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尽的思念
父亲范仲伟是宝天山区原拓石铁中的教师，已去世30年了，但父亲生前的几件往事却使我常常难以忘怀。
父亲祖居陇东庆阳，幼读私塾，后入陇东师范。其时，抗日烽起，师生流亡，痛感沦陷之悲、国难之殇。父亲书生意气，爱国心诚，国难当头之日，毅然投笔从戎。军旅生活的疾苦劳顿，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自我记事，父亲已是每日止痛粉不离口了。母亲见状，焦虑万分。但家中孩子既多，收入又低，生存已感艰难，何能谈及营养。因此，家里仅有的那点细粮母亲就留给父亲。每次做面条，母亲都是先给父亲捞出一碗，然后往锅里调上玉米面，加上青菜煮一下，再带着我们姐弟们吃那面糊糊了。父亲感激地看一眼母亲，端起碗来先喂小弟一口，再给我喂一口，自己吃一口，再喂小弟……一碗面条他实际上吃不到一半。于是母亲下次再端来面的时候，就要看着父亲吃，父亲不停地催促母亲去忙别的。母亲一转身，父亲就向我们招手，又一人一口地喂了。母亲心疼地看着父亲，也是一脸的无奈。
终于有一天，父亲下班还没有回来，母亲把我们姐弟叫到身边，凄然地说：“过去人家是靠田地活命，现在咱们家是靠你爸活命，你爸胃病这么重，我一个家属，又没有工作，要有个好歹，我们一家老老小小可怎么活啊！”说着先自流下泪来。大姐年龄大些，已哭出了声；小弟年幼，见母亲和姐姐流泪，吓得哇哇大哭，一时屋里哭声一片。当时，我年龄还小，体会不到母亲说这话时，内心里的那份悲凉和凄苦！多少年了，当年母亲流泪说话时悲戚的神情，就像刀子刻在我的心上，使我在生活上永远都不敢奢侈！
那天，父亲下班回家，母亲端上面来，父亲又向我们招手。我们都把脸扭过去，向屋外走。父亲见状心里明白，喊一声：“站住！”只见他站起身，端起碗走到灶前，“哗”地将一碗面条全都倒进了锅里。我们惊恐地看着父亲，半天没人说话，那一顿饭，全家人是流着泪吃的。
父亲的柳体字写得非常好，几乎和字帖一样。听他说，小时候农家人节俭，是用黄土加上水，在盆里调成泥糊抹在石板上，用毛笔沾着清水写字，写完了再抹，他在讲课时写的板书，是我至今见过的最苍劲、最美洁的板书。他班的学生，字都比别的班的学生写得好。我就经常见他改作业时，学生没有写直的一竖他给描直，把没有写好的字勾出来，在旁白处另写一个字，专为示范，又对写得好的字划一个圆圈，最后写上大段的评语。“文革”结束后，父亲的教案在全系统几十所中小学展览过。
由于父亲的字写得好，每年过年过节为邻里们写对联就成了父亲的差事。别人拿着纸来我家，父亲不管多忙，都是笑呵呵地放下手里的活，赶紧给别人写，写完了，还要在上联上边斜折一个角，告诉来人说：“折角的是上联，贴在右边。”如果还听不明白，父亲就会陪来人到我家门口，指着门框比画着说清楚。父亲的字写得好，人又和气，无论认识不认识的，只要登门，父亲都是让座、上茶、写对联，来人走时都是很感激的。
那一年，二姐中学毕业面临招工，主管招工的主任捎话，让父亲带上笔墨去他家写对联。父亲闻言，脸色陡变，对捎话人道：“我近日手抖，写不成！”母亲听了，急得直掉眼泪，哀求道：“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父亲愤然道：“他来，我可以给他写，他召我去他家写，这算什么！”说完径直走了。母亲急得直跺脚：“这个书生，这个书生！”
父亲的日常生活似乎只有三件事：备课，上课，改作业。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但在“文革”前，由于有参加过国民党军的历史，父亲一切的付出和努力，从来都没有被学校肯定过。特别是“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学校，召集老师开会，张口闭口都是“臭老九”的羞辱。一次，一个姓樊的工宣队员用教鞭指着父亲的鼻子辱骂道：“你个臭老九，书教得好有什么用，除了会教书还会干啥？”过后多少年，别人提起这事，父亲直摇头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
1976年我高中毕业，要下乡了。头天晚上，父亲叫我坐在他的对面，默默地吸了两支烟，凝重地说：“你也快17岁了，走入社会，就是大人了，家里的情况你都清楚，我只对你说一句话：将来你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家里真的帮不上你啊！”我一抬头，看见了父亲黯然的眼神。
父亲退休了，因书教得好，另一所铁中的校长便亲自登门，请父亲前去代课。父亲一辈子离不开学生，便欣然去了。他吃住在学校，干活从不讲价钱，校长很感动，多次到家拜年致谢。父亲工作虽然顺畅，但心里总还是惦念着远在宝天山区工作的小弟。我对他说，校长来家多次说，家里有困难给他说，听说学校正调人，我们去找校长说说。父亲急得直摆手说：“那不行，那不行！别给人家添麻烦。”正巧，校长从门前经过，我介绍了小弟的情况和调入的请求。校长很爽快地说：“可以，范老师来学校这几年，没黑没白，一人干几个人的活，我正想给他办点事呢！”父亲窘迫得满面通红，不住地说：“别为难，别为难！”
父亲去世了。是从讲台上发病后，直接送到医院，不到20天人就走了。其实父亲早已有了感觉，只是强撑着，瞒着大家。在发病的前几天，他改着作业，突然对我说，还有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带的班也就毕业了，下学期他不准备带课了，怕顶不下来，耽误了学生。我看着父亲很疲惫的样子说：“好啊！明天我陪你先去医院看看，休息两天！”父亲着急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毕业班，正较劲呢。我这里有药，一个月时间顶一顶就过去了。”可是学生还没毕业，他却真的顶不住了，极不甘心地倒在了他一生钟爱的讲台上。
父亲停放在太平间的水泥台床上，母亲怕父亲孤单，要陪他，我说我陪。我一个人在太平间点着蜡烛陪着父亲。夜深了，寒气上来，我起身给父亲掖了掖被子。借着烛光，我看见父亲的嘴微微地张启着，他是还有什么没有给他的学生教完吗？还是有什么话要叮嘱我？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父亲的脸，冰凉冰凉的，我的心“咯噔”一下，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父亲真的走了啊。我伏下身子，抱着父亲，将脸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脸上。我在心里长长地叫了一声“爸！”想着父亲的往事，想到人去不能复生，我已是泪流满面……
父亲的董志塬
父亲出生在董志塬，也安葬在董志塬。
董志塬，位于陇东庆阳泾河北岸，在马莲河与浦河之间，是黄土高原上最完整的一块高台原地，有近千平方公里。董志塬上的人最津津乐道的是流传了千百年的一个故事：说，自宋始，陕甘两地降雨日少，田地歉收，百姓苦难。一高僧欲化缘建一甘露寺，向天祈雨润泽两省人民。他从潼关黄河岸边开始，一路向西化缘到了董志塬边，向一户财东说明来意，财东听了急忙拿出了10个元宝双手奉上，作为建寺资费。高僧想想走了一路，也没有化缘到10个元宝，不曾想在董志塬边一家，就化到了10个元宝，故感慨道：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这既说明董志塬人淳朴厚道乐施向善，也说明当年董志塬物产丰富，人民富足。当然也不排除，董志塬人自夸自得的成分。
董志塬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物产丰厚。是秦先人公刘农耕创业之地，控镇萧关，襟带秦岭，两千年周秦文化一脉相承。但是到了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举事，却使董志塬遭受了灭顶的灾难。近来我查看一些有关陕甘回民事变的史书资料说：自1862至1873年，陕甘回变的12年间，两省死亡的民众高达2000万人，其中汉人1500万人，回民500万人。而当时陕甘两省的总人口，也仅有2600万人，死亡人数在四分之三以上。在我们老家董志塬那一带死亡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大些。据说，董志塬上经过反复的民族仇杀，几乎没有存留下什么人了。在我们范家铺方圆百里，仅剩了范家的一个男人和李家、尚家的两个女人。3个人搭伙生活，并且约定所生的孩子姓三家的原姓，自立门户以续三家香火，祭祖同拜一个祠堂，但不可通婚。所以现在，在我们老家姓范的和李家、尚家的是不通婚的。
2002年，我回董志塬的时候，认真查看了族谱，这些事情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我们老家的家谱也是自从陕甘回民事件以后才有的记录。之前的事情问过我叔，他说，人都死尽了，已经无考了。从那次事变到我们这一代一共是5代人，范家已有260多口人了。
事变平息之后，董志塬上人烟稀少，良田荒芜，官府组织移民计口授田，首先是原住民，优先得到了土地。我的太爷爷是秀才出身，有一定的文化。董志塬上第一所私塾就是我太爷爷办起来的。听我父亲讲，当时我们家族的教育方式也是很有意思的：家里办有私塾，凡是到学龄的孩子都要去读书。书读得好又愿意读的就继续读，家里无论如何艰难都要供下去。读得不好，也不愿意读的，识个字，能写个名字，记个账，也就算了，早早回家下地干活。到我爷爷那一辈弟兄4个，没有分家，是一个有20多口人的大家庭。父亲书读得好，一直读到陇东师范，每年开学都是大人赶一个牛车，拉上一车粮食到城里卖了，充做学费。我问过父亲，你在平凉读书，我叔也读到高中，家里头别人没有意见吗？父亲说，农民啊，哪能没有意见呢，我之所以上师范，就是为了减少些家里的负担，让你爷爷不要太为难。好在兄弟4个都很亲好，特别是你大爷爷刚强、硬气、有主见，家当得好，妯娌们的意见也就压住了。当然小矛盾还是有的，所以你爷爷奶奶在家里从来都是多干活少说话，克勤克俭。最后还自愿把家里的那一顶富农的帽子戴上了，也算是对弟兄们的一种报答吧。
说起那一顶富农帽子的事，也是蛮有趣的。刚解放，我叔高中毕业就参加了解放军，当时高中生就是大知识分子了，很快就做了军官。这时家乡准备进行土改，弟兄四个急急忙忙的把家分了。但家里有一个长工，长工跟着谁谁就要定一个高成分，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我爷爷说，我的儿子在当解放军，就把这个长工分给我吧。就这样弟兄四个，其他3个都是中农，我们家成了富农，其实当时在兄弟当中，我爷爷是不当家的，只管干活，当家的是我大爷爷。
父亲读书的地方紧靠着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在学校里有组织，一个老师就是共产党员。通过借书、学习、交流发展他们十几个同学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且在老师的带领下，投笔从戎投奔延安。据父亲后来说，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在学校也是很活跃的，可能他们投奔延安的十几个人里面有国民党的人。因为，他们在投奔的路上，全部被国民党伏击抓住了。老师在临刑前，对他们说，其中的一个学生可能是特务。但是这个学生最后却真的参加了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做了一定职务的干部。我问父亲，这些情况你向上边汇报过没有？父亲说：当时一块投奔延安的十几个人，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死了，就剩下他们两个，没凭没据，性命攸关的事怎么好去说。父亲就这样拼着命去投奔共产党、八路军，结果却做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军官。我问父亲，你们都是有文化、有信仰、有追求的人，怎么不逃跑啊？父亲告诉我，逃跑的也是有的，但只要抓住了，就会召开士兵大会，当众枪毙，非常恐怖，所以就没有敢跑。
父亲先是在学校跟着共产党跑，后面又让国民党给抓住了，当了国民党的兵。战争年代，通信不发达，学校来信告知父亲失踪了，家里人就慌了神，派人四处去找，但兵荒马乱，哪里找得到？祖母想儿子天天哭。20世纪60年代我回董志塬见着祖母的时候，她的一只眼已经瞎了，另一只眼也哭坏了，都是当年哭父亲哭的。
父亲有文化，字又写得非常好，就做了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也就是现在部队里面的文书。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1947年胡宗南攻占延安时，父亲也随着国民党军队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地方。在延安，看着墙上的标语、板报，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画像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当年在学校，他就是冲着这些标语，冲着这些板报上的道理，冲着这两个人而冒死来投奔延安的，没有想到当他真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却是一个敌军军官的身份。世事阴差阳错，命运捉弄啊！
