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高犒师退强敌
郑国是周初分封时的公国，春秋初期曾一度强大，郑庄公还曾击败周讨伐大军，迫使周天子屈服。但随着争霸战争的深人，郑国逐渐衰落，至春秋中期以后，便只能靠高明的“外交”策略，周旋于强国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公元前630年，秦国和晋国联合出兵攻郑。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之际，郑国大夫烛之武挺身而出，乘着夜色缒城而下，秘密进入秦军的营中，晋见秦穆公，陈说利害。他分析说，秦国与郑国相距千里之远，即使攻取郑国，也难以对新得的土地进行有效的管理，甚至守住都很困难，因此获利的只能是临近郑国的晋国。秦国劳师动众，为人作嫁衣，是很不合算的。况且晋国的强大，于秦国来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诸多的不利。这番说词，终于使秦穆公动心，于是便与郑国结盟，并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留下来协助郑国防守，自己则带领秦军回国。晋文公见秦穆公罢兵回师，出于秦晋关系的考虑，也与郑国言和返回晋国。
这便是“烛之武退秦师”的著名故事。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与郑文公相继去世，留在郑国的杞子等人认为有机可乘，随派人密报秦穆公，说他们负责郑国都城北门的防守，秦军如秘密来攻，可作为内应，定能一举灭掉郑国。
秦穆公得到密报后，决定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袭击郑国。秦国的大夫蹇叔得知消息后大惊，急忙劝秦穆公说，秦军劳师袭远，必然会走漏消息，不可能达成奇袭。郑国一旦有备，则很难取得成功。更主要的是，晋国知道消息后，必然会派兵截断秦军的归路，这样就有丧师辱国的危险了。然而，秦穆公却认为蹇叔老迈昏聩，胆小怕事，将他的正确建议视为危言耸听而置之不理。
蹇叔的儿子也在出征的秦军当中。大军出发时，蹇叔哭着送他的儿子说，晋国的军队必然在崤山（今河南省崤山）设伏，到时候我只好到那里为你收尸了。
次年二月，秦远征军偷越晋境，进入滑国境内。这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在赴周做生意的途中，他得到消息并识破了秦军的意图，于是火速派人通过驿传向国内报信。郑国得到消息后，立即驱逐了杞子等秦军的内应，并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弦高为争取时间，迎着秦军而行，并佯装是郑国的使者，将准备贩卖的牛和熟牛皮作为礼物来犒劳秦军。孟明视等知道郑国已有戒备，奇袭已不可能成功，于是灭掉滑国后率军返回了。这样弦高以他的智慧，并凭借郑国有效的驿传通信系统化解了危机，挽救了自己的祖国。
弦高犒师在春秋发展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正在办丧事的晋国君臣得知秦国袭郑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事情的发展正如蹇叔所料，晋襄公穿着孝服率军出征，在崤山地区设伏，全歼秦军，俘孟明视等三位主帅。从此，秦晋关系交恶，秦联楚以制晋，晋联吴以制楚，春秋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楚庄王乘马日灭庸国
先秦时期的驿传，有两种传车，一种是用以传送紧急公文用的轻车，一种是装饰比较华丽、供地位较高的人外出乘坐的车辆，称作“马日”。据载，有一次齐国大夫晏婴出奔，齐景公十分惊慌，亲自追赶，一直追到边境才追上，并把晏婴请了回来。当时，景公乘坐的便是这种称作“马日”的传车。
春秋时期，显赫的贵族和重要的使者一般都乘马日出行，随行车辆往往有百乘之多，因而对于这种乘马日的车队，人们大都不以为怪的。楚国灭庸之战，便是利用这一特点，巧妙调动兵力，最终以奇袭获胜的。
西周初期，楚国本是一个弱而小的“蛮夷”之国，为中原各国瞧不起，以至于周天子大会诸侯时，楚国的国君竟不能像其他诸侯一样参加正式的仪式，只能做一些杂役。但到春秋时期，楚国相继击灭群蛮、百濮、卢戎等部落，又北上汉水流域，消灭了一些姬姓小国，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北上中原与各国争霸之势。楚国的争霸，先阻于齐桓公，后阻于晋文公，未能如愿，但楚国实力的强大，则是不容忽视的。
周匡王二年（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国出现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因饥慌出奔者不绝于路。这年秋天，一些原本臣服于楚的诸侯和部落起兵反楚。戎军进攻楚国的阜山（今湖北房县南）、訾、枝（湖北枝江一带）地区，糜国联合百濮，庸国联合群蛮也恃机而动。楚国面临多方威胁，一时人心惶惶，甚至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建议。
关键时刻，楚庄王不为所动，他采纳大夫芜贾的建议，出兵攻庸以示楚军依然强大，从而震慑并瓦解敌人。这一招果然奏效，楚军出兵仅十五日，百濮的军队便害怕而撤走。楚庄王同时派人展开外交活动，赢得了秦、巴两国的支持，又与“群蛮”结盟，从而使庸国陷入孤立。楚将卢戢黎率军进攻方城，为庸军击退。主将师叔为麻痹敌军，遂采取骄纵之计，楚军七遇庸军皆佯装不敌，退向临品（今湖北均县境内）。
这时，楚庄王率后续部队，乘邬车赶来会师。庸人以为是使者经过，也就毫不在意。完成集结后，楚庄王分兵两路，迅速向庸军发起攻击。庸军毫无戒备，仓猝应战，大败。楚军乘胜追击，一举灭亡庸国。
广明驿风波
