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让辛怀玉感到欣慰的是江梦寒。
江梦寒始终蹙着眉，神情专注的看着李军教训小男孩的全过程。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用眼睛记录下了这一切。
透过江梦寒的眼睛，辛怀玉能看到她内心的隐忍与挣扎。有那么一瞬，辛怀玉甚至担心江梦寒会再也控制不住爆发出来心中的愤怒。
所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关于董晓君减免借读费的事自从辛怀玉找完吴天硕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辛怀玉几次想找吴天硕再问问，思来想去知道问也是瞎问。那天从吴天硕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吴天硕的话里无疑已表明了答应辛怀玉行政会讨论的话不过是应付而已。
辛怀玉对此已不再抱任何希望。
这几件事交织在一起，让辛怀玉不得不认真思考教育的问题。
孙澄邈说得没错，“造士”虽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教育理念，却切中了当下教育的根本弊端。“造士”不是他辛怀玉独立思考出来的教育理念，是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里明确写了“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造士”不过是当代教育方针的古代表述，赋予了当代教育更多的传统含义。
“造士”的核心是“造”，即通过教育实践达于培养“士”。
勿庸讳言，中国古代教育历来有重视德行教育的传统。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这不仅是阶级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韩愈《师说》开篇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传道、受业、解惑，没有说受业、解惑、传道。显然，在古人的观念里，教育首先是传道，从孔子以下，都是把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养成放在第一位。韩愈继而明确说道：“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显然，一个老师如果只是教孩子们些识文断句之类的知识的话，是不能称为老师的。
可是现在学校里不仅出现了求“术”离“道”的情况，还出现了通过让学生背数学题来赌成绩的现象。辛怀玉开始深层次思考这一现象。古人说：“小学而大遗”，教育再这么走下去，真的是只关注成绩而丢弃了德的养育了。
再回到“造士”上来。谈“造士”当然要先弄清什么是“士”。否则如何“造”？
何谓“士”？
《说文解字》上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按照许慎的解释，“士”的本义就是“事”，表示善于做事，从一开始，到十结束，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一件事情。《白虎通》也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任事就是做事情称职。能把事情做好，在社会上担任工作辞职，就是好男人，好男人即为士。
有人说许慎并没有见过甲骨文和金文，只就小篆字形加以解说，跟“士”的金文字形严重不符。这是事实，从甲骨文出土，再看“士”的金文字形，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把“钺”的形状。“钺”用青铜或铁制成，样子像比较大的板斧。因此“士”的本义是使用斧钺的战士，引申为男子的美称。而许慎的“从一从十”是从小篆的字形附会出来的。
此说或许在理。但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书于两千年前，早已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就算是附会之义，也已深入人心，成为传统文化中对“士”理解和解释的重要依据。理解“士”，当然就离不开《说文解字》里对“士”的解释了。再说文化本来就是推演过来的，里面含着真知，宣扬出去，就有了真知的力量。
清代学者黄生解释道：“《说文》引孔子‘推十合一为士’，言能综万理于一源也。”
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有进一步的申说：“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
可以断言，“士”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由博返约的思维能力——换言之，士必须能对五彩缤纷万象丛集的客观世界进行抽象概括，进而探讨其内在规律的能力。
其次，孔子还说过“士志于道”，其意是讲：作为士，他的最高追求应该是道——这道既包含客观真理，又包含主观道德。
所以，士的双重规定就是：既探求客观真理，又追求道德完善。这跟西方对知识分子既是真理探求者又是社会良心的双重规定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简单说，“士”跟知识和人格有天然联系。所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士”还天然地代表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对传统精神道德执着追求，不为物质权贵所桎梏。
作为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大学》里明确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实际上是从客观真理的探求到道德修养的完善再到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完美的诠释了“士”的含义。
中国古代，只有谨守个人修养并且达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才能用冠以“士”字的称呼。比如，博学之士，有志之士，仁人志士，学士，进士，名士，侠士，壮士，隐士，烈士等等。而与士有关的词语也多是在精神上积极的，正面的，是提倡大家效仿的。比如，士为知己者用，士受杀不受辱，壮士不饮盗泉之水等等。
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
由此看出，士不是一个特定的阶层。事实上，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但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
怎样“做”才称得上“士”？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职业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善于工作，勤于工作，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想到此，辛怀玉豁然开朗。
儒家培养“士”讲三重：重德、重知、重行。
当代教育方针注重立德树人、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注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两者除时代不同教育的内涵发生变化外，教育的本质仍是一脉相承。
如何“造士”？