国民党在大陆的气数很快就尽了，父亲跟着胡宗南的军队一路败退到了四川，接受了共产党的起义改编。这时父亲可谓是真正的加入了他多少年向往的军队，但这个军队却再也不相信他了。很快父亲所在的部队就被遣散了，他也成了复员军人。说起当年遣散的经历，父亲还显得心有不平，那天早晨，他们突然被紧急集合起来宣布遣散命令，要求每名士兵就地放下武器，领取遣返费，不得滞留立即回家。部队小有点鼓噪，但是一看到操场边的山头上架满了机枪，众人只有乖乖地缴枪。连长以上官阶的都被集中在了军官学习班，实际上就是集中管起来了。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红色铅印，有彭德怀签字的父亲的复员军人证。“文革”过后我问父亲，既然共产党给你发过复员军人证，别人整你，为什么不拿出来？父亲笑笑平淡地说，连签证的人都被打倒了，这个证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复员了，在宝天线上一个叫拓石的铁路学校教书。有一年放假，他回到董志塬，他小学的同学在村上当小学校长，便请他去学校看看。父亲深深地为家乡学校教学资料的匮乏和孩子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惋惜！从此以后，父亲在学校的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收集各科的教材、教案、教学参考资料，每年回董志塬的时候，都打一个挺大的布包带回去。后来家里的人口多了，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大量邮寄又没有资费，父亲就将资料的重点内容摘要抄好给他们邮寄回去。几十年过后我回董志塬祭祖，父亲的同学说起这件事，还是感慨得很，说：事不大，但几十年做下来真不容易……我能够理解父亲对故乡、对董志塬那份深深的情义。书生乡愁半张纸啊！
父亲一辈子不愿给儿女添麻烦，1984年临去世的时候，他悄悄给我母亲说：想董志塬了。当时，我们姐弟们的经济都很困难。但当母亲把父亲这个愿望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表示再花费、再艰难也要满足父亲叶落归根的心愿。
父亲回到了董志塬，埋在了爷爷奶奶的身边。他是要对父母尽一份游子之孝吗？还是一生漂泊累了？想在董志塬上静静地歇息？……
哦，父亲的董志塬。
父亲的存书
父亲是教师，一生爱书如命。最珍贵的是《古文观止》和一部四卷精装本的《史记》。1966年却含泪烧掉了！
《古文观止》是父亲上陇东师范第一年时，学校作为优好学生的奖品奖给他的，64开本的连环画大小。可能是抗战时期纸张少的缘故，字很小又是铅印，有些就看不大清楚。好在里边的文章父亲都是背过的，所以字大字小也就无所谓了。
当年我们家族，亲兄弟之间是不分家的，可算是人口众多了。开了私塾，请了先生，族中约定：各家男孩，到了发蒙的年龄都要去读书，只要先生说读得好，本人又愿意，就一直读下去，费用族中公出。我们族里是我大爷爷当家，对先生待遇优厚，唯恳求先生严格管教，务必使这些孩子知书达礼，核算记账；并保证先生无论如何严罚，家族绝不干涉。据说先生每年都要打断板子。少数学生学的好些，大多数孩子都是10岁上下，会识字记账了，就不读书了，认为干活比读书轻松，快乐。到了我七爷爷做了公立小学校长，家族女孩子也可以读书，这在90年前封闭的陇东董志塬是很轰动的。
父亲就是在这种严惩重罚的环境下上到了初中毕业。当时，父亲和叔叔都在读书，花费都是族里公钱，别的兄弟，主要是妯娌们心里就不大平衡了，他们家孩子干活，我们家孩子读书；他们家孩子为家挣钱，我们家孩子花家里钱。父亲初中毕业，不想让大人为难，主动提出他出去谋事，供弟弟上学。
初中校长闻讯赶到家里，对我爷爷说起父亲勤敏好学，若坚持读书必有大成。校长是极力推荐父亲读书的，因为学校是要靠好学生来扬名光大的。
父亲很为难，既为理想惆怅，又怕爷爷奶奶受气。还是大爷爷有胆识说：家族既有约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老六上学（父亲行六）。父亲权衡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陇东师范。原因是师范学校上学不要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初中校长很遗憾，嘱其工作后一定要继续深造。父亲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很惭愧，觉得没有给母校争光，很对不起校长！
父亲在平凉陇东师范读书。平凉本是陇东重镇，抗战西迁，更显繁华。自己是乡下孩子，衣着土旧，来到城里多受富家弟子歧视，便暗下决心，埋头苦读。当时，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沦陷区逃亡来的大学教授，水平极高，理化课多用英语。父亲的勤奋好学得到了他们嘉许，第一学年父亲便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奖励了这本《古文观止》。上面有校长和众多名师的签名题词、极其珍贵。
这本书是父亲在学校最珍贵，也是最后的奖品。因为第二年，父亲和他的同学在共产党老师的引领下投奔延安，却在中途被国民党抓住，参加了胡宗南的部队，开赴山西和日本人打仗。
抗战后，内战又起，父亲随大军溃退四川，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千里颠沛，万般艰辛，但这本书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第二部书是一套四册精装的《史记》。1961年暑假，父亲来西安参加教师培训班。周日清晨，同事拉他去小东门鬼市。鬼市者：晓前成市，天明哄散，人影晃动，犹如鬼形。人头涌动的集市旁边，一个精瘦老者戴一副石头眼镜，穿一袭长衫，远离人群，独自蹲在城墙根下。父亲趋前攀谈，老者原是衙门里的师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钟楼邮局门前替人代写书信，年节写写对联。3年饥荒，生意惨淡，生活日艰，只好典书度日。说罢老者从腋下抽出一卷裹布，层层打开，露出了一套商务书局印的四卷本精装《史记》。
父亲当年做国民党军官的时候，买过一套《史记》。1949年扶眉战役，一发炮弹打在父亲的行李上，里边的物品都被炸成了碎片，包括那套《史记》。《古文观止》装在父亲身上，方躲过此劫，为此他心疼了很长时间。后来一直想再买一套，或有钱无书，或有书无钱，一直遗憾。今天遇见了，便爱不释手。这套书是史学大师顾颉刚的标点本。其史亦实，其校亦准，其注亦详，其评亦精。老者见父亲如此喜爱说：宝剑赠英雄，好书卖书生。你若真喜欢，我卖给你。父亲问价老者惭愧道：你我都是爱书之人，今日卖书论价，羞哉。罢，罢，罢，1本1元。当时饥荒，除了食品，万物皆贱。父亲同事大喊：你心也太沉了吧？父亲急忙止阻。身上却只有1张5元钱，放到老者手里，老者却无钱可找，一脸窘迫。父亲说：回家吧，不用找了。说完拉起同事疾走。进了小东门同事问：还有吃饭的钱吗？父亲一下愣住了，二人默默走回学校。
父亲每次出门，行装都是母亲安排。在正常的支出之外，母亲都会在父亲包里另放1块钱，说是穷家富路。那个学习班父亲就是凭借着这1块钱，度过了后面的一个星期：每天早餐喝碗玉米粥，中午、晚上各一个馒头或窝头。买了2分钱的盐，每餐用茶缸冲点盐水淡淡口，1天1毛钱伙食费。那时父亲走路都是顺墙而行，随时准备头晕欲倒之时，能扶墙就地蹲下……
2000年我将这个故事讲给儿子。儿子怔了一会说：爷爷为什么这么傻呀！我大惑不解，怎么傻了？儿子说：人都饿成那样了还不先去买个肉夹馍吃了，再去上课。我一下噎住，气愤的手高扬起，却在半空停住，又软软放下。13岁的儿子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无奈的一声叹息！
后来，思想改造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自我记事，对父亲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他不停地烧自己的书和笔记。每当运动来临之前，父亲就会小心翼翼，对照报纸上的提法，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不合时宜的文史资料、书籍、笔记投进灶火里烧掉。父亲每次烧书都是一个人蹲在灶口，一张一张撕着烧，特别是烧他写了几十年的日记、读书笔记的那天，父亲烧得很慢，火燃起来，映着父亲一脸的悲苦。
1966年，父亲的神经又陡然绷起来。作为国民党起义军官，又是富农成分。父亲既中规中矩，又异常敏感。现在看电视动物世界里那些温顺的羚羊，食草的时候耳朵都竖着，一有风吹草动，一脸的惊恐夺命奔逃。这时我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又开始翻腾他的小书箱。其实里面经过无数次的清理，除了《毛选》《语录》，只剩下《古文观止》和那套《史记》了。父亲几次拿起《史记》走向灶口，半途又停下坐在灶前的凳子上翻看，一会又回来把书放进箱子里。
1966年秋我上小学了。只上了10天课，所有的老师就接到了通知：停课，集中起来办“文革”学习班。在去学习班的头天晚上，父亲在屋子中间不停走动。母亲搂着我们惊恐地看着焦虑的父亲，谁也不敢说话。母亲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家是指望你爸活命呀！父亲来回走了一两个小时，一家人就这样忧虑地看着他，最后他一跺脚说，烧了吧，烧了吧。然后从床下拉出书箱，将《古文观止》和《史记》拿出来，坐在灶口一张一张撕着烧，烧到《古文观止》时，我看见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当父亲颤抖着把最后一页书投进灶膛的时候，他双手抱着头埋在两膝之间，肩膀一耸一耸的。母亲走过去用手搂住了他。
西哲说，当一个时代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制止，下一步就是烧人。父亲的书烧了，人并没有烧。只是从此变得更加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从来没敢和一个同事闹过意见，尽管他身边也有不可理喻的人。我明显地感到，最后那两本书燃起的烈火，不仅烧掉了他的忧虑，也烧掉了他身上的激情和尊严。人前对任何人都是一脸的谦卑，人后却永远是一副郁郁的沉默，心里的憋屈永远屈在心里。他无法告诉一知半解的儿女，更不愿让母亲担惊受怕。
憋屈的父亲不到60就走了，走的时候，他的眉是皱着的，嘴是张着的。几十年的憋屈使他紧皱的眉头长在了脸上。他心里应该有许多的话想对我们说。
为父亲送行的那天，我默默地将一本《古文观止》、一套《史记》放在父亲的手边，用被子掖好，但愿书在天国能够陪伴孤寂的父亲。
父亲的伤病
父亲的伤病，是在抗日的战场上得的。
20世纪40年代初，父亲在陇东师范读书，陇东紧靠陕甘宁边区，我们老家彭原五郎铺离陕甘宁就几十里路。当年沦陷区的大学老师纷纷逃亡陇东，在当地中小学校任教。陇东师范一时间人才济济，但在背后却是国共两党各存心智，是争夺青年的地方。
父亲的班主任是教修养课的任老师，是延安潜来的。任老师祖籍安徽安庆，是陈独秀远房亲戚，留日学生，高高个子，八字胡，瘦瘦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民国时期的修养课，我查了一下资料和现在学校里政治、德育、哲学课内容差不多，只是讲的三民主义，而其中又多是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样一想，就可以理解20世纪50年代初，大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生活优裕的留学生们，从国外急急奔回新中国投身祖国建设从国外急急奔回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就是我父亲那样谨小慎微之人，当年也是因为对执政者不满，追求大同世界才和任老师一同投奔延安，其实这些人的家庭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是未来革命的对象。
任老师对学生们极其关爱，特别是像父亲这样家境相对贫穷的学生（那也是富农），更是关爱有加。他组织学生们郊游、考察，目睹社会中贫富不均民不聊生，逐渐对政府的贪腐和不作为产生了不满。
任老师还组织了三民主义读书会，三民主义书上说的是非常之好的（当然中山先生要求党员行帮会之礼，按手印宣誓效忠个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一联系各级执政者的贪腐丑行，特别是二战爆发，孔家二小姐从香港救难飞机上下来，怀抱宠狗，而当时在香港有多少国家的英才，却因为登不上飞机而身陷日寇之手。媒体一经曝光，国人一片哗然，国士傅斯年重炮轰击，国民党政府威信尽失，青年学子失望之极。在共产党引领下，深感国民党是实行不了三民主义的，只有另觅出路。只有如此你才可以理解抗战之初3000学子，追随蒋介石扶老携幼、风餐露宿徒步几千里，筹办西南联大，场景是何等的感人。而抗战胜利了却是学潮不断，地方当局气急败坏枪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而据梁实秋说，闻一多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任教，是反学潮最激烈，要求对罢课学生一律开除的教授。
任老师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父亲这些学生们的思想状况，悄然将延安的一些书，借给了父亲去读，使父亲对共产党逐渐认同，产生了投奔延安的愿望。任老师和父亲形同父子，促膝谈心，更坚定了父亲的决心，正在地下党讨论父亲入党申请，内线传来消息，说任老师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当局特务组织的关注，随时有密捕危险，地下党决定任老师带领读书会学生13人提前离校，投奔延安。
父亲被紧急召到学校后面的树林里，任老师介绍了情况，说先去外地躲躲，实际上是投奔延安。当时只有几个人知情。
父亲他们一路东行，过了庆阳西峰，陕甘宁边区已近在咫尺，却在一个凌晨，被国民党部队团团包围，全部抓捕了。后来父亲听任老师说，他们中有国民党的特务学生，却并没有说出证据。
父亲当年只有17岁，一脸的稚气，但学习好，文笔精练，特别是一手毛笔字写得尤其好。当年，一手好字是很受人器重的。古人言：翰林研墨，犹如新妇调羹。可见一笔好字的重要。父亲被国民党的执法连长看上，说，一个娃娃，能有多大的问题？行刑前，他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他的部队？父亲茫然地点点头，他告诉父亲，枪响时倒地即可。父亲一行人被押到土崖下，执行枪决。枪响父亲遵嘱倒地，连长将备好的一路毙之人，塞到人堆，而将父亲趁乱换出，父亲浑身是血，大受惊吓，却侥幸保得一条性命。