公元前87年，一代名君汉武帝去世。临终前，嘱立年仅8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由于其时昭帝年幼，一切政事皆决于霍光。
霍光，字子孟，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为人小心谨慎，未尝有任何过失。辅政以后，更加勤于政事，思虑周祥。却也因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燕王刘旦、长公主以及上官桀、桑弘羊等权臣。他们秘密勾结，准备陷害霍光。
有一次，霍光奉命去长安城东的广明驿检阅禁卫军，考核学习军事的后备人员。长公主与上官桀等人便写了一封奏书，假称是燕王上书，说霍光出巡时享受帝王的待遇，又私自增设和调换大将军府的校尉，现在又权倾一时，定有造反之心。并说燕王自己愿意放弃王位，入朝来保卫皇上，谨防奸臣发动政变。书信写好后，在霍光返回都城后休假的那天，派人呈给了昭帝。与此同时，上官桀、桑弘羊也积极在大臣间活动，准备迫使霍光退隐。
第二天早晨，霍光得到了燕王上书的消息，吓得呆在家里不敢上朝。昭帝不见霍光上朝，便问：“大将军在哪里呢？”
上官桀忙回答说：“因为燕王上书揭露他的罪行，因此不敢上朝了。”
昭帝于是下昭，召大将军霍光晋见。霍光进来后，摘下自己的官帽，跪在地下向昭帝磕头谢罪。
昭帝说道：“将军请戴好你的官帽，朕知道那封书信是假，你没有罪。”
霍光问道：“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昭帝说：“将军到广明驿检阅，诸位都尉、郎中都是跟着去的。你调换校尉以来到现在不到十天，燕王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并上书呢？况且即使你想造反，也不需要这些校尉啊！”
汉昭帝是根据当时驿传的速度，来判定远方的燕王不可能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得到消息并上书的，因此判定上书是诈。派人一查，上书的人果然逃跑了。这一年汉昭帝仅十四岁。
后来，上官桀等人又密谋让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准备先在席间伏兵以击杀霍光，然后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由于事机泄露，霍光于是先下手为强，杀上官桀、桑弘羊等。长公主和燕王刘旦畏罪自杀。昭帝及冠后，对霍光依旧信任有加。霍光也尽心尽力，勤劳政事。《汉书·霍光传》载，在他辅政期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先斩后奏，司马懿火速进兵斩孟达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逝，明帝曹睿即位。驻守新城（今湖北房县）的魏将孟达，一向为曹丕宠信，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故曹丕之死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与孟达交好的魏国大臣桓阶、夏侯尚也先后去逝。为此，孟达心中十分不安，害怕有人会乘机在新皇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引来不测之祸。蜀国丞相诸葛亮得知消息后，便秘密附信孟达进行联络。经过多次秘密通信协商后，孟达遂决定叛魏归蜀。时为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年底。
魏兴（郡名，今陕西安康县）太守申仪与孟达素来有矛盾，得知消息后便秘密上报。这时，司马懿正屯兵于宛城（今河南南阳）。得到秘报后，他立即起兵，八日而至于新城。孟达做梦也想不到，魏兵会如此快地到达。他在给诸葛亮的信中写道：“宛去洛（洛阳，时为魏都城）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孟达是以当时驿传的正常速度来推断司马懿得到消息后，按正常的程序上表天子，得到批示后再出兵征讨，这样确实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兵临新城。司马懿对此当然也是相当清楚的，一个月的时间，对孟达来说是足以布置好一切的。于是他不待请示而自行发兵，终使孟达措手不及。
太和二年正月，经过十六天的激战，司马懿率军攻破新城，擒斩孟达。
萧衍二空函而定一州
南北朝刘齐末年，政局混乱，各州郡皆拥兵自重，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齐明帝后期，坐拥雍州的大将萧衍开始秘密发展自己的势力，为灭齐建梁作准备。他采取利用矛盾，实施分化、瓦解、收买等手段，不断消除异己，壮大实力。在灭齐斗争中，以二空函定一州，便是他的杰作。
当时，齐新任巴西郡太守刘山阳，准备与荆州行事萧颖胄联合，进攻襄阳。萧衍令参军王天武、庞庆国到江陵，通过驿传，遍发书函与各州，讨论军事问题。等刘山阳到达巴陵时，便令王天武将预先准备好的二封书函派人送交萧颖胄兄弟。打开信函，里面只写着：“一二天武口具”几个字，意思是具体内容由王天武亲口转述。及问王天武，又说没有什么可转述的。
刘山阳得到消息后，开始怀疑萧颖胄与王天武共同隐瞒了内情，而萧颖胄又百口莫辩。结果，二人相互猜疑，终至于兵戈相见。后来，萧颖胄杀王天武以骗取刘山阳的信任，将之诱入城中击杀，最后倒向了萧衍。
就这样，萧衍利用驿传发送空函，不战而达到了目的。
后来，随着实力不断增强，萧衍终于推翻了刘齐政权，建立了梁朝。
盛唐驿传誉古今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驿传的盛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唐盛世的风貌。
