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一定是19世纪最拥挤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界都市之一，很多观察者——商人、外交官、记者、传教士——在此驻守多年或匆匆一瞥，留下了类似的记载。
“你一旦来到广州的大街上，”一位美国记者在1871年的《纽约时报》上写道，“就几乎分辨不清东南西北”。密密麻麻的街巷上，是更为密密麻麻的店铺，“这些店铺老板的名字和他经营的业务都油漆在一块长长的厚木板上，木板垂直地悬挂在店铺的门口，如果有一阵大风吹来，它们就会左右摇摆，彼此碰撞，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在一家家禽铺前（很可能是烧味铺），他看到“一只一只又肥又大的鸡鸭，它们整只整只地被压成板状，做成了干货，油脂肥厚，露出深黄的颜色”；他还发现，这里遍地是茶馆，“常常是三十人围坐在一些小桌子旁，面前摆放着茶水、饼干和糖果之类的东西。他们之间的谈话欢快但不喧嚣”；他也发现当地人喜欢吃狗肉与猫肉，因为制作的工艺复杂，味美异常，所以“如果你不去想这点，很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坐下来，美美地享受它一大盘”；大烟馆也是城市里普遍的景象，他看到“十到十二个各种年龄的男人在喷云吐雾……他们所有人都似乎在尽力于从他们所置身的客观存在中消失，忘却这人世上他们所无法忍受的烦恼和忧伤”。
登上一座典当行的顶楼时，他看到了整座城市的面貌：“宽阔的珠江、清式和西式的阁楼、宝塔、博物馆、清真寺、大厦、仓库、商铺等等，这些建筑物……毫不间断地紧紧挨在一起。远处可见英国领事馆的小教堂，上面有钟楼和高高的十字架。高高的越秀山和白云山耸入云端”，而借助望远镜，他看到城外的乡村，“像世外桃源一样，如歌如诗”。[47]
十三岁那年，梁启超来到这座城市。这里有众多书院和琳琅满目的书籍，给予他指点的名师，助他科举之路更进一步。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居住，由父亲陪同，表兄谭镳也一起到来。比起孤岛上的茶坑村和小小的新会城，广州是个规模宏大、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纽约时报》的观察，是这座城市漫长的传统、层叠记忆的一个切片。自唐代以来，广州就以刺激、财富与世界主义闻名，与东南亚、中东、非洲的贸易不仅带来巨额财富，也带来了陌生的文明。怀圣寺光塔上随风改变方向的金鸡，诉说远道而来的阿拉伯商人的故事；六祖慧能在光孝寺剃度，给后世留下了“风动幡动还是心动”的著名论辩。这城市屡遭摧残，黄巢曾在9世纪将它一把火烧毁，17世纪的耿精忠、尚可喜也曾残忍地屠城。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危机开始接连不断地到来，广州先是在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战争中成为前线，接着在1854年的红巾军起义中被围，当时的总督叶名琛大开杀戒，几乎血洗了广州的街道；再后来是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但这里总有令人赞叹的消化能力，能轻易从混乱、屠杀、陌生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再重新一头扎入闹哄哄、元气充沛的日常生活。
广州也见证了中华帝国由盛至衰、由封闭至开放的过程。它是18世纪唯一的通商口岸，那些渴望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的外来商人生活在珠江旁一个狭窄的地段，与指定的中国行商进行交易。他们不能与当地人交往，不能进城，不能学习中文，甚至连携带女眷都被视作异常行为，派往中国的使节更是被傲慢地拒绝。这一模式被称作“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象征了中华帝国沉溺于自我中心，对外部世界不屑一顾。