父亲在病榻上，给我讲述这一段往事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事在共产党里，可能发生吗？这也可能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原因吧！
连长是黄埔16期的，也是抗战初期一腔热血，投笔从戎的学生。父亲感念连长的救命之恩，在部队工作就做的勤勉，被连长提为少尉书记官，也就是现在部队的文书。
后来，有人找父亲进行外调，父亲才知道，当年陇东师范是有共产党组织的，教务主任艾先生就是负责人，由于任老师不承认去延安，更不承认共党身份，所以也就没有供认出学校的党组织，但国民党特务还是凭感觉抓了艾先生，只是查无实据，最后不了了之。但艾先生的教务主任却被撤掉了。现在，有人把民国时期学校说的那么美好，其实，当时学校里就有国民党的党部，有政训主任，是直接向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负责的，只是国民党组织一向涣散，做事敷衍，没有共产党纪律严明，做事认真！
艾先生后来去了延安，由于他负责的组织遭到破坏，而他被捕后却毫发无损释放了，便引起了怀疑，但历经20年调查，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艾先生变节，但不被重用。当然，他是不会知道党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已由：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变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先生做了一所中学的校长。由于历史曲折，心生恐惧，工作时便步步紧跟，宁左勿右。1957年反右，艾先生所在的中学是全市唯一抓了学生右派的。
1966年艾先生在“红八月”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临死之时，他说，我始终想不明白，这些被我当儿女一样爱护的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变成了残暴的打手来打我，拳打脚踢，皮带抽啊，把我往死里打。前几天我们师生还在一起谈笑风生，才过了一天……我平生对学生多年的教育效果在哪里呢？
父亲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中，谨小慎微，克勤克俭，但军统的人还是找上门来，连长知道事情的危险，在给他军校同学赴前线送行的时候，征得父亲的同意，由他同学将父亲带到了山西抗战前线。
父亲去了前线，这已是抗战后期的事情了，但中日之间军力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他们的部队开进山西，威胁到了汾河谷地上的日军，日军将这支部队包围在山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蚕食，而父亲部队只有向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撤退，但食物却无法解决，幸亏美军已掌握了制空权，有飞机空投，才使他们没有弹尽粮绝。当时空投的都是从西安运来的白面锅盔。部队断粮几天了，见了锅盔，哪里还顾得上细嚼慢咽。据父亲讲，过后，他感到馍块在肚子里，就像石块一样，摸上去疙里疙瘩的。自此父亲便得了胃病。
胃病伴随了父亲的一生，直到终了。
在此之前，父亲向前沿送达命令，在战壕里用手急压向外张望的新兵，对面500米外日军一枪打过来，将父亲的手腕打断了，骨头露了出来。当年日本兵使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也叫三八大盖，此枪并不是1938年制造的，而是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所造。优点是构造简单，射击准确，三五百米很有准头，但不可连发。后来日本已完全掌握了步枪连发技术，但并没有使用，他们认为日本资源匮乏，连发射击消耗太大，只要射击精确，便可以一当十，加上日本民族精益求精的文化，日本士兵射击精准，是世界军队里最好的。1940年10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近万人去围歼误入太行腹地，不足600人的日本冈崎大队，伤亡了四五千人（其中阵亡近两千人）还没有全歼。
当时战事紧张，前线无有医力，父亲的枪伤简单包扎后，就自生自长了，3个月后，日本投降，半年后，来到西安广济医院，（现在的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错位的骨头已经长好，再无修正的机会。父亲的右手终身都是向里弯曲的，但不可思议的是，父亲残疾的手，仍然可以写出一手漂亮的柳体楷书字。
自我记事，父亲的胃病已是很严重了，兜里时常装着止疼粉，疼了，就摸出一包，打开，折起来倒到嘴里，用水冲下去，然后用手顶着胃，头上汗珠沁出来，这时父亲一定会让我们把门关紧，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这一段抗战从军的历史，又被翻出来，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证据，罚到学生灶房里去烧火，烧火对一个手有残疾的人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加上早起晚归的作息，使父亲的胃病愈加的严重。1970年春节前，父亲终于大吐血病倒了。拓石站区的卫生所治不了，转院到宝鸡上马营铁路医院。当年的病人住院是要填写政治面貌的，父亲的身份，使他从住院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苦难。如果不是当时吐血不止，怕是连医院也住不上的，医院的治疗很简单，吐血久久不能止住，特别是胃疼的时候，只有一种叫颠茄水的止疼药，想打一针效果好些的阿托品，那是不可能的。颠茄水也是1天3次，一次用青霉素针瓶装的一小瓶，但父亲一天胃疼的时间远远不止3次，每次疼得不行了，我都忍不住去医护室要一点颠茄水。其他人看我年小，又是为父讨药，可怜兮兮的，虽不乐意，但还是勉强给点。只有一个走路一扭一扭的胖护士，大嘴一张像要把我吞下去，吼道，这是共产党的医院，国民党把药水当酒喝呀！想到父亲胃疼时头顶着床头痛苦抽搐的样子，我眼泪流下来，她又呵斥，装什么可怜，又没人打你！说完极不情愿拿过我手里的小瓶在一个有龙头的大玻璃瓶里，放一点颠茄水搡到我手里，我当时真想把瓶子摔了，但是一想到父亲，只好默默地返回病房，父亲看见我满面泪痕，知道我受了委屈，说下次不要了，他忍着，我赶紧背过脸去，泪水忍不住又流了下来。
后来，每天早晚我都主动去给医生护士办公室打扫拖地，护士看我那样小，主动干活，对我的态度也就好了些，再去要颠茄水，她们也不说什么，就给点，只有大嘴女人还是吊个脸嘟嘟囔囔。为了不受大嘴女人的刁难，我下次去要药水的时候就用一个茶缸，茶缸大，不好掌握，一给就多了，我用硬纸做个漏斗，倒到小瓶里，把剩下的存起来，两个班下来节存的药水，可以勉强够一天用，就不用去找大嘴女人了，当时药店是买不到药的，吃药只能去医院。
父亲住院，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没有地方陪床，晚上睡觉，我都是等护士11点查完房后，悄悄合衣挤在父亲脚头，天还没有亮，赶紧爬起来，护士查房的时候，我已经在打水拖地了。
要过年了，父亲的胃病还没有好利索，医院说要放假了，赶父亲出院，父亲无奈只好说，能不能给一点止疼的颠茄水，医生还没有说话，大嘴女人说，那是药，不是酒，哼！父亲做了一辈子老师，一下被噎得满腔通红却说不出话来，我气愤的只有空攥拳头。护士里有个很面善的人，用葡萄糖瓶子给多灌了些，才使父亲随后养病日子里有些止疼的药。
1970年的春节，对别人家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对我们家，却是压抑的，父亲病躺在床上，一家人走路都是蹑手蹑脚，悄声说话。母亲忧心忡忡，全然没有了过节的心情，年饭只做了一锅烩菜，父亲说孩子们馋了一年，那点肉就做了吧，母亲说，你别操心，安心养病，你病好了，再吃不迟！父亲知道母亲的烈脾气，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父亲去世前，胃病已折磨的他只剩下皮包骨头，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上边来人找到父亲，说是登记抗战老兵，发荣誉证，还有补贴的。父亲半天没有说话，最后，长舒一口气说，我总还是活下来的，谢谢，不用了。
来人走了，我看见父亲闭上眼睛，泪水从父亲的眼角缓缓地流了下来。
一包桃酥
桃酥也叫麻饼，是一种低档的点心。每当我看见桃酥，就会涌起一段铭心的记忆。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这个起义军官，又被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揪了出来。不让教书了，去学生灶房烧火。
父亲当年也是热血青年，是在抗日烽火中投笔从戎的，后又起义参加了解放军。我小的时候，见过父亲复转军人证书，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
起义的时候说好既往不咎，现在却成了残渣余孽，被批斗，劳改。父亲心里应该是不畅的。但在那个年代，父亲所有的憋屈，只能深深地屈在自己的心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诉说。
抗战中，父亲部队打阻击被日本军队包围。激战3天3夜，死伤过半，没吃没喝，飞机空投了锅盔，当时都年轻，狼吞虎咽，吃完之后觉着馍块就像石块顶在肚子里，用手一摸咯哩咯嗒的。从此就得了严重的胃病。我有记忆，父亲就是止疼粉不离口。
面对一群不可理喻的人，父亲胃病更重了，经常疼得大汗淋漓。请假看病，又不允许，只能咬紧牙关，苦苦熬着。常常疼的站不住，蹲在灶前用铣把顶着胃。我跑过去，父亲满头大汗，脸色灰青，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给我倒点热水。一天父亲大口大口地吐血，疼昏过去，才被允许看病。
来到卫生所，大夫一看，当时就急了，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来，不要命了？！立即住院。
父亲住院时我10岁，停课请假在医院照顾。一天晚上病房的人都出去了，屋里只有我陪着父亲。窗户上有人影晃了一下，正疑惑，听见嗒嗒嗒轻轻叩门声，打开门，一个人闪进来，摘下扣得严严实实的帽子，原来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
住院几天了，终于有人来看视，父亲脸涨得通红，很激动。学生双手握着父亲的手，低声说些安慰的话，眼睛却在四处飘看。父亲知道，他是害怕被别人看见，受牵连，便催促他快走。临走他从背包里掏出用麻纸包着的一包点心。当年由于调皮打架，学校要开除，在父亲的恳求下，才留下来，分在父亲的班上，完成了学业。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桃酥。
父亲的胃病，吐血止住了，但胃疼依然经常发作。医生说，胃疼的时候可以稍微吃一点容易消化的东西。母亲做了油茶，冲着喝，效果不好。医生说，可能是油茶的黏性太大。父亲有时想喝口稀饭，我忙用茶缸去旁边病人煤火灶上去煮，煮好了，也饿过了。现在有了桃酥，父亲胃疼了，用开水泡上半块，调成糊糊，父亲喝了效果挺好。一家人对这16块桃酥看得很珍贵。
但桃酥是什么滋味？我没有吃过，不知道。父亲几次让我尝尝，我都推了。因为我吃上一块，父亲就少了两顿止疼的面糊。掰桃酥的时候，桌上掉的渣渣，我用手蘸着吃过，由于太小没有吃出什么味道。
桃酥剩下最后一块，给父亲泡完，只剩半块了，我眼巴巴看着，父亲怜爱地看着我说，你吃了吧。我咬着嘴唇，摇摇头。但是心里却有种强烈的尝一尝的渴望。
父亲睡着了。我忍不住用手掰了拇指大一块，左手捧接着，小心翼翼放进嘴里，一下就化了，整个嘴里充满了桃酥的香甜，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已咽了下去，忍不住又掐了一块……半块桃酥，在不知不觉中被我一小块一小块地吃完了。
看着被吃的空空的麻纸包，我内心一阵恐慌和懊悔，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母亲送饭，见我满脸泪痕，问我。我“哇”的一声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啊”了一声。父亲忙说，孩子没吃过，是我让他吃的。母亲长叹一口气，一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滴滴答答的滴进我的脖子里。
我当时就在心里发誓：长大了，要买一车桃酥，孝敬父母。
当我长大了能一包一包买桃酥的时候，父亲已经吃不下了。当我能买得起一车桃酥的时候，父母却成了我永远的思念！
想念母亲
前两天，朋友发了一个微信，5月10号是母亲节了，不要忘记给母亲庆节。
看完微信，心里对天下有母亲的儿女，真是万分的羡慕。对于我们这些已没有了母亲的人来说，母亲节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过啊。
1996年，家里的生活好了，房子也分了，我们姐弟们的工作都很安定。母亲却在医院的检查中，发现得了不治之症。
母亲一生刚强，有病能挺则挺，从不告诉我们，发现不舒服一查竟是癌症中晚期。
给母亲做检查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急忙打电话告诉我，刚刚给母亲做了检查，情况不太好，让我直接到医院去找他。我听后慌得不行，骑自行车的腿都软了。赶到医院朋友拿着片子，给我讲了母亲的病情：癌晚期明天需做活检。我问，可能性有多大？朋友说95%以上。我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当天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回到家里的。本来想去看母亲，走到母亲房子外面被朋友劝阻了。说不要让母亲多心，就停住了。一夜无眠，心里总是抱着那么一点侥幸，但愿是那百分之五啊。