唐代在兵部以下设有驾部，专门负责管理全国的驿传工作，以下各道由判官主持，各州由馆驿巡官或由兵曹、司兵参军兼管，各县由县令综理，后来又专门派有“馆驿使”，以加强对驿政的监督，从而形成了一套周密的驿传组织和周密的驿传制度。据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记载，当时在东西9510里、南北16918里的广阔区域内，按“三十里一驿”，共置驿舍1600余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年，水陆相普的驿含86所。这些驿舍，又根据重要性而分为七等，分别配置不同的人员和马匹。当时，全国从事驿政的驿长、驿夫达21413人之多。
唐代的驿路四通八达，不仅有通往各州的陆路，还有内江、运河等水路，其中，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便是驿传的主要通道之一。江南的水路驿传则更为发达，在某些地方，地位甚至超过了陆路驿传。此外，在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海路驿传，以保障沿海各州的军政通信和交通，而且还可以用驿船运送使臣出使海外。唐初的高仁便曾出使日本等国。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强，唐代驿传的设施、工具、组织形式等还传到了日本，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驿传制度也达到了系统完备的程度，当时制订的《永徽律》乃是今天尚能看到的最早的驿传律令，也是后世统治者进行驿传立法的蓝本。该律令要求相关人员要加快文书的内部处理，讲求效率，防止积压；规定了完成通信所需行程的最大期限，对延误者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特别是对耽误军事通信而造成严重后果者甚至要处以绞刑。令律中规定，对于因人为原因导致通信差错者，处分是很严的。据《唐国史补》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刘约的郎官，负责下发公文。
有一次，河北的囚犯要发配到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批件应同时发往河北和岭南两地。但刘约在夜间值班时只把赦令发往岭南，却忘了发往河北。事发后，刘约受到了罢官的处分。律令中对于其他情况，如失密、私拆、损毁和丢失公文都作了详细的处罚规定。
当然，律令也赋予驿传人员在传送公文特别是军事情报时以种种特殊的便利条件，如传送紧急公文时，在关闭城门的时候，州县也需开门放行；在城内宵禁时，一般人都不得通行，但驿使仍然可以通过，这样就保障了通信的迅速传送。
完备的组织形式、四通八达的网路系统、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律令，有效地保证了盛唐时期的军政通信畅通无阻，快速准确。如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叛乱后，驿传快报在六天之内便到达了长安，送到了皇帝的手里。在这么远的距离，达到如此高的通信速度，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驿传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必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描写唐代驿传盛况诗歌也不在少数。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这是岑参描述唐代驿传盛况的著名诗句。咸阳古道，驿马奔驰，朝廷的命令以日行数百里的速度，快速地送往西部边陲。
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
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
这是诗圣杜甫咏梓州通泉县南驿馆的诗。河畔驿楼，掩映在翠柳之间，远处的城郭升起缕缕炊烟。河流、驿楼、翠柳、城郭、炊烟，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充满生活气息的风景画。诗人对驿馆秀丽风景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蜀客本多愁，今君是胜游。
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
这是诗人李远的《送人入蜀》诗。昔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由于驿路的修筑和驿馆的设置，不仅不再难行，而且行走起来宛若游览胜境一般。你看，驿路边杨柳青青，一片秀色；驿楼前百花争妍，姹紫嫣红，能不令人心醉吗？
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这是张祐的《题松汀驿》。从诗的内容来看，松汀驿当是一个水路驿馆。诗中着重描写驿馆周围的环境，远山飘缈，湖光绮丽，日出东方天下白，风行水上碧波漾，青空翔飞鸟，小径通人家，置身其中，宛若仙境一般。
唐代的驿工起义
驿传担负着传递国家军政信息的主要任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从事驿务的驿工，则不仅生活清苦，收入低微，而且地位低下，经常受人欺凌。
对于各驿舍的驿吏来说，最难应付的，不是正常的通信，而是过往官员的迎送。稍有不慎，驿吏便会遭到训斥、鞭打，甚至于免职。对于一般的驿工，遭到打骂更是经常发生的事。
直接投递信函的函使，在驿工中是地位较高的一类，但也经常遭到凌辱。北齐的开国君主高欢，早年便曾担任过函使，来往于怀朔（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北）与洛阳之间。有一次，有一个叫麻祥的令史赏给他一些肉食。仅仅因为高欢一时疏忽，没有按规定站着进食而是坐下来吃，结果便遭到了毒打。
