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成立
1998年1月2日，香港特区成立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基广会），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出任首届委员会主席，9名政府官员和13名非官方人员担任委员。
1月8日，基广会在政府总部举行首次会议，研究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确定了推介的主要对象，决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例会，并建议将《基本法》列入中小学课程。
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强行占领，不论实体法律还是程序，都全面接受普通法法系传统。香港回归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制定、通过的《基本法》正式开始施行。作为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文件，《基本法》不仅规定香港特区实行的“一国两制”总政策，确保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实施，而且也是香港社会、经济制度、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保障、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总依据。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香港特区推广并协调《基本法》的实行格外重要。
基广会从官方和民间两个维度开展《基本法》的推广工作，在法律实践上规范《基本法》的实行。其中9名官方委员分别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民政事务局局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工业贸易署署长、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政府新闻处处长以及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这从官方层面上较完备地构建起了推广《基本法》体系。而民间力量的引入则使得推广工作的进行能够更切合实际、灵活协调。
基广会作为香港组织、推广《基本法》工作的中心，其主要职责：为本地和海外进行的《基本法》推广工作的整体计划和策略提供指引；为各有关方面提供交流意见的渠道；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的推广工作，并促进彼此间的合作；讨论推广《基本法》的工作计划，并加以审核；监察、评估和检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所推行的各项计划。基广会以不同的形式向五大工作对象，即本地社区、教师和学生、公务员、海外人士（包括访港海外人士）以及工商专业界推介《基本法》。其目标是让全港市民对《基本法》有明确而广泛的认识，同时订定可行的目标和工作计划以针对上述5个组别而进行推广工作。基广会也认为有必要向海外人士宣传“一国两制”的原则、如何把它付诸实行以及《基本法》所做出的各项保证。
香港回归后首个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1998年1月12日，香港回归后首个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在爱丁堡广场和香港大会堂举行。
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是香港法律界和司法界的盛事，标志着新一年度的法律和司法工作开始。按照香港传统，仪式在每年一月的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星期一举行。在典礼上，社会各界人士聚首一堂，听取香港法律界4名核心人物（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协会会长）的演讲。香港回归后，这一项法律界的盛典继续保留，只是将回归前开启典礼上的宗教仪式改为检阅警察仪仗队。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开启典礼上致辞，他的致辞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法机构在政权交接中顺利过渡。随着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司法机构已经踏入新的年代。全部法官均按照《基本法》留任原职，法院如常运作，普通法制得以延续和发展。同时，作为香港特区最高法院的终审法院已告成立，成员中还包括国际知名的法官。
第二，香港市民对司法机构的期望是独立无私、具专业才能。法官在审讯市民之间或是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时，应秉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精神。在宪制上，司法机关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行政、立法机关的运作完全符合《基本法》和法律的规定，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获得充分保障。法官要维持公众对法庭的信心，公正能干，令诉讼人士及其律师信服，而且也要高效率地处理案件。
第三，要提供充分的在职教育和训练，保持有效和高水平的司法服务。
第四，在诉讼中使用中文。在诉讼中使用中文是复杂的改造工程，但十分重要。司法机构会全力参与，尽力对发展双语法制做出贡献。同时，在谨慎推进中文诉讼的过程中，保持并发展普通法的精髓，让香港的法律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尊重。
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也在演讲中强调法律制度在恢复主权的过程中顺利过渡，并重申香港特区政府遵循法治的精神，呼吁让法治精神继续成为香港法律制度的基石。
梁爱诗全面介绍了香港特区政府及律政司为了改善法律制度和提供法律服务所推行的工作，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是筹备成立双语法律制度委员会，梁爱诗任主席。此委员会将会明确订定法律双语制度的政策和长远目标，就如何达到订立的目标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建议，以及就协调的工作、资源的需要与如何为法律服务使用者提供最佳的法律服务给予意见。
梁爱诗也说到，在刚刚回归的香港实施与推广《基本法》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而对《基本法》提出挑战实则是个健康现象，这恰恰证明香港回归后仍奉行法治，所有宪制事宜均依然可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公平有效处理。