第二天陪着母亲去医院做活检。母亲进到了检查室，我在走廊上就紧张的两个手绞到一块。当时我也没感到有什么疼的，直到第二天才发现，指甲把自己的手都掐破了。朋友陪着母亲从检查室出来，我用眼睛在朋友的脸上寻找答案。朋友的目光避开，不看我。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有了预感，母亲这一次真的是遇上劫难了。
接下来，母亲做了开胸的大手术。我们姐弟们轮流着全天陪着她。晚上我搬个凳子爬在母亲的床头，母亲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迷糊睡着了。感觉母亲难受的在床上翻动。嘴里也痛苦的呻吟。我一个激灵醒了，母亲马上就又静静地躺着不动了。等我睡着的时候，她才痛苦地翻了一下身，这样来回几次，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忍着痛，好让我休息一会儿。我就对母亲说，你疼了，就喊一喊，动一动，不要强忍着。母亲说，真难受啊，早知道这么遭罪就不做这个手术了。唉，这可害了我的孩子了。看着母亲痛苦的表情，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接受了化疗、放疗。这种人世间最残酷的治疗，彻底地把母亲击倒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母亲的体重下降了50斤，只剩下70斤不到了。人整个都脱了形，我搀着她的胳膊在外面散步，触到的全都是骨头。
当初做手术的时候，我们给她说，长了一个良性的包块。必须要做手术，把它拿掉，不然会发生恶变。母亲沉吟了半天说，不做行吗？我说，不行。母亲说，为什么？我忍不住，眼泪“刷”的一下留下来说，因为你不做，我就没有妈了。母亲看着泪流满面的我，心疼地说，那好，就做吧，不让我儿为难。
母亲到底得的什么病，在过后的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给母亲再说起。现在想一想，母亲应该是早早就知道了的。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向我们问过，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只是我们让她怎么治疗，她就怎么治疗。放疗、化疗的痛苦使她有几次显得有些犹豫。我恳求的眼泪流了下来，她竟笑着，用手擦去我的眼泪说，我又没说不去治，我儿不哭，啊。
最后一次陪她住院，母亲似乎有了预感。走出家门上车前，她站在门口，细细地看了才住了没有几年的家。抚着亲手植下的花椒树，伤感地说，这一次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吧。我说：李主任说，做一个疗程，冬天就回来了。母亲凄苦的一笑，说，好吧。
冬天还没有到，母亲却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走得很安详。那天，我岳母来看母亲，突然对我说：你妈抬头纹放了……我仔细的一端详，真是，母亲脸上平平展展的，再也没有了前两天，由于病痛而紧皱着的眉头了。
母亲平静的陪父亲去了。
而没有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心便再也没有了安托之处。
母亲借钱
小时候家里日子艰难，父亲那点工资紧打紧地计算，也就仅够糊口。稍遇点事，就需要向别人家借钱。父亲是教师，一生爱面子，张不开口，每次借钱都是母亲。当时大家都不宽裕，借钱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
那年小弟生病，看病的钱是借的。父亲开了工资，急忙给人家还上，去粮站买完粮就只剩下几块钱了。这时小弟的病情又加重了。卫生所的大夫很紧张，直催着叫转到宝鸡的医院去。可是家里只剩下几块钱了，父亲抱着脸烧得通红的小弟，紧张的满头是汗。母亲对父亲说：你回家收拾一下，我去借钱。我跟着母亲急急忙忙向平时关系比较好、家里也比较宽裕的王妈家走去。离王妈家近了，母亲的步子却慢了下来。到了门口母亲腿沉重得就有点迈不动了。我知道上月才从王妈家借过钱，前几天开工资刚刚还上，母亲实在是张不开口啊。母亲在王妈家门前停了下来，犹豫片刻又走开了，走出不远又站住了。最后又返了回来，站在了王妈家门前，举手敲门，手却停在了半空。这样站了几分钟，举起的手也放下了好几次，终于退了下来，拉着我又回到了家里。父亲抱着小弟用期待的目光询问母亲。母亲用手背在小弟滚烫的额头上一贴，小弟一个抽搐，母亲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她是想起了我三姐俊梅因无钱治病耽误医疗而夭折的事了。母亲毅然脱下了自己的棉袄，套上了一件单衣，抱着棉袄就要出门，父亲惊慌地说：天还这么冷，你卖了棉衣，那怎么行？！母亲说：救孩子要紧！我急忙跟着母亲一路小跑到了西闸口做小买卖的钱伯家。母亲说：我孩子病重，急等用钱，这件棉衣是我妹妹去年才给我做的，您好歹给几个钱。钱伯把棉衣拎起来，里里外外看了个遍，把袖子也翻过来看了看，说：天快热了，我也卖不出去，你拿回去吧。母亲一听就急了，说：孩子要转院，急等用钱，你行行好，好歹给几个吧！钱伯像是吃了天大的亏，一脸痛苦地说：那好吧，就五块钱吧。我一下子挣脱了母亲的手，一把夺过还带着母亲体温的棉袄说：这是我小姨去年才给我妈做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啪”脸上挨了母亲一巴掌。母亲一咬牙说：五块就五块。从钱伯家出来母亲一把抱住我，用冰凉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心疼地问：还疼不？我仰起脸，母亲的泪水滴在了我的脸上。
天下的事情总是祸不单行。就在母亲带着小弟去宝鸡看病的第三天，老家来了电报说祖母去世了。父亲自幼读书，少小离家，颠沛半生，未侍汤药。捧着电报，父亲双手颤抖，泪如雨下。但母亲不在，身无分文。欲奔丧而无盘资，欲举借却羞启口。父亲握着电报，额头顶在屋里砖砌的煤火灶台上，“咚咚咚”不停地碰着，痛苦的一声声唏嘘长叹。其时我尚年幼，不能体会父亲作为家中长子，少离娘亲，只因生活贫困，生未曾侍奉，死不能奔丧的心中的那份悲苦和凄凉。电报来了一天，父亲一辈子不会借钱，就苦苦地等着母亲。天黑时，母亲终于背着小弟回来了。听了二姐的叙说，看着愁苦的父亲。母亲对二姐说：你和面，烙10张饼，我去借钱。然后一把拉起几近呆木的父亲说：现在还不是愁哭的时候。你去收拾一下东西，我借了钱，你连夜就走。
我不知道，母亲那天是怎样地恳求邻居们给父亲借回来了29元的奔丧钱。当年往返的车票钱要十三四元，我听见父母在商议是否带我哥回家奔丧。我哥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按礼数那是必须要回去的。若有可能我们也都应该回去。但是那点钱仅够父亲一人的盘费。而我哥不回，又于理不通。祖母生前，对长孙感情极深，病危之时，还时常念起我哥的名字。父亲真是心如刀绞，进退失措，绕屋彷徨，不知所以。母亲见状，不忍心父亲难过，说：不行，我再去借点吧。父亲一把拉着母亲，哽咽地说：借这点钱已经让你作了大难，我哪里忍心再让你去借啊。母亲可能是想起了刚才借钱时的委屈，伏在父亲的肩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父亲接过那29块钱，又从中抽出两元钱递给了母亲说：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孩子还在病着，你留点钱吧。母亲一把按着父亲的手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穷家富路啊！最后父亲急了坚决要留下两块钱，说：不然就不回了。母亲无法这才收下了那两块钱。又把自己兜里的5毛钱掏出来，放在了父亲的手里说：拿点零钱吧，路上方便。父亲感激地看着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事情说定了，离赶车还有一段时间。母亲对父亲说：把你的棉袄脱下来。父亲问：干什么？母亲说：我在你棉袄里子上缝个兜，好放钱。父亲说：不用了吧。母亲说：还是小心点好，如果这点钱有个闪失，你可怎么回来啊。父亲心疼地看了一眼母亲，顺从地脱下了棉衣。母亲把自己的手帕打了一个双折，给父亲缝了一个很深的布兜，把钱放在兜里，又用别针给父亲别好……
一切都收拾好了，父亲准备出门。母亲说：等一下。然后把我们姐弟召齐了，说：给奶奶磕个头吧。她带着我们，面向老家的方向给祖母磕了3个头。磕完头，我一抬头看见了泪流满面的父亲正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母亲。
父亲连夜坐车奔丧去了，母亲却显得很不安。从第三天开始，就不停地问我们：你爸走了几天了？大姐疑惑地看着母亲说：3天了，妈，你都问了3遍了。哦！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爸那是个书生，出门让人操心啊！
父亲终于在母亲的千祈万念声中回来了，还背回来了一领羊毛厚毡，说是祖父知道我们家生活过得艰难，非让带回来的。父亲说完，从兜里掏出了剩余的十几元钱递给母亲。母亲说：你怎么没花？父亲说：只买了个车票，老家办事不让我花钱。母亲说：那你怎么不把钱给留下？父亲说：他们坚决不要，说农家人好凑合。我也真的是不忍心，让你再去求人借钱啊。
学校开学了，母亲把几个月省吃俭用积攒下的我们姐弟的学费，把它分好放到我们书包的铅笔盒里。我由于年龄小由父亲带着去报到，在路上遇见了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小平和他爸正往回走。父亲问：怎么不去上学啊？小平他爸说：今年家里孩子生病，拉了饥荒，实在是交不起学费，只有不上了，明年再说吧。父亲一听就急了，说：那怎么行？再难也得让孩子上学啊。小平他爸说：报到要交学费，不交钱不让报到。我说缓一个月，人家说地主成分，不行！父亲听完一时不知怎么应答。他爸拉着小平走了，父亲从背后急喊一声：别走！急忙从我的书包里掏出了母亲放进去的学费，说：你先给孩子把学费交了，下个月还我就行。他爸吃惊地看着父亲，拉着小平给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看着他们走远了，我望着父亲问：那我的学费呢？父亲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愣住了。带着我就往回走，可能是想到家里也没有钱，又要母亲去借，便在半道上停住了，后来终于下定决心，领着我又向学校走去。到了我们教室，他向我们班主任许老师说明了情况，请求能否缓交一个月？年轻的许老师当时就撂下了脸子，好半天不说话，气氛就尴尬在那里。父亲窘迫得满脸通红，只是搓手。最后许老师极其勉强地说：那就先上着，但她做不了主，看学校的意见吧。
我随着班级上课了，可只过了3天，许老师便在班上点了我的名字，让交学费。我知道母亲也没有钱。便对许老师说：下午交可以吗？许老师极不耐烦地说：早该交了。当时学校是有免学费名额的，由于是富农成分，我是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的。中午回家，我默默地吃完饭，到了上学的时间，背起书包向学校走去。当我确认母亲看不见我的时候，便疾步向北山上跑去。我一个人坐在那棵大柏树下的石头上，我想只要过一个月，小平家开工资了，把钱还给父亲，交了学费，我就再也不用看老师的白眼，听她的讥讽了。更不愿让母亲为借钱而低三下四地求人了。
我瞒着家人按时上下学，一个人却在北山上坐了3天。第四天下午，我突然听见远远有呼唤我的声音，仔细一听是母亲在叫我。母亲一定是知道了我逃学的事情。听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喊，我急忙高声地应了一声。母亲便循着声音，跌跌撞撞地向山上奔来。山坡很陡，母亲佝偻着瘦弱的身子，几乎是手脚并用爬着扑到我的跟前，一把紧紧地搂住了我。并用手不停的在我背上拍打说：傻孩子，为啥不给妈说？为啥不给妈说啊！你要吓死妈呀！母亲的泪水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我再也忍不住满心委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识字
母亲肖桂芳，是一个家庭妇女，自幼家贫，没有上过学，也不认识字。自我记事起家里来信都是姐姐们给母亲读，然后按照母亲的意思写回信。
我小学5年级时，姐姐们都下乡工作了。给母亲读信、写信的事情就由我来做了。每当有了来信，我总是高兴地跑过来，搬个板凳让母亲坐下，我蹲在母亲的跟前给母亲念信。听完了母亲说，写个回信吧。写好回信读给母亲听，母亲说，写得挺好的。摸摸我的头，我就像得了一个天大的奖赏，只盼着他们能够天天来信。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仔细想一想，真的很有道理。
1984年父亲去世了。我把母亲接来，在我租的房子旁边给母亲又租了一间房。有时我去母亲的屋里看她，她不在，当时没有电话，我就用纸写一张纸条放到桌子上。我想母亲回来看见了纸条，她虽不认字，却可以找别人给她念一念。
后来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在母亲的床上放着一本摊开的小学3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画的尽是道道。我说妈你在识字？母亲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学着看。不然你留个条子，老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好。我心里陡然升起了一股深深的歉疚，我没有考虑到一辈子刚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母亲，每次找别人读信时心里是多么的为难。