一般来说，政治清明时，外出官员尚能遵守规定，不对驿舍提出非分的要求。但在权臣当道，政治混乱时，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如唐代中期有一位宦官，竟用驿传运送灵柩，每晚停于驿舍，驿吏都不敢阻止。如果遇上两个以上职权相当的官员同时到达驿舍，而彼此又不和的话，驿吏和驿工就更难办了。
正因为驿工地位低下，其主要来源曾一般都是罪犯的家属和族人。如北魏便规定，“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当时的驿户，被单列为铅轴赤纸的户籍，属于“别户”，备受时人的歧视。在重重压迫之下，铤而走险便成为很正常的事了。
唐武宗年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驿工起义。这次起义不见于正史，却在沙州书信残卷中保留了下来。起义的成员，主要是被发配为驿户的罪犯家属。其领导人名叫汜忠，被发配到酒泉（今甘肃酒泉）驿所，从事低级杂役。因不堪忍受驿将的侮辱，遂组织驿员杀驿将而起义。接着，起义者从酒泉奔袭沙州（今敦煌），“千里奔腾，三宿而至”。沿途的驿户纷纷响应，起义军不断壮大。入夜时分，起义军杀到沙州城下。驿户邢兴派人发送假消息以虚张声势，致使沙州守将因“夜色不分，深浅莫测”而吓得“各自潜藏”，不敢出战。及至天明，守军才发现起义军人数并不多，于是组织力量出战。义军虽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
沙州起义的规模并不大，起义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天多。然而，由于起义主体身份的特殊性，一时间统治者的通信完全陷于瘫痪，因而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事后，守将一再地抱怨说：“东道烽铺，不告烟尘”。可见，驿员的起义对封建统治的威胁之大。
金牌遗恨，将军恸哭班师回
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
士气郁怒声如雷。声如雷，震边陲。
幽蓟已覆无江淮。仇虏和，壮士死。
天下事，安在此。国之亡，嗟晚矣！
这是明代诗人李东阳写的一首《金字牌》诗。诗中的主人公，便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统治者撕毁了上一年签订的和约，分四路大军向陕西、山东及河南的开封和洛阳兴兵南犯。金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军攻下开封后，继续南侵，结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遭到宋军的顽强阻击。宋将刘钅奇与知府陈规以不足2万的兵力，抗击金完颜宗弼十余万大军的进攻，激战十余日，给敌以重大杀伤，迫其撤退，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其他各路金军，在进攻过程中，也遭到宋将韩世忠、吴磷等部的抵抗，全线进攻的计划宣告失利。形势又转而向有利于宋军的方向发展。
这时的岳飞正屯兵于湖北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一带，打算以襄阳为基地，联合其他各路宋军及金军占领地区的义军，乘胜反攻中原。然而，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却认为“兵不可轻动，宜班师”，要求各路军队停止北进。为此，他特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营中计议军事，阻止岳家军北伐中原。这时，岳家军先头部队已经北进，李若虚鉴于形势的发展，又为岳家军高昂的抗敌斗志所感染，遂同意了岳飞的计划，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岳家军连战连捷，相继克洛阳、郑州、颖昌（今河南许昌）等地，然后陈兵于陈蔡之间，形成对汴京金军主力的夹击态势。金军主帅完颜宗弼遂调集十几万大军，寻求与岳家军主力决战。两军先战于郾城（今河南郾城），再战于颖昌。岳家军在其他各路军队均已奉命撤退，自己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连续重创金军，歼敌上万人，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在郾城之战中，完颜宗弼驰骋多年战无不胜的重甲骑兵集团——拐子马被岳家军击败，损失惨重，岳家军创造了南宋军队在野战中战胜金骑兵集团的纪录。金人由此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在岳家军节节胜利，收复中原指日可待的情况下，一心求和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一日内连续发出12道金牌，命令岳飞从河南前线退兵。岳家军班师后，宋金战争形势再度逆转，许多刚刚收复的失地再度沦陷。岳飞则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市）狱中。
那么，宋高宗发出的12道金牌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金牌是朝廷调兵遣将的令牌，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金牌是宋代以最快速度传递紧急公文的符牌。
