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白，字太白，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关于李白的先世和籍贯，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现在还是一个需待研究的问题。但这里不妨说，蜀中（今四川省）乃是李白的实际上的故乡。
李白五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父亲携同全家从别处移居到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他从此就在蜀中生长，直到二十五岁左右。后来他在四方浪游当中，始终是用着怀念故乡的感情，来怀念蜀中的山水风物，写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李白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浪游四方当中度过的。他少年时候，广泛地游览过蜀中的许多地方。出蜀以后，大约二十五岁到三十七八岁的十多年间，他主要是往来在安陆、江陵、襄阳（今均属湖北省）一带；中间也曾游过洞庭湖，到过金陵（今江苏南京）、广陵（今江苏扬州）等处。三十七八岁以后，他到过太原；又在任城（今山东济宁县）住过几年，并在那里安了家。四十二岁的时候，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剡县（今浙江嵊县）一带，因吴筠的推荐，被召至京城长安（今西安）。他在长安，一度颇得当时的皇帝唐玄宗的赏识，供奉翰林，掌管机密诏命的起草。但是，他的浪漫的性格和正直的主张，终于使他遭受到权臣贵族们的排挤；他在长安仅仅三年，四十四岁的时候，就被变相地放逐出京。他在那以后大约十年当中，所到的地方很多，东南西北，往来不定；除了常回任城家中看看而外，比较经常逗留的，是梁、宋一带地方（今河南省）。大约五十四岁到五十五岁的两年间，他经常往来于广陵、金陵、宣城（今属安徽省）等处。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在庐山，被当时镇守南方的永王李璘召为王府幕僚。就在那一年，永王李璘起兵与他的哥哥李亨即唐肃宗争夺帝位；次年，永王兵败，李白因此被逮捕，囚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后来虽经别人营救出狱，但仍被判罪，永远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他五十八岁的时候，开始走向流放的长途；次年，在途中遇着大赦，才得回来。此后，他仍然往来于金陵、宣城等处。六十二岁的时候，他去依靠当涂县令李阳冰，死在那里。
李白的性格，是浪漫和豪放的。他的感情是炽烈的。他热爱祖国，热心于政治。他按照我国古代士大夫的老一套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设法在当时的各级的封建统治者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宣传自己的主张，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信任，给自己以政治地位，给自己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但是他的豪放的性格，炽烈的感情，是和当时统治集团的政治有矛盾的。就是说，在当时只有用牺牲自己的正义和自由作为代价，政治活动才能够成功；而李白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他在长安供奉翰林的时候，本来和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杨贵妃、高力士之流很有机会接近，但他对他们不但没有奉承拉拢，反而毫不掩饰地予以鄙视，终于遭受他们的排挤。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他对于政治尽管热心，一生中真正的从政生活，却只有短短的两次，时间共总不过五年，并且都以失败告终。他在当时，已经享有极大的诗名，但仍然是在四方浪游当中过了一生，终于在飘泊依人的情况中死去。
李白也有庸俗的一面：他在诗文中往往坦白地表示了对“功名富贵”的羡慕；对于长安三年中“章台走马”“眠花醉柳”的生活，当时也颇有些得意忘形，后来提起来也还是恋恋不忘。但是，事实证明，他终于没有牺牲自己的正义和自由，去换取他那样羡慕着的“功名富贵”。
李白也有消极的一面：他热心于学道求仙；他的一部分作品中往往散播着一些“浮生若梦”“人世无常”之类的思想。但是，在他的学道求仙的动机当中，实在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借此反抗当时权贵们的威势的压抑，幻想借此得到自由和解脱。他所歌咏的神仙世界，有不少就是对于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幻想的结晶。至于他的诗文中那些“浮生若梦”之类的思想，从全体来看，毕竟是比较次要的东西；而构成他整个作风的基调的，毕竟是那种光明开阔的心情，“绿水长天”“花光百里”似的境界，是对于生活的健康积极的态度。
李白的性格和思想，和一切古代的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一样，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这些复杂的矛盾，正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的复杂的矛盾的反映。但是，进步的、人民性的东西，无论如何占着主要的地位。对于这一点，过去的人民曾给以正确的、公正的评价。我国古代通俗小说和民间传说当中，流传着不少李白的故事和逸事。在那些故事和逸事当中，李白被描写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多才多艺的、为国争光的、从生到死都富于诗意的，并且虚心向普通人民学习的人。例如说李白要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之类，这些虽然都不是真实可靠的史料，但乃是人民对诗人的热爱和正确评价的最鲜明的表现。
二
李白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古典诗人之一。我们民族的古典诗歌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是唐代（618-907）。唐代诗坛上，李白和杜甫，成为同时并峙的两个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他们也是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成就的最高峰的诗人。
诗人李白，通常被现代人称为浪漫主义者。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部分，是健康的、积极的。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它在任何民族的文学史上，都是被概括到整个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去的。