香港特区律政司的刊物记载了开启典礼的意义：“举行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目的是强化司法机构的形象，使社会各界明白司法机构独立自主的重要，让市民大众更加了解我们的使命是维护法治、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及取得港人和国际人士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任。”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作为一种司法文化，深刻地影响着香港司法文明发展历程。
《1998年香港人权法案（修订）条例草案》通过
1998年2月25日，香港临时立法会通过《1998年香港人权法案（修订）条例草案》，废除港英政府立法局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以免有关条文引起法律混淆，带来不必要的诉讼。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在1966年依照《世界人权宣言》决议通过的一项条约。1968年9月16日英国签署此公约，1976年正式交付关于此公约的批准书时，明确表示将此公约适用于香港。
此公约虽适用于香港，但是一直未转换成香港本地立法，直到1990年4月《基本法》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当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公布后，作为从香港撤离的一项重要部署，英国才开始促成在香港制定《香港人权法案条例》。1991年6月，港英政府立法局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通过，对《基本法》所确定的法律秩序构成了挑战。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是香港特区宪制性的文件，在香港特区内具有高于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效力。它规定了香港特区实行的各项制度以及香港居民的权利保障，是制定香港法律的依据和基础。《基本法》第八条和第一百六十条都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只有不与本法相抵触才得以保留，构建起了香港“违宪审查”的新秩序。何者保留，何者变更，均应以《基本法》为准，《基本法》是审查立法效力的根本依据。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是《香港法例》的第三百八十三章，共有14条。其中第三条规定，所有先前法律条文中，被鉴定为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抵触的部分都要废除；第四条规定，在生效日期或其后制定的所有法例，凡可做出与此公约没有相抵触的解释时，必须做如是解释。若该两条法例明显互相抵触，相抵触的部分废除。也就是说，所有违反此公约的立法都是无效的。例如《公安条例》因其条文与此公约抵触，曾于1995年修订。基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此公约拥有了凌驾于香港所有法律之上的地位。
《基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区的法律予以实施。因此在回归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仍可继续实行。由此，《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就对《基本法》构建的法律审查制度形成了挑战，减损了《基本法》在香港的最高地位，使此公约与《基本法》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香港法律的地位之上。在香港当时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确存在频繁地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同一级法律援引，并不断地援用此公约的规定作为审查本地立法的基准，似乎引导出此公约具有宪法性最高地位，在香港可以直接适用的结论。[21]
回归之前，由于《英皇制诰》的明确规定，此公约的确具有宪法地位，法院做出上述论述尚可。但1997年之后，此公约原有宪法地位的宪制基础已经不存在，法院继续沿用之前判例所确立的原则，将此公约视为宪法文件，这既有悖《基本法》，也不符法理。
1997年2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问题的决定》，附件二明确规定《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中，第二条第三款有关该条例的解释及应用目的的规定，第三条有关“对先前法例的影响”和第四条有关“日后的法例的释义”的规定，不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从而废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凌驾地位。
《1998年香港人权法案（修订）条例草案》的通过，是围绕香港回归而展开的中英法律战中的激烈较量的延续。此举厘清了《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三者的关系，明确了《基本法》构建的立法审查机制，稳定了“一国两制”下的宪制基础。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首次召开
1998年3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这是粤港间成立的首个高层次联络机构，标志着广东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由民间交流为主跨入以政府协调为主导的新阶段。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构想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97年8月到深圳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会晤时提出的，旨在成立一个高层的协调机制，使两地互利互惠、共同繁荣，廖晖对此甚表赞同。1998年3月，董建华受邀前往北京出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典礼时，又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和副省长王岐山商讨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成立较高层次的组织事宜。董建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到，广东省和香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希望关系能更进一步发展，双方互利互惠合作。
经过近7个月的酝酿，经国务院批准，粤港合作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首次会议由广东省副省长王岐山和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主持，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参加成立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到会与两地官员会晤，体现出中央对会议的关注和重视。