宋建国之初，对以往的邮驿制度进行了改革。传统的“驿”保留了接待过往官员，为他们提供食宿和马匹等用具的功能，而通信的职能则交由新建立的“递铺”。为保障通信的畅通，宋代的铺兵一律从厢军（地方军）中选拔产生，待遇也略高于普通的士兵。宋神宗时期，铺兵人数达到4万以上。递铺是在原来驿传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般情况下，每隔10里设一递铺，最多不超过25里。据统计，北宋时期，全国约有6000余铺，南宋时尚存3500余铺。由于距离短、机构多，兼之职责单一，又实行了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宋代的递铺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通信网。
宋代的递铺，根据公文的性质，按缓急程度分为三种：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急脚递，是在急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传递方式。所谓金字牌急脚递，其实类似于古代的檄羽（鸡毛信）。《会稽志》载：“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始用金字牌”，就是说它的创立始于宋神宗年间。金字牌是一种木制漆牌，长约尺余，上面刻着“御前文字，不得人铺”八个字。说明持牌者所递送的文书，是由皇帝身边的内侍省（内廷宦官组织）直接发出的，无须经过枢密院或兵部；此文书只准在驿路上接力传递，不准到铺内办理交接手续，以减少停留的时间，保持传递的高速度。这就是说，召回岳飞的“金牌”，乃是以金字牌急脚递的方式传送的宋高宗赵构的诏书。
除了御用的金字牌外，南宋还制作了其它一些檄牌，并规定没有檄牌一律不准擅发急递，以保障重要公文的畅通。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制黑漆白粉牌，发给各州军统制司使用，专门用来向朝廷奏报紧急军情。五年后，又制作雌黄青字牌，备朝廷向各处发送紧急公文时使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又制发黑漆红字牌，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代替以严重磨损的黑漆白粉牌。这种“随牌人递”的制度，将紧急公文与一般文书区别开来，以保证紧急公文的畅通，是宋代军事通信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悲的是，这一军事通信史上的创举，并没有帮助宋朝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因为高层统治者决策的严重失误，与军事史上空前的悲剧联系在了一起。金牌遗恨，引发了后人无限的哀叹！
四通八达的元代驿传
元代的驿传制度是在战争中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的。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自号成吉思汗。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对外联络的增强，建立有效的通信组织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蒙古建立的驿舍，称作站赤，也称驿站。它在战争中诞生，又随着战争的进程而逐渐扩大规模、完善制度。
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沿途开辟“驿路”，设置驿马、铺牛和邮人，把原有的驿传系统延伸到了西域。1221年农历二月，全真教的首领长春真人邱处机从燕京出发，奉诏去觐见成吉思汗。他沿着驿道，在20余驿骑的随同下，一路西行，于次年四月抵达了成吉思汗的驻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
两年以后，邱处机准备返回中原，成吉思汗赏赐了很多东西，并问他还需要什么。当时邱处机回答说：能乘陛下的驿马我就满足了。后来，成吉思汗下诏慰问时，还特别询问沿途驿马供应和饮食起居情况。这说明当时西征路上的驿站组织已经比较完善了。
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在与金、宋作战的同时，继续进行驿站建设，在蒙古境内遍设驿站，并把它们连接起来，还制定了简单的管理条例。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曾与其兄长察合台、侄子拔都商量：“使臣来往，路远行迟，给与居民的累赘很多。现在可以经常由各千户出站户和马夫，在各地设立驿站，使臣往来可以不惊扰百姓，沿着驿路前来。”察合台父子随成吉思汗西征，考虑到难以继承汗位，便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立国。当时窝阔台商量筹建的这条驿路，始自蒙古汗国的都城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经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至撒莱（今俄罗斯境内，位处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横跨欧亚大陆。
在取得察合台的支持后，窝阔台颁布了驿站条例，规定每一驿站置驿马20匹，马夫20名。境内各千户要按照要求出驿马、汤羊、乳马、驮车等物品。对违反规定者，还根据情节不同，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窝阔台晚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谈到他办的四件大事，而其中第二件便是进行了驿站建设。足见蒙古统治者对驿站制度的重视程度。
