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
上午打了电话，下午三时整去了张先生家。他的三儿子崇宁先生也在，是来给老爷子买药的，拿上药盒（上面有药名）还没走。崇宁是省考古所的研究员，是几个孩子里，唯一继承了张先生专业的一个。家离这儿远，单位离这儿近，上班时间抽空过来看看老爷子，有什么事及时就办了。
崇宁走了，张先生移到书桌前坐定。
今天原打算谈他去樊城的事，想起有个小问题没弄清楚，便说，你是一九二八年九虚岁上小学的，小学四年，连上高小是六年，毕业当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一九三七年春天去的樊城，也就是说，你毕业后在介休城里待了两年半的时间，就这么长吗？
张先生说，没那么长。前面说过，我们是一九三五年春天才毕业的。我在的是三十五班，一九三四年夏天毕业会考，全县四个高小在一起考，校长嫌我们这个班学习不好，没让参加。这样就延长了一个学期，直到一九三五年春天才毕业，半年还要多，记得会考时天气都热了。这样我从毕业到去樊城前，在介休也就是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
韩：做什么呢？
张：在行余学社呀。人家都有工作，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我是天天来，等于专门在那儿学习。
行余学社的主人王鋆，字宗汉。开的茶叶铺叫“广源永”，两间门面。王先生是个有文化的人，写诗作画都来得，隶字写得很好，还会撇兰花。学社就在茶叶铺里，先在门面的另一间，后来移到店后面的房子里。学社里，他的好些书就摆在那儿，谁来了谁看，有时他在，有时连他也不在。那可都是些好书，有《故宫周刊》，有《石竹斋画谱》，还是明清时代印的蝴蝶装画册，很名贵的。他对古钱币也有研究，学社里有本《钱谱》，是他的，印得很精美。在这儿，真正学习的，就我一个人。
我在这里，主要是学山水画，刻图章，学山水画用的是《中国画·山水》，学刻图章用的是《篆刻针度》。学社里，笔墨纸砚，都是现成的，全由茶叶铺主人王先生免费提供。
对行余学社的活动，有个人看不惯，就是同在南街上，与广源永茶叶铺隔几家的李国玺。这个人，有学问，诗写得好，职业是讼棍，就是专门帮人打官司，地道不地道的都来得了。在外面，李国玺对人说，什么行余学社，我要不高兴了，一串串把他们拴到衙门里去，意思是把我们拴成一串全抓进衙门里。他是讼棍，等于现在的律师，懂得法律。那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多年，颁布了社团组织法，成立社团是要登记的。他知道我们没有登记，才敢说这个话。只是这样说说，并没有真的起诉。
李国玺在介休要算个名人，还有两个名人，一个叫董重，一个叫曹淮。董重是举人，我干爹郭耀宗就是他的学生。曹淮也是个文化人，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在太原创办的山西第一张民间报纸，叫《晋阳公报》，是临猗人王用宾办的，王是总编辑，曹淮就是他手下的编辑。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交城、文水两县官府，因铲禁烟苗，滥杀农民，社会舆论大哗，《晋阳公报》予以揭露抨击。山西巡抚大怒，奏准清廷，查封报馆，通缉总编辑，王用宾跑了，曹淮回到介休。这三个只能叫名人，不能叫富人。当时街面上流传一个说法，“董重曹淮李国玺，该（欠）下人钱老不给”，可见他们不是什么有钱人。三个人里，数董重年纪大，名气也比另两个大些。每年正月十二商铺开业，谁家都要请董先生。他呢，也乐得送人情，谁家请都去。这个人，别看是个举人，饭量奇大，有人给他编了个三句半，我们那儿不叫三句半，叫十七字诗，是这样说的：
油茶喝一锅，锅盔吃一塄；
扁食二百余——一顿！
