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未来”对话
历史上，人类从没有停止过关注“未来”，文学的畅想、艺术的表现、哲学的思索、科学的预测、宗教的劝勉、政治的许诺、人生的追求、社会的发展、组织的规划等，无不从各自角度显现着人类对“未来”的神往。在当代，“未来”更是作为重大主题而引发了全球性的争鸣。
何谓“未来”？今天，人们处在何种场域（背景）中探讨“未来”？场域（背景）的不同使得现代人类所考量的“未来”相较以往凸显怎样的新面目？触及哪些新的困境？身为现代中国人，“未来”与“我们”有何相关性？探讨“未来”有何重要性？本节将沿着上述问题逐一展开。
一、“未来”是什么
“未来”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否给“未来”下一个近乎完整的定义？未来是一种思维的想象，还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未来世界能否被识别？如果可以，识别的标准是什么？
对于未来的基本含义，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最早提出“未来学”（futurology）这个名词的，当属德国学者O.弗希泰姆。[573]在未来学的研究领域，美国的托夫勒夫妇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以“为日后的未来学家立下典范”，来表达对他们二位的尊敬。托夫勒夫妇花了整整50年的时间研究人类的未来。1970年他们出版了《未来的冲击》一书，该书曾获得麦肯锡图书奖及法国最佳外国图书奖。1980年他们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一书，立即成为全球畅销书。1990年他们出版了《大趋势》（原名《权力的转移》），接着又出版了《新战争论》以及《再造新文明》，这些都是其经典之作。[574]托夫勒认为：
未来可以从三个“P”开头的英文字来思考。
一、可信的未来（probable future）：将统计资料加以分析，得知将来最有可能发生的现象。
二、可能的未来（possible future）：还有其他可能发生的状况。未来充满各种可能性，但它们不全然是可信（probable）的未来。
三、希望的未来（preferable future）：你希望发生的是哪种现象？
这三个“P”都不同，你可能看到很多的可能（possible），但可能只有一个或是少数可信（probable）会成真，而那就是你希望它出现的希望（preferable）。[575]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未来意味着开放性，它面向“可能”。
这里对“可能”进行的考量，需要比人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可能”精细许多。一方面，就空间而言，“可能”并不局限于现实世界的探讨。有时候，虽然在思维构造中有许多逻辑上成立的“可能”，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也属于“可能”的范畴，甚而，往往是这一领域的“可能”极大地影响，甚而推动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因而所谓“可能”，既包含着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也包含着思维领域的存在。另一方面，就时间而言，“可能”的范围绝不仅面向物理时间上的尚未到来的现象（事物），它也包括在时间上已然发生的现象（事物），比如过去的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也面临着未来诸多“可能”的陈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解释“可能”：
“可能没有这件事”的矛盾命题不是“不能有这件事”，而是“不能没有这件事”；而“可能有这件事”的矛盾命题不是“可能没有这件事”，而是“不能有这件事”。[576]
未来包含很广的内容，除了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然不会发生的事件，其余的都包含在未来的范围内。正因如此，人们可以“预测”未来，但也须保持一份警醒：“预测”中的未来并不必然与未来实现无缝对接。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带有哲学意味的言说——未来因其不确实性而表现为一种“无名”，给人们带来有益的警示：“无名者是无词的、未经证实的和不严格确定的”[577]。因而，人们切不可贸然将“无名”拖进言辞的王国：
如果我们能够预见什么，那么我们所能预见的将是已经存在着的，将是无须通过一种生活的命运而实现出来的。对于才能、勤勉和可信赖等品质的认识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对于那预示了真实存在和确证了价值的无名者的认识。[578]
有了这份警醒在心中，深知未来的特性，人们才能大胆“预测”。在未来预测领域，学者专家可谓各显神通。有人预测，21世纪将是宇宙能源应用的时代。[579]也有人预测，伴随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另一个重大趋势是，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东移，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太地区。这是历史性的变化，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开启新的历史周期的序曲。[580]
有人预测，未来，人类健康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慢性疾病，病因就是生活方式不健康。医院和护理所中，大部分人将是肥胖、糖尿病以及阿尔茨海默综合征患者。[581]
有人预测，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未来战争和反战争都在其中进行的竞技场，即21世纪的全球体系。[582]
还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许多现在单纯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所改变甚至取代。[583]
在诸多的预测中，美国学者阿尔·戈尔的著作《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值得关注。他认为，我们考量未来需要基于以下因素：
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越来越以完全交融的一体化形式运作，与资本流动、劳动力、消费市场和各国政府有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关系。
出现了覆盖全球的电子通信网络，维系亿万人的思想和感情，将其与迅速扩展的大量数据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快速成长，嵌入世界各地而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网络；与智能越来越高的设备、机器人和思维机器联系在一起，其中智能最高的在执行越来越多的各种思维任务方面已经超过人类的能力，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在表现智力方面超越人类，虽然我们总以为那是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领域。
出现了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均衡较量，与20世纪下半叶特有的平衡状态截然不同——当时美国领导全球，维持全球稳定——影响力和主动性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富裕国家转向全世界快速成长的势力中心，从民族国家转向私营部门，从政治体系转向市场。
出现了不可持续性迅速增长——人口，城市，资源消耗，表土、淡水供应和生物物种耗竭，污染流以及由一整套荒谬扭曲但却被普遍认可的指标所衡量和引导的经济产出，这些指标令我们对自己惯常所作自欺欺人的选择而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视而不见。
出现了一整套具有革命性的强有力的生物、生化、基因和材料科学新技术，使得我们能够重构所有固体物质的分子设计，重组生命本身的结构，改变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形态、特征、特性和性能，主动控制进化，跨越自古就有的物种区分界线，并且发明了大自然从未想象过的全新界线。
出现了人类文明总体力量与地球生态系统，尤其是最为脆弱的环节——人类繁荣发展所赖以继续的大气和气候平衡——之间崭新的关系，并且发生了能源、工业、农业和建筑技术的巨大转型，旨在使人类文明与未来之间重新建立健康和平衡的关系。[584]
其二，未来是关乎人的未来，人是未来的主体，没有人就无所谓未来。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曾这样分析“主体”在世界上的地位：
世界上的一切，都具有以主体为条件，并为着主体而存在的性质。那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的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因此主体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一切客体一贯的、经常作为前提的条件；原来凡是存在着的，就只是对于主体的存在。[585]
人，恰恰是那“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的事物所认识”的主体。只有人才能区别现实与可能，只有人，才有所谓未来。
其三，未来有其历史性。
人们总是裹挟着历史面向未来。人的历史性，使得未来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理论上，每一个未来都应能被追溯其切切实实的出发点：
未来不是现在的简单延伸，但却发端于现在。[586]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有如下见解：
摆脱既定的东西当然是可能的，并且是经常发生的；创造新的体裁和改造旧体裁的确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伟大的艺术家们都必须从现存的作品所提供的各种可能的出发点开始工作。
……
即使是对创造性的人物来说，过去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行动出发点。对那些天赋稍逊的人来说，既定的东西就成了被接受和保留的东西；他们一直厮守着他们所接受的东西，直到更有创造精神的人发现或发明了新的范型，以后又成了新的既定事物为止。[587]
值得一提的是，承认人的未来有其历史性，并不能等同于未来由历史而定。人应该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历史性的同时，努力追求突破和超越。历史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伟大人物，他们并不一定是某个领域的开拓者，但是，他们的确在意义的重要性和规模范围方面超越了历史概貌所给定的比例数。他们那作为真理语言的超越时间的本质，远远超出了他们与历史的关联。他们的本质正处在这一超时代性之中。[588]
奥地利学者茨威格曾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少数几个重要事件和伟大人物所决定的：
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个天才，总是需要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
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挤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589]
最后，未来决定现在。
未来有其历史性，反之，未来也在决定着现在。人们能够根据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决定现在应该采取的行为和模式。例如，通过对地球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前景的预测，人们决定应该如何转变我们现在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法国未来学家皮格尼奥将此趋势概括为“现在—未来—现在”的公式[590]，即从现在出发，预测和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再根据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制定目前的行为方案和计划，以达到控制未来的目的。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未来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未来对于现代人，尤其是作为现代中国人的“我们”有何重要意义？要探索这一话题，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人的核心问题，以及什么是“现代中国”。
高瑞泉在为《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一书作序时这样写道：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当代中国学者要撰写类似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那样的著作，挑选一批当代中国人常用的词汇，分析其意义形成的过程，用词源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批评和社会价值，有三个概念一定不会忽略：现代化、全球化、现代性。这三个词，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学术界乃至读书界）使用频率之高，是有目共睹的……“现代性”成为关键词，表示对于中国人而言，“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有了更复杂的意蕴。换言之，现代性研究将现代化、全球化诸概念包含在自身。[591]
不仅“现代性”探索在中国方兴未艾，就全世界而言，“现代性”也同样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有学者分析两位法国诗人的话语道：
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592]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
西方历史中的一些主导范畴，那些推动我们的世界运转的字眼，如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在20世纪特别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另一个同样具有宰制性的字眼所继承，那就是现代性。……现代性是当今社会/世界共有的一个普遍特征。……现代性的存在或阙如，是区分不同经济、政体、民族和道德的分水岭，大体决定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进程中的位置。[593]