忽必烈即位以后，于1264年迁都大都（今北京），随后改蒙古汗国为元朝。随着对金、宋战争的不断进行，元统治区域迅速扩大，其驿站建设也随之而向全国各地辐射，逐渐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军事交通信息网。其主要信息传递有两条渠道：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
在一些边远地区，特别是冰天雪地之中，由于人马难以行走，还专门设置了“狗站”，靠狗拉爬犁传递公文。据《元史·兵志》记载，当时辽阳行省，共有狗站十五处，有狗达三千只。元代驿传四通八达，规模宏大。《元史》中曾这样描述：“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代驿传的盛况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驿传盛况
1275年5月，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途经叙利亚、伊朗，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再经敦煌，到达元上都，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此后，马可·波罗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遍游中国各地。回到意大利后，他发表了闻名世界的《东方闻见录》。在这部书中，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元代的驿传盛况。现在我们摘录几段如下：
“从汗八里城（大都），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从邻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还有经常性的供应。”
“每一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往来备用。所有专使都可以有替班的驿马，凡他们留下疲惫不堪的马匹，可在那里换上健壮的马匹。即使在离开大道的多山地区，那里没有村落，各城镇彼此之间又相距遥远，皇帝陛下也同样批示建起同样的楼房，提供各种必需品，并照常定期配给马匹。……在他的整个领域内，服务在邮递部门的马匹不下20万，而设备适宜的建筑物，也有1万幢。”
“如果遇某处发生骚乱，或某个首领造反，或者其它重大事件，需要火速传递消息的话，那么驿卒们一日飞驰320公里，有时是400公里。在这种时刻，他们身带一块画有隼的牌子，作为紧急和疾驰的标志。如果是两个驿卒一同前往，他们便在同一地点乘快马同时启程。他们马不停蹄，直到前面约40公里远的又一个驿站为止。随即换上两匹已经准备好的服役的健马，毫不歇息，又拍马前进。他们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换马连续前进，直到日落为止，他们就走完了425公里的路程。”
马可·波罗的描述虽然有所夸张，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点，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代驿传规模大、驿马多、速度快的特点，是研究元代驿传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朱元璋严刑峻法，整肃驿政
明太祖朱元璋对驿传建设十分重视，他在称帝后的第22天，便颁布诏令，恢复占领区的交通、通信系统。接着开始组织力量疏通驿路，增设驿所，建全驿传组织，渐次形成了水马站（驿站）、递运所、急递铺三位一体的驿传系统。其中，驿站包括水驿和马驿，主要任务是“递运使客、飞报军务”；递运所，主要负责军需物资的转运；急递铺负责官方文书的传送。三者紧密集合，相互补充，构成了明初主要的交通、通信体系。
洪武初年，明王朝尚处于战争时期，驿传的负担相对较重。有鉴于此，朱元璋吸取元末驿传极度扰民而引起强烈反抗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恤邮传”的措施，如减免承担驿差民户的田租、拨款赈济、组织边远地区的驿所开荒屯田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依法治驿，是朱元璋一贯坚持的原则。对于违反规定者，即使是上层人物，他也决不手软，定会严厉惩治。
洪武八年（1375年），延安侯唐胜宗违反规定，擅自驰驿，事发后被朱元璋罢官夺爵。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京城，因违反规定擅自乘驿，受到朱元璋的严厉惩罚。朱元璋愤怒地说：中原经过战火，百姓刚刚复业，买马到驿所当差，十分艰苦。假如都像你这样，百姓卖儿卖女也难以满足驿站的需要。
洪武十三年七月，驸马郭镇从辽东出差回京，携带地方特产榛（zhēn，树果）子三担，沿途让驿夫运送。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他一面责令郭镇自备银两到所经驿站偿还雇差所用的费用，一面通知兵部，在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旅顺口等地张贴告示，宣布御旨：“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