辛怀玉从儒家养“士”重“行”联想到《大学》里所蕴含的关于“知行合一”的道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是《大学》开宗明义的一段文字。“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句话很重要，可以说是儒家所有思想的基本原理，说的是先后次序。著名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是什么？是先后次序。前面讲“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就是八条目的先后次序。次序乱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先后次序里包含了选择的原则、决策的原则。原则和按原则去做，就是“知”和“行”。原则是“知”，按原则做是“行”。“知所先后”即讲“知”，讲选择、讲决策，也讲“行”。怎么“行”？确立原则并始终按原则去做。而要始终按原则去做，就要对事物运行的原理有深刻透彻的理解，这样才能“知行合一”。
儒家思想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知行合一”讲的不是别人，讲的是自己。
自己怎么“行”呢？“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这也是一个本末先后的道理。可见，“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是做到”知行合一”的前提。一个人不修己，就不能推己及人，就不能由近及远。正因为“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所以《大学》先从修己开始；所以传统知识分子最重做人。
你不知道“近道”的道理和原则，你是没法做的。也就是说没有“知”，要么你不会做，要么就做错了。你知道“近道”的道理和原则，却不按原则去做，这就叫“背道而行”。两者都不叫知行合一。没法合，合不到一上。所以说“知行合一”首先要“知”，还要按“知”而“行”。二者才能统一。才能“近道”，才能“至善”。
辛怀玉由此想到教师职业培养与职业发展的问题。
教师的职业发展大体要经过掌握了教书的技与术的教书匠进化到掌握了教育艺术和教学艺术的教师再进化到思想品格高尚充满人格魅力的教育家。即教书匠——教师——教育家。这个从教书匠到教师到教育家的进化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教师对完美道德完美人格的追求与修炼。教师不注重个人修养，不仅成不了教育家，怕是倒回去连教书匠也做不好。
不是被人称为“老师”就真的成了“老师”。
费孝通在回忆他的恩师，被誉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大教育家潘光旦时写道：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费孝通的这番话不单是为了回忆恩师，实际上是说给每个知识分子，每个做教师的人听的。辛怀玉作了教师后对于潘光旦倡导的“做人”、“造士”感悟颇深，潘光旦先生的做人更是让辛怀玉由衷佩服。关于如何培养教师，如何做教师思考的就多了起来。特别是李军的事情发生后，辛怀玉思考的就更多了。
做到知行合一确实不易。王阳明说“知易行难”，孙中山根据当时革命的形势提出了“知难行易”。其实“知”与“行”是辩证统一的。“知易行难”也罢，“知难行易”也罢，若是沦落到知而不行或者不知而行的地步才是真正可怕。
一个背弃教学规律，靠学生背数学题来提高成绩的老师，你不能说他不知道数学应该怎么教怎么学。为什么他背弃正确的方法，选择完全错误的方法，做出完全错误的行为？实际上还是个选择的问题。一个人选择什么，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耕耘与收获之间，李军没有选择耕耘，而偏重选择了收获。这是一种很偷懒的选择。他明明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知道耕耘在前，收获在后，可为了偷懒和急功近利，他更愿意看到收获。这叫什么？这叫知“道”而背“道”。他求的不是教育之“道”，而是“利”，为了个人的私利，个人的荣誉，他背弃了“道”。这叫知行不能合一。当老师的不能知行合一意味着师德出了问题，境界出了问题。
想收获，得先耕耘，耕耘了才会有收获，况且耕耘了未必有收获。但不耕耘，定是没有收获的。本末先后，就是要我们不为利欲所牵引，不要利令智昏，让利欲蒙住了眼睛，乱了心智。李军把收获放在了前面，混乱了本末，这是选择上的逻辑错误。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趋利背道；这种错误的结果是师德会出问题，做人的境界会降低。孔子说了：“求仁得仁，又何怨？”
辛怀玉想到他的家乡每年种下种子等待收获的情形，心里油然生起了一种愉悦的轻松。
辛怀玉由李军的行为进而想到，知行合一往往并不是简单的不知“道”。不知“道”只是一方面，而是否能始终坚持按“道”而行才是更重要的。
“道”是客观规律，也是理想信念。
知行合一的人会有两个表现。一是他观点立场鲜明，从来没变过，二是他坚持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停过。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知道。他真知道那道理，就执守那观点和立场，言行一致，一直那样去做。不会因为外部舆论环境或人情世故的变化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也不会因为有什么困难或新的诱惑，而停止他一直坚持做的事。
这一连串的联想使辛怀玉很快得出一个结论：“造士”远不是当老师的如何教育学生。
“造士”首先是当老师的如何培育自己；社会如何培育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大部分师范院校招生分数线一直没有上来，被学生戏称三流学生上师范。而师范院校教育又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士”的教育，这才培养出像李军这样的教师。
可是，当老师的本身如果不具有“士”的思想修养，甚至没有“士”的意识，如何能担当起振兴教育的重担？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教学做合一”。
陶先生一生三次给自己改名。父母给他取名陶文浚，到了19岁，读大学期间深受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影响，给自己改名“陶知行”，认为“知是行之始”，认识先于实践。之后，他认识到其中的唯心论色彩，于是把王阳明的学说翻了个个儿，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有实践才有认识。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并改名为陶行知。从陶行知改名字可以看出陶老先生一生的教育主张。他的著名的“教学做合一”不仅是把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做有机结合，还把老师的教和老师的学做融合到一起。教师的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修养，是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辛怀玉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古代教育重“士”的培养，现代教育重德的培养，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为什么已经明确了教育性质，明确了教育方向的教育方针没有在教育实践（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