卢瑞华在成立仪式上的发言中详细讲述了对于此次会议的定位和期望。香港回归后仍保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广东也在朝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努力，这既是粤港合作的有利因素，也是二者的共同点。
卢瑞华还就粤港高层次合作提出五项原则和三方面内容。五项原则分别是“一国两制”原则，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原则，市场决定与政府协调相结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近期合作的重点及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协调的主要三方面内容为经济商务合作，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口岸建设与管理的合作。
之后，以王岐山为团长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代表团，和以陈方安生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在3个小时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首次会议上，讨论了会议的职能和运作模式，暂未就具体问题商讨。
在会后向新闻界通报会谈情况时，王岐山介绍说，首次会议开了个好头，时间不长，信息量很大。香港方介绍了社会经济各方面情况，并听取了广东省和广州、深圳两市的特别介绍。会议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将从政策层面加以探讨，发挥各自优势，共生共荣。
陈方安生说，会谈中的建议，香港方回港后将认真研究，目前双方已有一些切实的沟通渠道，如跨境基建协调委员会。会后，新的大型跨境基建项目将继续进行沟通与协调。
双方都表示对进展满意，商定以后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但由于首次会议没有谈及具体问题，将于短期内在香港再次召开会议。
粤港两地的民间往来和经济联系由来已久，从未间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合作关系日趋紧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利用与香港的地缘优势引进港资。香港与珠三角形成的“前店后厂”的产业内部分工模式，不仅巩固了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为珠三角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粤港山水相连、得天独厚的“地利”，香港回归、内地改革开放的“天时”，再加上两地亲缘相连、合作源远的“人和”，两地的合作开创了一个优势互补、不断发展的新境界，为两地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闭幕
1998年4月8日，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在审议通过了9部法案及议案后宣布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并举行了告别晚宴。
临时立法会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成立的立法机构，它的设立是因为英方破坏了“直通车”，是中英之间的又一场法律较量。
中国政府出于中英合作以利于香港政治制度平稳过渡的愿望，曾与英国政府进行了磋商，就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与最后一届港英政府立法局衔接问题达成了协议和谅解。《中英联合声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都认可了立法会“直通车”的特别安排，即最后一届港英政府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其议员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香港特区筹委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但1992年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提出“三违反”政改方案，单方面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毁弃了“直通车”安排，直接使得最后一届港英政府立法局不能过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此政改方案出台后，立即遭到中方和香港各界的坚决反对。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决定，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必须通过分区选举等3种方式选举产生，这在港英政府管治下是无法进行的，也不可能在香港特区成立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而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时，有许多事项将亟须由立法机关来负责或参与，这是保证香港政制平稳过渡和有效运作必不可少的。为了实现政权顺利交接，避免出现立法真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斟酌各种方案，提出了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的建议，这个建议被香港特区筹委会采纳。
1996年12月21日，400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其中包括33名当时港英政府立法局的议员。1997年1月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正式运作，范徐丽泰任主席。
因时间紧迫，临时立法会一成立就即刻开展工作。根据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决定，临时立法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三：一是制定特区政权成立初期一些必不可少的法例；二是修订一些亟待修订的法例，使之能继续适用；三是对一些没有必要保留的法例宣布停止生效。[22]
临时立法会受命于紧急之时，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说：“临立会在面对各方面的阻难和压力时，并没有感到气馁，而能够一直保持高度透明的运作，坚毅不挠的精神，平静坦然的态度，屹立不倒的意志面对种种的干扰，承担立法和监察政府方面的职责，保障香港特区的正常运作，为香港过渡做出贡献。”临时立法会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香港特区成立后的正常运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保证了刚成立的香港特区的社会稳定，并为解决香港面临的一些重大民生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董建华曾评价道：“临立会不但勇敢地接受了历史的挑战，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为香港长远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临时立法会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置疑的。”
