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财产依据转化的立法权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业主在业主企业中的立法权，以及大股东在股份公司的立法权就直接是由财产依据转化来的。甚至由老板或股东大会、监事会授权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可以说其权力是由财产依据使之在企业组织管理中拥有了定规立矩的权力。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导人也是通过代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国资委的任命授权而取得定规立矩的权力的。企业中的其他员工服从他，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或魅力，而是他被授权取得了财产依据可转化的立法权。
（2）舆论依据转化为立法权。国际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某国的军队领导人通过政变取得国家的执政权，然后借助舆论的宣传，将其塑造成国家和民族的救星，以巩固其独裁统治。
（3）由信息依据而获得立法权的事例很多，尤其是在企业组织中。李·艾柯卡成为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长，既不是靠他个人的魅力，也不是靠他的控股权，而是靠他经营汽车业独有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也就是信息，并且是股东和社会都认同的信息。
（4）魅力作为权力依据不可能单独起作用而转化为立法权，但它对取得立法权的正面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人们都承认里根的个人魅力，而且他的魅力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帮了他很大的忙。没有个人魅力这特有的权力依据，他由一个三流演员登上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宝座，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4参议权
参议权则直接导源于财产、舆论、信息和魅力这四种权力依据。这四种权力依据的占有，使之有可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人们都把信任赋予他，使他在社会中取得特殊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并不一定与合法权力相统一，但其社会地位只会高于这合法的权力主体地位之上。因而使他得以成为智慧的象征、道德的化身和价值的裁判。在名义上邓小平从未担任过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领导人，但他却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务中作为真正的核心主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的中国近二十年之久。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退居资政之职，但对国家事务仍可起主导作用。但这种地位并不一定是政治地位，而是一种因为他在财产、舆论、信息和魅力四个权力依据中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形成的社会地位。影星和歌星等是得自于他们的个人魅力；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是得自于他们的信息知识；德高望重者则是得自于舆论对他们的褒扬；富翁靠的则是他们的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委派的港督要提出一项有关香港发展的动议，也还要征求李嘉诚的意见，这也仅仅是因为李嘉诚是香港的首富。
5专业权
专业权的权力依据则纯粹是信息。因为他在某个专业上有高于一般他人的造诣，成为在一定社会组织中这一专业的权威，因而凡涉及这一专业的事务决策就不得不听取他的意见。即使他的信息中包含有个人的意志目标，也不能忽视，因为他的意志代表的是一种自然的权力。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要受到自然的惩罚。而专家则是对自然规律把握得最好的人，想逃避自然惩罚的人也就必须听取专家的意见，赋予专家以特别的权力。
6交易权
交易权强调的是在社会交往中单方面地向对方承担义务而形成的对对方的意志行为的影响作用。而能够用做单方面向对方承担义务的资源也就构成这种权力的权力依据。也就是说，这种权力的依据必须是能够预付出去的资源，只有预付才成构成单方面的义务。很显然作为资源预付的权力依据只有财产、舆论和信息三项。
（1）在他人困窘之时，慷慨解囊相助，这就是通过财产的预付单方面向对方承担了义务。受人之恩就是欠人之债，当施恩者有某种意志意愿需要满足之时，接受其意志，并用自己的意志行为去实现其意志意愿就是还债。不过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人都会把所受之恩与施恩者的意志要求进行对比权衡。当后者较前者太失度时，受恩者也会拒绝接受其意志要求。