但这些外来者最终证明自己与之前的阿拉伯、印度商人大为不同。他们用武力攻陷了这座城市，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托管了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造。在小岛沙面上，他们不断建立起新巴洛克、古典风格的建筑，修造花坛、公园、俱乐部、雕塑、球场、草坪，让它变成了一座小型的欧洲城市。他们带来的科技、商业、品味也逐渐渗入日常生活。一些餐厅提供煎牛排，来自美国的面粉“色白粉细”，洋酒（特别是香槟）、色拉油、饼干很受欢迎，曼彻斯特的进口洋布也让当地人感叹“洋纱幼而匀，所织成之布……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肩背”。[48]当地的大户人家在住宅中采用铁铸的廊柱、洋蜡竹、扶手椅、沙发、弹簧床、皮大椅、洗面台，这些家具日渐普遍。一层商店、二层住宅的骑楼在市区内出现，它的廊道令人想起本雅明日后所描绘的拱廊式巴黎。外国人曾经连城都不能进，中文都不允许学习，现在已经可以在这里创办学校，开设现代医院，编辑报纸，虽然仍要承受大量的敌意与偏见，却慢慢站稳了脚跟。中国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种冲击。轮船招商局在广州开辟新航线，广州可以通往上海、汕头、香港、澳门、烟台、牛庄，这些通商口岸构成了一个港口中国的网络。广州还架设了与香港、上海的陆路电报线。造纸厂、锅炉厂，接着是制革厂、玻璃厂、缝纫机厂、罐头厂逐一出现。
古老的习俗也与这些新事物如影随形。这是一个炫耀与寄生的社会，没有一个商人与官员不被大批仆从所包围，迷恋用玉石做成的如意、烟盒、扣子、戒指、手镯，每个人的右手拇指上都戴着“扳指”。社会疾病——鸦片馆、妓院——遍布每个角落，对于很多人来说，广州散发着一股邪恶的诱惑，一个法国人甚至说夜晚的广州“像个富有、美丽的高级妓女，她头戴花冠，全身珠光宝气，用迷人的声音、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着三色堇爱情歌曲，在夜色的掩护下，毫无矜持地进行着它那撩人情欲的交易”。[49]
梁启超在1885年来到这里时，这座城市刚刚从一次恐慌中摆脱出来。两年前，法国与中国在越南北部（常被称作东京）爆发冲突。这是一个新兴的欧洲强国与一个陷入衰退的东方帝国之间的对抗。前者想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后者则想重申自己对于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这场冲突也将强烈好战的“清流派”官员推到了权力中心，他们相信只有强硬姿态才会威慑住西方蛮夷，他们的言辞表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应对方式。清流派纷纷被推向了前线。声名显赫的张佩纶被派往福州，领导南洋的水师；张之洞则从山西巡抚任上被调到广州，出任两广总督。作为前线指挥部的广州陷入焦灼，担心法国人的攻击。广州的脆弱在这场危机中再次显露无遗，尽管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它在海防上仍毫无准备。张之洞发现广东只有飞云号、济安号两艘吨位不足的兵船，倘若法国人来攻，清军毫无应对能力。
广州改变了张之洞，他从一个沉迷于道德文章的清流派变为一位推崇洋务的地方大员，尽管自以为是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他开始铺设电报线路，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广东钱局铸造银圆，筹建炼铁厂、织布局，熟悉了“克虏伯”“毛瑟枪”这些新名词。他还修建了广东第一条马路，总督署则安装了发电机，电灯照明轰动了广州城。在广东，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应对一些新问题，例如汹涌的出国浪潮，以及如何保护海外华人劳工的权益。
对于这崭新的广州生活，梁启超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很有可能，梁启超尚不知如何描述这一切，他所受的所有训练，都是如何像古人一样思考、表达，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尤其是，对于这个十三岁的新会少年来说，训练制艺准备科举才是首要考虑。
与大部分来到省城的学生一样，梁启超先要寻找一家“大馆”就读。“大馆”专为应试的学生而设，先生至少获得过举人功名，他们往往租赁祠堂或是寺庙中的闲置房屋，招收生徒。每馆招收学生上百人，全靠授课先生的名声、课程与个人魅力。在馆中，先生每日讲课一两个小时，内容以八股文写作为主，兼带经史、诗赋、策论，都与乡试、会试有关。每周都有考试，除去八股文，还有试帖诗、律赋、史论等。学生的试卷，由先生批改，优等者会张贴出来供人观摩。