庆祝香港回归1周年
1998年7月1日，香港回归1周年，再次以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伟大胜利。
199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香港特区政府的邀请，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陪同下抵达香港，出席7月1日香港回归1周年的庆祝活动。多位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同行。150名学童组成的欢迎团在机场迎接，警察乐队亦在场奏乐。
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会议展览中心新翼旁的广场上举行了升旗仪式。仪式由董建华主持，香港特区主要官员及中央驻港机构代表和驻港解放军代表出席。晚上，香港特区政府在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盛大晚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周年。江泽民主席出席晚宴，钱其琛、董建华分别致辞。新加坡、加拿大等华人区域也于7月1日举行庆祝活动。
香港回归1周年，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取得了许多重大开拓性发展，也经历了重重挑战。而那些经历过的挑战，反而加快了香港的调整步伐，使香港保持着高度的竞争力。
《基本法》已充分保证赋予香港自治的权力，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关运作正常，公务员队伍保持稳定。纵然处身风暴之中，香港特区成立后，仍然完成许多重大发展。香港资产价格回落，住宅和办公室租金下调，有助于保持香港的竞争优势。而且，香港财政储备充裕，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能按原定计划投入庞大资金，进行基建工程、建设房屋和发展教育。这都显示出香港特区政府具有管理香港社会、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和能力。
香港的命运从来都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当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央政府全力支援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坚决支援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大局的稳定。这有力地证明，祖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998年7月2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经议员互选，范徐丽泰当选为第一届立法会主席。
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经选举产生并开始正常运作，是香港民主进程中的重要步骤。英国管治香港时期，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港英政府立法局根据《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设立，其议员长期由港督委任，实质上是港督的咨询机构，但并没有完整的立法权。1985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从香港撤离的一项重要部署，英国政府开始在香港推行所谓的“代议政制”。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后，又抛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三违反”政改方案，破坏“直通车”安排，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设立特区临时立法会。之后，香港特区立法会正式选举产生，接手临时立法会继续为香港法治保驾护航。
1997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第一届立法会选举的整体安排，决定在分区直接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方式。同年9月，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审议通过了《立法会条例》，此后又审议通过了一系列规范选举的附属法例，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做了充分的法律准备。
1998年5月24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正式举行，市民积极参与。从7时30分到22时30分的15个小时里，共有1568308位选民在遍布全港的496个投票站投票。当天的地区选举投票率达53.29％，功能界别选举投票率则有63.50％。投票人数及投票率都打破了回归前香港历次选举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我们真正为落实《基本法》、实践‘港人治港’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23]
5月25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60名议员经选举产生。其中分区直接选举产生20名议员，由各界人士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10名议员，功能团体选举产生30名议员。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立法会是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每届选举议员60名，须是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但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立法会议员，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全体议员的20％。除第一届任期为2年外，以后每届任期4年。
《基本法》第七十三条对立法会的职权进行了列举式规定：根据《基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就任何有关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辩论；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接受香港居民申诉并做出处理等。此外，《基本法》还对立法会提出行政长官弹劾案的法律程序做出了规定。