就在同一年，安庆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欧阳伦多次派人走私茶叶，运至境外牟取暴利。负责办事的人仗着驸马的势力，沿途骚扰驿站，索要马匹夫役，无理取闹，而地方官则不敢过问。这样一来，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欧阳伦的家奴周保仗着主子的权势，竟动辄派驿车数十辆，运送私盐到兰州附近去贩卖。一次，在过桥时，巡检司官员依法盘问，周保竟仗势殴打官吏。地方官终于忍无可忍，将此事上奏朝廷。朱元璋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没想到在他的治下竟有人如此大胆！在核实情况后，他不仅将周保等人处死，而且将欧阳伦赐死，以儆效尤！
以上只是朱元璋治驿的几个典型案例。由此可以看出，明初在治驿上是十分严格的。凡违反驿规，不管职务高低，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因为如此，明初基本上保障了驿传的正常运转，维护了军事通信的畅通。
明武宗腐败毁驿政
到了明代中叶，伴随着政治的腐败，驿传也弊端丛生。上自皇帝，下至贪官污吏，在出巡时无不在驿路上作威作福。不仅各处驿站穷于应付，沿途的老百姓也遭池鱼之殃，正常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明代皇帝扰民祸驿，当首数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即正德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听说西藏的活佛能预知人的三生，便派太监刘允乘驿进藏迎接活佛，约定以十年为期，并授予沿途可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刘允携带皇帝赐给活佛的法王金印、袈裟等珍贵物品，另外还带了大批的私盐私茶，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以至于他本人尚未离京，前导便到达了山东临清，结果运河为之阻断。刘允的庞大船队沿运河南下，然后转入长江西上。到达峡江后，因船大难行，又换乘较小的船只，结果首尾相接，长达200多里。抵达成都后，刘允住在地方官为其建造的馆驿，每天耗费的白米上百石，买菜花费的银两近百两。四川最大的锦官驿经受不了他们的骚扰，只好向附近的几十个馆驿求援。刘允在四川动用13万两白银购置入藏的物资，又令大批工匠日夜不停地织造，费时一年有余。离开四川时，带走指挥千户10余人，军士千余人，经两个多月才到达西藏。
太监如此，皇帝出巡就更不得了了。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乘船下江南，动用的民夫竟达数十万之多。驿路人员远远不够用，地方官只好到处捉拿百姓。时值疾疫流行，一下子死掉好多人。不仅如此，这个昏庸的皇帝还下令沿途的驿站准备妇女的衣服首饰，供其寻欢作乐。前方驿站得到消息后，顿时人心惶惶，时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驿递衙门半已逃亡，河道阻塞，粮运稽迟，商贾不通，物价踊贵，政务俱废。”因驿路断绝，军政通信陷入一片混乱，官吏走投无路，纷纷畏罪潜逃，甚至有人自杀身亡。
有皇帝带头，一些达官贵族也纷纷效尤，致使驿政之弊日益严重。明末有人进行了统计，说合法驰驿者只占20％，其余均为非法。当时，冒充官物而乘驿走私的现象十分普遍。明万历年间，全国驿站耗用的经费每年竟达300万两白银。沉重的负担最终自然转嫁到广大百姓身上。以至于时人这样说：“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也。”
海瑞治驿与张居正改革驿政
海瑞，字汝贤，广东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的名字随着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而变得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人们熟知的海瑞是一位为官清廉、不畏强权的政治家形象，而他整治驿政、革除驿弊的事迹则鲜为人知。实际上，海瑞在驿传史上贡献很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谕。他目睹当地驿传扰民的种种弊端，撰写了《驿传议》和《杂议》，提出了著名的驿传三策和五条具体的改革措施。此后，在淳安、兴国知县和应天巡抚任上，他又写了《兴革条例》、《兴国八议》、《督抚条约》、《应付册式》等，形成了一整套革除驿弊的主张和具体办法。总体方针可以概括为：“几由正己。事在裁革。”
己不正，难以正人。“几由正己”，就是从自己做起，遵守驿规，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海瑞累迁数任，出差时从不驰驿，而是自费租马租船，随从人员也自备饭食，从不骚扰驿馆。万历十三年（1395年），海瑞罢官后再度被起用，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这时的海瑞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但他自家乡动身，在赴南京上任的路上仍坚持乘坐自租的小船，而绝不驰驿。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治驿中不畏权贵，坚持原则。