现存的李白的诗篇当中，直接反映人民生活、反映社会政治情况的，并不很多。如果和号称“诗史”的杜甫比较起来，尤其显得少。但是，人民的崇高优美的心灵，人民对于光明和自由、爱情和幸福的热望，人民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却通过诗人李白的同样性质的感情的抒写，而得到鲜明无比的反映。它们原是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着的东西，被诗人用自己的心灵吸收和集中起来，予以艺术的提高，于是随着诗篇的广泛流传和深切感染，重又灌注进人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去争取美好的生活。这就是诗人李白的巨大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李白之所以能够这样成功地反映出人民的力量，是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巨大高涨的时代这一事实分不开的。
大唐帝国的建立，是隋末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隋末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和我国历史上的一切农民战争一样，没有也不可能使农民从封建制度之下得到根本解放，但是，就具体情况来看，这一次的农民起义，在其推翻隋朝的封建政权的斗争中，是曾经给封建力量中最腐朽的部分以严重的打击的。虽然农民战争的胜利的果实依然被地主阶级夺去了，封建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但靠农民战争兴起的唐朝的统治者，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民的要求。唐帝国结束了汉末以来大约四百年中差不多一贯下来的分裂割据、异族侵入的长期混乱局面，在建国之初，就规定了一系列比较有进步性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 均田制”：它限制了土地的过分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保障了农民免于失去土地。此外，还有关于减轻赋税的，救济灾荒的，组织农村劳动力复员的等等制度。这些制度，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都是显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它们从唐代开国，直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之变发生，大体上一贯地被执行着。因此，这一百三十多年当中，全国生产力大体上是一贯地上升，引起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的高涨，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当时的大唐帝国，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大、文明和富庶的国家之一，完全不是偶然的。
那个时代的后期，约为八世纪的前半，我国文学史上称为“盛唐”，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风格，但总的来看，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过去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对于所谓“盛唐气象”都非常推崇，用了许多话，例如“雄浑高华”“堂皇典丽”之类来形容它；归根到底，它无非是当时高涨着的生产力的表现。而在盛唐诗人当中，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
李白的诗篇介绍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境界：在那里面，景物的形象，有惊奇绝险的名山大川，有和平淡远的田园村舍，有穷边绝塞的苍茫，有曲涧清溪的幽静，有风雷怒吼，有花月争辉，有碧海仙山上高与天齐的“扶桑”“若木”，有沉香亭畔富艳风流的牡丹，有大地极北阴冥冷冽中的身长千里的“烛龙”，有江南山明水秀之乡的白鹭鸶和锦鸵鸟……活动的形象，有战争，有诗酒，有侠客的剑光，有美人的舞袖，有章台走马的五陵少年，有山林高卧的幽人隐士，有百战沙场的老将，有方巾缓步的迂儒，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东山谢安石”，有“笑隔荷花共人语”的“若耶溪旁采莲女”，有杀人报仇的勇妇，有秋作夜舂的农女，有“虚步蹑太清”的神仙，有“炉火动天地”的矿工……境界是那样丰富多彩，可是无论哪一个角落里，甚至已经说是“日月之照”所不到的角落里，都照临着白日或皓月的光辉，都通到一个广阔无边的背景，都流荡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更重要的是，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止不住的青春奋发的情感。很显然，诗歌中的这些境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的天才的心灵中的投影。诗人李白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至于直接反映当时人民生活和社会政治情况的诗篇，在现存的李白的作品当中，虽然数量上所占有的比例较小，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对于当时朝政的紊乱，君主的昏庸，权臣贵族的荒淫横暴……诗人都曾就他所能认识到的，予以揭露和抨击。特别是安禄山之变这样一个当时震撼全国、后来深刻影响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大事件，不仅被诗人深切关心，在不少诗篇中得到相当详尽的反映，而且深深地打动了诗人的政治热情，使他写出一些长篇大论的直接评论时事的政论性的名作。这一部分的诗篇，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来都是高的，但对于李白这样一个大诗人来说，究竟还没有达到足以成为他的主要代表作的水准。正因此，诗人的这一面就常常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正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很好地认识这一部分诗，把它摆在应有的地位。
三
对于诗人李白的伟大的意义，还应该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伟大的作用来认识。
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整个地来看，一直是贯串了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这个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始终是和民间文艺的发展分不开的。一切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和诗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民间文艺学习，从中吸取了不可少的营养。凡是代表着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大作家和大诗人，都是意识或不意识地继承了某一整个历史时代的民间文艺的遗产，总结了某一整个历史时代当中作家们和诗人们向民间文艺学习、对民间文艺加工的经验，在反对反人民性和反现实主义传统的斗争中，结束了这个斗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夺取和巩固了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传统的胜利。李白，就是起了这种伟大作用的伟大诗人之一。
