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启动车辆离开时，细密的汗珠一层层地从体内渗出。现在，我的四肢仿佛都已经不受控制了，只是完全凭着肌肉记忆在行动。驶出芬克丽夫夫人居住的街道，马路上的双黄线在我的眼中已变得模糊不清，这既是因为冒出的汗，也是因为滑落的泪。
我很想，甚至是迫切需要打电话给本，告诉他这一切的一切。可是本除了研究和助教工作之外，还在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技能学习中心兼职教学——当他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外人是永远联系不上他的。何况，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我把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个遍——从前门的桌子上、尿布袋里到沙发垫下等，手机依然不见踪影。
每当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指望的人就只有马库斯·皮德森了。他是我以前在星巴克打工时的经理，也是我的好友，这是个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家伙。可问题是，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存在了手机里，现在自然也随着手机一同消失了——都这年头了，谁还会把朋友的电话号码一直记在脑子里呢？
除此以外我再想不到别的人了。其他的朋友要么离得太远，要么不常联系。至于父母，本的父母住在亚拉巴马；而我的父母，可以说根本不存在。这也是在收养所长大的心酸之处：当意外发生时，你没有家人可以依靠，只能自力更生。
无奈之下，我只得驾车前往社会福利机构。此时，我特别希望亚历克斯就在那儿；或者有人这么晚还在那里工作，又正好知道他的行踪。
最近的福利机构就在前面位于政府片区的维罗纳路，名为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它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两家机构之一，和其他福利机构一样，这座建筑物朴素无华、没有窗子，像仓库一样——是的，就像仓库一样，这个形容太贴切了。孩子们从这里被送往不同的家庭寄养，那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仓库的货物被分拣出来，并派送至各地一样。
很快，我就到了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的停车场。在这个周二夜晚的6点45分，这里只停着一台小型雪佛兰。这位车主或许还在办公楼里，也许能告诉我点儿什么。
员工通道在这栋建筑物左侧，入口处上方有一盏铁笼罩住的小灯，但没有门铃或对讲机。
大门紧闭，无法进入。
走投无路的我只好握拳敲门，敲了一会儿，就感觉手有点儿痛了。我身高1.67米，体重只有119磅，非常娇小，根本无法撞开这扇厚实的铁门。无奈之下，我只得使出浑身的力量，将那扇四四方方的大门当作一个巨大的低音鼓，用力敲打——雪佛兰车主可一定要听见啊！
我敲得很有节奏感：敲四下，停一下，再敲四下。
咚咚咚咚，停，咚咚咚咚，停。
终于，里面传出声音：“您需要帮助吗？”是位女性，就在门那头。
“是的！谢谢，太感谢您了！”我马上回答道，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社会福利机构的人今天把我儿子从幼托所接走了，然后……我……我只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把这件事情给捋顺。”我尽量表现得不那么歇斯底里。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人提前打电话通知您或者到您府上拜访吗？”她问。
她的语气表明：这种做法很不寻常，甚至是不合情理的。确实，太不寻常了！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怎么可以在没有提前知会的情况下，就把孩子从母亲身边生生掠走呢！
“没有，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顿感释怀——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她是理智的，起码还愿意跟我说说话。
“好的，您先别急，请问您尊姓大名？”
“梅兰妮·巴里克。我儿子叫亚历克斯，他是从艾达·芬克丽夫家被带走的，地址是彻奇维尔街，而我……毫不知情。”
“好，我先打个电话，很快就回来。”
“谢谢，”我说，“太感谢您了！”
我站在那里，盯着大门。气温很低，大概只有几摄氏度。从公司离开时，慌忙中连夹克都没拿。但此刻，我心急如焚，完全忘记了寒冷，甚至丝毫未能感觉到寒意逼人。现在，我心中唯一的希望，便是此时此刻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亚历克斯的身体，看到他肥嘟嘟的膝盖、温暖的微笑，以及精灵般蓝灰色的眼睛——他们会明白这孩子不可能受过虐待。
