怎么丞相的权力竟大到这种地步？
诸葛亮安顿好成都的事后，毅然决然带着大军和幕僚团前往益州北部，与魏国雍州接壤的战略要地——汉中。从此，蜀汉的军事政治中心也连同诸葛亮搬到了汉中。
一直到公元234年，诸葛亮已在汉中驻扎了七年，这七年他从未回过成都，且其间总共发起过四次北伐魏国的战争。
这里简略叙述一下诸葛亮之前发起的四次北伐战争。第一次，他出其不意地攻陷了雍州近半数土地，后来在魏国名将张郃与曹真的反攻下前功尽弃。第二次，他出兵雍州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但被曹真麾下猛将郝昭击退。第三次严格意义上不算北伐，诸葛亮为挽回前两次战败受损的声望和士气，捡了个软柿子捏。他向西进军，吞并雍州最西部的武都和阴平两个郡，这里几乎没有魏军驻守，是氐、羌等游牧民族的聚集地，这也是诸葛亮唯一成功的“北伐”。第四次，他进驻雍州祁山，但被新上任的雍凉都督司马懿击退。
公元234年的初春，诸葛亮即将开始第五次北伐。
必须要说，靠北伐化解国内矛盾的手段相当成功，经过这些年，荆州人和益州人早已逐渐融合。可是，新的矛盾也慢慢产生。蜀国臣民迫于诸葛亮崇高的个人魅力和权威，只能把反战情绪深埋在心底。而诸葛亮依旧对北伐锲而不舍，大概是由于长期自我洗脑，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先前，出于理性制定的基本国策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了。
临出征前，诸葛亮把年仅八岁的儿子诸葛瞻唤到身边。“再给为父背诵一遍《论诸子》吧……”《论诸子》是诸葛亮流传后世的众多文章之一，内容是评论古代先贤的优劣秉性。
诸葛瞻乖巧地背诵起来：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苏秦、张仪）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伍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许子将……”
“怎么又忘了，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平静地补充道。他心头陡然闪过一丝困惑：不知道百年之后，世人将会如何评价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