梁启超先是在吕拔湖的学馆中就学。吕拔湖曾中举人，是闻名一时的科举教学者，学馆前张贴着门联：“两朝三进士，一榜半门生”，以标榜自己卓越的教学成就。[50]他以风流不羁的名士做派著称，流连于珠江的紫洞庭上，同代人的诗词中常出现与他一同出游的记载。他一定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物，一位文人多年后回忆起广州往事，还用方言写道：“吕拔湖八股文章讲起，秀才笑口唔埋。”[51]接着，梁启超前往佛山书院，受教于陈梅坪。举人陈梅坪曾出任学海堂的学长，除去梁启超，日后闻名的梁士诒、吴沃尧也出自他的门下。
梁启超接着入读于石星巢设在翰墨池旁边的大馆。番禺人石星巢1873年中举，曾短暂地在广西与四川出任地方官员，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更适合教书，并钟情于纵酒之乐。梁启超和石星巢情义甚笃，日后声称自己十五六岁所学的知识都是来自这位先生，民国后还为这位家贫的先生谋取职业，请他给梁思成教课。翰墨书馆有一座图书馆，名字颇富禅意——徂徕山馆。石星巢将藏书开放，学生们可以自由借阅，一位叫康有为的读书人偶尔也会从隐居的西樵山过来借书读。
在梁启超的新生活中，应考是最重要的事。他已在第一级考试中展现出才能，接下来的乡试中，要应对来自全省的竞争者。考试的内容从小题变成了大题。小题是应对县试、府试所用，常有故作聪明的截搭题目；大题则用于乡试与会试，题义更为完整，又分为连章题、数节题、一节题、单句题等，考生不仅要更熟练记忆四书五经的内容，还要把它发展成更富技巧的写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风，倘若你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风气，便无法脱颖而出。八股文声称要为圣人代言，在被称作“时文”以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它的命题范围被严格限制于四书中，文体高度形式化，但又要求写作者同时发挥出独特的感受与判断。评审的标准充满个人色彩与偶然性，有限的考官根本无法应对如此多的考卷，很多不过是匆匆一瞥，于是揣摩考官的趣味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技能，像是举业中的“金针”，按照小说家吴敬梓的辛辣讽刺，倘若没有揣摩的能力，圣人也未必能考中。“大馆”先生们的声誉正是建立在他们的揣摩能力之上。
拥挤入梁启超生活的还有大量的应试指南。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分别叫秋闱与春闱，试卷被称作“闱墨”，卷旁还有考官的点评。被选中“闱墨”是时代趣味的最佳反映，让应试者训练他们的“揣摩”之技。新生的出版业则催生了这个产业，石印册子只需要雕版印刷时间的十分之一，常常是考试刚刚结束，对应的文选就已印出来，被迅速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广州，同文书局就是这样的新兴石印书局。《策学备纂》《诗句解题总汇》《新选五科墨》《乡墨仅见》《大题观海》《大题多宝船》，这样的书籍四处可见。[52]
“闱墨”的泛滥也象征了这个时代的学风，这些被认为是帝国最聪明、最有前途的青年，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对速朽的“时文”的模仿中。当时的一位士人感慨道，学人们崇拜这些墨卷，反而不读书了；《申报》则评论说，一般的学子从事试帖制艺，平日孜孜以求的，不过是“三场程式、八股声调、历科试卷、高头讲章，以是为利禄之资，功名之券”，而一旦学会作文、中了科名，则将所有经书都束之高阁，在这样的情况下，“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53]
这是一种惊人的知识停滞，记者发现中国的士人“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而“人的心智就像大清国女人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54]另一位路过广州的旅行者则发现，“中国的学者把精力浪费在维护知识的一成不变之上”，他接触到那些久负盛名的教师，“他们对地理、历史和物理一窍不通”，“那些强大的脑力，若环境适宜，本可掌握最尖端的课题，从事最崇高的探索……却被浪费在一种幼稚而荒诞的体系中”。他震惊于僵化知识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高度灵活性之间的反差：“中国人足智多谋，将他们对物理学有限的知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实是让人叹为观止。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既能将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为何又长期故步自封，驻足不前？”[55]