从时间线上来看，人们都已经进入了“现代”，都已经成了“现代人”，但是，人们尚没有把握住“现代性”，就全世界而言，“现代性”的主要特性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现代性”尚有许多“未来性”，甚而可以说，“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594]。因而，未来的研究必然将继续以“现代性”探索为核心，而对“现代性”探索也必须纳入未来的讨论以求进一步的厘清。
二、多元化的“未来”遐思
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写道：
自从16世纪以来，世界观的变化使我们觉得直到那时之前一直被视为极其稳定的世界逐渐受到了动摇而处于变动之中。在我们当中的清醒者看来，世界不再是一种秩序，而是一个进程；宇宙变成了处于宇宙起源与发展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400年中，我们的文明经历过的一切历史性思想危机，无论远近都与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从静态世界观转为动态世界观这个转变过程发生（和持续发生）的连续步调相关。……现在，在我们看来，人类也被逐渐视为人类起源与发展。我们即将看到，这个重大事件不仅导致我们的整座思维大厦而且导致我们的整座信念大厦彻底更新。[595]
现代人与古代人的思想分野的标志就是是否具备动态世界观。在动态世界观的主导下，人类历史被视作为一种进程。那么，人类应怎样理解历史进程呢？历史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又会到达哪个阶段呢？美国学者泽伊曾在分析“文明何以能持续下去”时这样说：
尽管大工业时代象征着人类在对时间、空间和其他方面控制上的巨大飞跃，但它也是开始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一种趋势的延续。
……
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把这个世界视作一个进步可以实现、发展不可或缺的世界。换句话说，西方形成了一种以进步思想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当西方拥抱进步思想并把它当作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时，它就为自己主宰这个世界和自然界本身创造了前提条件。
进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顺着几个不同层次由下及上的改进。首先，它是一个逐步积累的知识——新的信息、资料、理论和事实——完善过程，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人类解决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提出的问题。其次，它还是一个地球上人类道德和精神状况的提高过程。第三是一个物质条件的改善过程——我们变得更富裕、更长寿，拥有更广阔的途径去获取更为先进的产品和服务。
相信进步就是认识到人类由过去较差的条件下发展到现在，并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继续发展下去。[596]
塞缪尔·亨廷顿曾横观整个世界，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认为西方仍将保持“老大”的地位，同时，他点明中国正日益显现其力量，并对西方构成挑战：
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力量，其余的力量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力量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597]
上述的思想虽各有细节差异，但整体思维上均属于同一种典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统摄下，世界被划分为西方与非西方，前者被视为“进步”，后者被视为需要向前者学习。
然而，以上各派理论观点并不能涵盖西方学术界的未来观。
史华慈教授曾经认为现代西方比任何时刻都更深刻地卷入自己那些尚未解决的思想和道德危机中。[598]美国学者雅克·巴尔赞纵观西方历史，不无感伤地认为，从1500年至今，西方文化正在经历“衰落”：
衰落这个词指的只是“减弱”。它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丧失了精力、才能或道德观念。正相反，现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充满着深深的关切和忧虑，又有着它特有的躁动不安，因为它看不到清晰的前进道路。它失去的是可能性。生活中艺术的各种形式已经用尽，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已走完。制度的运作艰涩困难，造成的重复和失望让人难以忍受。现在的主要历史力量是厌倦和疲乏。[599]
吉登斯认为西方并没有掌握“现代性”：
到目前为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大相径庭。[600]
美国学者戴维·E.阿普特认为：
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已经现代化的还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均面临着现代化结果的审判，并为之感到恐惧。[601]
意大利学者詹尼·瓦蒂莫认为，西方尚没有找到自身的“现代性”发展方向：
存在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西方的观看、认识和表现方式近来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是，对于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西方文化正在走向何方，则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现代性确实已经走向了终点呢，还是只发生了一种表面的变化？信息系统技术的全球扩张，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西方经济的去工业化意味着文化和社会进程的持续性转变呢，还是可以把它们解释为现代性自身逻辑的一部分？倘若我们承认，我们正处于现代性终结的历史的某一点上，就可坦然地认为，困扰现代性的难题可以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而弃之不顾吗？争论中的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而且争论的结果也必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602]
还有，学者彼得·J.亨里厄特说道：
今天来谈论“发展”，是承担一件特别困难的任务。近年来，关于发展问题的整个领域，不论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处在很大的混乱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才智”，总的说来已经名声扫地，因为一些原指望可以引导世界上许多穷国家发生戏剧性改变的理论已经证明无效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603]
以上四家可以看成为同一种思维方式下的判断，除了以上述几家对现代性的考察之外，还有另外的观照视角值得体察，例如，美国学者丹尼斯·谢尔曼认为：
当下在西方文明影响着全人类的同时，它也被对方所影响着；它保留着充满吸引力的话题，并且这些话题有时是饱含争议的。当许多人研究西方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时，它的负面影响却很少被强调。事实上，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有能力通过与核心圈外人们的接触而发生改变。当西方世界接受新观念、遭遇新民族、面临新挑战时，这一特征有助于它调整内涵与外延。[604]
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提出：
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度与伊斯兰世界仍与西方分享世界舞台，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以革命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非西方世界一一落入西方的宰制，西方国家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然而，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在其著作《亚半球大国崛起》所言，进入21世纪后，世界权力重心明显向亚洲移动，亚洲将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要角。“新亚洲半球”崛起，可以跟20世纪崛起的西半球一样，撑起半边天；世界舞台上西方国家独占鳌头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605]
学者杜维明这样说：
我们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超越三种流行的但又过时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传统与现代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以及地方和全球之分。……
现今“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之间的辩论只涉及我想要探讨的“问题”的表面。……自由民主制即使说作为一种理想已被世界其余各地许多人接受，但是硬说它将自然而然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主导潮流，那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文明的冲突”立论的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文化多元性将是全球一个持续存在的特点，然而它的根源仍在于西方与世界其余各地相抗衡这样一个过时的观念。它的前提是只有西方式的地方知识才是可普遍化的（即便说不是普世化的话），为西方特殊论辩护。……
从更深意义上说，不论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都没有抓住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深刻关切的问题。……现在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够了：环境意识、女权敏感性、宗教多元论以及社群伦理，都强有力地表明自然和灵性在人类本能反应中的核心地位。我们那些当代启蒙思想家未能认真对待人与自然的最终关切及和谐，未能将它们作为自己哲理论述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他们要对后现代批判作出创造性回答的主要原因。幕后的则是社群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从全球角度对待人类现状，这取决于我们全球社群思考问题的意愿。[606]
人类关于未来的思考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虽然，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学研究以及学科范式基本来自西方，虽然，西方曾经引领全球进入“现代”，非西方世界曾一度受到西方的宰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把握着“现代性”的方向，并且能够持续引领世界的未来趋向和统摄全球的未来规划。在未来研究领域，西方并没有占据学术制高点，我们曾经熟悉的历史坐标已然渐行渐远，而我们曾经视为当然的学术话语也正面临着新的解析和期待。
三、探索未来的意义
天下的一切变化都意味着朝向文明状态的进步，对所有寻求提升的人来说都是如此。[607]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608]。人总是基于一定的立场、身位、学识、阅历等情况，而建构一个意义世界，从根本上而言，人是无法保持完全开放的姿态，也无法整体性地认识自我。美国学者莫里斯曾在《自我的墓穴》中说道：
每个自我在每个时刻力争做一个仍然是开放的人，同时也往往容易变成一个封闭的人。这是善与恶的最初而决不会停止的冲突，没有一个人避免得了。[609]
探索未来能够使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来审视和超越自我，以下分别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选择一定角度来展开论述。
一方面，探索未来得以重新审视“现代中国”。
曾经，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宣称他们的理念是普世的，而这可以成为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类历史的基础。古代通过道德权威而展示出来的宇宙秩序观念，是为了解释人之为人的根据。具有宽广视野的历史学家们，从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到公元7—8世纪的刘知几，11世纪的司马光和18世纪的章学诚，都从容地描绘了一种以中国为基础的、体现在他们所知的世界中的普遍主义。他们都使用“天下”这个词，只是以各自的方式表述了这一普遍主义的不同版本。而“天下”这一概念，首先指的就是一种道德和文明世界的疆界。[610]
在过去的大约200年的历史中，世界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它更多地源于欧洲民族国家对权力的追求，而不是基于“人之为人”的考量。
过去，中国人曾经认为中国古代的儒释道经典中有足够的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信中国人自己的遗产就是优越的。今天，这种夜郎自大的态度已经被抛弃。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经验已经让中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远离了孤芳自赏的清高。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美国的费正清教授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及的“对西方的反应”的两个危险至今依然具有警示作用：
