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冤假错案
屈打成招
1992年8月17日，11岁女孩霍莉被奸杀，警方找到一名嫌疑人，在接受了4天的如同牲畜一般的对待后，警方以犯人的口供为基础拟定了一份认罪书，让他签字。但他的口供与已知的犯罪事实出入太大，警方只好在第二天继续提审里维拉，在新认罪书上删去了与事实不一致的地方，犯人在新的认罪书上也签了字。犯人被定罪判刑了，霍莉的家人也讨回了公道，恐慌情绪也开始缓和了，当地社区可以松口气了。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有可能因为调整了“证据的门槛”，在减少一种错误发生的同时增加了另一种错误的发生，就像司法系统内的情况一样。虽然这两者间存在平衡问题，但要注意的是，同时减少两种错误的发生也是可能的，这就是最终的进步方向。错误的判决和坠机事故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这些错误的判决能被彻底调查，制度的严重问题就会暴露。它们让人有机会去探寻司法制度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警方的调查到证据的展现，从陪审团的讨论到法官的裁决。从这些错误中学习，我们就能对制度进行改革，保证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
DNA鉴定也无法推翻的错判
在1984年9月10日，研究员亚历克·杰弗瑞斯通过检验基因编码中的变化，有可能发现一种“基因指纹”。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标志，能让警方做出准确无误的身份辨别。诺贝尔奖获得者凯利·穆利斯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最终引发了刑事犯罪学的革命——DNA技术。如果样本未受污染，检验方式正确，两个人DNA相同的概率仅有十亿分之一。这意味着在部分案件中，仅凭犯罪现场发现的DNA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到2005年，已经有超过300人在DNA技术的帮助下沉冤昭雪。但这些冤案引出了很多问题。警方为什么抓错了人？警方的审讯手段为什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法庭为什么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了DNA技术后，还是有很对人仍然未能沉冤得雪，为什么？因为警方、检察官、整个司法制度，无法接受DNA证据揭露自身的缺陷。也许，关于DNA技术，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不是有多少无辜者被解救，而是推行这一技术所要面对的重重阻力。
认知失调
1954年秋天，一个名叫玛瑞安·基奇的家庭主妇自称与外星的神发生了灵异接触，这位神告诉她，世界将会在1954年12月21日的黎明前毁灭。基奇向她的朋友们发出警告，声称灾难迫在眉睫，基奇对他们说，真正的信徒会在末日那天得到拯救。最终世界末日没有来，飞船也没有来，但是信徒们并未因此动摇，事实上，其中一些人的信念变得更强了。按理说，这个邪教的成员本该改变对基奇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但他们选择去修改证明他们失败的“证据”。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在于对邪教的展示，而在于它对我们所有人的本质的体现。人人都会有的心理机制。在面对足以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形成挑战的证据时，我们更倾向于篡改这些证据，而不是转变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会去创造新的借口、辩护和解释。有时我们干脆会选择完全忽视这些证据。
费斯汀格的伟大成就在于证实了认知失调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我们越笃信自己的判断，就越容易对质疑这些判断的证据进行认知上的修正。
无尽的借口
布鲁姆加德在一次女孩儿强奸案中被处40年监禁，但后期经过DNA技术检测后在受害者内衣上发现的精液不属于布鲁姆加德，这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清白。但是，检察官找了多种借口，并不承认误判。检察官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认知失调。很多检察官都认为自己的职业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使命。他们花了很多年时间接受教育，让自己达到很高的职业水准，这是一个艰难的准备过程。他们非常愿意相信自己加入的这个体系是公正的，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失误，从认知失调的角度来说，这种感觉是最具威胁性的。不难想象，他们将如何不顾一切地修正这一切，修正认知的过程是无穷无尽的。
第5节 理智的扭曲
自我欺骗与欺骗的根本差异
蓄意欺骗有一点好处，说谎的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欺骗行为，并承认这是一种失败。也许这个人会对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行修改，以在未来避免类似的失败。自我辩护则比这坏得多，自己骗自己的行为毁掉了一切学习的可能。如果一个人惯于无止境地自我辩护，再加上发生认知失调后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会让自己相信失败根本不存在，那这个人又怎么能从失败中学到东西呢？
消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2年9月24日，英国准备加入伊拉克战争之前，布莱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演讲，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在持续制造这种武器，之后做出决定，加入伊拉克战争。在入侵伊拉克后的几个月内，这些指控都被澄清了。首先，萨达姆的部队没有使用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来反抗装备先进的西方军事力量。其次，西方军事力量在萨达姆倒台后立即发起的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动也无果而终。
在对下议院的一次讲话中，布莱尔说：“确实有上千个武器存放”到底是对是错？对一些抉择来说，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是很难的。对布莱尔来说，没找到武器并不能说明这些武器根本不存在，只能说明之前的调查员找得不够努力。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没有找到武器的事实反而让布莱尔更加坚定地宣称，他们一定会找到武器。这正是出现认知失调后的典型反应：我们会更强烈地保护自己的信念。12个月后，布莱尔钦定的伊拉克调查团仍然没有找到武器。