锅盔就是烧饼，扁食就是饺子，你说这饭量该有多大。曹淮也有诗。还没有在《晋阳公报》当编辑，更早一些，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和光绪帝往西安逃，路过山西，各县都要组织班子支应，叫“办皇差”。介休办皇差的班子里就有曹淮，那时也就二十出头，不知犯了什么错，叫李莲英的手下打了他一顿马鞭子。有人就编了首十七字诗：
乐意办皇差，因甚马鞭拍；
若问名和姓——曹淮！
张先生说到介休县城的三个名人，又说起有关他们的十七字诗，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三十年代内地县城的文化风气。我说，介休在晋中一带，要算大地方，物产丰饶，文风甚盛，毕竟承平日久，又是个世俗社会，才会产生这种十七字诗吧。
张先生沉吟片刻，说，或许是这个道理。我小时候那些年，介休城里的文化人，确实有编这种诗取乐的风尚，民间流传着好多这样的故事。有个人，不一定是介休的，爱编这种诗，就给知县娘子编了一首：“知县美娇娘，没人比她强；金莲三寸半——横量！”知县知道了很生气，就把这人传到县衙，过堂审问，问可是你写的，说正是小人。又问，听说你有捷才，那就给我也编一首吧，说行。知县叫王锡坡，这人当下就编了一首：“古有苏东坡，今有王锡坡；两坡相比较——差多！”知县听了也不见怪，反而觉得有趣。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给知县报告，说娘子生下了，知县还没回过神来，这人马上又编起来：“老爷正过堂，忽报生儿郎——”报告的人说是女的，这人马上接着说：“拨开腿一看——像娘！”生下女儿，知县本来就不高兴，叫他这么一编排，就更生气了，当下判处流刑，发配新疆。他舅舅听说外甥要走了，赶来送行，这人当即又是一首：“发配到新疆，见舅如见娘；二人双落泪——三行！”为什么，他舅有个眼是瞎的，两个人只有三行泪。
当年最爱编十七字诗的，是个叫李天相的人，曹淮办皇差的那首，就是他编的。不光曹淮，凡是那次办皇差的，他都给编了诗。有个叫罗联同的，办皇差那几天，正赶上娶媳妇，李莲英知道了，也去他家看，一见李公公来了，慌得连炕也来不及下，就站在炕上给李莲英鞠了个躬。李天相就给他编了一首，前一句不一定准确，全诗是这样：
新郎罗联同，洞房闹新婚；
见了皮硝李——鞠躬！
李莲英未入宫前是做皮硝的，民间都知道他的外号叫皮硝李。李天相给别人编了这么多的诗，有人气愤不过，也给他编了一首。李天相这个人胆子小，刚接了皇差，见皇上跟西太后的车队过来了，前面有喝道的，一见这阵势，吓得赶忙躲在桥眼底下。就这个事儿，给他编了一首：
吉人李天相，人称二知县；
钻到桥眼下——不见！
还有一首，太刻薄了，据说是有人写了，晚上悄悄贴在他家门口，是这样的：
缺德李守约，你是谁做的；
你妈和谁睡——你说！
守约是李天相的字，这一来，弄得李天相也没了脾气。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诗。当时后土庙里有个小道士，叫邓至常，比我大几岁，跟我很要好。每年三月十八，四月十四，后土庙逢会，这种会很热闹，一连好几天，庙里人手不够，邓至常就叫我去帮忙。分给我的活儿是在眼光菩萨像前敲木鱼，收布施。三天的会完了，总要分给我一些点心水果之类的吃食。平时庙里香火并不旺盛，靠公家拨钱养活，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有次我去看邓至常，他说他编了首诗，只是后两个字掂量不准。我问前三句是什么，他说是：“道士邓至常，每日缺两餐；公食不得够——”问我下面该说什么，我开玩笑说，吃屎！他说不押韵，该是喝汤。
问起十七字诗的来历，张先生说，十七字诗最早见于宋朝宣和四年。我国古代习俗，凡各地发现嘉禾、瑞芝等事，均为国家吉祥之兆。宋徽宗时，宰相王黼报称他府第的梁上忽然长出灵芝，徽宗听了大为惊喜，决定要去他府上观赏。突然下了大雨没有去成，灵芝便蔫落下来。当时京城里有人做诗讥嘲说：“相公初赐第，梁上生芝草；因何脱下来——胶少。”揭露梁上所谓的灵芝，不是天然生成，是用胶黏上去的。