“对西方的反应”的概念含有危险的倾向；一个危险暗示所谓进步，就是用“西方的”观念来取代本民族的观念；如是，则中国的民族思想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个危险是鼓励这样的想法，一旦西化的过程开始，中国人此后便不能保持任何传统的社会准则。[611]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形态的共同体已经成型，但是，对她的历史理解和未来建构仍然是一个未竟之业。现代中国能否通过审慎地利用世界所提供的精华而得到再造？现代中国在汲取其他文明的同时，是否可以保持清晰的意识，是否可以自信自身所处的位置、所由的路径和未来的方向？我们期待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能够具备批判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对将要到来的可能性保持高度的敏感，以前瞻性的高度来觉察中国当下的态势，为“现代中国”向更为成熟的、和谐的现代社会转型提供真知灼见。
另一方面，探索未来得以超越“自我”。
人们正处于一个物质文化极为丰盈的时代，可是，人们并没有愈来愈感觉踏实，现代生活仿佛是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旋涡”[612]，虽然，物理科学的伟大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于宇宙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看法；虽然，工业化生产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创造了新的人类环境……可是，“面对技术，人们的无能感越发强烈”[613]，单凭技术和理性，显然并不能找到人类精神的家园。
威廉·戴蒙在其《更大的期望》一书中针对这个时代而强调发展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
即便我们把孩子们培养成有史以来知识最丰富、艺术修养最高、身体最健康的孩子，但假如他们不能超越自我的话，这一切将毫无意义……即使孩子们比现在更认真地完成家庭数学作业或钢琴课，他们仍然需要发展社会责任感。他们仍将需要关心他人，也需要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否则，他们将无法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共同生活，将无法把文化遗产留给他们自己的孩子。[614]
探索未来正有助于人们拨开眼前利害得失的迷雾，满怀希望面向人生，促进人的“自我超越”。值得一提的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探索未来也符合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有助于人找到自身的最高的喜悦。马斯洛在其著作《人的潜能与价值》中曾经提出，人不仅具有生理需要，而且也具有心理需要，这些心理需要以一种强度和先后的次序，彼此关联起来，可以认为它们是通向一般自我实现道路的阶梯。处于顶端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他指出：
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他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创造自我或自我实现则能给人以最高的喜悦，这种感受就是“高峰经验”。在这种状态中，个人达到了一种“无须推动”，无须努力，不以自我为中心，无目的的自明效应的境界。在高峰经验中，个体实现了自身人性的最高点，就是：能面对现实、肯定自己和别人的长处，独立自主、富于创造。他们有抱负和胸襟，不受眼前的环境局限。高峰经验虽然短暂，但能促进个体去完成持久的、高尚的生活意义，超越平凡的生活。[615]
第二节 世界大趋势
迈入21世纪的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人类知识的整个架构都在变局中发生巨变。我们正在创造新的知识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许多观念串联起来，建立奇妙的推理方式，并以崭新的假设及新奇的语言、符号与逻辑为基础，孕育出新的理论、学说及意象。
有人说：
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616]
有人说：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逆转的时代。那些被现代话语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传统和意识形态，带着复仇的使命纷至归来。受到重构的全球关系的鼓动，它们通过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而获得了合法性。[617]
有人说：
我们并非享有“新世界秩序”而是不得不与同一个“无序的旧世界”打交道……不仅如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连同愿意使用它们的狂热分子的存在——已经使这混乱变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危险。[618]
有人说：
我们不仅是在建设一个三种层次的全球体系，而且还在建设一个三种不同运作速度的全球体系。[619]
有人主张：
21世纪的人之存在之“空间性”，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之问题。在过去200年间，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人类中心主义”主宰最近200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方面固然创造科技文明的快速发展，为人类带来物质生活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对大自然的过度剥削，却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极其严重的伤害。因此，人与自然在21世纪如何更和谐相处，就构成21世纪大学基础与通识教育的严肃课题。[620]
有人设想：
人类进入太空会带来一个使我们超越地球母亲束缚的新时代。……我们正在开始转入一个全新的生存领域。就像由海及陆的过程一样，下一次的迁移活动将会改变我们居住的新领地和我们人类自身。[621]
有人在问：
这是新世界，旧世界，还是下个世界？[622]
……
在此起彼伏的喧嚣中，是否所有的展望都会化作某种“虚妄”？然而，何谓“未来的现代性”，绝不是纯粹的知识，它需要激情和想象，它是主观和客观交错在一起的向往，既让人心潮澎湃，又让人肝肠寸断：
现实的可能性的不可穷尽的期待感照耀着作为一种热情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关于现实的可能性的严格的、不可战胜的确定性要求冷静的分析、谨慎而正确的战略。前者标志着温暖的红色；后者标志着冰冷的红色。[623]
一、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化共存
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思想家正在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的传统，历史上人类和文化的关系，竭力寻求代表这一时代的观念、动力和特色，以及21世纪的人类生活的意义，诚如学者吴大品所认为的：
现在我们身处21世纪之初，种种迹象皆显示我们正置身于影响深远的巨变，也就是我们说过的“第三波”“资讯革命”“太空时代”或“地球村”。新千禧年的大方向明显是科技、全球化和后于后现代的重建，这些要素已深刻影响了我们，威力无远弗届，遍及每户人家及世界各角落，其速度也是其他时代望尘莫及的。[624]
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新近对未来的历史走势提出了“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
第一重趋势反转，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
第二重趋势反转，就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
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
第四重趋势反转，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也可以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300年长期历史大趋势的反转。[625]
不过，朱云汉的视角虽可对“西方中心观”构成冲击，但其本身却无意提出新的替代性视角，他说：“这意味着‘一元现代性’的历史框架松动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现代性’。”[626]这与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看法有一致之处：
在当前这种状况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与其他的价值交换，没有任何价值可以合法地拥有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特权和独尊的“真实性”，每一个人类主体都可以参与到各方面经验的不断解释的劳作中。没有一种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留给人文科学的只能是一个被解释的世界，或者换言之，是由人类主体来赋予其意义的世界。[627]
全球化的不同推动力来自科技、经济、历史、文化和政治各方面，世界因之而比以往更互相依赖、关系更紧密、距离更短、节奏更快。延伸的空间和频繁的全球跨国联系，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沟通了各个社群、国家、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企业，这些网络组成了新出现的全球秩序。例如出现一些新的经济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区、东盟）、新的治理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的文化社会（如亚洲人的海外聚居群落），还增加了推行全球的许多标准（如知识产权和版权法）。
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共存”的辩证统一。“全球一体化”并不是指全球简化为一种发展模式，或者以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模式为示范中心，而是指国家间、地区间的关系日渐紧密与融合，形成某些超越地域差异的共性：
在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基于沟通和相互理解而展开社会公共理性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使人类已经达成了某些“重叠共识”，或生发出崭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观念共识，即形成了一些被信奉不同宗教、秉承不同的道德标准、保留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所共同认可和践行的普遍正义观念。[628]
全球化将使得国家间更加相互依赖，国家间需要比以前更多、更紧密的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均不再能形成单一优势的话语中心，国与国之间越来越需要通过协商沟通来解决冲突和争端，这使得全球公正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落实。
与此同时，单个地区的发展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蝴蝶效应”，诸如2011年的太平洋地震和海啸不仅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缺少日本工厂生产的汽车部件，美国的汽车工厂纷纷停产。在德国，出于对核泄漏的担心，政府宣布放弃核能计划。
不仅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据学者预测，到2030年，亚洲的全球力量将会超过北美和欧洲，在21世纪20年代的某一时刻，中国或许就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的崛起会使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一改欧洲和西方自18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的趋势。[629]
在此前景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顺畅和广泛，人们不会趋同于像某个国家的人（比如美国人）那样去看、去说、去唱和去跳，也不会用某种一定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相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利用工具创造或展示自己独特的东西，所有这些行为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而保护并加强了本土文化的独有风格。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当前的世界正在日益“平坦化”：
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将越来越平等。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电脑、电子邮件、网络、远程会议和各种新软件。[630]
全球化摧毁了许多限制人们自由流动和接触的屏障，同时把世界联结成网络，即使是那些不得不离开自己国家前往西方——尤其是欧洲或美国——的人们，也能够利用“平坦的世界”保持自己本土文化中的很多特色。即使生活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他们也能够利用网络读到本国新闻，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与亲人和朋友联络，可以通过网络或卫星电视收看来自祖国的每日新闻。
全球化无可避免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反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保护着我们生存的世界。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曾分析：