即使尚不具备这样的批判性视角，梁启超也会感受到八股文的乏味与荒诞，功利世俗的同学也多少令人厌烦。与新会的秀才塾师不同，广州城的先生们不仅功名更高，还有更广泛的见识，他们都去北京应试过，与各地文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交往。他们都来自广东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声誉卓著的学海堂，其中陈梅坪还做过一任学长。[56]这些阅历与学养一定也在课堂上、阅卷中传递给梁启超，将他带到了学术的边缘。
在吕拔湖口中，梁启超第一次了解到段玉裁与王念孙的训诂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57]但倘若真想进入学术世界，还必须去一家真正的书院就读。除了学海堂，梁启超并无他选。
二
广州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那是个书院开始兴起的年代，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创造了一种新传统，学者们授课、交流学问，有图书馆可供借阅，还因地处山林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的独立，只与学问有关，不受政治权力影响。广州的禺山书院正诞生于那个年代。
这种理念就像中国历史本身一样，为各种动荡所打断。书院的另一次兴盛产生于明末，它变成了政治的延伸，学者们通过历史、哲学之辩，来实践他们未竟的政治抱负，其中风头最盛的无锡东林书院更是充当了批评政治权力的舞台。除了陈白沙创建的书院略为知名，广东在这次浪潮中缺乏影响力。
清代统治的到来令这个系统迅速崩溃。书院被视作政权的威胁，顺治皇帝下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形之徒，空谈废业”。[58]直到1733年，雍正帝才再度允许创办书院，这位勤勉、着迷思想控制的皇帝只许官方创办书院，而且只准教授八股文，不能公开讲学。书院成了驯化士人的重要手段。
18世纪的中国相对平静，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数量激增，科举考试稳定进行，严酷的禁令逐渐松弛，一股兴建书院的浪潮又开始了。清水壕旁的番山书院于1683年重修；一群盐商在1757年创办了越华书院，专为外来的商人之子求学所用；当十三行在18世纪末崛起，从海洋贸易中获利的行商们在1811年建立了文澜书院，再加上省级、府级、县级书院与学宫，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书院系统。[59]
但广州未产生有全国影响力的书院。在文化版图上，不管是科举成功的人数，还是涌现出的杰出学者，广东远落在浙江、安徽、江苏这样的省份之后。1817年，一位梁姓的广州举人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考棚内，旁边的考生偷偷询问他一个问题，他立刻说出自《汉书》，一个浙江考生听到对话后惊呼道：广东人居然也知道《汉书》。[60]
这一悲惨现状最终被阮元改变。出生于1764年的扬州人阮元，既是那一代仕途最得意的官员，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赞助人，他对于经学、史学、金石、天文、书画、舆地、历算都深感兴趣，是乾嘉考据学后期一位重要学者，广博的知识在同代人中鲜有人能及。他还开创性地编辑出版了《畴人传》，将天文学家与数学家列为可以认真对待的写作对象，这些人此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他将自己的知识趣味融入支持的学术事业中，1810年署理浙江巡抚时创立了诂经精舍，要求书院拥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而不仅仅是科举的附庸，并鼓励学子对学问本身产生兴趣，不要沉迷于应试技巧。诂经精舍不考八股文，也不闭卷考试，除去经学、史学，还增加了算学、天文学、地理学，随即成为新型书院的表率，在它培养出的众多著名学者中，有一位叫章太炎，日后将成为梁启超的同事与对手。