我想测试一下母亲识字的程度，就随手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母亲，她看了半天，又想了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念了出来。虽然里面有很多错别字，但是基本意思还是猜出来了。我惊讶地张开嘴半天合不拢——60多岁的人竟然开始看书识字，并且这么快就认识了这么多的字！我想起了父亲生前给我说过的事：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小时候看过戏里的戏文，却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凡是经过的事情，过去多少年，回忆起来总是一丝不差。说到这里我当中学老师的父亲非常感叹地说，你妈这辈子是没有读书，你妈要读了书，真的不得了！
我用惊喜的目光看着母亲说，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的？母亲说你写的条子他们念完了，我就记下了。课本上不认识的字我问他们一遍，就这样记下来的。我说那好。我现在把刚才纸条子上的字也给你说一遍。我把母亲刚才念过的错别字给母亲一一地指了出来。
第二天，我又来到母亲屋里。无意间在桌子上看到前一天我写的纸条，上面画满了道道，有的下面还注了一些符号，在马字的下面，还画了一个马的头像。让母亲再读一遍，母亲竟一字不差的都读了下来。我当时惊奇得呆了！这以后我每次去母亲那里，给她读书识字，就成了我们母子间最快乐的事情。一段时间下来，母亲基本上能够准确地看懂纸条上的意思了。
母亲年轻的时候，就会给人接骨按摩，邻居家小孩胳膊脱臼了，母亲会给他安上。谁腿崴着了母亲会用燃着的烧酒，给他使劲地搓一搓，消肿止痛，非常有效。
母亲识了字之后买了一些捏骨按摩方面的书。天天一字一句地读起来。虽然写字写不好，但是读书却没有问题。母亲是边读书，边实践。当时我们是租住在城郊的农村。农民家的孩子磕着了碰着了，骨头摔着了母亲总是热心的帮着处理。有的用酒精消消毒抹点红药水，有的用纱布给包扎一下。还对错位了的骨头进行正位。我当时很担心，母亲没有行医执照，如果给人耽误了，将来真的会很麻烦。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母亲说，人家找上门了，我总不能不管吧！我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后来我专门去了解了，母亲给正过骨头的人，几个人都告诉我说我们去西关医院拍了片子骨科老大夫都说这是谁正的骨，正得非常好。这样的话听得多了，我才慢慢地放下心来。
母亲给人正骨、按摩从来都是义务免费的。别人要给钱，母亲总是说都是邻居，我现在也是在学习，我给你们按摩、正骨也就算是让我实习了。谢她的人听了都从内心里很敬佩母亲。
母亲每次给人按摩和接骨，都是累得满头大汗。被治疗的人心里过意不去，有时会给母亲送一把刚从地里摘回来的新鲜蔬菜。这时候母亲就显得十分的快乐。
母亲70多岁了。我大姐想她，便把母亲接到了西安她身边。大姐家住地旁边有一所学校，正在办一个刮痧培训班。当时刮痧刚刚兴起，母亲知道了，就自己报名参加了。学习期间便开始给家里的人进行刮痧。然后给大姐的邻居们免费刮痧。我去大姐家看母亲，母亲让我趴在床上，她一边看着书，一边给我刮痧。先是轻轻地把油抹匀，顺着肋骨先轻后重地刮，然后加大了气力顺着脊椎由上自下一板一板地刮。当你感到身体有些疼痛的时候，母亲就减了力度。使你感到痛而能忍，过后全身舒泰。
第二天，我陪着母亲去上培训班。培训班的吕老师对母亲学习刻苦、悟性之高大加赞赏。说这是他教的年龄最大、进步最快、水平最高的学生。
培训班学习了一个月，我把母亲接了回来。从此母亲在家里不仅给人正骨、按摩，又加了刮痧。每次去看母亲的时候家里总是有客人，我主动地给客人添茶倒水，迎来送往。别人赞扬我，母亲就显得非常的高兴。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厚道、热情就在当地出了名。有病的来找母亲治病，没有病的来找母亲叙家常，说烦恼。母亲总是给他们说一些宽心的话。
每次去看母亲的时候，床边总是放着接骨、按摩、刮痧的书籍，上面画了许许多多的圈圈点点，我知道这书母亲不知看了多少遍。母亲的这种学习毅力，多少年对我都是一种激励。每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总是想，哪里还有比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去识字、读书更困难的事情呢？
母亲的菜地
小的时候，因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拮据，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在学校西边的垃圾堆边，自己开了一块菜地。
这片菜地开得很辛苦，母亲先是将散堆在坡地上的垃圾拥到大堆上，再垒起一道石坎，把流下来的垃圾拦住。然后把高坡上的土一锹一锹的挖下来，垫到低洼的地方。后来下乡了，才知道梯田也是这样修的。当时我们姐弟都小，做教师的父亲几次要来帮忙，都被母亲拦回去了，说：“改你的作业去吧，这也不是你干的活！”父亲心疼地看着母亲，很歉意的搓着手，又改作业去了。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扒扯了一个冬天，终于平整出了一块五六十平方的菜地，我至今都想象不出，母亲那瘦弱的身躯里怎么就积蓄那样多的力量：白天为一家7口浆洗劳作，晚上我姐弟都睡下了，她便就着父亲改作业的油灯，给我们姐弟缝补做衣，特别是我们兄弟3人上高爬低，鞋子穿的费，每天晚上我都是听着母亲吱啦吱啦，纳鞋底的声音睡着的，天亮了，一睁眼，又看见母亲在屋里灶前正忙着给全家人做早饭。至于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觉，什么时候起的床，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见母亲曾经说过一句。
到了清明前后，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把整块地用铁锨齐齐的翻一遍，然后用铁耙子把地里的石块清出来，再把土块拢到一起，做成田埂，把大块地变成1米宽窄的小地块。我们干活的时候，母亲不时会笑眯眯地走过来，对我们干的活发出由衷的赞叹！就是现在想起母亲当年笑眯眯的赞扬，我的心里也是陡然一热，能和母亲在一起真是幸福，有母亲的人真好！
地分成了垄，母亲又用铁丝编的小扒子，将地细细的梳扒一遍，把扒出来的小土块都打碎，整个地块就像一块绸缎一样平整，漂亮极了。我当时不解地问母亲：“别人家种菜怎么没有这样细呀？”母亲一边干活，一边擦着汗说：孩子，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待地如人啊，你待它多好，它对你就有多好！我当时看着母亲，只是茫然地点点头。
结婚成家后，无论住在哪里，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房前屋后开一点荒地，种点蔬菜。到了西安，实在没地方种菜了，我便在杜陵租了一块菜地，星期天有空便去种种菜，我用母亲当年种菜的方法，精耕细作，菜就长得特别的好，每当我蹲在菜地边上，吸上一支烟，看着一畦畦绿茵茵青菜的时候，就像看到了满面流着汗水笑眯眯的母亲，也理解了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待地如人！
母亲在地里种的菜品种挺多，但荒草更多，并且长得疯快。这段时间，隔几天中午吃完饭，母亲就拿着锄头顶着大太阳去地里锄草。太阳晒得我满头大汗，我问母亲：为什么要在中午锄草呢？母亲说：凡是杂草命都旺，只有中午锄下的草，大太阳一晒，才能死掉。所以古人说锄禾要日当午哦！
一天在锄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菜地里有几颗蒲公英，正开着一朵一朵黄灿灿的小花，我一阵惊喜，对母亲说：“这几颗蒲公英留下吧，你看它们多好看！”母亲爽快地说：好啊！不过孩子你要想清楚了，一块地里，你要想长好菜，就不能长其他的花草，你自己定，好吧！
长大了我终于明白了，人生有一种选择叫舍得，舍去的未必是不好的，舍也未必有得，但只要想得就必须有舍。只得不舍的好事哪里有啊。
种菜的日子里，最高兴的事情还是每年的10月，大片的萝卜、白菜收获的时候。由于母亲的精心、勤劳，我们家地里的菜总是比别人家地里的菜长得好，尺长的萝卜上青下白，实心的白菜宛如石枕。全家人肩扛手抱，忙活一天才把菜全部收回来，能堆半个厨房，总有好几百斤吧。这时母亲就会把我们姐弟叫过来，从菜堆挑出最好、最大的萝卜白菜，让我们姐弟挨家挨户给邻居们送去两颗白菜，两个萝卜。送前母亲都要亲自下手，把萝卜上的泥洗干净，把白菜上的老叶子剥掉。邻居们收了菜，都来谢母亲，母亲这时却反倒不好意思了急忙说：自己地里长的，不值啥，都尝尝。
邻居们走后，母亲便带着我们把大一点，好一点的萝卜，白菜挑出来。萝卜在院子里挖个坑，埋起来冬天吃，白菜就摆放在厨房的案板下边。其余的母亲就都腌制了萝卜干和酸白菜。这就是我们全家人一个冬天主要的菜蔬了。年三十是白菜饺子，正月初一是萝卜烩菜。特别是喝玉米糊糊的时候，母亲切一盘萝卜干，拌点辣面，滴几滴香油，呵呵，那真是又筋又香又有味。也许人生最珍美的，恰恰就是我们在苦难的岁月里，那些最简朴的东西吧！
今年春节，我用母亲生前的做法，清炒了一盘萝卜丝，醋熘了一个酸白菜，姐弟们一吃顿感味真情切，突然就静了下来，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菜地。小弟默默地添了双筷子……
母亲的格言
母亲不识字是个家庭妇女，但母亲在为人处事和教育我们姐弟的一些格言。随着年龄的一天天成长，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和深刻。
比方说，小的时候母亲看到我们学习，做事如果没有恒心、毅力，便会对我们兄弟们说，人无志气铁无钢，枉在世上走一场。等后来我看到中国古代文化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强则中国强……我心里就暗暗的感叹，哪里有母亲一句话说得简单明了。
母亲生前经常告诫我们，人生在世，要有志气，人生做成一件事没有志气是做不到的。不要总以为自己年龄小：有志不再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母亲出生于江南的一个大家族，到祖父的手里是彻底的衰败了，有时候给我们说起她祖上及邻居们一些家庭的兴兴衰衰，母亲说钱财三代以后，都不知道是谁家的，只有家里头出一些勤奋读书、踏实肯干的儿孙，才是这个家庭兴旺发达的根本，别的都是靠不住的。母亲常说的一句格言就是：家门旺出人相，家门不旺出鬼相！
再比如母亲教导我们，做人做事要知道羞耻时说，人活脸，树活皮。对待困难、对待屈辱要有骨气。母亲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吃低头饭。这和中国几千年的礼义廉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何等的一脉相承。
当我们稍稍懂得一些事情，特别是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母亲都会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在外要记住：吃酒赌钱亮家底！做事说话先想好了，你有没有家底。不要和别人去比。因为你并不知道别人的家底。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从我下乡做知青，我就感到我的家底远远不如别人，所以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幸运的是我赶上了一个我的父辈永远不可比的时代，使我的种种的努力都得到了优厚的回报。现在深细想想，大到一个国家，做出重大决策，如果能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家底，就能够避免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如果不讲家底，对外穷兵黩武，对内贪大求洋，则人民的祸害也就不远了。就个人而言，如果不能够认清自己的家底，就容易自我膨胀，为所欲为。就很容易，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不论才厚，才薄不都是如此了吗？
现在，对待社会上的一些垃圾人，网上和媒体都有诸多的议论，但是我觉着都没有母亲的一句话，说的深刻明了：好脚不踩臭狗屎。
父亲是北方人，教了一辈子书，克勤克俭。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自己身上节、从自己嘴里省。母亲是南方人，就不大一样了。母亲说，吃不穷，穿不穷，谋划不到一世穷。你现在仔细想一想，那一个有钱的人是从嘴里省出来的，是从身上省出来的，不都是去挣出来的吗？古人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在当今的世界上，所谓的横财，就是对高科技的垄断和趋利。中国如在高科技上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高地！就是我们攒再多的钱也就是过去的土财主，用种种节俭法子攒了一点钱，然后装到罐里，到后院挖个坑埋了下，如此而已。传统的制造业，也仅够中国人活命而已。
对于一些舍本求末，本末颠倒的事情，母亲有很经典的一句话，说，眼睛珠子都指望不上了，还指望眼睛眶！现在想想真是，有多少事多少人，往往都把最根本的事情忘记了，而一味追求一些枝枝末末的东西。比方说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之后，文化和经济，道德和发展，哪个是眼珠？哪个是眼眶！都值得很好地沉思。