范徐丽泰在当选为第一届立法会主席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道：“香港特区首届立法会凸现的是‘开创性’‘奠基性’的色彩，为以后第二、第三届乃至更后的立法会运作开好一个头，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香港新机场投入使用
1998年7月6日，耗资1550亿港元的香港新机场于香港回归周年之际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地铁机场快线也启用，成为全世界首条专为机场而设的铁路。
此前，九龙城区的香港启德国际机场是香港的唯一民航机场，位于市区中心，靠近民居，周围高楼林立，飞机起飞降落存在安全隐患，也给九龙城区的居民造成很大不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转站，在20世纪90年代需求水平就已经远超旧机场最大供给。但修建新机场的造价高昂，港英政府无法落实。1989年10月11日，港督卫奕信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兴建新机场及相关配套设施，即后来的香港机场核心计划，被外界称为“玫瑰园计划”。
中国政府为香港的长期发展考虑，支持新机场建设，但由于新机场建设工程周期长，造价高昂，同时防止英国故意消耗香港财政储备，给其财政造成负担。1991年9月3日，中国与英国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中申明，港英政府在其管理期间负责建设并在最大程度上完成香港机场核心计划，留给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储备不少于250亿港元；中国政府支持新机场建设，对需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偿还的港英政府的举债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同意中国银行发挥适当的作用；中英两国成立一个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领导的机场委员会，港英政府成立香港机场管理局和咨询委员会。
1992年新机场正式动工，至1998年落成。新机场选址在大屿山以北的人工岛上，面积为12.5平方千米，囊括10项香港之最：最短时间完成、最大型的建筑工程、最大的室内公众场所、建筑材料用量之最、最大航空货物处理设施、最大的航空食品厨房、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之最、最安全的着陆跑道、最大型机场客运大楼零售部、最快的搬迁速度。
1998年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了香港国际机场的开幕典礼，中央政府有关领导也出席了开幕典礼。香港特区重要官员以及3000名嘉宾和众多传媒代表出席了在设备优良的机场客运大楼举行的开幕典礼。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致辞中说道，新机场是香港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为庞大的工程，是一项使人赞叹的工程，每一个香港市民都可以引以为荣。
7月6日，新机场正式启用。6时30分，机场完成迁移，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开始运作。
新机场运行初期曾出现过混乱事件。面对危机，香港特区政府一边敦促货运公司加快修理工程，一边请求中央政府伸出援助之手。中央政府破例允许所有在港有着陆权的飞机转飞深圳黄田机场，并决定为香港空运货物设立特别通道，海关将货物贴上封条直运香港机场，并对这些货物按内地标准收费，降低香港客户成本。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独立的新机场调查委员会，彻查新机场混乱事件。香港特区立法会及申诉专员公署先后就新机场启用的混乱事件进行调查及发表报告。
危机渡过之后，香港新机场顺畅运行，逐渐被旅客及国际社会所接受。香港国际机场被评为五星级机场，并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七度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更一直保持三甲之列。据香港《明报》报道，2011年4月22日香港国际机场共有1003架次航班升降，521架次航班飞越香港飞行情报区，香港民航处当日共处理了1524架次航班，创下新纪录，表明往来香港及飞越香港飞行情报区的航空交通有强劲的增长，坚实地奠定了香港国际机场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客货运中心地位。
新机场的落成和启用，不仅足以配合香港在21世纪发展的需要，同时使香港作为亚太地区主要交通、贸易、金融及旅游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并不断迈向新里程。香港特区政府也制订了规模更大的发展计划，预计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2350亿港元，推行一系列大型基建项目，当中包括铁路、公路及教育设施。大型基建计划即将展开，将会极大地增强香港竞争力，为香港长远发展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并为市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香港安全渡过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美国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发起连番攻击，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后，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刚刚成立，就亟须面对一场严重的“金融战争”。
1997年10月，香港金融市场首次受到冲击，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9％，累积跌幅近1200点。23日，恒生指数报收于10426.3点，深跌1211.5点，跌幅超过了10％。香港特区政府面临危机方寸不乱，重新凝聚市场人气。10月24日，在连续几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港股市强力反弹。10月之后，国际投机者陆续小规模进攻，利用汇市、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
1998年8月5日，国际投机者兵分三路，再次向香港汇市、股市、期市发难，疯狂地抛售港元和恒指期货，以迫使香港特区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提高利率打压股市，从而可在期货市场上以较低价格沽空恒指期货，汇市股市双双获利。因联系汇率制上、中、下三路同时接招，渐感不支，港股急转直下。
