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主妇对我说：“把你的帽子放开吧。”我觉得窘极了。于是，谈话中止了，我就观察陈设。我想得出来什么话来说呢，可是我发觉我对于最近的危机没有什么意见。我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他们的谈论。是的，阿索林是古怪的。
他住在我们的对门，是一个好清洁、不爱说话的人，常带着两条狗，主要的乐趣是在于种许多树。他在城里做了许多好事；可是人往往是又无常又不仁的。他筑了一所小屋在山顶上，预备在那儿等死。
常常地，每逢我回家，碰到家里人都吃完了晚饭已经有一个钟头或是半个钟头了，我就挨骂，因为“晚了”。在乡下小城里实在有太多的时间，无穷尽的虚日，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好，然而，总是晚了。
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已经到上学去的时候了。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时才八岁。
我进书院后第一个见到有学者风的牧师是卡乐思·拉沙耳特神父，那个有学问的考古家。他还给我留下了一些很愉快、很亲切的回忆。
我不说我的苦恼，也不想夸张这个印象——一种永远抹不掉的印象，这样一种从快乐到痛苦的突变，如何深切地刻在一个孩子的心上。
如果人家要我把童年里所有的感触叙述一遍，我一定只写下三句话：“晚了！”，“我们可以干什么呢？”，“现在他就要死了！”。这就三句话之一，三只神秘的打不开的宝盒之一；我们民族的心灵就锁在这三件东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