母亲的差事
1972年，母亲千恳万求总算谋到了一个在学校烧茶炉的差事，每月28块钱工资，母亲欢喜的眉开眼笑。
母亲为干这个活，求了不少人。当时站区成立家属五七连，单位给找点活，解决各个家庭的生活困难。但是我们家由于出身不好，父亲又有历史问题，母亲恳求了多次，都以各种理由卡住了。最后陈妈妈说，送点礼吧。母亲买了两包桃酥，陈妈妈送给管事人，才谋到了这个差事。
母亲的工作，是给学生烧开水。早晨上课前半个小时就要烧开。中间下课，要有开水。如果做不好，随时可以解雇。
当年烧水没有煤炭，都是用劈柴。夏天还好些，天亮得早，水也不太凉。到了冬天就难熬了，母亲4点多起来，天漆黑漆黑的，寒风迎面刮过来，刺得脸上生疼生疼的。
母亲先用细柴把火生起来，然后再把易燃的黄腊木柴架上去。由于我们学校在一个山坡上，校内没有自来水。都是母亲白天一担一担挑满水缸，冬天早晨先要把缸里的冰砸碎，再把缸水舀到桶里，站在凳子上，把桶里的水倒进茶炉里。上满一茶炉水，母亲往往累得满头大汗。我当时年龄小，只能帮着母亲把缸里的水舀到桶里。
1972年，大家觉得应该抓一下教学质量，实行了闭卷考试。我上学10年只有这一年是闭卷考试的，其他时间都是开卷，就是自己抄书。上面说：抄一遍也是学习。后来由于出了批判师道尊严的黄帅，有了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这段时间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闭卷考试也就取消了。我就是在回潮的这一段时间里，考试前跟母亲一起去学校背书，才体会到了母亲打工的辛苦。
水上满了，母亲往炉膛里添些劈柴。炉火一闪一闪映在母亲脸上。她把炉门沿用抹布抹净，将带来的玉米面馍摆好，炉火将一边烤得焦黄了。母亲剥下来用嘴吹着，两只手来回倒着捧到我面前说：趁热，快吃。说完，又将馍另一边调过去继续烤。在那段日子里我天天吃的都是烤得焦黄焦黄的玉米面馍。
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对读书人敬重。母亲嫁给父亲，应该和父亲是个读书人有关吧。昏黄的灯光下，我们母子二人，她烧水，我看书，笑意漾在脸上，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
当年烧茶炉用的劈柴。劈柴烧火，火封不住，天天要生。冬天水冰灶凉，烧起来费时间。母亲只得早早赶到学校点火烧水。当时买来的都是四五尺长的劈柴，要锯成一尺来长的柴火才可以投进炉膛里。而锯柴却是一个苦活。
男人锯柴都是把劈柴放在条凳上，用左脚踩着，左手摁着，右手拉锯，这样快，但要有劲。母亲身子瘦弱，只能把锯子放到地上，用脚踩住，双手握着劈柴，佝偻着身子上下拉动，十分吃力。当年母亲一天要锯二三百斤劈柴，很辛苦。
起初锯劈柴在门口，母亲汗流浃背，头发粘在脸上，别人说帮忙，母亲不让。父亲要干，母亲看看父亲说，你是教师，这哪里是你干的活。后头母亲就把柴火抱到茶炉间，关上门来锯。夏天茶炉间里又闷又热，汗把母亲的衣服都湿透了。我问母亲，外边凉快为啥要在屋里？母亲摸摸我的头说：我灰头土脸的样子，让人看见了多不好，再说，别人要帮忙，老不让，显得咱不通情理。孩子记住，只要是自己的活，再苦再累，都得自己去干！
劈柴有黄蜡木，有青冈木。黄蜡木好锯，但不耐烧，青冈木耐烧，却不好锯。过段时间锯子就笨的锯不动了。母亲把锯拿到学校木工那里。请他们用钢锉给磨一磨，磨了两次，她说太给别人添麻烦了。一天放学了，我听见茶炉房里有嘶啦嘶啦的磨锯声，推门一看只见母亲自己买了一把三棱钢锉，坐在凳子上在磨锯，我惊异地看着母亲问，你啥时学的？母亲笑笑说：看着学的呗。后来母亲磨锯的手艺很娴熟了，一天一磨，又快又好，锯柴就省了不少气力。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母亲60多岁了，才学识字，后来竟然能看医书。这段故事我记下来，以《母亲识字》在《西安晚报》上发了。反应挺好，武汉的一家杂志还转载了。
学校开运动会，天气热，用水量大，劈柴用的也多。那天干活一急，锯齿跳出来，把母亲手指锯了一道口子，血滴滴啦啦洒在柴火上。母亲用纸包住，我急得直哭，赶到卫生所，血把纸都浸透了，缝了5针。由于没有休息，伤口就没有长好，渗了很长时间的血。最后伤口处隆起了一条肉楞，像是多了一个指节。
月底，母亲用还渗着血的手接过28块工钱。我猛然间明白了什么是血汗钱。
母亲烧开水，除了学生，就是接触一些卖劈柴的农民。这些人都住在二道坡和大黄沟，早晨麻麻亮起身，背100多斤柴火，走二三十里的山路送到学校。总务主任过秤付钱，母亲安排他们把柴火搬到茶炉房里。一般一个农民都要背一百五六十斤，力气大的还能背到小200斤，当时100斤劈柴1块钱，1分钱1斤。2月份开学正是卖柴的好时节：一来地里还没有多少活；二来这时树没长叶子，砍起来方便，背起来也轻松些。
农民愿意把柴火卖给学校，毕竟是公家，不会在斤两上计较。另外母亲备了一个洋瓷碗一双筷子，里外用开水烫洗干净，他们卖了柴就用这副碗筷，接点开水泡泡自带的干馍吃。母亲有时候还会给他们一点咸菜，也就是自家地里自种自腌的一点萝卜干，农民就感激的不得了。
那天，卖柴的老吴背了一架柴火送到学校。总务主任嫌湿，不要，老吴急得直搓手。母亲过去替老吴求情说，他柴刚实，耐烧，柴湿在斤两上减2斤算了，天晚了，他再背到别的地方也不一定卖得掉。总务主任听了母亲的话收了，老吴感激地看着母亲，嘴唇哆哆嗦嗦的却说不出话。
过了几天，老吴背着劈柴还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孩子胳膊用绳子吊起，说是摔断了。早前我家邻居会接骨，母亲边看边学也就懂了一些。我们小时候磕磕碰碰，脱臼了的话母亲都能够给对上。母亲看老吴的孩子胳膊并没肿，感到不是骨折，可能是脱臼了。母亲把他胳膊衣服脱下慢慢地摸一摸，确定脱臼后就用手轻轻地抚摸，说话间一拉一送，孩子大叫一声，胳膊就给对上，当时就不疼了。母亲又用了一点松节油揉揉，孩子的胳膊就能活动了。老吴感激母亲，一定要把刚才卖柴钱给母亲。母亲坚决不要，老吴一定要给。母亲急了：你再这样，我把孩子的胳膊再给拉下来。老吴赶紧让孩子给母亲磕头却被她一把拉起来。老吴没有什么感激的，就把当天他卖的柴火用锯子锯完，才回去。
从此我们两家就像亲戚一样常有了来往。山里的核桃，五味子下来了，老吴都会摘上一些让孩子送过来。母亲也会在逢年过节，让我们把二姐从汉中买回来的大米，给他们送些过去。
母亲水烧的好，学校上上下下都满意。学校领导就让母亲去管学生宿舍，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性子急，只想把事情做好。现在烧水，自己勤快些就行了，管学生那可不是那回事。家有3斗粮，不当孩子王。你一个家属工，要管几百个学生，非让孩子们气着不可。母亲说，领导说现在学生宿舍里天天打闹不睡觉，有的还一夜一夜不回来，你不是回家也常抱怨吗？宿舍管不好出了事情，你们这些当老师的对得起人家家长？！我就不相信，能管好自己的孩子就管不好别人的孩子？父亲看母亲一脸决然，也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母亲一生好强，自从管了学生宿舍，天天早出晚归。掀被子打屁股，喊学生起床吃早饭，晚点人数头，学生熄灯睡觉……一天到晚拎个笤帚，孩子们听话了她帮着打扫卫生。孩子们不听话，用笤帚打屁股。根本不是管学生，完全是在管自家的孩子。我妻就是母亲当年管宿舍时的学生。前两天还说起，她们班上宝花同学病了，母亲在家下好挂面，还窝了两个荷包蛋，上边飘着香油葱花。这可是20世纪70年代呀！她们当时看着眼馋死了，心想，得病真好。那年他们班同学聚会，说起这件事都感慨的很。当年都嫌母亲管得严，现在想想管学生宿舍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他们让妻回家好好感谢一下母亲。妻半天没说话，叹息了一声，同学们突然意识到，母亲已经走了。宝花给母亲敬了一杯酒，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
母亲的黑面锅盔
母亲把打我们的鞋底叫黑面锅盔。为什么这样叫，不知道，可能当时我们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鞋底是黑的，举起来黑乎乎对小孩挺威吓，但真打到屁股上，却不伤筋骨，当然也有携带方便，使用顺手的缘故吧。
我自小虽犟，但听话，自尊，学习好，不顽皮。所以母亲虽然口口声声说：你要在外面惹了事，小心回来“吃”黑面锅盔。但我真吃的时候很少，唯有一次却让我刻骨铭心。
1968年，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了出来，不让教书，戴着白袖标去灶房烧火，成了黑五类。邻居几个造反派家的孩子，祖上几辈都是长工，根红苗正，整天欺辱别人。比方说，走路迎面遇见了，他们几个就并排把你往路边水沟里挤。你如果不让挤，就要拉扯打架，他们人多，理直气壮，又有阶级专政，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往往吃亏。我吃了亏，自己到水管上洗洗，回家从不告诉母亲。知道告诉了，也只能让母亲伤心难过。往往迎面遇上了，只能退回去，从旁边路上去绕，他们就在背后起哄……
1966年到今天50年，时间并不悠远。前几天给孩子们说起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这些事情，他们眼睛睁得老大问：是真的么？这不是黑社会吗？！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当然是真的。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女学生用军用皮带活活打死。1966年8月31日西安37中老师王冷，被她教过的红卫兵学生，从西安八中揪回原校乱棍打死。两人惨死50年了，至今没见一个人站出来忏悔，也没有一个凶手受到法律的审判。孩子们听了，一脸茫然，直摇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学校我是一名好学生：学习好，作文好，写字好，但我没有当过红小兵，更入不了共青团……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这种压抑、屈辱的环境下长大的。至于贫穷、饥饿都不如这种长年被人欺辱、压抑对我的伤害深远。
当年，家家冬天都要做些煤饼，摊在自家屋前房檐下面，一则防雨水淋了，二来不妨碍别人走路。每当我们这些“黑五类”人家打了煤饼，一些革命子女，都会蹑手蹑脚从门前猫行，然后咔嚓咔嚓地顺着煤饼一路踩过去。等我们从屋里出来，他们已经疯跑着回家了。顺着稀煤的脚印，找到这些人家，大人出来了，先是不认，后被指出孩子鞋上还沾着稀煤，大人便翻了脸说：踩了就踩了，国民党的东西，就是让革命群众踩的！母亲还要说理，被匆匆赶来的父亲生生拉了回来。母亲一路走一路哭，我们跟着流泪，父亲无助的直搓手。
从这以后，再打了煤饼，母亲便搬个板凳，坐在门口，一边拉鞋底一边看着。只是到了半夜才进屋，这样好了一阵子。一天早晨，母亲起来去门口一看，昨天打的煤饼又被人踩了，看脚印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干的。当时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些人到底长了一副怎样的心肝：半夜三更，自己不睡觉，贼一样躬着腰去踩别人家的煤饼，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还要踩一脚稀煤，这种损人又损己的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长大了，听心理学家说：有一种人的快感，就是欣赏别人的痛苦、挣扎、生不如死……人性本有丑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人性中固有的丑恶，在神圣的旗帜下得到了极大张扬，也伤害了无数善良本分人的心。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互残、不信任的社会里，没有一个幸免者。
看着母亲哀伤、绝望的眼神。我愤怒极了，终年的屈辱使我有了一种生不如死，与人拼命的冲动。这以后，每逢家里打了煤饼，放学后我便急忙赶回家。一天下午放学，王卫东，李大孬又来踩我们家的煤饼，我站在门口，他们愣了一下，便假装你挤我，我挤你，似不留神踩了一块。我上前拦着说：路那么宽你们偏这样挤，踩了我们家的煤饼了。对方不屑说：踩了怎么了？！我说：踩了，就不要再踩。他们说：想踩就踩。说完还要去踩，我去拦，王卫东一口咬了我的手，我挣脱，他又一拳打在我的脸上，顿时鼻血直流，我用手去擦鼻血，李大孬一脚把我踹倒。久蓄的愤恨像火山一样喷发，我顺手抓起地上的一块半截砖，对着李大孬迎面拍去。李大孬血流满面，一声惨叫跌倒在地。王卫东见我疯了，撒腿就跑，我捡起他丢下的棍子在后面疯追。他心慌了，一脚踏空掉到水沟里，我跳下骑在他身上，抓着他的头发，往水沟里猛撞，他哀告求饶，我抡起？子对着他狠打下去，他“啊”的一声惨叫。我听说，对这些以欺辱你为乐的人，你只有豁出命去拼了。
扔下王卫东，我回身去找李大孬，他头破血流，见我疯一样拎着棍子奔来，失慌想跑，我从后面举棍狠打，他鬼一样嚎叫……现在都想不明白，我一个人怎么可以打得过他们两个？大概这就叫拼命吧，长年的屈辱和压抑，已使我对生命没有了多么大的依恋，我非常厌恶自己像猪狗一样的活着。
我知道事情没完，进屋，拿了菜刀，把磨刀石摆在门前，哧啦哧啦地磨起来。刚磨了一会，李大孬他爸带着包扎了，一拐一拐的王卫东，李大孬来到我家，我拎刀站起来，目露凶光。他问：你把他们打成这样，怎么办？我说：好办。我把刀递给他：你把我杀了吧，抵他俩的伤。他不敢接刀，却举起巴掌要打我。我用刀指点着王卫东、李大孬说：你要打，就打死，我也不想活。打不死，我非宰了他们。后来听别人说：当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眼睛血红血红的，好吓人。可能是我狠毒样子，吓住了他们，他举起的手放下了说：等你家大人来了再说。就这样，我拎着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们站在门前，相互仇视，门外围了一圈的人。