（2）舆论有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的作用。通过舆论提升人，尤其当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还未确定之前，这就是授人以知遇之恩。相对于“有”的需求已获得满足的人，知遇之恩的意义远远大于钱物的施舍。施舍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他处于困境需要经济援助时才有意义，否则施舍还会给他人以受侮辱的感觉。而通过舆论提升人的地位则是无条件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人都不会拒绝。但用舆论提升人形成的知遇之恩所转换的权力的运用，则要受到受知遇者的意志目标的制约。只有当受知遇者的意志目标与知遇者的意志目标存在一定的同一性，至少二者的差异是有限的，这种差异是受知遇者能容忍的时候，受知遇者才能接受知遇者的意志要求。在这一点上他所受的限制比接济他人转换的权力所受的限制还要大。尽管如此，通过舆论提升人创造权力是最经济的。在恰当场合一句称赞的话，也会创造出很大的权力。刘备三顾茅庐，实际上是借助舆论来提升诸葛亮的地位。当时刘备虽然新败，但仍不失为一方豪杰，他的三顾就充分肯定了诸葛亮的地位和价值，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刘氏父子效命二十七年。一顾就赢得诸葛亮九年的不渝忠心，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经济活动。
（3）用信息来单方面向对方承担义务，这与施舍接济他人的性质意义相同。只不过后者提供的是物，前者提供的是有价值的信息。
（4）通过接济人、褒扬人和指点人来创造权力还有权力创造倍乘的作用，因为这除了形成单方面地向对方承担义务造成交易权之外，他还会博得仗义疏财、乐于助人和知人善任的美名。这美名又可以视为舆论转化的一种权力依据。有了这种美名，就会增加他的参议权，让他成为社会价值的仲裁人。《水浒》中的宋江，文不及神机军师朱武，武不及母夜叉孙二娘，但他却成为梁山大寨之主，也主要是得之于他平时的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单方面向他人承担义务之功。再加上他在聚义厅三番五次地让贤，为新上山的英雄提升地位造舆论，使他们又欠下他知遇提举之恩。可以说宋江是天下善弄交易权的第一人。
三、不同权力的独断性分析
通过对不同权力与权力依据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权力的不同性质与它的不同的权力依据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就权力依据对管理对象的依存程度而言，可排成一个由小到大的系列，依次是：暴力、财物、舆论、信息、魅力。
而不同权力所包含的独断性的大小与这种权力所由此形成的依据对管理对象依存程度大小相关。由此形成的依据对管理对象依存程度越小，则其权力的独断性就越大。反之则相反。就其所包含的独断性由大到小的排列依次为：惩治权、立法权、交易权、专业权、参议权、奖赏权。
所谓权力的独断性也就是权力主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对方不给对方以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惩治权的独断性最大，管理对象完全没有选择的自主权，权力主体的意志要求接受得接受，不愿接受也得接受，管理对象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立法权的独断性，尽管比惩治权小，但仍很大。承认了权力主体的合法性，也就必须接受他定规立矩的意志。
交易权的独断性较小。人们都知道，人情大如天，欠债可以讨价，但欠情却不能讨价。交易权实际上就是管理对象对权力主体所欠下的人情债。知恩图报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约束着每一个人，因而使交易权拥有了独断性。
专业权的独断性仍然存在。因为专家的意见代表的是一种客观规律的要求，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它让人只有很小的自主选择余地。
参议权的独断性就很小了。社会地位给你带来了这种权力，但我仍可选择不听取你的意见，甚至直接不认可你的社会地位。影星、歌星、球星也仅仅对追星族才拥有参议权，并且很不稳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追星族的一员，也可退出追星族，还可再选择自己心中的偶像。
图2-3六种不同的权力奖赏权就完全没有独断性了。奖赏只是一根胡萝卜，也只有需要这个胡萝卜的人，胡萝卜才有引诱他使之调整其意志行为的作用。
就奖赏权与交易权进行比较，二者的权力依据相同，但所包含的独断性却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运用权力依据创造权力的过程不同。交易权力是先将权力依据作为一种资源先贷出去，自己作为债权人存在，因而使之可以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以把意志强加于对方。而奖赏权则是先有对方的意志行为调整，作为资源的权力依据此时变成了还贷物，是对方把自己的意志行为调整作为一种投入物，先贷给了奖赏权的主体。在这里权力主体的行为已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尽管他所实施的奖赏只是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