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种子早已种下。在90年代初期，东南亚国家就开放了他们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吸引资金（储蓄率已经达到30%以上），而是因为国际压力，包括美国财政部。这吸引了一股短期资金，他们只想寻求短期的高回报，而不会把钱投资在工厂建设等项目上。在泰国，游资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然而今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所有房地产泡沫终会破灭，随后带来的将是一场灾难。资金迅速涌入，又闪电般的流出。可当所有投资人都想在同一时间撤出资金时，就会引发巨大的经济问题。
1997年IMF以恢复对经济的信心为由，对泰国提出了平衡预算和紧缩银根的政策要求。但当危机已经传导到亚洲其他国家时，这种政策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了，可是IMF还是对受灾国开出了同样的药方。这显然是药不对症，一则东南亚国家已经削减了财政支出，泰国政府甚至在教育和基础建设这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方面都缩减开支；二来低通胀率说明东南亚国家也即已紧缩货币政策，当时韩国的通胀率一直保持在4%的水平。因为东南亚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政府，而是那些在房地产市场中逐利的银行家和借款人。在这种环境下，紧缩的救助措施并不能解救东南亚经济，反而会把他们拖入更严重的衰退中。高利率会摧毁负债累累的公司，导致更多的破产和坏账。减少政府开支只会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我曾多次建议IMF停止这种紧缩政策，但得到的回复仅是如果东南亚经济真的因此出现衰退迹象，IMF才会转变策略。连没毕业的学生都知道政策的时滞有多么的可怕，货币政策需要12到18个月才能显现其全部效果。而IMF这种态度，似乎暗示其正期待着衰退的到来。理论上，IMF应该援助受灾国以恢复其民主建设，可实际上，IMF所做的正是用其给出的援助措施来剥夺民主。当然，IMF不会强加任何要求，他们只会就援助条件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双方的势力极不均衡，IMF甚至不会给国会或参议院足够的时间去审批谈判的结果，就在秘密会议中决定了援助的条件。
当IMF决定援助一个国家，他会派出一支考察团，通常其成员对受援国并不了解，比起该国的经济状况，五星级酒店的资料似乎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通过‘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几天或几周后，考察团最终得出一份报告，列出受援国所需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可其中能反映受灾国真实情况的寥寥无几，有时他们可能直接把别的国家的报告照搬过来。
直至今日，东南亚还身陷艰难中，泰国贷款的40%还未清偿，印度尼西亚依然一片萧条，即使是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韩国失业率也比危机发生前高出许多。可笑的是IMF竟将衰退的结束归结为其开出的药方的疗效。所有衰退都有尽头，而IMF所做的却是让衰退更加严重，时间更长。谨遵IMF指示的泰国的经济恢复情况远没有马来西亚、韩国那些按照自己路子来的国家好。
我常常被问及这些聪明绝顶的人们怎么会想出这么糟糕的政策。一个原因是英明的决策者没有运用正确的经济学方法——‘华盛顿共识’太不合时宜了。比如，诸如破产、坏账这些宏观经济现象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的主要表象，但IMF在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时却不以此为出发点，看来他们对破产毫不在乎。”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经过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韩国的经济实力急速下降，其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下降，韩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从世界底11位退到第20位，沦落到与阿根廷相当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那场危机带给韩国人的思考，则越发开阔和深沉。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IMF在很大程度上要对韩国的金融危机负责，正是该组织依据美国人的错误分析和理论，强行地要求韩国采取相对的对策，结果让韩国深度地被迫卷入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更有激烈一些的论者，干脆将那场金融危机，改名为“IMF危机”。直至2001年8月才还清了IMF的全部贷款，走出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IMF时期。
日本出手：最后的防线
除了我采取的措施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拯救长银吗？
——原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总裁大野木
本来，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就乏力，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足以使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的深渊。
疲乏的日本经济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的6年中，日本经济萎靡不振。对此，日本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降低利率，增加政府开支等，都无济于事。日本中央银行的在贷款利率已经降到了0.5%的水平，已经没有办法再降低了。1992年以后，日本政府动用了大约60亿日元来增加开支，导致财政状况从原来的盈余变为赤字，1996年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4%，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水平，在西方七大工业国中，高居第二位的水平。
在经济不景气之下，日本政坛出现了大调整。1993年，在日本执政了30多年的自民党下台，经过羽田孜、村山富市等人执掌首相之后，1996年自民党的实力派桥本龙太郎重新夺回执政地位，并矢言推行新的改革措施，将日本经济顺利带入21世纪。
1997年初，桥本踌躇满志的提出了六大改革措施，包括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社会保障公共和教育改革等，并指出，这些改革是继明治维新、战后重建之后，日本经济的又一次振兴。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还是没有起色。
迫不得已的营救
10月以后，东南亚危机反馈到日本。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日本企业的出口和投资影响相对大，许多企业不得不取消了在东南亚进一步发展的计划。整个10月，日本企业的破产数创了11年来的新高。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测算，东南亚金融危机将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7%。对此，美联储银行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动荡，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对美国的影响大得多。”11月4日，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报告正式承认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但又认为还没有进入衰退阶段。
面对泰国金融危机的暴发，日本这一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能忍受动荡给自己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企图平息这场危害亚洲经济发展的灾难。日本当局决定立即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泰国铢的稳定。东京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在泰国之后，日本几乎对于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都送去了10亿美金。