或许，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家没座机，那就是拨打了手机。但我的手机丢了，甚至可能只是没电了，于是就直接转入语音信箱。
是吧，一切皆有可能。
毕竟在社会机构办事需要时间来走流程。但今晚，或许亚历克斯就能回家了——回到我们身边，睡在他的婴儿床上，在半夜饿醒时哭着要吃的——一切都会回归平静，恢复往常的生活。
门那边传来试探性的声音：“还在吗？”
“在，我还在。”我说着，同时贴近了门，似乎这样会离亚历克斯近一点儿。
“我跟上司反映了您的情况，她说您得明早再过来一趟。”
“什么？！”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很抱歉，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只有明早到这儿，才会告诉您相关的流程。”
流程？我正处在某个流程当中？
“可是，我的儿子在哪儿？”我问道。
“抱歉，我无法告诉您。”
“不！等一下，”我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就这么毫无缘由地带走我的孩子！我……我是他的母亲，我有权知道，这真是……这真是不可思议！难道不能先把门打开再跟我说吗？”
“抱歉，女士，您只能明早再来。”
“不！不！”我尖叫着，完全顾不上自己的仪态，“不是这样的，你们都错了，大错特错！我知道，一定有人告状了，他们都在撒谎，他们欺骗了你们！你知道的，坏人会做这样的事，利用你们这帮家伙来报复他人，你们一定知道的！”
“请明早再来吧，女士，”她说道，“现在我得走了。”
“我能不能亲自跟你上司通话？这真的是……我又不是一个坏母亲，我绝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你们看他一眼就知道，他长得多健康啊——就看一眼吧，好吗？”
门那边没有回应，我再次敲门。“求您了！”我说，“请务必帮帮我。”
接下来五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不断地转换着方式重复地说着“求您了”，声音越来越歇斯底里。
小时候的遭遇，让我对儿童福利制度有着比旁人更深层次的了解。这套制度的种种弊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曾亲眼看到过道德败坏的官僚主义，是如何用毫不妥协、冷漠无情的态度来扭曲这套体制的美好初衷的；我也曾亲眼见证了许多图谋不轨之人，利用这套体制的监管不周来牟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其中，有尽量减少自己工作量的懒惰社工，也有只是出于从中获得金钱报酬的目的而收养儿童的家庭。
或许你会说，坏人只是少数。可是有时候好人也被不由分说地卷入麻烦中，碰到繁杂而庞大的问题，不得不处理这种“社会集体的弊端”。甚至解决了这些问题，又会有另外一些问题接踵而来。
深陷其中的人无奈地称之为“体制”。或许用这个词形容它的冷酷、复杂、缺乏人情味儿再适合不过了。你一旦陷入其中，人格就不再完整。你的家庭也不过是一份档案，它存在的价值就是从一个满口怨言、收入微薄、工作超时的公务员手中传到另一个同样处境的公务员手中罢了。我已尽我所能地从支离破碎的童年中走出来，去努力地工作，以防再度陷入这种麻烦。
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也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尤其不能发生在亚历克斯身上！
因为我太了解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了：无论法律如何规定，只要有人向福利机构投诉，这些父母都会被推定有罪，除非可以自证清白。社工也是一样的德行，他们只会认为你有罪，并尽快找出你的罪证。我亲眼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被这样对待：每次福利机构的人前来交涉，都会先入为主，认定我一定遭受了虐待。他们和颜悦色，假装是我的朋友，目的就是从我身上套词。但从始至终，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发号施令，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
一旦被卷入体制中，你就再也难以脱身了。整个体制宛如一张血盆大口，锋利的獠牙将你团团困住，每次你试图逃脱都会把你铰得粉碎。
此时此刻，这帮人肯定已经安排好亚历克斯今晚的住处了。
哼，这帮人——只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或是收养父母或是救养院的管理员，就是这帮绝不可能比我更关心亚历克斯的人——此刻却带着我的亚历克斯！
又或者，他现在正躺在一张小婴儿床上，因为饥饿而号啕大哭；他小小的身体也可能正闷在一张肮脏的尿布里，没人为他换洗；甚至真实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糟糕。
而我却无能为力，只能气急败坏、号啕大哭，痛苦地倒瘫在地，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背靠着门，不可自抑地痛哭流涕，重重地倒在脚下这片冰冷的地板上。
那个女人走了。
我的亚历克斯也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