在当代世界，极其重要的是，承认在不同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对于“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非洲文化”等做出过度简化的概括，喋喋不休地加以宣扬，常常削弱破坏了我们对实际存在的多样性的理解。对历史和文明的许多这样的解读，不仅在知识方面是浅薄的，而且增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分裂。[631]
二、经济同构与文化异质
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地区发生了剧变，冷战随之结束。欧洲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各国都开始追寻自己的发展道路，摆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饱受战争之苦又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地区，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经济实力日益雄厚，重构着世界经济版图。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从空间探索到计算机技术，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我们的文明社会。今天，全球化取代了冷战，这是一个被称为“同冷战体系相类似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国际体系”[632]。
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姆·金丁曾从经济角度概括“全球化”：
到19世纪最后25年，全球化成为一个想象中的生活事实：世界商品价格是欧洲大陆农民们生活中的主要现实；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无不关注伦敦市场的反应；许多国家政府根据世界资本市场的形势来讨论未来的计划。只有疯子才怀疑国际经济体系是人类物质生存的轴心。[633]
的确，经济全球化常被看作为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而学术界最初涉及全球化时亦多指由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等构成的国际经济由地方向全球大规模扩散的过程或趋势。实际上，全球化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括当今人类文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迁。各个领域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种有型的结构张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的整合与竞争。[634]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的同构与文化的异质。所谓经济的同构，是指经济全球化已日益将世界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学者崔立如认为：
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使国家间形成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利害攸关方，竞争与合作交织，大战的可能性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635]
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跨国公司的运作便是其见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对其而言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研发、采购、制造、分销、服务等一系列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活动，形成了企业的“价值链”。通过价值链的解构，跨国公司只控制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多的环节，并在这些环节上保持垄断优势，而把其他不具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不多的环节分解出去，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灵活性。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也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的国际贸易转向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重。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每一个海外投资企业所服务的对象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乃至全球市场。由此，跨国公司体系内的产品、技术和人员等在遍布全球的各分子公司之间的流动性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跨国公司各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形成全球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636]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诸如全球财富的分配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单靠某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认为：
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实际上使任何个别国家的政府，今天都不可能独立地去管理自己的经济或者避免通货膨胀。[637]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全球性政治的协调与合作，文化贸易迅速发展，文化产品已经在世界商品市场上占了很大的份额，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在此情形下，许多人担忧世界文化会趋向“同质化”。在全球化世界中，美国借助经济技术优势把全球化推向高潮，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顺势扩展到世界各地，美国化遂成为这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其他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
许多人担心在美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本土文化会逐渐地丧失自我。那么，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大众文化向外扩张是否会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全球将呈现为单一文化面貌吗？对此，荷兰学者克罗斯的见解值得参阅：
一代代的年轻人在东西方铁幕背后的各种欧洲场景中成长起来，他们以相同的感觉享受着用商业花饰想象出的文化替代品所带来的欢娱。类似牛仔裤、可口可乐或一种香烟商标等简单的商品就需要一种附加的价值，以帮助这些年轻的一代表明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一直使用美国的文化语言，使美国的文化代码成为他们自己的，在这种程度上他们已经美国化了。他们在吸收美国文化各个部分时是在“随心所欲”，在这种程度上讲，美国化不再是描述所发生一切的适当术语。只是美国大众文化接受端的人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目的罢了。他们将之编织成一种文化语言，其语法、句法和语义学——从隐语上讲——将仍然能够被法国人、意大利人或捷克人所辨识。[638]
虽然人们对青少年被“美国化”的担忧或许是杞人忧天，非美国的青少年虽然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来自美国式大众文化产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中国学者王晓德的见解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澄清：
“美国化”会给本土文化带来挑战，也会造成本土文化的某些明显的变化，但其对人们最担心的青年一代的影响并不足为惧。它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但要动摇本身具有丰厚积淀的文化基础并取而代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文化的消失，根源往往是在内部，即失去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创新意识，而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所致。[639]
诚然，面对全球化的滚滚浪潮，我们更应以开放的胸怀汲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
随着人们之间交往程度的加深和交往空间的扩大，今天，非西方，特别是东亚社会，无疑都已深度介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并没有被同质化，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力依旧顽强。在事实层面，全球化的出现促成了西方人对于启蒙普世主义的反思，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及“他者”的敏感上。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向被视为不值得重视的“他者”的非西方人也开始与西方争夺话语权。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非西方人不但没有被“西化”，反而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尼斯勃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亚洲在现代化的成功，增强了亚洲人对亚洲的自信：
这个对亚洲的信念，这个相信它自己可以发展自己的模式，即亚洲方式的信念，现在是许多人所共有的。[640]
未来，各种文化彼此碰撞并相互交融。当然，过程中会有曲折和动荡，会有摩擦和冲突，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承认和推动文化的多样发展。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人们逐渐适应了不同文化的“共同在场”。文化上的融合表现在生活方式层面上，形成了大众文化的趋同；在价值观层面上，表现为市场理念的趋同。但是，与经济全球化相比，文化全球化往往具有更加复杂、更不确定的特征。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并不能消除各个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差别，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抹杀民族文化的差别和多元性，更是不现实的；另外，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和不同于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民族文化可以多元并存、共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共同占有主导的地位，文化全球化正是一个对话与共融的过程，而不是走向单一和趋同的过程。[641]
三、政治改革与民族认同
经济全球化呼唤并推动着政治上全球性的协调合作与之相配合，有人称这种现象与过程是政治的全球化，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称：
在世界某个角落所作的政治决定和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传遍世界，并获得世界性的反响。此外，各国政治活动和（或）政策制定中心可以通过快捷的信息传播途径联结成复杂的决策和政治互动网络。[642]
全球化必定影响到各国未来的政治决策，有学者指出：
全球化理论承认，未来限制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国内经济选择、国内文化选择乃至国内政治选择，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这些因素也许无关乎物质实力分布，而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向全球资本、资讯和技术流敞开大门。中国的分析人士大多也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会在一系列领域对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产生负面影响。[643]
有人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政府的力量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随着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权力会扩散到更多层面，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结合而成的众多无形网络中。至于谁当头挂帅，就要看地位、关系网络、外交手段及建设性行为的多少来分高低了。这一网络会捆绑决策者的手脚，参与者众多，会在数不清的地点，给决策者一举一动制造麻烦。
……
技术将是拉平差距的最大力量。未来的网络巨头，类似当今谷歌和脸谱，仍将掌握大量即时信息和数据，能力将超过大多数政府。这些网络巨头能靠数据和信息及时摸准人们的想法。私营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也能跟国家一样，在大范围内影响人们的一举一动。
……
政府只有善良意愿还不够，必须双管齐下，既要管好黑客这样的坏家伙，又要为动机良好的个人开拓一片更广阔的政治天地。[644]
腾讯公司创始人、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谈及国家需要调整变革：
今天，在“互联网+”的起跑线面前，不但我们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而且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都需要把握难得的机遇窗口，做出至关重要的反应。[645]