母亲跌跌撞撞的从外面挤进来说：他李叔，这是怎么了？李大孬他爸恨恨地说：你看看，大孬、卫东让他打得。母亲问：是你打的？我身子一挺说：是！他踩咱家煤饼，我不让，他们先打的我。母亲一看，李四鞋上的稀煤，我满脸和衣服上的鲜血，心里明白了。但现实的恐怖，使她一下萎了，先软下来，赔着笑脸说：对不起啊，都是我们的错，我先给你赔罪了，孩子小，不懂事，我来打他。然后冲着我吼一声：跪下！我一愣，看着母亲怨怒的目光“扑通”跪了下来。母亲又喊：把刀放下！我把刀放在地下。母亲说完就要脱鞋，我怕母亲脚凉，赶紧脱下自己的鞋，捧给母亲。母亲接过我的鞋，已是哀怨满眼，泪流满面，手颤颤抖抖地举起来，嘴里喊道：你还敢惹事，你还敢惹事。鞋底一下一下地抽打在我的身上。我心里恨极了：在自家门前，看护自家的煤饼，被人打了，我只是还手，却被人打上门来，还逼着母亲认罪哭泣……母亲的鞋底打在我的身上，却疼在她的心里，泪水串珠般滴在我的脸上。我正想喊一声：妈，你别哭……只听李四他爸喊叫：打，打，往死里打！一股仇恨噌的冲上脑门，我们这些人活得太窝囊，太没有意思了，猪狗不如！我猛地站起来，抓起刀就往前冲。母亲死死抱住我哀求道：你先杀了我吧，你先杀了我吧……我恶狠狠地对着李大孬他爸吼：我非宰了他。李大孬他爸见我要疯了，吓得脸色刷白，愣了一下说：算了，算了，孩子打架，今后不打了就行了。走走走，回家，回家。说完急急忙忙地走了。
人散了，我把菜刀“哐”地一下扔在台阶上，“扑嗵”跪在母亲的面前。母亲屈下身子一把抱紧我，瑟瑟发抖，泪水滴滴答答的落进我的脖子里，她抚摸着刚才打过的地方问：疼吗？我说：不疼。母亲说：妈知道，不怨你，可咱不是怕……我心里憋屈的长长喊了一声：妈……！
母亲的杭纺绸衫
母亲一生节俭，特别是对自己。但母亲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穿件杭纺绸衫，后来她告诉我，小的时候他们镇上来了第一个女教师，就是穿的一件皂白的杭纺绸衫，漂亮极了。后来她想上学，家贫未果，但女老师的那件杭纺绸衫，却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
早年家贫，维持一家生计已感困难，哪里敢奢望杭纺绸衫。后来父亲走了，我们姐弟供母亲生活费，钱到了她手里更是舍不得花。当年我们姐弟经济虽然拮据，但给母亲买一件杭纺绸衫的能力还是有的，只是母亲的心愿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起过。母亲后来得了癌症手术，二姐从千里之外赶回来天天陪着她，聊家长时母亲无意说起了女教师杭纺绸衫的故事。二姐孝顺，也心细。母亲病好，她回到合肥家，专程去杭州买了一块皂白的杭纺绸料寄回来。
母亲手摸绸料，满脸欢喜。对我媳妇说：荣，你给我做个绸衫。荣说：行。我拿回去做好了，下个星期给你送来。母亲说：我今天就想穿。荣说：好，我现在就做。母亲当年在学校管理学生宿舍，荣住校，被母亲管理了四年。后来进了我们家门做了媳妇，母亲心里高兴。却还把她当成宿舍女生，说话从来都是很气壮的。荣懂事，就是后来做了小学校长，但在母亲面前还坚持做童养媳状，伏低伏小，百依百顺，以满足母亲的婆婆心理。这个状况在父亲去世后，显得更严重了。当然荣受了不少的委屈，我人后安慰她，她却拍拍我的手说：管理儿女，特别是管理媳妇，对于妈就像她节俭一样，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种状态，满足她，顺着她，让她欢喜，就是大孝，真孝。
当天，荣上比下量，左比右划，终于在晚饭前给母亲做好了一件绸衫，母亲穿上，欢喜喊大家来看，我从厨房里冲过来连声叫好。媳妇诧异看看我，我扯一下她的袖子，媳妇顿悟急忙说：我也觉得这是自己做得最好的一件绸衫。其实这是她第一次做绸衫，绸布软，做得很一般。
听了我们的话母亲更高兴了，走路的步子都轻盈起来。站在穿衣镜前，前照照，后照照。用手抚摸，翻开里子看看针脚。我顺着亲的心思说：妈，你就穿上，不要换了。母亲欢喜得眼睛眯起来：好好好，听我儿子的，不换了！这是母亲手术后，第一次这样开心。
我把母亲欢喜的情景，告诉了二姐。二姐说：太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二姐又寄回来了一块月白的杭纺绸料。给母亲送完绸料回来，我对媳妇说，这次要好好做做功课，总结一下上次的经验，给妈做件更称心的。媳妇点头说：放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为母亲做衣服。
星期天去了母亲那里，我兴高采烈地向母亲说：荣这次为给你做绸衫，上网查了资料，在家练了手艺，一心要得到你的表扬哩。母亲听完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好好好，不着急，不着急。我只想让母亲当天穿上。对她说：荣把盘扣都做好带来了。母亲说：盘扣留下，回头再说。见母亲不愿说，我也不好再问。
母亲临终前住在医院，二姐在病房照顾，无意说到那块月白的绸料。母亲沉吟了半天说，对不起啊我送给你程妈妈了。她也喜欢，但孩子们生活困难，我就送给她了。母亲说完大家都沉默了，母亲知道，这是二姐又跑到杭州去买的便小声说：真的对不起。二姐一把拉着母亲的手说：你把我们生了，你一辈子就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命都是你给的。我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穿着高兴，你就穿，你送人高兴，你就送，只要你愿意，你高兴。只是今后不用瞒着我们哦。母亲一下子释然了，笑着说，好好好。
母亲最后的日子，已经非常虚弱。一天她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女教师，穿着皂白杭纺绸衫，给她讲课，好漂亮。大姐二姐相互看了一下说：那咱们也穿上。母亲吃力地点点头。姐姐们从准备好的衣服里拿出那件绸衫给母亲穿上，母亲一脸的满足，躺在大姐的怀里平静地走了。
母亲是去上课了吗？
观音的体温
1976年我下乡宝鸡县晁峪公社。
第一次进山打柴，由于不认识砍了漆树，中了漆（漆过敏），第二天起来，脸肿得像一个面包。特别是右脸抬时贴着漆树，肿的变了形。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可以感到自己的脸皮在“砰砰”的膨胀，似乎要把皮肤挣开。到了中午脸肿得透明了，右眼肿严了，左眼剩下一条细缝。身上大部分的地方都肿了，特别是敏感部位，痒不可耐。
由于脸肿身痒，只好在宿舍休息。同学听说了来看我，在院子里和他迎面，他问我：夫生在不在？我用手指着耳朵，做重听状，他又对着我大声喊问。我忍不住捶他一拳说：是我。同学退后一步，倒吸一口凉气说：真是你吗？
公社卫生院没有治的药，给了些偏方，比如：八木熬水，自溺水擦洗，等等。同学一听急去大南沟采来八木，熬水洗了一天，毫无效果。我后来问遍了老中医：为何用八木去治漆树过敏？一个共同的理由是：漆树音七，就要用八木来治。
漆树过敏，躁痒之极，上挠下痒，下挠上痒，不挠全痒，辗转反侧，夜不能寐，3天后始睡一觉。古人说：病急乱投医，我是痒急乱擦洗。八木水不管用，便用自溺水擦，先是火辣辣的灼疼，却不太痒了。脸上肿的最厉害也最疼，但是效果挺好。这样洗了3天，肿也开始消了，肿过的地方都起了一层白皮。
感谢上苍，在我脸肿的一塌糊涂的一时候左眼留了一条缝，使我倘可看书。读书又使我忘记了躁痒。
我中漆后，头大如斗，脸涨如瓜，无眉无眼，痛苦无比。众人都劝我回家，我不回，我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不然她会伤心的。
我每天在宿舍里看书，同学们下工前，去井上挑一担水，但眼肿看不清路，走起来就小心得很。同学们下工后，都劝我不要担了。
我们队在晁峪街上，同学们回家从我们队过。不知谁回去说了，母亲知道了。她赶到车站，寻到一个返队的同学。让他带话给我：快回家！同学来说了，我当时病况一天天在好。想病情稍好一些再回，免得母亲看了难过。我让一个回家的同学，去我家告诉母亲，我已好了，月底就回去了。当天下午一个同学急匆匆地赶来说，你妈让你明天就回家。如果你明天不见你，她后天就来了，并说自从第一次带话后，母亲天天都去车站接我，已经好几天了。
我们家在宝天线拓石，是一个山区小站，一天只停一趟慢车。每天车来了，母亲站在站台上，一个一个看着下车的人，车走了，站台上只留下母亲孤零零的身影。我心里感到了一种愧疚，赶紧收拾东西。
列车进站，一下车，便看见了站台上迎风站着的母亲。风吹起了她的头发，眼光在下车的人群中寻找，我疾步赶上前去叫了一声：妈！母亲一愣，一把拉住我，用手抚在我脸上，问：疼不？我说，不疼就是痒一点。母亲看着我心疼地说：傻呀，怎么不回家？我心里一阵酸楚强忍着说：都好了。回到家母亲烧了一锅热水说，洗洗头。这些天脸也没有洗过，现在还真感到了头上痒得难受。我对母亲说：好，洗，洗。母亲要给我洗。我说：我自己行。母亲不高兴了，我忙说：好好好，妈来洗。对待母亲我一生信奉：以顺为本！一切由着她，让她开心，不让她生气。
母亲在院子里的石台上用脸盆盛了一盆水。又用面盆调好一盆热水，放在旁边。她把我的领子挽起来让我低头，发入脸盆，撩水洗起，不时用双手，捂捂我正蜕皮的脸。热水热手捂着脸的感觉暖暖的，我心里抖的颤了一下。洗完母亲用干毛巾把我的头擦干，用圆柱形的润肤膏（当年叫轱辘油），在自己手上润开，让我蹲下靠在她的怀里一点一点给我抹匀，脸上那种肿胀后紧绷绷的感觉一下子减轻了，母亲的怀里暖暖的，我说好舒服，母亲笑了。
1997年的冬天，我们出差，却在西宝高速上出了车祸。当时我头上撞了一个包块，大如鹅卵。特别是胪内出血，情况十分危险，头发都剃了，如再出血，将立即手术。这时母亲得了癌症，术后一年，还在治疗中，我和家里人商议不能让母亲知道，便打电话说：我被上级抽调去北京学习了。由于时间紧，来不及去看她，请她多多保重。母亲一辈子最支持儿女学习，便嘱我不要操心她，听老师的话。我笑着说：放心，我一定做个乖学生。母亲在电话里笑了说：北京冷，衣服多带些，冷了买一件，吃饭不论好坏，按时，吃饱……
往常星期六我们一家三口，必定要去看母亲的。母亲生病后，有时天天都陪她。出了车祸的头一个星期天，妻在外地医院陪我。我便给母亲打电话说：她想来北京，我不同意，让她陪你。母亲一听急了训道：我这有人陪，让她娘俩去北京，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做极不情愿状说：好吧。到了第二个星期，妻带着儿子从医院赶回母亲身边，陪母亲过了星期天又急急赶回医院。在家人、邻居配合下，我车祸这大的事，在我们大院一直瞒着母亲紧紧地。直到半年以后母亲在院外散步，路遇一熟人问起，才知道了我车祸的事情。
那天母亲急唤我回家，一脸焦急，问我车祸的事，我知道瞒不住了，便轻描淡写的述说了，母亲说：不对！别人说你伤在头上，很重。我说：真的不重。说完我走到她跟前蹲下，撩起头发说：你看，一点事情都没有。母亲，拨开我的头发细细的查看，可能母亲感到，她的人生之旅不长了，一把抱住我，我静静的偎在母亲的怀里，听得见母亲“呯呯”的心跳，感受着母亲的体温。
我想起了一句话：母亲是儿女的观音。
两月后，母亲平静地走了，我没了观音。只有观音的体温，终生温暖着我。
爷爷的记忆
对爷爷的记忆，是从上小学开始的。
1966年秋天，二姐带着我去上小学。在新生登记表里，有一项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二姐不敢填，去问在学校做老师的父亲。父亲说，家庭成分富农，爷爷的政治面貌富农分子。当时，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是明文确定的阶级敌人，我立时便把爷爷的形象和电影里的黄世仁、周扒皮联系了起来：带个瓜皮帽，穿个绸衫衫，拎根鞭子，对长工吆三喝四，非打即骂。
1967年全国武斗，学校停课。革命的都忙着夺权，干大事，对于像父亲这样无权无势，谨小慎微的“臭老九”也就失去了兴趣。铁路站区天天枪声，人人惊恐，并且愈演愈烈。母亲有主意，暑假让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回陇东老家躲一躲。
父亲带着我们坐火车、坐汽车、坐牛车，最后又步行了一天，才回到老家窑院里。因为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抓兵，而哭瞎了眼睛的奶奶，搂搂这个，抱抱那个，摸摸这个，看看这个。让家里的堂兄弟们很是羡慕，现在想一想，老人们总是对远方的游子，更亲切些。
当时社会的秩序很混乱，父亲早早写的信，我们人都到了信还没有到。我们到家是下午，爷爷正在坡上放羊。奶奶急唤堂哥把爷爷换回来，我脑子里又呈现出黄世仁、周扒皮的形象。天快黑了，窑院里听见一声咳嗽，爷爷拖着沉重的步子（这些年总想不明白，乡下的人走路脚多拖地，踢踏踢踏显得很沉重，劳累的吧）走进窑里，父亲急忙上前问候，然后把我们拉上前去，我扯着父亲的衣角，躲在身后，斜露着半个脑袋，怯怯地叫了一声。乡下人不善于表达感情，爷爷虽然是急匆匆赶回来的，满头大汗，但说起话来却平平淡淡的：回来了。
我脑子里早有了坏人的形象，对爷爷看的就格外的仔细：瘦瘦高高，花白胡子，浓眉大眼，穿一件盘扣的粗布白褂，上面还打了两块补丁，一双黑布鞋，没穿袜子，手里拿着一把小镢头，满脸的慈祥，一副电影里长工的模样。
后来知道，爷爷亲弟兄四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分家，当家的是我大爷爷。家里开有一个染房，我爷爷初识文字，人又勤奋好学，一直在染房干活。土改前弟兄四个急急忙忙把家分了，但是家里有一个长工，分给谁，谁可能就要定一个高成分。当时我叔叔高中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做了军官。爷爷就主动的把这个长工分到自己的名下。这样，其他几个兄弟，都定了中农，我们这一门定了富农，1964年四清的时候，爷爷又被补定为富农分子，成了阶级敌人。
我们老家在甘肃陇东的董志塬，1862年到1873年的回民事变中，经过反复的民族仇杀，使当地的人口锐减，路断人稀。虽然后来官府组织了大量的移民，还是地多人少，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瞎三年总要成一年，成三年总得瞎一年呢，成一年可以吃三年。所以在农业社会，董志塬能够做到丰衣足食，是很不错的地方。现在不行了，没有工业，有吃的没花的。虽然，田地里都是长庆油田的抽油机，但是，和当地大多数农民却没有多少经济关系。只是家家都盖了房，不再住窑洞了。