明朝也有十七字诗流行。张士诚的丞相叫张士信，依靠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三人为股肱，有人做诗嘲讽说：“丞相做事业，全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又说起行余学社。张先生说，可别小看了这个小小的学社，还真出了人才。有个叫杨泽民的，是我的老师，原来也不过是店员，抗战开始后去了重庆，成了名画家，是当时的“重庆十画家”之一。改了名字，叫杨竹民。曹淮也是行余学社的常客。他还是有点真学问的，家里藏书不少，我堂兄张帆，就借过他的《石达开日记》，我也看过。我还记得，在书的最后一页上，他批了几行字：
鬻及借人为不孝，借书吝还犹无道。
若教黄鹤去不回，斯非女娼即男盗。
这话说得很重。不过从书主人来说，也不为过。书可以借人，最怕的是借了不还。“鬻及借人为不孝”这句，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其出处，直到五十几岁看过一本书，书名忘了，才知道这是个典故。唐代的杜暹，家中藏书大概不少，曾在书后写了这么个跋语，只有三句：
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
鬻及借人为不孝。
由此才明白“鬻及借人”说的是两件事，一是将书卖掉，一是将书借给他人。
韩：珍贵的书，就得这样。要不，后世子孙不知珍惜，给卖了或是借给人又收不回来，不就太可惜了吗？
张：话是重了些，也能理解。前些年我就知道，初版《侯马盟书》，在北大图书馆里，只能在馆里看，不能借出去，教授也不行。三十年代前期，介休这个小县城里，文化气氛还是很浓的。
韩：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了爱好文艺的趋向。
张：在这方面，堂兄张帆给我的影响也不小。我去樊城学生意时，带了篆刻刀、水彩碟、笔墨、《芥子园画谱》，还带了一本《鲁迅自选集》，是郭沫若题写的书名。当时鲁迅刚去世没有多久。买这样的书，也是受了张帆兄的影响。
韩：是不是张帆那时就看出了你在文艺方面还是有才华的。
张：哪里，他是同情我，看我身世可怜。没出生父亲就死了，才九岁母亲又死了，谁看着都觉得可怜。他同情我，我也把他当作榜样。
不早了，看看手表，不觉已两个小时，该结束了。来的时候，我带了前两节的打印稿，取出给了张先生，在稿子头一页的空白处，有我写的说明：请看看，事实有不符的地方，可在稿子上改动或写在旁边。怕张先生不赏识我这种近似口语的文风，此时又特意强调：文字你别管，我的文字就是这样拖泥带水的，不过曲曲折折，意思总能说个明白。张先生听出话里有音，说道，你这种文字风格我还是欣赏的，也能欣赏得了，你不知道，我写过小说，还写过新诗。让你看样东西。
说罢起身去了另一间房，一会儿过来，手里拿着一本小书，递给我说，你看，这是我解放前出版的一本诗。还出版过一本小说集，手头没有了，《山西日报》图书馆里有。解放后《山西日报》接收的是阎锡山《复兴日报》的摊子，有人在那儿见过。跟这本诗集是一个时期印的。
接过来一看，书名《西里维奥》，一九四八年五月黄河书店出版，前面有余振的序。我知道此人，说这个人是位俄语翻译家，当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后来在上海工作。张先生说，余振是他的好朋友。
看过放在桌上，张先生说，送给你吧。我说，这样珍贵的书，我不敢接受。张先生说，我还有，这本你拿去吧。
恭敬不如从命，收起放进皮包，起身告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