各国政府在未来都需要根据新的时代特征而进行改革和调整，并且这一路上必然前途坎坷，不会一帆风顺。学者张文木说道：
从本质上说，国家战略能力是从实践，尤其是从残酷的实践环境而非鲜花美酒和书斋中成长起来的。[646]
话说回来，“政治改革”的话题由来已久，并不新鲜：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变革与其说是一种特例，不如说是一种惯例。只要有一个不完美的政府，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理想的治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变革不能单纯地界定为寻求一个完美的行政实体；更确切地说，每一种改革方案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引发一套新的改革方案。[647]
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究竟什么是根本症结所在？在探讨这个问题前，值得警醒的是：人们应谨慎地面对政治改革。因为，一方面，旧制度存在许多重要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新的模式未必都优越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在政府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民族认同问题尤为重要，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这样叙述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民族建设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直达国家的核心内涵：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的组织者，有时会呼吁自己的公民，甘冒生命危险来保卫国家。公民如果觉得国家并不值得自己最终为它牺牲，就不愿响应。民族认同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的强制权力。……如果他们觉得国家合法，亲身体验到爱国主义的热情，政治稳定就会获得极大的提升。[648]
有学者称，随着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技术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将面临“崩溃”的前景，比如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曾写道：
当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全世界，也就是当民族解放运动在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等地蓬勃高涨，当南太平洋中的斐济等弹丸小岛宣布成立国家并向联合国派出代表的时候，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一件离奇的事情：那里不是新国家的兴起，而是老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
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
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这两者加在一起，正促使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崩溃，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力量的单位。环顾世界，对此便一目了然。[649]
在托夫勒看来，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环境问题以及新的通信技术，损害了民族国家在全球事务规划中的地位。他认为，有许多问题太琐细或太地方化了，使民族政府不能有效地去处理，新的问题正在迅速产生，这些问题又太大了，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对付。他宣称：
随着各国的破坏和改组，随着跨国公司和其他角色登上全球舞台，随着不稳和战争威胁的冒头，我们不得不去发明，以全新的政治形式和“容器”，把秩序的新装带给世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已成了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650]
在托夫勒写作《第三次浪潮》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摸索阶段，而他所谓的将处在分崩离析危险之中的“老国家”并不包括中国，他的举例里都是些“西方国家”：诸如英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
究竟怎样看待政治改革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学者俞可平的观点相对比较客观：
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冲击概括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或“正在终结”，无疑是一种偏激的和夸张的观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还会长期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扮演核心的角色。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的性质还有它们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651]
无可否认，全球化极大地影响到既有的各国政治制度，推进各国政府的政治改革，但是，主权国家并不会消失。民族国家依然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的主体，从而也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各国政府将在未来采取政治改革措施，以适应这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学术机构、富有的个人以及大都市等次国家组织繁荣发展的时代。一方面，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将通力合作，以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以凝聚、组织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联盟的力量，使精英阶层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及习惯于跨国合作的组织将在未来发挥极大的主动性，支撑和促进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应对当代全球问题。
各国政府未来政治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将在于是否能赢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且举几位学者的观点借以深入考辨。阿尔温·托夫勒认为：
进行重新评估工作的不是政治家、社会科学家、牧师或杰出人物统治主义的革命者，也不是技术人员或大学校长，而是人民本身。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需要“走向人民”，向他们提出他们几乎从未被问过的一个问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世界？”[652]
泽林说道：
最稳定的社会应当做到保证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同时又不超出现实的经济能力。[653]
余英时曾说：
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无论我们是否接受“社会契约说”，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654]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
19世纪国际竞争对政治结构的要求是增强政府动员能力，而20世纪后半叶民主和人权成为关键性指标。19世纪经济实力的较量表现为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而今天则更多地强调人民的生活水平。[655]
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大约100年前发表的言论至今仍有其借鉴价值：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都是“独创的”和（在某种意义上说）特有的组合的产物：如果想要控制和支配这些关系，那就必须把它们理解为并看作是独创的和特有的。发展的方向固然是国际主义，但出发点是“民族的”——必须从这个出发点开始。然而观点还得是国际的，决不可能是别的。[656]
我们认为，在未来，民族认同意识将随全球化的深入而加强。从国家层面而言，政府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走向人民，以赢得人民的拥戴和认可。从群众层面而言，“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存在强烈的道德信仰和文化优越感”[657]，人民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政治传统，人民越来越发挥出个人的力量，团结一致，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建设祖国而辛勤努力。
第三节 中国大趋势与“中国梦”的实现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大国风范
在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地图中，自身都位于地图的中央，这是对世界想象的开始，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658]
每一个有志向的国家都有一个大国之梦，那么，什么是大国？
粗略分析，大国似乎包括了两层含义——规模的大与实力的强。据此标准，近代以来可归入大国之列的国家屈指可数，即便英、法、德这样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强国，若去掉殖民地，也达不到大国的标准——从国土和人口的规模上看，它们只能算是中等强国。不过，我们大多认同：大国之谓大国，规模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人们可能会以战争胜负来定义实力。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且以熟悉的鸦片战争来举例探讨。
早在1720年，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即指出：
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1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659]
之后的鸦片战争见证了这位观察家的预言：中国被打败了。然而，有必要分析的并不是中国为什么会战败，而是中英之间为什么会打仗。英国人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采用了哪些方式促使当时自足自立且无恶意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一场战争？战败的一方是否就应该被视作需要文明开化的“野蛮人”，战胜方则堂而皇之地成为“文明人”？我们进行这样的反思，并不在于仅仅谴责近两百年前曾推行炮舰政策的英国，而更在于思考这“强权就是真理”的思维为何穷途末路？
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法国作家雨果于1861年11月25日即奋笔疾书：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660]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上曾经“强大过”的西方国家，其耀眼之处似乎并不在于它们打了多少次胜仗，曾控制过多少地区，而在于它们曾经拥有这样的能进行自我批判的气度和胸怀。
今天，人们常常会用综合国力定义实力。不错，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以综合国力为支撑，但是，综合国力的强大却不必然成就一个“大国”形象。当今世界，美国无疑仍然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以下分析虽不是基于最新的数据情况，但也大致与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当：
在每一项权力指数方面——军事、经济、文化——美国都远远走在全世界的前面。它的经济产出仅略低于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它的军费开支是全球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它的国防预算是排在它之后20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在全世界都有军事基地，在每一个大洋中都部署了海军舰队。[661]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不独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力，并且有一种宗教式乐观自信的政治意志企图重建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学者金耀基曾对其盲目的乐观自信有这样的分析：
美国政府与民间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都有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相信世界通过科学理性启蒙的进步观，相信通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的民主，可以建造一个安定、自由、幸福的世界。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对第三世界政策的价值取向。[662]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把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的文明视为现代文明的高峰，也即现代性的典范，而把西方，特别是由美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建构的现代性视作为普遍的现代性模型。这样的思维显然过于武断和粗暴，美国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