如果你觉得改变想法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任何证据都不能让你承认错误，如果你感到自尊受到了威胁，而宁愿无止境地寻找借口，那么你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闭路循环。就算有可以吸取的教训，你也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更不可能去面对它了。
迟早会升的通货膨胀率
2010年11月，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著名学者和商界领袖联名发表了一封写给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本·伯南克的公开信。在信中联名者们表示，当时执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当前形势下既非必要，也不明智”，而且“无法达到美联储期望的刺激经济的目标”。他们总结道，这一计划应该被“慎重考虑，停止执行”。
但在公开信发表后，通货膨胀率不升反降。到2015年1月，通货膨胀率已经是负数了，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这些经济界权威人士的预测可以说是落空了。2014年10月，彭博新闻社邀请他们根据后来的事实对那封公开信做出反思。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学者没有解释自己的判断为什么失败，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预测错了。他们觉得通货膨胀率迟早会升高，可能会急剧升高，超过最近的历史低位。
事实上，任何威胁到我们自尊的事都可能引发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现象具有普遍性。
试错的勇气
人们对认知失调理论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即认为它是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如果人们的判断失误，就会为之付出很大代价，因此也就有理由去掩饰错误了。这样做的原因是，承认错误带来的名誉损失比从错误中学习带来的好处大得多。我们就是有种本能，承认错误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即使我们愿意这么做。
还有一种与认知失调有关的心理活动，被称为“证实性偏见”。大多数人都困在狭隘错误的假设里，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去犯错，结果可能发现那根本不是错误。有时，犯错不仅是找到正确答案的最快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
智慧和资历的反作用力
医生们有时容易忽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早就对这些错误进行了粉饰。他们不是不诚实，只是这些粉饰工作往往是潜意识中进行的，因此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如果能对这些事故进行独立调查，这些错误就会在对“黑匣子”的分析中被揪出来，医生们会遭到质疑，并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但这种独立调查几乎不存在。这意味着医生们在一次次地犯下同样的错误，同时又误以为自己不会出错。这种错觉加深了医生们的认知失调，让他们身上的绳索越套越紧。智慧与资历一旦和认知失调与自尊产生联系，就构成了当今世界前进中的最大阻力。
第6节 司法改革
“李森科事件”
生物学家特洛费姆·李森科为了爬上学术界高位，抨击德国神父孟德尔创立的基因科学，高调反对这一科学界的新潮流。他经过分析，发现这种姿态能让自己更接近高层政治人物。事实上，他也确实成功了，斯大林与他共同宣布，基因学说是“资产阶级的歪理”；而另一方面，拉马克学说则获得了政府的赞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李森科在让自己的理论免受质疑的同时也从中剥夺了一件最具价值的事：失败的可能性。他提出各种方法来提高农作物产量，但没有人去检验这些方法，因为他们害怕遭到迫害。就这样，政治命令把证伪反馈机制从科学中剥离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具破坏性的，在这场清洗运动后，俄罗斯科学家大批凋零。这起事件对数以百万计苏联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冲击，一个重要原因是李森科鼓吹的种植技术往往不起作用。这就是不容试错的后果，李森科事件被看作科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丑闻之一。
不可靠的记忆
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很多年里，一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泰森反复讲过一个关于小布什的故事。他说，在纽约双塔遭遇袭击后的几天里，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发表了一篇演讲。小布什在演讲中说过的话：“我们的上帝是为群星命名的上帝。”在泰森看来，总统这样说是极不合适的。他表示，小布什不仅狭隘，而且无知。他表示，事实上三分之二的已知星球都有阿拉伯名称，是被穆斯林学者发现的。“我想布什根本不知道这些，”泰森说，“这会削弱他的论点。”
泰森的话产生了很大反响。它对听众产生了催眠般的效应，同时表达了尖锐的政治观点。另一方面，他的话也让布什成了一名不负责任的总统，在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利用这场悲剧把美国一分为二。但随后有人发现了一个问题。翻遍了九一一事件后的总统声明，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段关于“群星”的讲话资料。尽管如此，泰森仍然坚持认为布什绝对在九一一事件后说过那些话。但在被要求提供证据的几周后，泰森终于收回了自己的话：“我在此对总统公开表示歉意。我把他对‘哥伦比亚’号事故丧生者的诗意安慰说成了挑起宗教对立的言论。”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连职业科学家的记忆也并不可靠。我们不会用高清电影般的方式对自身体验进行记录。记忆更像是分布在大脑各处的系统，受到各种偏见的影响。记忆容易受到暗示，我们常常把不同经历的片段编织起来，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我们对每段记忆都会进行编辑。记忆的可塑性让我们在回忆过去时容易误入歧途。
冰山一角
在对刑事司法系统改革的探讨中，我们用了很大篇幅谈论冤假错案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为将更多罪犯绳之以法，刑侦方法还有待提高。同时，还应努力减少罪犯被无罪释放的比例。
改革这些弊端的关键在于，不要认为必须在这些目标中做出权衡取舍，不要认为不能同时进行改革。在对冤假错案的改革中也要认清这一点：改革不会削弱司法系统的威慑力。恰恰相反，改革会让司法系统更加有力。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这也许是最有效的审议制度了。但这就意味着这种制度不应接受检验吗？如果一些可预见的程序会导致陪审团得出错误的结论，难道不应该对这些程序做出改革，从而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