阮元1817年出任两广总督时，把这股雄心也带到了广州。对他来说，广东的学术世界面临着双重的挑战。它被知识版图遗忘，在过去两百年以考据为中心的学术思潮中，江苏、浙江与安徽是牢固的中心，广东位于边缘；尊崇的学术传统也令人忧虑，珠江三角洲最受人尊敬的学术人物陈白沙，是晚明学风的缔造者之一，讲求个人对世界的直觉感悟，而不是知识性的考察。
阮元想通过兴建一所新书院来打破这种僵局。书院设在越秀山上，远离商业与权力中心，暗示着对纯粹学术的追求。“学海堂”这个名字是对东汉学者何休的纪念，何休学识渊博，学问有如海洋。阮元特意为书院撰写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论德雕龙文心”，象征贯通中国学术的雄心。[61]
学海堂立刻成了广州的学术与风尚中心。它不仅是阮元的个人志趣，也容纳了本地精英的文化抱负。总督府拨发银两与田地，捐助人有来自江南与福建的文化、商业精英，也有客家人，以及居住在内城的旗人子弟，还包括著名的商人伍崇曜，他是珠江旁的十三行的领袖，也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其财富有相当比重来自鸦片贸易。[62]
学海堂的组织结构与普通书院不同，它期望学生能有一个更为专门化的知识探索框架，因此设立八名各有所长的“学长”，而不是一名“山长”。只有贡生才有资格入学，一般童生则无缘。一旦被录取，这些学生会获得善待，优秀者甚至可以每月领取作为补助的“膏火银”。课业分为四科，每科由两位学长执掌，每月授课两次。这里倡导自学，学长面授学生的仅仅是些提纲挈领的讲述。札记是主要的交流平台，每个学生有日程簿，将每日所学填上，学长借此督促进学。学生与学长每月聚餐，共商学问。每学期的优秀课卷会刊刻在书院的文集上。
学海堂吸引了大批杰出的学者与学生，1829年《皇清经解》的出版标志着它的成熟：七十多位作者，一百八十多种著作，三百六十多卷，一千四百多页，是对过去两个世纪汉学研究的一个总结。除去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这样的汉学家，书中还收录了庄存与、孔广森等人的作品，他们属于常州学派，尊崇何休代表的今文经学。学海堂不满足于只是将江南文化移植到广州，他们尝试用考据的方法重写岭南的历史，学长吴兰修撰写了《南汉纪》，伍崇曜则资助出版《岭南遗书》，通过重新叙述岭南的漫长历史，重塑广东人的身份意识。[63]
学海堂也深刻地卷入广州城的历史中。它侥幸逃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红巾军起义，却未能躲掉1857年英法联军的到来，炮火彻底摧毁了学海堂的主建筑，“野蛮人”占领了广州，学堂停课，师生们躲到了乡下，大批书籍被焚毁、散落各处，《皇清经解》刻版丢失大半。
英国人与法国人在1861年撤离后，一场重建开始了。领导这场重建的是陈澧，他是再典型不过的学海堂产物，这位首届专课生曾出任学长，是岭南最声誉卓著的学者。危机将他推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将重建变成一次扩充，学海堂购买了更多的田产，大规模重刻了著作，包括《学海堂丛刻》《通典》《皇朝通典》等。学海堂的复兴也可以视作同治中兴的一个缩影。比起江南的书院，学海堂的这场危机不值一提，因为太平天国之战彻底摧毁了江南的学术传统，书院、藏书楼几乎被毁坏殆尽，学者们四处流落，甚至死于战火。广州反而成了相对幸运的地方，阮元的雄心实现了，世人在评论学术时，开始说“江浙衰而粤转盛”。[64]学海堂的两位肄业生陈澧与朱次琦开始享有全国性的声誉，被视作咸同年间的学术领袖，广东士人无须在江南士人面前感到自卑了。
高级官员都试图在这所学堂留下某种痕迹。1865年，广东巡抚郭嵩焘决定，在经史外增加数学一门，由精通算学的邹伯奇讲授。张之洞到来后，则将专课生的数量从10名增加到20名。新书院不断涌现，却没有一所能挑战学海堂的地位，1879年的《广州府志》写道：“（广东学子）见闻日扩，而其文亦渐进纯熟，岭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65]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优秀少年，学海堂自然是城中的最佳选择。1888年，他以十六岁之龄成为这所书院的正班生。此刻，阮元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陈澧代表的白银时代也已成为往事，学海堂正不可避免地滑入衰落。强有力的学者消失，学长们不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886年刊刻的《学海堂四集》是最后一部诗文集，此后既无经费也缺乏优秀人才来刊刻新的文集了。1870年代末，一位叫汪瑔的专课生颇为感伤地回忆起道光年间的辉煌岁月，包括老一代学长对荔枝的吟诵。[66]