那么，一个大国应该具备怎样的风范与其相适应呢？
历史上曾经强大过的中国，至今看来，其传统的思维方式亦有许多独到可取之处。众所周知，古代中国自有一个天下体系。在此“国际体系”下，均势理论没有位置，王国作为政治中心要安抚诸侯国，诸侯国之间要使大国亲附小国，小国服侍大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鲜有军事征服和经济殖民，武力只应用于诸侯国明确违反基本“国际法”的情况下，如诸侯国以大欺小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历来强调“和而不同”的思维，“和”意味着接纳众多不同的事物，而非把一切化约为整齐划一。《周礼》记载：
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大事小，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663]
除了“和而不同”之外，中国传统思想的另一重要理想是“礼”：
礼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人与人发生冲突。礼是一种约束，一种自我修养和对别人的尊重，与一己利益攸关的行为因之而有所规范。另外，礼也能积极护持人性，使人高尚。孔子教人树立人格，要克己复礼。因此，尊敬忍让等态度，都是人得以在群体中自立成人的先决条件。……礼不单显示社会形式有多么和谐优美，人际交往本身具有多么无上的尊严，还突出了人在道德上可以多么完美：也就是当我们在追求目标时，仍视对方为具有同等尊严的人，把对方看成共同参与礼仪的自由人，便能无形中体现了这种道德完美。孔子说的“立于礼”，就是指我们跟别人一起参与这种优美、高尚而公开的礼仪，体会到人我一气相通，这时才可真的实现自己，立德成人。[664]
在中国近现代历程中，多处可见中国传统力量的作用。伴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前台，中国正展现一种与其相应的与众不同的大国风范。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亚洲能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功不可没。此外，中国不同于日本，向外来投资者敞开了大门，从而促进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扩张。[665]有西方学者认为：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但并未要求美国闪到一边。我们应该指出，中国也并未谋求在亚洲获得霸权支配地位。[666]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这样分析：
20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可以观察到，中国没有军事扩张的野心，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注意到，中国在困难时期愿意为整个地区挺身而出。中国人没有让人民币贬值，没有把其亚洲邻国推入更深的危机。中国人作出了这个决定，尽管他们因此而影响了自己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力。中国的产品在那些货币贬值的国家一下子变得比本地产品昂贵了。[667]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人士认可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乃至世界现代性追求会产生应有影响力，学者秦亚青认为：
中华文化包含了四个重要元素，即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由此产生了“势”“关系”“和”“变”等基本假定，也就是，判定天下大势，顺势而为；考虑事物的相互联系，辨证而思；强调矛盾的可调解性，和谐而处；相信事物都是处在变化之中，通变而行。这些文化要素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包含了中国外交决策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668]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中国的和平发展，将迎来“东方文明的复兴”，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世界提供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1987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华访问，邓小平与他会晤。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669]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不照搬”原则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创新，大胆学习借鉴，结合自身传统文化的优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郑必坚认为：
最近30年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所展现出来的，同人类文明相融会而又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理念，正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为我们不断提供着新的精神财富。[670]
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出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对于世界具有如下的启发意义：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中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借鉴西方的某些成功经验。但与此同时，中西差异也将变得更加突出。中国必将在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由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领域延伸的变革，也将表现为一种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心同时也是世界变化的一个明显标注。它所涉及的不仅是良好的生活品位以及对文学和哲学的兴趣，而且是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体现。究竟是茶叶还是葡萄酒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这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茶或酒，而在于一种决定的权力，一种制定规则的权力。它既体现在对品味的不同选择中，也体现在对金钱和地位的不同看法中。[671]
我们以英国学者林达·岳对于现代中国的展望来结束本小节：
中国总是选择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发展模型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国家。但是，我希望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能够同时伴随着其他方面的崛起，希望中国几千年来在国际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些方面能够再一次焕发出夺目的光芒。这样的发展道路必将成就一个真正的发展传奇，这个传奇不仅会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会改变我们所生活的整个世界的面貌。[672]
二、理解历史，参与政治
意大利人葛兰西曾断言：
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673]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职能？这会因时因地之异而有不同的阐释。不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使命总是与国家民族担当相连。学者徐复观这样说道：
传统的、很严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生上总是采取“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态度。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认为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是认为家、国、天下与自己之一身，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对之负有连带的责任感。这种情形，若暂时不从理想方面去看，而只从现实方面去看，即可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与政治有胶固而不可解的关系。[674]
这一传统在晚清知识分子一代因时势所迫而愈益显现，梁启超曾这样敬告学者：
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尔、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675]
学者邓军分析道：
在中国的语境中，心灵与政治具有不可分离的传统，它要求知识分子的信仰重建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在政治行动中去形成和检验信仰。我们发现“以牺牲行动救赎时代，以殉道精神成就信仰”成为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一条精神线索，也是理解中国近代革命的一条主线。他们在行动中召唤时代的担当者，以个人的历险与献身制造出一种浪漫的殉道神圣性。它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与行动”充满浓厚的“宗教感”。反之，这种“宗教感”又进一步激发出对信仰的热忱与献身精神。[676]
今天，中国正在告别曾经持续近两百年的困窘局面，迎来新的历史局面。新时期对中国公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有其相应的时代要求，即创造、解读和参与中国的现代性。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首先，中国的现代性诠释要求中国人理解历史，具备大历史观。
美国学者亨利·基辛格曾这样论及“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之间的关系：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这一文化剧变对国家关系有何影响？决策者肩负着多重任务，其中许多是由他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他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因此自然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对历史和未来的直觉，就无法做出判断。然后他必须努力了解这条轨迹将把他和社会带向何方。他必须抵制诱惑，不能照搬过去的决策，因为未来的路上会发生停滞，也会有衰落。在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智慧不断告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显然，带领社会从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时，一条新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好像总是优劣相当。[677]
美国学者爱莲心曾说：
一个人的理解影响或能够影响他的选择。[678]
一方面，只有具备大历史观，对中国历史有相对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才能具备解读中国兴起的能力。朱云汉的看法对于我们考量中国现代性具有启发意义：
解读中国兴起一定要有大历史观。从大历史观来看，我们可以理解这六十余年的变化，代表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份额，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从大历史观来看，我们会将中国兴起理解为“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大故事的一部分，而这个大故事就是20世纪最后40年到21世纪初，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轴。全球生产力重分配与财富重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场域格局的变化。[679]
另一方面，只有深入地学习和了解历史，才能澄清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迷雾，继而才能批判性地理解和分析既有的关于中国的种种有失合理性的研究及其方法。比如，怎样理解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双方关于三叩九拜之冲突？学者汪晖曾在其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论及礼仪中国的问题不是一般所谓礼仪或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有一些老调说，中国历史是延续的，西方历史是断裂的。如果不理解我在前面谈及的转化的问题，即征服性的王朝将自身转化为中国王朝的问题，所谓延续就是一种盲目的迷信了。中国历史中不断地出现周边向中原地区的入侵和渗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族群关系上，都不断地发生着断裂。所谓延续性是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有意和无意的建构的结果。例如，那些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不断地利用儒学，包括其不同形态如理学、经学或史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己转化为中国。这个礼仪中国的问题不是一般所谓礼仪或道德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680]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引领要求中国人懂得政治、参与政治。
