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经常穿的衣服是“绨衣”，绨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织品。当时贵族女子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而他最宠爱的慎夫人平时都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连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绣龙描凤的纹饰，以示敦朴。在刘恒的带领之下，后宫上至皇后、妃嫔，下至普通侍女都养成了朴素节俭的习惯，所用的衣服、器物等没有任何奢华攀比之风。据说文帝后宫的女眷们单脂粉钱每年就能给国家节省数十万钱。
随着各项政策的推行，国家的经济逐渐地恢复发展起来，国库里也积攒了很多的银两。有大臣上书说：“而今海内殷富，国库日渐丰盈，皇上生活却如此简朴，宫殿也已经相当陈旧了，这与我国的国力不符，皇上应该修建一座新的宫殿，一来昭示皇权国威，二来也为皇上休息娱乐所用。”
汉文帝也觉得继位以来从没有动过工程，因此接受了这个建议，他打算建造一座供饮宴游乐的露台，于是命官员核算一下所需的费用，并且一再叮嘱要尽量节省，不得铺张浪费。过了几天，大臣做出预算，说要用“百金”，汉文帝听了，感慨地说：“百金就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使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唯恐对不起他们创业之艰辛，露台就不用建了。”
按汉代制度，皇帝总是在身前为自己修庙。文帝也在长安城南为自己修了一座庙，名叫顾成庙。庙宇规模不大而且比较简朴，就像是转眼回顾之间便可建成，因而取名“顾成”。
有一次，有人给文帝献了几匹千里马。文帝赶紧推辞说：“皇帝出行前后总有大队的车马仪仗，一天不过走三五十里路，我哪里用得上千里马呢？”于是下令把马退了回去。他深感这种捧场逢迎之风不可开，又立即下诏说自己不接受任何献礼，“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断然制止这种浪费钱财、贻害百姓的事。
有一次文帝出行，随从的官员、仪仗队和护卫甚多，文帝坐在车帐中，听到四处马的嘶叫声，却没有任何人的言语，心里有些不快，他走出龙辇，远远望见有几匹马跑到了附近的农田里，马仆正忙着将马牵回，只是不敢大声言语。文帝问是怎么回事，近侍回答说是备用的马走脱了，文帝就责怪说：“一次出行，哪里用得上这么多备用之马，真是太浪费了！”他立即下诏清点皇宫和各中央部门的公用马匹，除必需之外，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文帝还严令，皇帝出行司仪之官只需保证安全，不必摆排场，更不准骚扰百姓，并严责各地各级官员也要节省，不得扰民。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帝不仅生前俭朴，死后也令薄葬简省，以移风易俗。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去世。他遗令将自己葬在长安东南的霸陵，随葬器物一律使用陶器，不许用金银作装饰；坟墓也因山而成，不堆封土。刘恒颁布了一道感人至深的遗诏说：“天下万物都有生死，人们都喜生而恶死，这是不对的。许多人死后追求厚葬以致倾家荡产；父母死后儿女守孝，以致损害身体，这些事情我都是最不赞成的。我能力有限，没有给百姓多少实惠，现在我死了，不忍心让百姓因为给我治丧守孝，经年累月而哀人父子、损其饮食、绝其祭祀。现在我诏令天下吏民，我的丧事从简，三日之后就匍除丧服。不要禁止百姓娶妇嫁女、祭祀和饮酒吃肉；不要摆放车马兵器；不要发动百姓哭临宫殿。”文帝还下令将宫中自夫人以下的大量妃嫔，全都遣归其家，准其改嫁，不愿意白白耽误了这些人的一生。文帝的遗诏，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典范。
汉文帝的品行不但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赞誉和人民的敬仰，也得到了“盗贼”的尊崇，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他们大肆掠夺王室的财产，西汉皇帝的各个陵墓也被开启盗窃一空，但是唯有汉文帝的霸陵保存了下来，赤眉军的首领读过汉文帝的遗诏，深为他的人品所感动，特令不许破坏。足可见文帝一生纯朴爱民，深得天下民心。
作为皇帝，特别是在“海内殷富”的“文景盛世”，汉文帝能做到如此俭省，如此克己，如此体恤百姓、心系苍生，实在是可贵的，绝对称得上是一位躬修节俭的贤德之君。
心系百姓的仁德之君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艰辛坎坷的生活经历，汉文帝比任何一个帝王都了解百姓的艰难，也比任何一个帝王更为关心百姓的疾苦。刚一即位就接连下了两道旨在资助赡养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的诏书，抚慰长期遭受战争蹂躏和天灾人祸之苦的劳动人民，诏令说：“春天到来的时候，花草树木万物生灵都有它们的生机和快乐，但是我们的百姓中却有很多贫困孤独、年老病衰的人。我为人君，当然要关心他们的疾苦，但是很多的官吏却体察不到他们的忧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对人民进行赈济。”
