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同时水旱灾害频仍，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从公元1351年开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军利用乱世的有利时机，逐步发展扩大，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明，同年八月，明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
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深刻教训，建国之初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巩固中央集权，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文化在继承盛唐之风和宋元文明的基础上，重视与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在明朝较为宽松的对外政策的引导下，中西文化亲密接触、相互融合，掀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高潮，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科举制度的改革
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早在两汉时期，盛行一种察举制度，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科举制的前身。正式的开科取士是隋朝的创举，然后经历了唐、宋两朝的改革发展，到明朝达到极盛。这时候通过考试录取做官的人已经达到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程度。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前就重视人才的收罗与运用，曾下达“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一时传为美谈。建国之后，他就把他这些诏令付诸实施，自洪武三年（1370）八月开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并且还“亲自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后来他发现通过科举当了官的人大多比较年轻，理论与实践有所脱节，大失所望，于是废科举，改为汉代的察举来选任人才。察举制度推行了十年，由于举荐的人数多而且越来越滥，朱元璋感到有恢复科举的必要。1382年，恢复科举制，两年后礼部颁布“科举成式”，此后明清两代几百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基本上按照这个模式来运作。
1384年颁布的科举成式规定把科举分为四个级别，分别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童试又叫作童生试，就是童生为了考取府、州、县学的生员（即俗称的秀才）所进行的考试。明代的童试又包括县试、府试、岁试、科试四个阶段，只有通过岁试之后的童生，才可以成为生员，称为“进学”。这些生员在参加科试后，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乡试又叫作“乡闱”，在各省省会举行，三年一次。由于考试时间安排在中秋八月，所以又称秋闱、桂试等。这一级别的考试，由皇帝钦定的正副考官主持。乡试共分三场，三场皆中者，就成了举人，俗称孝廉。中者前五名叫“五魁”，“五魁”之首叫作“解元”。只有中了举人的，才拥有了一种正式的科名和做官的资格。
会试是在乡试后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由皇帝钦定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主持，参加考试的是各省举人。一般会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二月，所以会试又叫作春试、杏榜。会试也是分为三场，三场皆中者成为贡士，贡士第一名叫作“会元”。
紧接着会试之后举行殿试，殿试又叫作廷试，于三月一日在朝廷上举行。这时候的主考官，明朝初年是由皇帝自己主持，但是明朝中叶之后，皇帝就很少参与其中了。殿试只试策一场，考试的结果没有黜落者，仅仅是分出贡士的名次来。殿试发榜，有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这三个人，又叫作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有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者叫作“三元及第”，这是最高的荣誉。有明一代，三元及第者，只有两个人，一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状元黄观，二是正统十年（1435）的状元商辂。
洪武十七年（1384）制定的科举成式沿用几百年，历明清两朝，其间虽然有一些内容或者形式上的变动，但是大体上没有脱离这一总体的格局。可见明初科举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八股文的幸与不幸
明代科举制度成式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在科举考试内容上采取八股文这种专门文体。八股文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这些不同的名目指的都是一种事物。根据题目来源的不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题目来源于“四书”的叫作四书文，来自“五经”的叫作五经文。每一篇八股文都是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构成，有人认为这就是“八股文”的名字由来，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所谓八股，指的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当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总共为八股，这才是“八股文”名字的真正由来。
八股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和宋代的经义。唐代进士考试的五言八韵试帖诗首联即破题，次联就是承题，然后又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最讲究对仗工整，结构布局与八股文有类似之处。到了宋代，时文已经演化成从破题到结尾十个固定的段落，这可以说就是明代八股文的前身。
八股文除了形式上的种种规定之外，还有一些韵律方面的讲究。汉语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曲赋在内，都可以说是音调的单位，所以音韵的考究常存在于八股文中间。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来看待八股文呢？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许多年了。八股文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人人厌弃的作品形式，文集书目都不会编入。“制艺者，遵命文学而已；时文者，用过弃之者也。”但是这些对八股文的指责其实是与八股文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八股文怎么说也只是一种文体形式而已，正如启功所说：“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是这种文体被人加上的冤案”，而金克木对此也有评价，他说：“任何一种表达形式（或者说任何体裁），都既可以表达造反，又可以表达磕头；八股文之所以只表达磕头而不表达造反，原因很简单，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只许磕头，不许造反。进一步，或深追一层，是喜欢磕头，痛恨造反。”于是执笔的知识分子，一则为了求得飞黄腾达的功名，二则为了避免祸患，只好作一些迎合的话语，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有一个例子，明嘉靖年间，山东乡试，某试子做“无为而治”题，末尾来一句结论道：“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这话引起“高高在上者”的勃然大怒，结果下令捉拿，杖责致死。可见写什么、怎么写，其实不是八股文本身所决定的，也不是某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决定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