日本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关切，实属迫不得已。这些年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在慢慢进入日本的轨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日益增加。日本与美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的这种不平衡现象会渐渐减少。日本很可能将增加在亚洲的投资和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出口，而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今后，日本也许用它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逆差来抵消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可能还有马来西亚的货币贬值必将影响到日本的地区战略。同时，配合东亚国家金融市场开放，日本的银行体系也将大量资金以贷款的形式注入东亚，仅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在泰国的贷款就超过1000亿泰铢，高居泰国各外资银行之首。唇亡齿寒，东南亚危机如果继续深化，日本必将再度陷入衰退的深渊。
失去了庇护伞
虽然竭尽全力阻止这场金融风暴波及到日本，但经济疲软，政治动荡的日本社会还是没能幸免遇难。东京股市暴跌，大企业纷纷破产，就连在日本人心目中如同政府一样稳固的银行也接连倒闭。日本经济真的这么不堪一击吗？
事情要从日本的主办银行制说起。在日本的银行体系中，处于最顶层的是大藏省，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对于整个系统施加控制；下面是主办银行，通过借贷关系和交叉持股和客户联系。和美国不同，在日本投资者的角色相当有限，日本公司治理的真正责任是由银行、客户以及大藏省共同承担的。100银行被假定为企业的“父母”，每家银行都会支持它的“孩子”，如果银行贷款给别的企业，并不代表对该企业有信心，而是对其“父母”有信心。所以，银行在整个经济运行的链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链条一旦断裂，整个经济都将脱节。
由于这种“保驾护航”的模式，是日本银行坏账问题十分严重，变革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大银行想学习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扩大海外投资，在火热的房地产贷款市场上分一杯羹，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竟然把触角伸向了美国的心脏——纽约曼哈顿，欲在那里投资兴建一座帝豪旅馆，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银行业的变革使他与克林顿政府逐渐失去了联系，美国不再为其撑起保护伞。
1997年末，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关于日本的经济报告中指出：日本的真正问题不在于那些企业部门的过度借债，而是银行的过度贷款。银行就像钩子一样，勉强维持住已经腐烂的整个企业结构。这给美国的私募权益公司和投行一个信号：为什么不直捣核心，收购一家银行呢？
1998年10月23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宣布申请国有化。之后没多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权益公司瑞波伍德便与之接洽，并最终在2000年6月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拥有1000亿美元资产、资本超过50亿美元的银行，将其更名为新生银行。
自此，日本紧闭的门户被被私募权益公司打开，他们长驱直入，又先后收购了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大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私募权益公司充当先锋后，美国各大投资银行也开始了他们在日本的淘金之旅。华尔街终于在日本的经济动脉上撕开了一道血口。
美国：坐收渔人之利
繁盛已久的美国，后劲越来越勇，21世纪，起码上半叶，属于美国已无置疑。
——香港《信报》评论点
由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因此，与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美国这次并不直接插手干预，而是隔岸观火。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提供了援助，美国在其中扮演的更是坚持要求泰国、印尼和泰国紧缩开支、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角色。
尽管马哈蒂尔不断指责部分投机者破坏本国经济，也召开首脑会议，呼吁社会共同对付投机者，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但在投机者的强大攻势面前，这种呼吁显得苍白无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态度对投机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投机者大都以美国为基地，资金来源70%以上来自美国；二是金融衍生工具往往从美国诞生，管理规则也由其制定；三是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管理国际资金的实力是有的，而且道义上的劝说也可以发挥作用。101可以说，如果美国不出声，投机者就会继续肆无忌惮。到目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打击投机者正式表态，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管理投资者的设想和方案。在政府的庇护下，投机者更不愿意将秘密公布于众，使基金管理和运作透明化，导致许多行内人利用顾客在此方面的无知去发财。
美国不愿意约束投机者，帮助东南亚市场恢复秩序，主要是涉及到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能够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的只有日本和东亚地区。90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更可能冲垮日本近十年来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生产体系，打乱东亚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挑战。如果金融风暴持续下去，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奇迹和可能被葬送掉，即使不被毁掉，他们的发展也会被大大延缓，不再对美国金融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样，美国便可翻云覆雨，只手遮天，所谓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只是借口而已。
如果说投机者是美国插入东南亚各国的一炳利剑，那么IMF的救援条件就是剑刃上的慢性毒药，这才是美国政府控制其金融行为，盘剥其资产，榨取利润的重要武器。自80年代以来，IMF“国际金融警察”的角色日益加重，并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执行工具。任何国家的金融体系被接管时，该国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成为了“金融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并将掉进再也难以攀爬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层。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就是这样借投机者之手，吸干东南亚地区多年累积的成果，继而通过IMF扫清障碍，称霸世界的。从此，东南亚诸国将难逃美国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