汉文帝仁慈宽厚，极富同情之心，他知道严酷的刑罚常常使受刑者痛不欲生，形同废人，就陆续废除了一系列严酷的刑罚，使秦朝以来的以严法治天下的习惯逐渐转化为以孝慈治天下，社会风俗归于笃实厚道、恭让谦和。文帝时期，刑罚量锐减，据说一年之内全国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多起。而且，对犯了罪的罪犯们的惩罚也以宽大为主，对犯了死罪的王侯大臣，主要以示意犯罪者自杀为主，而不施以凌辱人格的刑杀；对于犯了罪的普通百姓，也不枉加判决，不轻易判处死罪，能宽容之处尽量宽容，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文帝一朝，国家上下齐心简朴，社会生活纯朴醇厚，显示出了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
汉文帝主张与匈奴和平共处，联为婚姻，并尽力不与匈奴开战，以减少两国军民苦难。“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天下如遇有水、旱、蝗虫等灾害，文帝就下诏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免除各地的贡品。像这样能听取百姓的意见，一生为民着想，一生俭朴勤政，并不断改进政策，为强国富民孜孜以求的皇帝，历史上实不多见。由于汉文帝这种廉洁爱民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致使汉王朝走向了汉武帝的鼎盛时期。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
自律谦恭的厚德之君作为皇帝，汉文帝总是谦恭自律，真诚反省自己，凡事身体力行。刘恒在大臣们请求立太子时，感慨地说：“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意思是说，我已然不能像古代贤君那样禅让天下，如今又要立太子，天下人会以为我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皇权千秋万代，而心中没有百姓，朕不能这样做啊！”
有一年，几次发生了日食，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因此，在对待臣子上，文帝胸襟宽广，宽容大度。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御府中拿出金钱赏赐他们，让这些臣子在自愧自责中幡然悔悟。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文帝的以德化民，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
刘恒十分关心戍边将士的艰辛，深深自责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皇帝的谦恭与厚德溢于言表。
当文帝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对群臣说：“只为我一个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我感到很惭愧啊！像我这样的没有大的德行的人，独自享有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我的罪过啊。以后祠官再进行祭祀祷告的时候，不要只为我一个人祈祷祝福，也要为天下的苍生百姓们祈福。”大臣们听了无不感激涕零，深为皇帝的仁慈爱民之心所感动。
宽慈仁厚的孝德之君“孝”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仁德着称的汉文帝，不仅在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上名垂青史，他还是有名的大孝子，并且名列着名的“二十四孝”之中，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汉文帝刘恒自幼和母亲薄太后在偏远苦寒的代地居住，母慈子孝，在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文帝即位后，因为帝位还不是很稳固，怕累及母亲，没有立即把她接到皇宫居住。等他巩固了帝位，精心打理好一切，就马上派遣舅舅薄昭带领亲军侍卫将母亲护送到长安居住。汉文帝告诉护送母亲的侍卫们说，一路照料需尽心尽力，每日行程情况，必须当日汇报到宫中。当薄太后的辇驾尚距长安百里之时，文帝听说母亲快到了，早早地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在郊外等候了很长时间。见薄太后驾到，就立即行跪拜之礼，随即侍奉于母亲车辇之侧，奉辇入都。直至长乐宫中，文帝又亲手扶母亲下车，登御正殿正坐，与百官北面叩拜朝贺，礼毕方散。
薄太后入住太后宫后，文帝无论政务多么繁忙，都要早晚前去请安，关心饮食用度、衣着冷暖，礼仪礼节从不偏废。
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的孝顺，不只表现在礼仪礼节上，对于母亲日常生活的照顾也从不怠慢。
