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可说在蚊虫烦乱的夏秋拿到一剂清凉油就是身心之慰，那么在写作的狂燥中，读到英国作家安德鲁·米勒的《从月亮上来的男孩》，则一定是对狂燥的独有抚慰。小说的文字是那样的舒缓，行文是那样的云流水转，就连开篇颇为悬疑的对主人翁詹姆斯破肚开肠的尸解，也被作家写得手平脚稳、风细雨润。一个没有疼感孩子的降生，为十八世纪的英国设立了一块绝佳的镜像，商人、骗子、军队和高贵的社会与俗世的民间，都在这一境像中看到了自己尊贵的嘴脸和质朴纯净的一面。骗子把他当作贩卖灵药的道具人证，收藏家把他归位于异兽之列，如珍禽稀虫。他从孤独走来，又朝孤独走去。自己没有生理之痛，却处处给读者引来内心的疼痛。因其没有痛感之异，上天让他成为近乎天才的外科医生，手术刀在他手里犹如魔术师手中的巧小魔杖，自如地翻动切割，却让读者感到自己如患者一样浑身紧缩，时有抽搐之感。而这种紧缩与抽搐，却又不是如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写作那样，总让你在阅读中双手攥紧，时时有后脊柱发冷、发汗之感。这种疼痛的抽搐，来得风调雨顺，适可而止，苦痛中有湿润的甜味，温暖中还不时夹有倒春寒的冷厉。这多少让人疑怀作家在写作中是否总是手里端着咖啡，而又嘴里总是含着一粒清冷的冰块。让人不得不尊敬作家对语言温度的把握。是的，对一个成熟的作家，语言是有冷热温度的，他可以让语言该热为热，该冷为冷，该细碎了如滩地沙尘，该简略了如秋树红果——这是一种语言的功夫和经验。而安德鲁·米勒在这儿则不靠其经验功夫，而靠写作者本能的语言节奏之天赋，从而让一个可以紧张、传奇的故事变得舒缓而真实。
当然，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要让一棵大树突然断裂，轰然倒下，并不为一件难事。而难的是让这棵树木在风雨四季中逐渐感知植物的疼痛——风来叶有冷寒之感，雨去茎有日照之暖；当世事变迁，人情冷寒，树杆、树根都可感知历史和现实的情存地暖，那则是真正写作的难度和大地对水润的渴求之需。《从月亮上来的男孩》也刚好选择了后者的写作路径，想要达到的不是德国作家聚斯金德在他的《香水》中的狂雨袭击，让一棵奇异的树木枝折茎断，甚至连根拔起的那种给读者的惊颤和呼叫，而是让人物从细碎和点滴开始，一丝一丝、一寸一寸地感受树木在人世中的际遇与这种际遇到来时的痛感和战栗。正是这样，安德鲁·米勒就是要在《从月亮上来的男孩》中写出一棵树木的疼痛，以文学的样式，论证皮肉之苦与心灵之痛的相通与差异。十八世纪英国乡村的自然、定期为人放血的传统习俗、教堂里的古板与文化、古堡中的神秘与建筑，这一切构筑起了这部小说与大历史、正统史、纸质文字史对应、乃至对抗的民间文化史。《从月亮上来的男孩》可以说是一部十八世纪英国历史之外的文学民间史；是在没有痛感的文字历史中书写充满痛感的人的心灵史。它不仅是文字历史的补充，更是心灵痛史的独立；不仅是特异人物詹姆斯的人物传记，更是那段英国民间史的文学传书。在这儿，小说给人惊异的，不仅是作家对一个人物无痛之感奇异的想象和故事构置之才华的舒缓展出，而更叫人讶然生敬的，是作家如何把空穴来风的虚构，巧妙真实地置入在历史的河流中漂荡起伏，获求实在逼真的描写，正如把想象中由云雾空气组成的树苗，栽入实在的土地，让它成长生根，开花结果。还如把潮气熬水，把月光收入瓶中使其发光。再或反之，让乡间的炊烟升腾后与天空的雾霭相接相连，使人看到并可触摸那连接的线路和物形；把尘世飞扬的沙土和天空流动的陨石相连接，使观者看到沙土上升和陨石下落的线路与交汇、碰撞、相融互变的过程和场景。安德鲁·米勒《从月亮上来的男孩》的写作，奇妙、诡异地完成了这一点——让树木感知了伤损的疼痛，而让读者永远记住了地面的荆蓬和月亮上的桂树原来同在一片林地而又相分相合、相感相知的写作之妙。
阎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