由于地广人稀，人们只需在塬上的平地种些粮食，沟沟坡坡都是青草。历史上陇东人就善养羊，这也是农民主要的副业收入。
合作化了，各家各户的羊都收到了一起，集体饲养。爷爷有点文化，又精心，所以我们家的羊在村里就比别人家的好些。队上就把百十只羊，交由爷爷饲养。爷爷养羊在当地很有名气，不仅会看一些羊的疾病，尤其是精心，产羊羔的时候，爷爷夜里都是住在羊圈里，怕把羊羔压了、踩了。所以，村上的羊和邻村的比起来，无论是繁殖还是存活都要好得多。外村的羊群有了毛病，时常请爷爷去给他们看看。
1964年四清爷爷被补划成了富农分子。当时，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并不算敌人，只是不能作为依靠对象，更不能重用。入党、参军几无可能，招工、提干也是难上加难，而地主、富农分子那就是明明确确的阶级敌人，专政的对象。把集体的羊群交给阶级敌人怎么可以呢？于是就换了贫农去养，时间不长，羊的膘掉下来了，羊羔也生的少了，最后队上还是把羊让爷爷来放养，据说这在当地是唯一的。
农村有一句话，叫七十二行做贼放羊。说的是做贼晚上干活白天睡觉，做成一次可以休息许多天。养羊是晚上睡觉，白天把羊赶到坡上，还可以睡觉，是一个相对轻松又有些自由的活。别人放羊都是拿一把拦羊铲，而爷爷放羊是拿一把拦羊铲和一把短镢头。放羊的时候走在沟底，发现潮湿的地方就避开水沟挖一大坑，点上一窝甜瓜。然后用点枝柴搭起来防止羊吃人踏，每年第一茬瓜熟了，爷爷都要挨家挨户地送些。爷爷等于给村上的人在种水果，乡下人厚道，也就没有多少人去糟蹋。
那天，爷爷见了我们，虽然嘴上没有多说什么，但还是可以感到他的欢喜。他从衣兜里掏出两个甜瓜，说赶回来得急没有多寻下，就两个，用手搓了搓，掰开给我和我哥一人半个。另外一个分给了父亲和奶奶。我和哥哥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奶奶和父亲又把他们手里的递给我们。
爷爷种的甜瓜，是老品种，花皮的，吃到嘴里脆甜脆甜，现在想起来还是满口的香味。其实，现在街上也有卖的，只是我们吃得多了，感受不到那份香脆了。我曾对朋友说，好东西小时都吃完了，我们现在有记忆的美食，想一想都是30年前吃的。
美好记忆总在苦难里，真正美食只在饥饿中。
这以后我和哥哥天天傍晚就站在村口，盼着爷爷放羊回来。因为每天回来，爷爷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两个甜瓜。带的多了，就给堂哥堂弟们分分，少了就让我和哥哥吃，堂哥堂弟们有意见，爷爷捋着胡子说，娃娃，你们来年还有的吃呢。每当我们低着头大口大口吃的时候，爷爷总是蹴在窑口抽着烟很慈祥地看着我们。
后来，爷爷去世了，死得凄苦，也很悲惨。
1969年夏天，爷爷正在河滩放羊，山洪下来河水暴涨。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就是指平日床宽的一条溪河，洪水下来浊浪滔天，河面能涨到百米，两岸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十天半个月也别想过去。那天看着洪水下来，爷爷急忙赶着羊群向回走，过了河回头一看，还有一只羊羔落在了河对岸，爷爷要过去救羊，别人劝阻，爷爷还是淌着齐腰深的河水去了，返回途中，在河中间一个浪头打过来，把抱着羊羔的爷爷冲走了，在一个河湾处，才艰难地爬上来。羊没有事，爷爷被抬回家，已是奄奄一息，3天后就死去了。其实就是让河泥水呛着了。如果放到城里医院，应该是有办法的。
叔叔有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高中生，做过解放军军官，只因家庭成分牵连精简回乡务了农，他知道里面的厉害，好在棺材是现成的，草草将爷爷埋了。队长觉得亏欠，要给爷爷多记些工分作为补偿，被叔叔拒绝了。
过了1个月，上面知道了，认为一个敌人对集体的羊群只能是害，不会去救。爷爷下河救羊，就变成了把集体的羊往河里推，集体的羊战胜了敌人，勇敢地冲上了河岸，而敌人却被洪水淹死了，要批判。
批判大会安排在爷爷的坟地里，首先是当时在场的两个贫农控诉爷爷害羊的经过。两个农民经过做工作，会前是答应按照批判组的要求去讲的，但是来到坟地，看到爷爷的坟上插着的招魂幡想起了爷爷的好处，便如实地讲了当时的情景。第一个还没有讲完，便被主持人粗声打断，问另一个人也说就是救羊呢。批判会就没法开下去了，转而对两个贫农进行了阶级立场的教育，批判会也就草草收场。
10年后，父亲去世，我们遵照他的心愿送回老家，埋在了爷爷的坟旁，爷爷的坟上长满了茅草，枝繁叶茂，一片葱绿。我跪在爷爷的坟前，祭摆了几个甜瓜，嘱咐堂兄来年在爷爷的坟边，点上几窝甜瓜，堂兄很诧异地看着我！我说你种吧，爷爷会知道的……
淘儿淘事
名字
1987年秋儿子出生，取名逊，家里人都叫他逊逊，寓意谦逊，逊让。我是很相信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最主要的是，妻姓孙。虽是范家之子，却是坐孙家的车来的，预产日倘无动静，妻还洗了衣服。第二日晨始阵痛，也不知打的（当时出租车少，也没坐过）。坐公交下车步行300米去医院，途中阵痛紧时，我俩便站在路边相拥着歇一歇。到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却无床，人已坐不住，在走廊长椅躺下，后直接进了产房。听说吃巧克力可以增加营养恢复体力，我便买了些巧克力，请护士送进去。妻知道这个东西很贵，护士也没有说清楚是我买的，便节俭的一口也没敢吃。直到中午生了，才吃了第一口饭。我起此名，也是使其不忘母难，毋忘母恩。多少年过去了，其孝倘可，但谦逊真是感觉不来。社会发展了人的观念也在进步：小年轻产前休假备产，金牌月嫂、月子中心……既感慨万千，又为年轻人高兴。
骨折
逊逊日渐长大，可谦逊未见显现，淘气不堪言状。妻在中学工作，学校离家几十米，逊逊几乎就是在校园里长大的。校内有一土崖，高5米。学校怕人掉下摔了，便在崖边用砖砌了1米高的墙。在崖跟种了一溜的爬墙虎，极其繁茂。
一日，即将放学，妻一副哭腔打电话说：逊逊从土崖上摔下，身已不可动，现在学校门房。其时还没有120，我急忙打出租车去接。当时我家住宝鸡北坡，坡大路陡，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去，我急忙又掏出20块钱。逊逊平躺在门房的床上，呻吟连连。妻吓得脸无血色，我急忙用手平托起，挤进车内。好在其时仅有五岁，体轻。赶至医院，大夫翻来覆去检查了一遍。妻子抓着我的手，指甲扎的我手生疼，手心都是汗。检查完后大夫说：坐起来。逊逊竞坐了起来。我们还没有从惊吓中醒过来，大夫又说：下地走一走。他从床上爬下来，在地上走了一个来回。我们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刚才还无处不疼，痛不可动。怎么一下子就可以下地走路了！大夫可能看出了我们的担忧说：放心。应该没有大的问题，拍个片子确认一下。最后去内科查查。我们焦虑地问：刚才？……大夫笑笑说：刚才，一是吓着了，二是见了父母要撒撒娇。我松了一口气说：谢谢。抱起就走。大夫在后面喊：他自己可以走。我嘴里应着：好！好！好！却抱得更紧了。整个检查完，大夫说：一切均无问题，只是尾巴骨处有一细裂纹。小孩骨嫩，易长，生活全无妨碍，一月即可痊愈。事后，我赶至土崖下五米高的崖壁上长满了爬墙虎。崖根下一地的枝叶，特别是有截1米长拇指粗的爬墙虎，是他从上面掉下来时，顺手抓住扯下来的。这一扯，大大减轻了他着地时的冲击力。这也可能是他摔下而无大碍的原因吧。一个月后，我带他来到崖边。他告诉我，他经常在崖边的墙头上跑玩。我看着机警、伶俐、遇石必踢，遇水必踩的逊逊问：你经常在墙头上跑玩？他说：是啊，有一年多了。我“哦”了一声，说：那就对啦。这墙本来就是因为崖边危险，怕人掉下去而砌的，你长期在墙头上跑玩，掉下去那是必然。不掉下去，那就是奇迹了。他不解，我说：你大了就明白了，常在墙头玩，哪有不摔下。今后还上墙头玩不？他头摇得像摆郎鼓：不玩了，不玩了。他不上墙头上玩了，却无法不让他淘。一日，与同学打闹，从台阶上飞出摔倒，左手撑地，手掌骨折。医院比照着手掌大小，做了一块三合板夹板，用胶布一圈一圈的缠着。扯一条纱布吊在胸前。走时千叮咛万嘱咐手不可活动。妻子既生气，又心疼，强压怒火，小心呵护。每日用毛巾擦洗手指，小心仔细，生怕撞了。一日，妻为其擦洗，一声惊叫，我冲过去，只见固定的夹板被摔成了两半。我惊得呆了：你吊带没有带？逊逊说：带了，昨天下课，和同学们玩，撞到门框上了，夹板撞裂了，今天下课在桌子上一磕就断了。我真是惊的傻了，拉起直奔医院。拍片的结果，一切均已长好，无须再用夹板。
从医院出来，我五体投地，说：我见过手摔断的，但没见过把固定夹板摔断的。更没见过把夹板摔断，骨头却长得好好的。你真是我的神啊。
猫劫
母亲生前养了1只波斯猫。一身浅黄的皮毛胖胖的，绒绒的，憨态可掬。一家人见了都喜爱，逊逊更是喜爱不得了。当时母亲已经病了，常在家里打吊针，逊逊问：为什么要打吊针？我说：打了吊针就可以增加营养，治疗病痛。他记住了，将猫抱到小屋。用母亲打过的吊针给猫扎，说是增加营养。针扎在猫身上，猫疼的拼命挣扎，反手一抓将其鼻子抓出三道血印，血渗皮外。逊逊一声尖叫，大家冲进小屋。母亲见孙子伤了，心疼落泪，要打猫。但猫早钻床下，死活不出来。我劝母亲：是你孙子欺猫在先，猫疼无可忍，仅是本能反抗了一下，要打也要先打你孙子。说完，急忙骑车带他去医院打了疫苗，进行包扎。整个鼻子上贴了一块白纱布，用橡皮膏粘着很滑稽的样子。猫抓了逊逊，母亲心疼至极，对猫就不待见了，加上又有病，照顾就少了些。一天大家说话不知怎么就说到了猫瘦了，仔细一看，还真是瘦了不少。这天外甥带回来一个气针，把瘪篮球打得浑园。逊逊看了，便想让猫也胖起来。用肉诱猫逮住，接受上次被抓的教训，两腿夹紧将气针插进猫的肛门，用气筒打气。猫疼挣扎，被他用腿夹着只好恶吼一声，扭头便咬。逊逊敏捷一闪躲开，但腿一松，猫带着气针钻在床下，再也不出来。
后来我们再去母亲家，只要有逊逊，猫或躲床下，或藏柜底，绝不出来。逊逊出去玩了，猫探头探脑，小心翼翼地走出来，在母亲跟前撒撒娇，戏玩一会。正玩的热闹，突然就疾跑躲走了。众人疑惑，母亲咯咯咯笑着说：我孙回来了。只见逊逊满头大汗，满面尘土从门外跑进来。众人大笑。
球迷
1998年逊逊11岁，适逢16届世界杯。当年的世界杯在法国举行，由于时差，球赛多在后半夜进行。此次的决赛在法国和巴西两队之间进行。是凌晨两点。
逊逊提前多日便向我们保证，做好作业，提前休息，只看决赛一场。我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心软了，应允看直播仅此一场。
当日他早早做完暑假作业，然后把客厅的折叠沙发打开，被褥铺好，自己提出要先睡觉等两点看球赛。又怕睡过了，将上学闹钟调到两点，放在枕边。妻子又准备了些零食水果。一家人电视也不看了，早早休息，只为他可以在看球之前休息一下。他睡前又将电视机调试一遍，确认无误后，关机睡觉。
时至凌晨两点，铃声大作，客厅的电视响了，知其已经起来。我到了客厅，嘱其多穿衣服。他神情昂扬，应声连连，心思全在屏幕上，其时屏幕正在播放广告。后来知道，正式的比赛在两点半。但电视报、电视台的预告均是两点。电视台为利所为，情有可原。
我看他神情专注，便折回卧室。一觉醒来，天已渐亮，客厅电视还在播放，决赛已进入伤停补时，稍一愣神，裁判长哨响起，比赛结束。解说员报完结果，正在评说，导播速将画面调至广告。
再看逊逊，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曲卷着睡得正香。我用手捅捅他：喂喂喂，醒一醒。他猛一个激灵坐起来，看电视还在播放广告，说：我没睡。我说：比赛结束啦。他小嘴一撇：骗人。播广告呢。我说：你看看几点了？他抬头一看已经4点多了。一脸茫然，急用遥控猛调台，终于有一个台公布了比赛结果。其大沮，倒下又睡。
屁股上的眼镜框
逊逊既爱走崖边玩墙头，又爱和别人打闹。1993年，暑假在姥姥家，他表姐在做作业。没有人给他玩，他便心慌得很，不停地干扰表姐，表姐不理他，他更不甘心。从后面猫步过去，躲在表姐身后，悄悄探出头来，一声惊叫，一把抽掉表姐手中的钢笔，扭头就跑。表姐手里没有了笔，一面喊，一面追。这时。妻正提一壶刚烧开的开水，见逊逊扭头向后看着横冲过来，急喊急护，但已来不及。逊逊才长好尾巴骨的屁股，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铝壶，溅出的水烫在了他的两个屁股蛋上，立时就起了指盖大小的几个水泡。我慌急给他脱下裤子，用自己的跨栏背心，挎带打个交叉套在他身上，背心成了道袍。光着下身站在我骑的自行车后座上。
铁路医院由于电气化铁路烧伤多，烧伤治疗在当地很有名气。医生小心将创面处理好，涂上了棕色的药剂，又开了一瓶，一日三涂。走时，千万叮嘱要小心。不可撞破创伤面，造成感染，天热感染了则难治。
回家路上，路平人少就骑骑车，稍微人多，便不敢骑了，怕撞了、摔了。妻拿伞给他撑起，怕出汗伤口感染了，自己却热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到家，一看屁股不禁一乐，脊背上的汗水都顺屁股渠渠顺流而下，而伤口在两个屁股蛋上，并未汗泡。白天问题不大，天热穿个小汗衫，下身尽可裸着。晚上睡觉便麻烦了，要趴着，屁股向上撅起，当时也没有空调，屋里闷热，妻怕他热了，翻身乱滚，撞破烫伤处，便用温水不停地给他擦拭降温，还用扇子成夜地给他扇起。
头一天还好说，被吓着了，还疼。第二天便要出去玩。穿裤子怕磨破伤口，不穿则不可，家里来客亦显不雅。正在左右为难，妻灵机一动说：有办法。用他的一条浅色秋裤，比着烫伤处，剪了两个眼镜框大小的圆圆的洞。小心翼翼地给他穿上。刚好把伤口露出来。后来他自己又用笔把两个圆洞都连起来，划了眼镜腿，看着就像在屁股上戴了一副眼镜。
烫伤第三天，一家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从院门口坡上飞摔而下，已经结痂的伤口又被撕破。我用腿夹住他的腿，抱着他上，妻用棉签蘸上酒精给他处理伤口。酒精沾处，他疼得浑身一颤，咬牙不哭。妻却手一抖，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
谢天谢地，烫伤终于长好了。屁股上却留下了两块黑斑，妻发愁。房东陈妈问起。妻说：这将来怎么找媳妇？陈妈咯咯咯笑起来说：你别熬煎，等看见咧，也就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