前面说过，大唐帝国是在客观上作为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汉末以来大约四百年当中，政治、经济上和文学艺术上同样留下许多特别腐朽的封建性的东西。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已经扫荡到政治、经济的领域，其精神上的影响必然随着就要扫荡到文学艺术的领域。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一样，文学艺术上也立即出现了新的气象。文学史上所谓“初唐”的时期（大约即是第七世纪的一百年），诗坛上一方面存在着以“齐梁宫体”为代表的颓废淫靡、形式主义的诗风的残余影响，另一方面逐渐成长着一种新的健康的东西，竭力要突破腐朽的旧传统的压抑和束缚，打出新的道路来。
陈子昂第一个旗帜鲜明地站到诗坛上来，宣布这个斗争的开始，并实行英勇的冲锋。现存的陈子昂的诗篇数量不多，其中已经可以显然看出后来的“盛唐气象”的萌芽。但是，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他并没有认真地、直接地去学习和继承。他的渊源，主要只是过去的几个诗人。那些诗人也曾或多或少地向乐府民歌学习过来，才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就。他们的经验是应该总结的，但把他们的作品当作主要的营养，却是不够的。因此，陈子昂的诗篇，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一种庄严刚健的气象，令人振作；另一方面却欠缺丰满和自然，令人感到干枯和板滞，因而也就不能在反对“齐梁宫体”的残余影响的斗争中，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诗风夺取广阔的胜利。
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结束了由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大局。
李白在诗歌艺术上的崇高成就，和他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的继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我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历来一致承认的。李白对于汉末以来诗人们学习乐府民歌的经验，以及他们对乐府民歌进行艺术加工的经验，也曾作过一些总结。这是我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历来也都知道，但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的。对于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下面三点来看：
第一，两汉、三国、南北朝的乐府民歌，经历了极其丰富的发展过程，留下了多方面的宝贵的遗产。李白以前的唐代诗人，也有能够继承这种遗产的，但往往偏于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因此也不可能获得全面性的巨大成就。到了李白，才能够对这些遗产作全面性的继承。汉魏乐府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入的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的美好世界的强烈的追求，南朝乐府中的人民的美丽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三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清商小乐府之类的轻吟缓咏，“孔雀东南飞”之类的长篇叙事……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篇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又通过诗人的独特的创作过程，熔炼成一个全新的统一的风格。不但如此，时代更远一些的《楚辞》的某一部分的传统，也在李白的诗篇里面得到积极的发扬，这也是历来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一致承认的。此外，李白也曾仿作《诗经》式的四言诗，虽然大抵不甚成功，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接受遗产上的努力，范围是这样广泛。
第二，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的诗篇，过去就有批评家指出：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新词而更加鲜明；但李白的新词，看起来又恰恰只是李白的作品，而不是任何其他诗人的作品。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的也不少，但像李白这样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需要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而不是相反的方式，才能把乐府民歌的遗产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光大起来。
第三，三国、六朝的文学史上，除了乐府民歌的光辉的发展而外，也曾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诗人，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向乐府民歌学习过来，他们的经验也需要总结，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李白对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正式谈起诗歌理论的时候，李白对他们曾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但在其他场合，对于谢朓、谢灵运、阮籍、曹植等，多次表示了情不自禁的钦佩和景仰；而且根据杜甫对他的正确的批评，他所受于庾信、鲍照、阴铿的影响，都相当地深。此外，在描写田园生活方面，运用口语方面，我们也可以显然看出陶潜和李白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国、六朝的时候，特别是六朝的齐、梁两朝，在乐府民歌的光辉发展的同时，诗人当中，除了那些特别伟大的和杰出的而外，一般确实都沾染了或多或少的颓废淫靡、形式主义的风气。李白对于那种风气既是抱着强烈的反感，自然就难免在理论上对那些诗人不加分析地一概抹煞。可是，在创作的实践中，那些诗人所留下的某些较好的经验，也很自然地要进入李白所注意、所总结的范围之内。