梁启超仍能感受到阮元的痕迹。特为阮元兴建的祠堂里悬挂着这位创建人的大幅画像，每年正月二十日，师生们照例行礼纪念。他的学术志趣也被传承下来，翻开学海堂1888年的考试题，既可以看到对《诗经》《尚书》的测试，又有关于《史记》、杜甫与韩愈的内容。[67]
进入学海堂也意味着梁启超成了学术社群的一员，要养成治学的习惯。“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他后来写道。顾炎武可能是这种传统的开创者，他在《日知录》中记下每日的读书、思考。这是一种严格的思维训练，分为四个步骤：首先，你要留心观察，发现事物的特别之处；其次，你要注意与词语相关的事物，将它们罗列比较；接下来，再综合这些观察，得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则是多方收集资料，来证明或推翻自己的观点。[68]在学海堂，这套逻辑发展成“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训练。[69]
考据学正是建立于这种归纳法之上。清代学者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是札记之书。不管是打开梁启超学术视野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还是陈澧著名的《东塾读书记》，都遵循这一方法。他们警惕任何猜想与自我发挥，讲求句句有出处。梁启超日后常用此法勉励年轻人，但他自己却并非完美的实践者，热忱、想象力与经常缺乏根据的猜想，才是他写作的基调。
“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梁启超也体会到了学术风气的转变。他曾写过洋洋万言的《汉学商兑跋》，回应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出版于1826年的《汉学商兑》，尽管充斥着门户之争、个人偏见，但预示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气的到来，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考证学派，开始暴露越来越显著的弱点，如何兼容汉学与宋学成为新的学术风尚。
梁启超强烈的书写欲已展现出来，曾手批《四库提要》六十或八十册。他在课业上表现非凡，据说曾经连续四次季考第一——获得过相似荣耀的是文廷式，学海堂另一位著名才子，比他年长十七岁。这些成功带来了丰厚的膏火银，让他的嗜书欲得到满足，购买《皇清经解》《四库提要》《百子全书》以及前四史诸多图书。梁启勋回忆说，每当假日，梁启超就带着大捆书籍回到茶坑村。[70]
学海堂不仅意味着一套学术训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学友们在越秀山赏花，在荔枝湾的花船上饮酒，在富人的风雅花园中联诗，感悟历史、山水、友情、节气变化、人生之悲欢。在日记中，第一任学长谢兰生描述过一个广东雅士的典型生活，对这个群体的文学趣味、纤细的感受力、对词语的精确把握倍加推崇。上巳花朝，中秋看月，九月赏菊，冬至观梅，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初夏，红艳的木棉花环绕山堂，激发起岭南诗人对于家乡的吟唱，学海堂中也颇有因诗词闻名的师生，梁启超不属于这个群体，诗词不是他表现自我的方式。
进入学海堂，就意味着进入了地方精英的行列。梁启超自称是1887年的专课生，但名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这很可能与他主动退出有关，又或许是因为1903年学海堂关闭时他仍是在逃的通缉犯，需要被刻意忽略。抑或原因没有那么复杂，仅仅是他的记忆失误而已。名单上的20名专课生，并未产生一位对历史稍有影响的人物，或许只有香山人谭骏谋值得一提。1891年中举后，谭骏谋成为一名外交官，曾出使古巴与秘鲁。1888年的专课生名单上，谭镳名列其中；还有香山人陈景华，他不仅将在七年后的公车上书中颇值一书，还卷入民国的广东政治中；陈庆龢则是陈澧的长孙，代表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71]