金管局为避免提高利率伤害股市楼市，保护银行系统稳定，防止股票市场和地产市场出现恶性抛售潮，一改以往提高利率的做法，而是以政府财政储备买下炒家近500亿港元沽盘并存入银行。金管局的举措压低了拆借利率的升势，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伤害。金管局还在买卖港元过程中获利，没有像其他东南亚政府那样大大耗损外汇储备。
同时，中资及本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信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加上内地减息成为股市上扬的题材，香港股市强劲反弹，港元汇价也恢复稳定。
为配合反击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工商界人士发动了舆论攻势，金管局特地发表文告宣称香港外汇储备截至1997年9月底已经高达881亿美元。香港特区政府的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市场，抬升了人气。
8月28日，国际投机者几乎倾巢出动，疯狂抛售股票，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企图将股指彻底打压下去，而香港特区政府则将所有的抛盘照单全收死守股市。开市5分钟，成交额就达30亿港元，一天的总交易金额达到了790亿港元，创下香港市场单日最高交易纪录。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最终损失12亿港元，黯然退出香港。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获胜。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迎战，竭尽所能支援香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日，中央政府将净值1971亿港元的土地基金移交给香港特区政府，此举大大增强香港的外汇和财政储备，使得香港特区政府能动用上千亿港元，干预股市及期指市场，成功击退国际炒家。在与国际炒家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并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中央政府还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避免货币危机进一步扩大，坚持和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张子强案做出终审判决
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等36人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私藏枪支、弹药，走私武器、弹药，绑架，抢劫，窝赃一案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等5名主犯的一审判决，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依法核准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上述5犯被依法执行枪决。世纪大劫案至此落下帷幕。
在犯下世纪大劫案之前，张子强早已劣迹斑斑。20世纪80年代，他以骗保、卖假劳力士手表行骗。1990年2月22日，张子强等5人在香港启德机场持械抢劫了押表车，劫取了价值3000万港元的劳力士金表。1991年7月12日，张子强及其同伙在启德机场又一次抢劫解款车，涉案总金额达1.7亿港元，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劫案。在上诉中，因证据不足张子强被当庭释放，其后他还约请香港电视台记者“控诉”警察，并以冤案的名义向香港警方索赔，香港警方后来向张子强赔付800万港元。
1996年5月23日，张子强与同党在李嘉诚之子李泽钜返回寓所途中，持枪拦住李泽钜的房车，劫走李泽钜。其后，张子强腰缠炸弹亲自与李嘉诚洽谈赎金，成功勒索高达10.38亿港元巨款，与长江基建的股票编号“1038”一样，犯罪所得金额之高曾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1997年9月，张子强及同伙又一次绑架富商郭炳湘，勒索赎金6亿港元。此后，他还策划了绑架澳门赌王何鸿燊（未遂）、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未遂）。1998年1月7日，张子强指使钱汉寿购买炸药818千克，被香港警察查获。1998年1月25日，张子强与团伙2号人物“蝠鼠”胡济舒在广东省江门外海大桥检查站被抓。
1998年11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案公开做出一审判决，因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死刑，另因绑架罪和走私武器、弹药罪被判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人民币6.621亿元。张子强等人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内地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正确，并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除对其中两个上诉人余汉俊、陈树汉的量刑及没收钱汉业的“珠担5109”号渔船判决不当应予纠正外，对其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均适当。[24]
张子强案件是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刑事法律冲突在实践中引发两地重大争议的第一案。该案的审理不仅引起粤港两地法律界的关注，更受到全国乃至海外的关注，新闻报纸上一时都是张子强案的报道。对于此案件争议最大的就是刑事管辖权问题。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提及，被告人张子强、刘鼎勋等对本案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绑架他人及抢劫香港金铺部分提出管辖异议。经查，实施上述犯罪的，既有在香港居住的被告人，也有在内地居住的被告人；其中绑架、抢劫金铺虽在香港实施，但密谋、策划等实施犯罪的准备工作，均发生在内地；爆炸物及主要的作案工具均是从内地非法购买后走私到香港；被告人均在内地被抓获；大量赃款、赃物及其他证据亦在内地查获。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内地司法机关对上述几宗犯罪依法享有司法管辖权。[2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中级法院这一认定。
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和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认为，香港法院和内地法院都享有合法的刑事管辖权，并且，由内地法院对这两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并没有侵犯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基本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