总起来说，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伟大的作用，首先就在于他能够全面地、富有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因此，他就具有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他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当适宜于这种反映的。假如我们今天不能读到李白的那些表现了典型的“盛唐气象”的诗篇，那么我们对于那样一个人民力量上涨的时代的精神面貌，认识上一定会有更多的隔膜。李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当时已经成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诗歌所拥有的一种战斗精神，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更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整个传统的一个光辉的特色。
1953年7月10日
附：一点宿愿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常常用社会心理来解释艺术现象，又用社会生活来解释社会心理，材料丰富，文笔优美，生动充实，有血有肉，令人信服感动。后来勃兰兑斯师承他的理论方法，用于文学史的领域，写成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更见发挥光大。我读《艺术哲学》，最佩服关于哥德式建筑艺术的那一部分。丹纳首先充分描绘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黑暗，“人间仿佛提早来到的地狱”。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哥德式建筑艺术的一切奥秘，都可以从社会心理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关于哥德式教堂内部的光色，丹纳说：
走过教堂的人心里都很凄惨，到这儿来求的也无非是痛苦的思想。……心中存着个人的恐惧，受不了白日的明朗与美丽的风光；他们不让明亮与健康的日光射进屋子。教堂内部罩着一片冰冷惨淡的阴影，只有从彩色玻璃中透入的光线变做血红的颜色，变做紫石英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奇异的照明，好像开向天国的窗户。（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北京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下同）
关于哥德式教堂的外形，他说：
形式的富丽，怪异，大胆，纤巧，庞大，正好投合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这一类的心灵需要强烈，复杂，古怪，过火，变化多端的刺激。他们排斥圆柱，圆拱，平放的横梁，总之排斥古代建筑的稳固的基础，匀称的比例，朴素的美。
这些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它使我解决了读唐诗当中的一个疑问。
我说的是关于李贺诗的问题。早先我就很佩服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指出，李贺诗好用硬重光冷的形象，如铜、铅、琥珀、玻璃之类，又好用强力突击的动词，如拗、戛、割、压之类。我想，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正好形成一种磨珠戛玉、翠舞金飞的奇丽的境界。后来我又与友人陈迩冬先生谈诗，他指出李贺诗多用未曾调过的“生色”，而李商隐诗则多用充分调过的“熟色”，我也很佩服他的见解。但是，我又想，尽管李贺诗中色彩很繁富，很强烈，为什么给人总的印象，终归有一种阴暗惨淡之感呢？色彩的繁富强烈和阴暗惨淡，本是矛盾的，为什么在李贺诗境中能够统一呢？及至读到丹纳对于哥德式建筑艺术的分析，我觉得许多地方对李贺的诗同样适用。
原来，李贺诗境中也正是没有明亮与健康的日光，窗子全都用经过强力割切的琥珀、琉璃、黄玉、红玛瑙、紫石英之类的碎片镶嵌起来，一切光线都要通过这些窗子，于是也就变做血红的颜色，变做紫石英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了。这种神秘的华彩，越是繁富，越是强烈，就越是笼罩着一片惨淡的阴影。矛盾就是这样统一起来的。
不仅如此，丹纳的分析还使我真正理解了李贺怎样以他的诗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原来李贺这种诗境，以及他的诗歌在结构、韵律、句调等方面的富丽，怪异，大胆，纤巧，同样投合着中唐时期社会上流行的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这一类的心灵也正是需要强烈，复杂，古怪，过火，变化多端的刺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一蹶不振，藩镇拥兵割据，连年争城夺地，涂炭生灵，可以想见，丹纳描写欧洲中世纪的一些话差不多都可以借用：
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劫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十一世纪时，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饥荒。……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
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们，心情惨淡，受不了白日的明朗与美丽的风光，特别看不得明亮与健康的日光，是不足怪的。对比起来，李白诗歌中的境界，就完全是盛唐景象了。我曾在《李白诗选》前言中勾画了李白诗歌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可是无论哪一个角落里，甚至已经说是“日月之照”所不到的角落里，都照临着白日或皓月的光辉，都通到一个广阔无边的背景，都流荡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更重要的是，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止不住的青春奋发的情感。很显然，诗歌中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的天才的心灵中的投影。
但是我的这个描绘，十分贫乏，对盛唐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一个字也没有说到，只好一步跳到“农民战争胜利后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的表现”去。本来，把这一点作为“盛唐气象”的根本原因，也是可以的，至少是可以备一家之言的。问题在于缺少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这两个中间环节，从墙基一下就砌到屋顶，中间只有几根摇摇晃晃的木棍在支撑罢了。所以我读了丹纳的书非常佩服，曾经打算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丹纳和勃兰兑斯的长处，来进行有血有肉的唐诗研究（我很爱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觉得那是有血有肉的当代史，可以证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本来就是有血有肉的）。可惜因循蹉跎，至今百无一成。现在把我这一点未偿的宿愿在这里公开出来，希望能有同心者大家朝这方面努力。
1985年
（本文据《舒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