关于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这样感慨道：
尽管可能令人厌恶，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世界里，不管是不是精英，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政治由政治领导人在操纵，无论他们的肤色、性别或社会地位如何。[681]
一般看来，学术和政治是两个领域。若同时参与两者，总觉互相牵涉，不如专任其一，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自我定位值得深思：
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微清明点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682]
人生在世，有兴味所向，也有使命所致，兴味显得主动，使命易致被动。难得梁氏，既有很浓的兴味感，又有很强的使命感。不过，更难得的是他能将两者调和自适。在梁氏看来，“政治”与“学问”都是他这样一个“我”的人生使命，专攻其一，有违使命。践行中的种种不如意或“务广而荒”，对他是一个缺憾，却是一个并无行动悔意的缺憾，他这样写道：
但别人对于我种种怀疑，我并不怪。因为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683]
那么，梁氏心目中政论家的理想形象如何？且看一段文字：
大抵欲运用现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条件，（一）有少数能任政务官或政党首领之人，其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所矜式（所谓少数者非单数也，勿误会）；（二）有次多数能任事务官之人，分门别类，各有专长，执行一政，决无陨越；（三）有大多数能听受政坛之人，对于政策之适否，略能了解而亲切有味；（四）凡为政治活动者，皆有相当之恒产，不至借政治为衣食之资；（五）凡为政治活动者，皆有水平线以上之道德，不至掷弃其良心之主张而无所惜；……[684]
上引文字言下之意，只有学者才能从政，参与政治是学者当仁不让的使命。有学者这样论及政治人才与国家实力的关系：
大国竞争的核心人才是领导型人才，因为政治决策的对错对国家强大的作用远大于科技人才的发明创造。大国崛起最需要的是有制度创新能力的政治家和管理创新的官员，因为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实现大国崛起。……目前，中国人才制度面临的问题是将人才限定于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而非政治领导者和高级官员。因此，中国的人才战略重点有必要考虑从引进科技型人才向引进领导型人才转变。[685]
亚洲正在经历大变革，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演变为全球政治格局调整最大的地区。中国既是这种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也要经受这种变化的严格检验。[686]未来尤其需要具备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政治家来理解全球、领导群众，诚如西方学者所分析的：
新的现实是一种分散的动荡。我认为，那就要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模式，要求我们对于全球变化的复杂性有着更加纯熟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理解自身责任的明智社会，需要一个不会在恐惧中慌忙作出取悦大众的荒唐决策的社会，需要一个不会使我们与世界隔离，不会让我们变得非常脆弱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领导力。[687]
正是基于对中国学子的厚望，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这样要求今天的“创新型人才”：
要做这样的创新型人才，就一定要有一些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应该有自己一些独特的特点。首先就是要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作为今天我们社会里面的高远目标，首先就是跟我们国家的建设，跟我们国家现代化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相联系在一起的高远目标。
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真正的君子要有自己的思想。他不是一个被动的，而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所以他要使自己的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点上首先应该有自己比较高远的目标。爱因斯坦曾经也说过，对人类自身及其命运的关注，从来都必须成为一切技术工作的目的。当你们埋头于图表或方程式时，也不要忘记这一点。[688]
最后，中国公民与中国和平发展同步。
石毓智曾道：
没有具备良好科学素养的群众基础，也就没有社会持久发展的保证。[689]
在学术界，几十年来，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强政府、弱社会；强社会、弱政府；弱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强社会。
很显然，第四种是最理想的关系。
要实现“强政府、强社会”，一方面需要政府把那些社会可以自己管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亟须加强管理社会的意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曾分析道，中国人的组织管理水平很不够，在外国人看来形同一盘散沙：
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690]
孙中山曾分析造成以上情况的历史原因：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之后，专制淫威不能达到普通人民。……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691]
今天，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现象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的社会需要一大批有远见、修养良好、素质全面的人民群众来自觉参与国家事业，摆脱过去中国人对政治的被动、漠然和无意识状态，努力促成高度组织化社会的建构，巩固国家政权。就这一方面而言，当代中国学子责任重大。
三、怀抱“中国梦”
美国雅克·巴尔赞曾言：
只要人类存在，文明和它的所有产物也会以萌芽的方式存在。文明与我们的文明并不是同一个东西，重建国家和文化，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是我们的本性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比渴望和悲叹更有吸引力。[692]
在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一个具有五千年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的世界性大国在近两百年时间之中盛至而衰、弱极而变的演进，中国的现代性探索浓缩为以“中国梦”为标志的话语呈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于当年发表演讲表示，每个人都有着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这一信念，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两个世界性大国元首几乎于同一时间向世界宣告了各自的“梦想”。
怎样看待“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关系？“中国梦”与“美国梦”是同一个梦想的不同版本吗？“中国梦”是“美国梦”的中国版本？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
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美国作家托尔斯·沃尔夫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693]
我们看到，“美国梦”体现出对个人的尊重，崇尚平等、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其本意本无可非议，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一些“吊诡”之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美国有两件事情最引人注目：首先，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其次，在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进取和努力的氛围中，却很少能见到有雄心壮志的人。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积极向上，人人都坚持不懈地渴望获得更多的财富、声望和权力，但很少有人愿意专注于伟大和高尚的事业。
……
一旦那些让民众长期以来对权力和名望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重重壁垒被彻底清除，昔日长期对权力和名望的妒忌心理便会立即形成一种迅猛而又普遍的社会运动。人人都在这场运动中争先恐后，并最终获得或接近同样的成果。由于受到最初胜利的鼓舞，一些人会产生一切皆有可能的认识。他们不但认为欲望没有限制，甚至认为用于满足欲望的权力也没有限制。[694]
以上分析为我们带来考察美国以及“美国梦”的一种参照。相对而言，在具体内涵、文化背景、根本价值、实现途径、实现目标、实现前景以及产生影响等几个方面，“中国梦”与“美国梦”存在诸多差异，在此不作具体展开。
我们并无意向说明“中国梦”优于“美国梦”，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梦”无疑不是“美国梦”的简单翻版，它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深远抱负、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眼光，为国家民族自身、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现代性方案。
一方面，“中国梦”彰显了中国人重新诠释中国现代性的学术自信。
关于中国近两百年以来的历史，开启了中国人探索现代性的大门，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的“民族复兴”梦想，深远地影响到当今乃至未来的中国走向乃至世界格局。因此，当我们回望这段过去，也即在重新体会、审视、理解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纷纷表现出对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不同观点，也因此建构了各自关于中国近两百年来的“记忆”。
曾经有一种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看法：
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溶剂”，它既是一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袪魅过程，又是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推进的过程。[695]
在这样一种理论的辐射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向西方学习，这构成了一种长久以来较为定型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风貌。正如1938年，蒋廷黻在其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中郁忿陈词：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696]
近来，上述思维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学者许纪霖认为：
现代中国所呈现的现代性不是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一方面它具有某些“家族类似”的特征，具有现代性的大部分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有自己的特殊性。[697]
在西方学界，解释中国的现代性曾有多种学术范式，如美国费正清教授是“冲击—回应”模式的倡导者，与“冲击—回应”模式相近的还有“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此外，费正清弟子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模式，与“冲击—回应”模式成针锋相对之势。以上不同的观照模式各有利弊，在此不一一赘述。
不同的理解方式为我们带来不同的“现代中国”，建构或者接受怎样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意味着如何迈开未来的现代性探索步伐。关于话语的力量，学者张维为分析道：
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
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者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698]
关于话语的力量，我们还能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得到深刻体会：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69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梦”话语体系的建构，对中国人而言具有“重建国家和文化”的意义，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有勇气摆脱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束缚，以中国人为主体，重新审视和考量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另一方面，“中国梦”将极大地促进全球的未来现代性探索。