学海堂是一个纪律松散的学术机构，每月两课、每年只有四次季考。学生们可以在其他书院选修课程，梁启超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三家书院的院外生，它们是广州几家最知名的书院，菊坡精舍尤其讲究辞章训练。院外生只需要在书院里固定参与考试，成绩优秀者也可获得膏火银。
1888年，梁启超多了一个新选择。张之洞开设了广雅书院，规模恢宏，准备每年在两广地区招收200名学生，书院不仅资金丰厚，还开创性地为师生设立了斋社，以使他们的学业生活更为稳定。山长梁鼎芬的络腮胡与他的诗才一样著名，他是风头正劲的清流派文人，因弹劾李鸿章名噪一时。张之洞期待广雅书院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海堂，助他建立起阮元式的声誉。梁启超内心的骄傲此刻显露出来，他发现这所学校官气十足，一旦长官莅临，全体学生必须在门口站班迎接，便退出了书院。
借由这些学生彼此重合的书院，梁启超拓展着自己的交友范围，麦孟华、江逢辰、杨寿昌、曾习经、陈千秋都成了他的亲密伙伴。他们的情谊与学识交流都将塑造他，有些人还会与他相伴终身。这些层层级级的书院，来来往往的年轻人，西湖街一带的繁荣书肆，构成了一个活跃的、令人兴奋的学者社区。紧随北京、苏州之后，广州成为第三大刻书中心，（光绪）《广州府志》记载：“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但经过两代人之后，府志的编纂者开始宣称“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72]
但不管学者们多么努力，他们面对的仍是一个僵化的、失去现实感的知识世界。尽管广州处于与西方交汇的前沿，一些学者也目睹着这些外来者带来的灾难，但在很大程度上，学海堂仍沉浸在一个自足的世界里。邹伯奇的学问和思想颇能折射出学海堂是如何应对时代转变的。他不仅对传统的天文、历算、地理学有独到研究，甚至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摄影机。他还是一位绘图高手，阮太傅祠的画像便出自他之手，郭嵩焘则请他绘制一幅现代广州地图。然而这些尝试最终都是浅尝辄止的，邹伯奇是“西学中源说”的最初创建者，在《论西法皆古所有》一文中，他认定墨子早已精通数学、显微镜。而两位最杰出的学海堂成员陈澧、朱次琦仍把注意力放在儒家的内部争论上，着力将汉学与宋学调和在一处，朱次琦私下对郭嵩焘出使英国经历的评论中，其痛心疾首之情与保守乡绅并无二致。[73]
变革进入中国的速度是如此迟缓，仍然停留在边缘与表层。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即使在学海堂这样的学府，一个敏锐如梁启超的人也很少遇到这些西方思想。在新会时，他仍相信经书中蕴含着永恒的真理，“不知天地间于括帖之外，更有所学也”，在广州虽然知道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却不知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这种学术是去政治化的，经过乾嘉时代严酷的文字狱，学者们不由自主地都回避政治问题，所有的学宫明伦堂都立着这样的石条，上刻《卧碑文》，其中一条是“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74]
三
学问的世界很迷人，然而应试才是证明个人成功的关键。梁启超运气颇佳，因为光绪皇帝大婚在即，1889年加开了乡试与会试。借着这次皇恩浩荡，读书人多获得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考试照例在贡院举办，首场的日期是八月初八。乡试因在秋天举办，也称作秋闱。广州贡院是晚清四大贡院之一，它的历史也象征了广东日益增加的人口、日益激烈的竞争。贡院在1684年修建时，设有5000余间号舍，它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广总督劳重光1861年重建后，号舍增加至11708间，数十间为一列，用千字文编号，象征了重新到来的稳定与繁荣，以及更为残酷的竞争的到来。1867年，超过一万人参加考试，只有109人中举。少数人有幸成功，失败者则偶尔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广州城的命运与这些失败者紧密相关：在唐代，屡试不中的黄巢一把火烧掉了广州城；仅仅四十年前，另一位失意秀才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当然，科举成功者的表现也让人难以恭维，富有文名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充分彰显出帝国的选拔制度无力应对陌生挑战。