有一次，薄太后患了重病，这可急坏了文帝，又是请御医，又是请术士，可都不见效，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薄太后这一病就是三年，整日卧床不起。刘恒身为皇帝，侍奉母亲从不养尊处优，亲自为母亲煎药汤，并且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文帝勤于政事，常常感觉到很劳累，但并不因此懈怠了照顾母亲，每次看到母亲睡着了，才趴在母亲床边睡一会儿。刘恒天天为母亲煎药，每次煎完，自己总先尝一尝，看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给母亲喝。刘恒孝顺母亲的事，在朝野广为流传，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个仁孝之子，为国家能有这样的皇帝而欣慰。
文帝的孝顺之心不只表现在侍奉母亲的身上，对于其他长辈也是如此。文帝即位之后还将薄太后的母亲、自己的外祖母魏老夫人接入皇宫中居住，老人有文帝和女儿薄太后的照顾，生活当然很滋润，但老人在江南水乡自由自在惯了，总觉得皇宫过于拘束和沉闷，常常思念江南家乡，久而久之就病倒了。文帝听说外祖母有病，请来很多太医，但药吃了不少，总不见效，汉文帝为此也犯起愁来。一天，文帝去探望外祖母，说到了江南水乡的话题上，老夫人不觉落下了几滴眼泪，文帝一看，知道老人思乡，恍然大悟，原来这正是外祖母得病的根源。文帝一向节省，但为了外祖母还是拨了一笔款子，再从自己的日常用度中抽出一部分，在宫外修建了一座园林，置身其中，仿佛真到了江南一般。文帝请外祖母前去游玩，老夫人果然高兴起来，不久病也好了，此后老夫人就住在这个园子里不愿回宫了。
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住在宫中，念及母亲年老，时常来探望，每次都带一些宫中佳肴、点心以尽孝心。有一次，薄太后带来一些烤饼给母亲，老夫人一尝，又酥又香，特别高兴，连说喜欢。文帝听说后，就专门派来御厨为外祖母做烤饼。后来这种烤饼流传到民间，人们就称它为“太后饼”。
汉文帝平生恭爱母亲，直至临终时还吩咐妻子窦皇后要善待其母薄太后，愿意死后“顶妻背母”报答恩德。后来汉文帝的陵寝和母亲薄太后的南陵、皇后的窦陵就是遵照他的“顶妻背母”的遗旨建造的。汉文帝的孝心、孝行为后世赞誉。
文帝不但自己是一个有名的孝子，还以身示范，做好天下人的楷模。他特别关心老人，宣扬以孝治天下，他对大臣们说：“父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给我们衣食之需。父母年老了我们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呢？那是天理不容的。”他颁布诏令说：“人年老了之后，没有足够的衣服就不能御寒，没有足够的食物就不能充饥，为人子女者，许多都有孝心却没有足够的衣服食物供养老人，现在正好处于岁首的时候，国家应该帮助天下的子女们赡养老人啊！”汉文帝还责令有关的政府部门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对于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人，要由县里的人员每月按时送去肉20斤，米l石；对于90岁以上的老人，要由县丞亲自去送，还要再加送一些布匹帛锦等。在古代中国，这是最早的关于老人的福利赡养制度，它可能在执行的过程有许多出入，却体现了汉文帝的仁孝之心、爱民之心，也起到了一定的安抚百姓的作用。
汉文帝厚德仁孝、勤俭自律，使他统治的时期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正因为如此，汉文帝不但在政绩上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他的人格魅力也同样流芳百世，为后人所敬仰。
开发边郡，增进民族融洽
文帝统治时期，北边有强盛的匈奴为患，南面的南越王赵佗操戈相向，形成“胡强南劲”的形势，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文帝充分意识到社会安定才可能发展经济，战争则既耗国力又加重百姓的赋役，只会适得其反；同时汉王朝的国力有限，尚无解决匈奴为患的物质储备。因而，文帝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总是尽量怀柔安抚，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匈奴与南越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在安抚的同时，汉文帝还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策略。
对匈奴，亦战亦和，徙民实边汉朝自建立起就一直为匈奴所困扰，以至于高祖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吕后受辱于冒顿单于。而经历了多年战乱，根基未稳的汉王朝无力与匈奴抗衡，只能采用和亲联姻政策，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朝同匈奴的关系。刘恒登基后，为了巩固汉王朝根基，恢复社会经济，减少社会动荡，让百姓休养生息，继续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但匈奴历来就不受和亲的约束，只要发现边塞防守薄弱处便凭借游牧民族的优势，快速长途奔袭，在边境郡县烧杀抢掠，甚至侵袭内地，造成破坏和动荡不安。因此，汉廷极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