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观的历史变迁
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几乎每一个社会对世界的运行方式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通常建立在神话、宗教和迷信之上。古代的社会都认为这种理解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有人胆敢反对往往会被处以死刑。掌权者不愿见到任何证明他们错误的证据。但到了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这一理念发生了变化。对真理的批评得到了宽容对待，甚至受到鼓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这种变化最早在古希腊时代产生，但具体的产生时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这种变化为教条传统画上了句号。波普尔表示，在人类知识的进化过程中，这是语言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时刻。
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没能得以延续。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令人措手不及。从古希腊到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科学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世界又回到了老旧的思维模式上。早期的宗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世界观。任何有悖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都会被看作对神明的。知识是被权威人士掌握的，而非通过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发现的。因此，进步的脚步才一直被束缚，这个过程持续了远不止几十年，而是长达数百年之久。
社会科学的窘境
培根在17世纪就指出，自然科学走进了死胡同。而如今，社会科学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需要试验或数据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仅凭主观判断或思考就能找到正确答案。因为叙述性谬误，这种想当然的习惯根深蒂固。
科学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们必须时刻注意社会和机构性问题对进步的阻碍。这些问题包括出版偏见、同行审查制度的缺陷以及很多试验的不可复制性等。尽管我们在过去几百年的现代科学史中一直在应用试验和数据，但在社会科学中，这种手段却被忽视了。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往往愿意相信直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叙述反而被认为更具有说服力。我们会信服坚定的主张，而这往往是直觉的同义词。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行动的方式，也在于所处的层面。在系统层面上，自下而上的学习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适应有其必要性。而在个人层面上，这个问题则更具开放性。哪种方法能帮助一个独立的组织更快地进步呢，是反复改进直到成功，还是想出一个大胆的创意并坚持到底？换句话说，成功取决于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要怎么把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中和日常生活里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彻底改变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无论是身为企业家、老师、教练、各行从业者还是为人父母，我们都必须改变这种对错误的认识。我们不能再把错误当成一件肮脏和羞耻的事，而应该把它当成一种鞭策和教育。我们应该互相鼓励，要去尝试，去试验，去展现耐心与决心，要勇于从自我调查中学习，要有智慧与勇气去看清证据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其幻想为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模样。一旦我们具备了这种思维模式，就能创建一种制度，把适应的力量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最近几年，另外一种“以失败为基础”的方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死前验尸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团队会在一个计划付诸实施以前就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失败，这是顶极的“尽快失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担忧畅所欲言，而不会因为害怕悲观论调而闭口不言。‘死前验尸’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
持续改变
从错误中学习，听上去也许是管理学的陈词滥调，会被当成老生常谈或是枯燥乏味的准则，但其实从错误中学习有着深刻的道德目的。它能拯救生命，并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