但在制度彻底崩塌前，它仍吸引着每一个青年。与所有考生一样，梁启超一早手提考篮，在贡院门前等待，场面壮观而喧闹。“南方省份满怀希望的士人又一次会集广州。沙里淘金，要从九千余名士子中挑选出最有中选希望的才子”，一位传教士描述道。[75]考生中既有梁启超这样踌躇满志的少年，也有屡试不中的中年人，甚至白发苍苍的老者。这是一个年龄、身份、经验各异，纯粹由男性组成的群体，相似的经典教育、一朝成名的梦想将他们汇聚成一个牢固的群体，他们充满了挫败、哀叹，却仍旧满怀希望，为贡院门口巨大匾牌上的两个大字“龙门”暗含的愿景深深痴迷。
比起牌匾上的光辉许诺，进入考场之后场面颇为尴尬，甚至令人感到羞辱。这些已获得特权的生员，只能穿单层衫褂、防止不慎夹入纸条被当成舞弊。考篮要以竹条或柳条编成，有玲珑格眼，笔管、蜡烛台、砚台最好也是镂空的，甚至充饥的糕饼与馒头都要切成两半，以示没有塞进纸条……盘查者大声吆喝每个考生的名字，完成搜查。科场是通向权力与声望的唯一渠道，舞弊是对权力合法性的公开否定，怎样严厉都不为过。这看似公正的严厉也象征了帝国的统治风格——不相信任何人，以各种方式让其子民斯文扫地。小说家蒲松龄把这些应考的秀才形容成赤脚提篮的乞丐、受审之犯人，他们有些人可能尚未考试就被赶出了考场。
考试经验倍感折磨。连续三场，每场皆是两夜三日。首场考试在初十日结束，接下来是十一日至十三日的第二场，十四日到十六日的第三场。狭窄的号舍内放置两块木板，白天分别用作桌椅，晚上则合为床。考生入内即封号棚，直到交卷后才打开，你要在其中构思文章、煮饭、睡觉、对月长叹，听旁边号舍的考生兴奋、叹息，甚至发狂。倘若号舍恰好在厕所旁，你恐怕更是度日如年。
夏日的炎热增加了这种痛苦，一位官员向总督张之洞报告说，贡院的空间太过逼仄，“人气相蒸，易生疾病，且散漫无稽”。[76]而他们终于结束考试出闱时，则“神情怅况，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77]
这一年乡试的题目依然是典型的旧题材。第一场试题分为（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题则是“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78]主考官李端棻是1863年进士，颇受倭仁器重，思想却并不保守。他遵循着一个翰林院编修的典型道路，出任地方的学政，充当考官。副考官是福建人王仁堪，同考官之一的李滋然是张之洞创建的尊经书院的肄业生。[79]
张榜是在九月十六日聚奎堂。聚奎堂过于狭窄，榜单甚至不能平铺展开。现场也是一幕人间悲喜剧，拥来看榜的人有的发出狂喜的叫声，有的则黯然离开，“草木皆惊”。[80]
几年来的训练富有成效，梁启超榜列第八名，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个值得庆贺的时刻。他的文章被刻入己丑恩科的广东闱墨，供以后的考生研读。这一年仅有85名中举者，谭镳中榜，曾习经名列第五十九，同榜的还有张元济。他们互称“同年兄”，这是读书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就像来自同一个家乡或是出自同一位老师门下一样，能够带来即刻的友谊与认可。总督府外专门为新科举子设立了鹿鸣宴，这是唐代开始的传统，用《诗经》中的“呦呦鹿鸣”来比喻招呼同伴的欢宴。
接下来还有一连串令人陶醉的欢庆，各式宴请、祝福纷纷涌来。功名将进入家谱，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家门口树立旗杆。中举还意味着实际利益，馈赠、赏金将使举人过上上层生活。
喜事接踵而至，主考官李端棻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这几乎是中国读书人的完美际遇：一个勤奋、聪颖的少年，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同时到来。在流传的说法中，原本希望把女儿许配给他的是副主考官，不过被李端棻占了先机。面对这样重大的提议，梁启超有一丝困惑，他要按照惯例向父亲禀报，婚姻要接受家族的安排，而非个人选择。据说梁宝瑛一开始不敢接受婚事，担心两家地位过于悬殊，而李端棻坚持认为，尽管梁启超出身寒门，却并非池中之物，终有一日会飞黄腾达。[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