有国外学者曾分析：
中国的强国梦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梦”或者中国历史上的“中央帝国”之梦一样，都是难以成真的。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里，没有哪个国家还能够做到独霸天下，像20世纪的美国，19世纪的英国，或者18世纪的西班牙一样。[700]
以上分析未免有失偏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强调中国特色，不是搞中国中心论。[701]我们认为，中国人绝没有称霸世界的意图，恰恰相反，“中国梦”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人准备在未来的时空中更多、更广、更深地融入世界的良好意愿，我们有意愿关注他者、以他者作为参照体系、在国际大视野中思考，并提出我们对未来的构想，增进与他者的对话和交流。我们有意愿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同于回到中国的过去的国家，为全球的现代性探索提供来自中国的独特智慧，使世界各国文化真正平等交流、共同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台湾学者魏萼曾分析了国际区域关系中“中国模式”的运作特点及其相较于其他模式的优越性：
总体上讲，“中国模式”在发展议题和能力上更类似于“欧盟模式”，而在“软政治”议题、决策程序及注重不干涉原则上更类似于“东盟模式”。但“中国模式”具有这两种模式所不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作为合作一方的中国是一个实力强大的主权国家，本质上属于“单个国家对区域”混合安排，自主决策能力最强。“中国模式”还具有“欧盟模式”所不具有的一个重要优点，即区域间安排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更注重合作伙伴之间的平等相待。而这两点恰恰是区域间主义的“中国模式”最大的魅力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援助和贸易优惠政策上仍远比那些发达国家更为慷慨，充分彰显了中国在区域间合作中的魄力和诚意。这就决定了“中国模式”不像“东盟模式”那样只局限于东南亚的周边区域，也不像“东盟模式”那样容易为政治因素所羁绊，因而在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区域更具吸引力。[702]
中国的现代性探索和演绎，几乎与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走向具有共时性特征。这个国家，可能曾被边缘化、可能曾被忽视，然而如今，它不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国度，它应该有力量成为多元场景下之一元。中国的现代性，不仅有承接中国古代传统的可能，也有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
第四节 中国的“现代性”探索与大学生的选择参与
一、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性研究
今天，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有几个世纪浸染，并非新鲜话题，但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仍然方兴未艾。有意思的是，正当中国学界对现代性逐渐打开宽广视野的同时，现代中国的现实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美国人里亚·格林菲尔德写道：
我们正面临一场历史巨变。我们敢于如此断言，因为促成这一巨变的各种因素已经齐备，我们只须等待它们的意义充分显露出来。……
这一变化只是在新千年到来后的最近几年才开始变得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是“欧洲”“西方”影响扩散的结果。其中的核心因素就是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最终在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中扎下根来，成为这两个巨人般的民族的决定性集体动力。这使得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西方从来没有面临这样强劲的竞争。西方以前所面对的竞争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文明之内，是那种经济规模大体相当、人口规模大体相当、军事能力大体相似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这些竞争对手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都出自相同的文化基础，尽管有所不同，但依然很亲近。在这种竞争背后，即便在极其尖锐之时，基本的文化亲近感总是能够给人安全感，让各方能够理解，从而能够控制局面。[703]
上段文字反映了现代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可见，“中国的现代性”不但已经越出国界，并且已逐渐为西方人所重视。随着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华文明演绎着的现代性正在引起西方人的反思和关注。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谈道：
20世纪的故事，有时被诠释为西方的胜利，甚至连篇累牍地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人们经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代表美国的力量和美德的极点，作为“伟大的一代”所取得的胜利。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冷战的结束，导致福山做出“历史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如果说不是英美的话）胜利的著名论断。然而，这似乎从根本上误解了过去100年的发展轨迹，事实上，这种轨迹显示了世界向东方重新定向的某些东西。[704]
美国人威廉·席崴克曾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熹微的时代，太阳过于频繁地沉落离开这个冷酷无情、呜咽哭泣的世界。或许，此种幽光乃是曙光，当此之时，一种崭新的全球性的现实会出现于白昼？20世纪的剧痛——大规模死亡带来的恐怖和暴政引发的恐惧——现在已经被这样一种感觉所赶超：我们生活在一种全球性的天旋地转和混乱之中，已很难在其中获得意义与方向。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的希望与梦想在时代的黄昏中黯然失色，我们时代的焦虑驱使他们在往昔中寻找安慰。但其他人则仍在黎明的幽光中眨巴着双眼，奋力前行，并拥抱未来。这些人念念不忘此种幽光若隐若现，但他们仍专注于塑造一个值得孜孜以求的世界。的确，熹微既是暮色，也是曙光。[705]
现代性以其无所不包的全球能量，带给人们既如“暮色”，也如“曙光”的“熹微”。那么，如何锻造一双慧眼，抓住这若隐若现的曙光？中国现代性研究如何在现代性探索的努力中变得相对澄明？
二、现代性——公共空间的体面生存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谈及：
一切流行之词往往都具有相同的命运：它们试图透明化的经历越多，它们本身就会越晦涩难解。它们所排挤和取代的正统真理越众，它们就会越快地转化成不容置疑的标准。这一概念原本企图包罗的人类实践已渐渐从人类视线中消失。如今，正是“客观事实”，“那边的世界”的特质才是这一术语似乎要澄清的，才是这一术语声称它是不容置疑的依据。[706]
“现代性”这个流行之词，自然也具有上述相同的命运。“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在现实用语中，“现代性”常被“现代化”所替换。这一做法，显然并不是概念的偷梁换柱，个中复杂、纠葛和思虑，并不能大意。何晓明曾试图对“现代化”做出较为清晰全面的判断：
1.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全球性的社会变革；
2.现代化的直接动力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具体体现为工业化大生产的形成、协调和阶段性持续发展；
3.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的、科技的革命，而是关系到社会结构、人口素质、政治秩序，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
4.现代化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双向互动所促成。[707]
人们总在同一时刻处于不同的方面，这“不同方面”构建了姿态万千的全球空间，换句话说，这一空间为人们在同一时间所共建，却不为任何人所独有。现代性的吊诡就在于它向人们揭示公共空间时刻的到来。
“世界”之观念警示了如下事实：人类总是占据着由文化和社会动力建构的某种意义和价值的空间。[708]
在公共空间时刻，人们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自我和他者”的双向考量中实现体面生存。他者，既包括与我同在的，也包括已经消逝的，还包括向我走来的。
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以及中国人）在公共空间中如何体面生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黑箱之中藏而不露的现代性，可能因由“中国梦”的点燃而异彩纷呈！
三、如何建设现代中国：与大学生共商
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个人会以不同的视角、方式和心态来观察自身，而不同的观察也相应带来关于自身的不同理解，进而影响到今后人生道路的走向。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如此。
我们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成才与现代中国的建设休戚与共：一方面，中国日渐崛起的事实能够为大学生的成才提供有力的时代场景、话语条件和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融合中西、对话古今的学识基础和学养素质，能够利用得天独厚的现实环境，不断深入和打开中国的“现代性”，从而指引现代中国向更宽广、成熟、自信的道路迈进，为建设现代中国奉献宝贵的真知灼见。
正如前文所议，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由于公共空间时刻的揭示，现代人面临在公共空间如何体面生存的考验。因而，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探索是否应在以下几点上着力：
1.多元互观与中国立场——中国现代性探索的基本方法
学者王赓武在其新近的著作《天下华人》中谈道：
任何人都能够认同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或本族群的历史，或同时认同于两者的历史，这并不排除我们同时可以认同于人类的发展史，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比我们的先辈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必须在此假设说，所有关于历史的诠释都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可以共存的。[709]
在未来的现代性探索中，一方面我们不仅仅需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观察、理解、思考我们自身；另一方面，另几个方向上的思考、理解、观察，也应当成为我们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未来的一种参照。中国的现代性探索，关系着我们的未来，也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不同的人，可能会造成对“未来”解读的差异呈现。这样的差异，是由不同水平认知结构造成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存在，并不改变我们作为人的属性，相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也改变不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属性。我们倡导在思考中尽可能多地涉猎不同立场的话语、解释和评价，培养多向度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于某一现象有尽可能完整的认识和理解，以期在全球化时代显现来自这个视角的气度和风范。
2.专业水准与诗意情怀——中国现代性探索的目标定位
在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专家，需要严谨的分析、精确的计算、系统的考量、前瞻的远见……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现代性内在地要求人们讲究科学、崇尚理性。科学与理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凡事不能唯科学、唯理性，众所周知，科学与理性并不能穷尽人的所有想望，人的理性在许多方面存在有限性，单凭科学与理性，并不能解决人面临的所有难题。
值得骄傲的是，人诗意的心灵能够指引人类直面“有限性”，从而最终获得救赎。因此，我们所希冀的是一种有张力的平衡。鲁迅曾言：
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710]
在中国未来的现代性求索中，我们需以专业的要求对待自身，在各个方面追求先进、崇尚一流，同时，我们也需持有一份诗意情怀，相对平和地面向种种怅惘。
3.不定式与整全思维——中国现代性探索的思维方式
蒙田曾言：
思想是一把伤人的利剑，即使对于佩剑者也是如此，如果他不知道如何谨慎适当挥舞的话。[711]
就现代性探讨而论，一方面，有关现代性的研究汗牛充栋，另一方面，“现代性”却看似越来越不真切。在此，我们提倡“不定式”风格与整全思维。“不定式”风格，旨在强调学术的独立，虽有现成各种现代性研究供参考借力，但每种研究自成一体，自有其限。如有“不定式”的自省，或可避免陷入太深。
我们如何为学，如何探索中国的现代性，并建构中国人的自信？“不定式”的学术风格或可为我们解惑，但不可固执其中，以为握有“尚方宝剑”。“不定式”的目的在于提醒中国学者始终继续阅读、继续思考，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传统，守护一个开放、大气、活力迸射的现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