所谓“事在裁革”，就是从裁革“关文”（使用驿传的证件）入手，整顿驿政。明初对驰驿关文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后来制度废弛，关文泛滥，上自京官，下至州县小吏，手中都有“勘合”、“火牌”。更为严重的是，私牌私票也畅行无阻，致使驿递贫困，无力应接，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交通、通信秩序。海瑞大刀阔斧地修改驰驿条例，限制驰驿范围，对违规驰驿者坚决查办，绝不手软。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在外出时骚扰驿递，吊打驿吏。时任淳安知县的海瑞，不畏权贵，亲自查处了这一案件。随后，都御史鄢茂卿又扰驿害民，招摇过市，海瑞同样拿出驿规，坚决制止。这两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后来，海瑞罢官，便与他严格治驿得罪了上层人物有直接的关系。但在他的治下，不仅百姓因此而减轻了负担，军政通信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由于宫职的限制，海瑞治驿只是在局部范围内进行，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明朝驿传弊端丛生的局面。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其对驿政的改革则是全国性的。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于隆庆六年（1567年）任内阁首辅，掌握实权后，便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改革，改革驿政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海瑞一样，张居正对驿政的改革也是从限制和削弱各级官员驰驿的特权人手的。他采取了六条具体的措施，对“勘合”、“火牌”的管理、驿递检查等制度作了修改。为了将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他首先从自己做起，并对亲属严格要求。张居正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按规定需在家乡应试。从北京到江陵，相距一千多里，张居正出钱雇车而不让他驰驿。张居正的父亲祝寿时，他本人也不乘驿，而是叫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着毛驴前往道贺。万历八年（1580年），他的弟弟张居敬回乡养病，保定巡抚考虑到他的病情，特意发给驰驿勘合。张居正得知消息后，随即命人追回交还，并附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现在治理国政，为朝廷立法，怎敢不以身执法呢？
在严格自律的基础上，张居正对违例动用驿传的官员则严厉处罚，毫不手软。一次，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驰驿。张居正得知后，立即下令取消了他袭职的权力。取消袭职权，在当时是很重的处罚。在连续查处了几起违反驿规的案件后，举朝肃然，再无敢犯者。就连奉派到武当山进香的皇亲贵族，也都雇用民车而不敢驰驿前往了。
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整顿，全国用于邮驿的经费比原来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张居正死后近30年，户部给事中应震评价说：“从来驿传困民，无能厘革。而张居正当国，士大夫非奉尺一（指驰驿凭证），虽修涂具不得续劳……两都大臣、诸方面赴任，至僦民舟车，就旅店食，岁省夫舆庖廪之费若干。”并认为，“清驿递以恤民劳”是他的一大功劳。这一评价是恰当的，毫不为过。但应震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改革后的驿传提高了办事效率，有效地保障了军政通信的畅通。
遗憾的是，张居正死后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在诸多罪状中，便有“裁削过当”、“累民贫民”等与驿政改革有关的内容，并要求“宽驿传之禁”，“恢复旧制”。万历十二年九月，明神宗下令“追抄故相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包括驿传改革成果在内，也随之而断送了。
“飞驰告变”与清平定“三藩之乱”时的驿政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发动叛乱。当时，清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郎中席兰泰正好出巡贵州。得到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后，他们连夜赶到镇远，打算由此驰驿北上，回京报警。然而，这时镇远的驿站已为叛军控制，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湖南沅州的驿站，才得到了驿马。从沅州到北京，全程约4000里左右。党务礼等人扬鞭疾驰，日夜兼程，沿途不断更换新的驿马，终于在11天后到达了兵部衙门。下马后，几个人抱着门前的梁柱，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恢复正常。清廷听了党务礼等人的汇报，才准确地知道了吴三桂叛乱的情况。
这个故事，后来被称为“飞驰告变”。此后，清朝的皇帝曾多次讲述这一故事，来说明置邮传令的重要性。
吴三桂起兵叛乱后，他的旧部和原明朝的降将也纷纷起兵响应。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叛清，与吴三桂遥相呼应。一时间，反叛势力遍及江南和西北各地，搅乱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这次叛乱由于以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为主，故史称“三藩之乱”。
平定“三藩”的战争一直打了8年方告结束。战争伊始，康熙帝便认识到，在战争时期，如果按照常规由驿递传送公文，势必贻误战机，导致军事上的被动，于是指派官员设置专门的军事通信组织。他敕令兵部，疏通北京通往前线的干线驿路，派得力官员坐镇沿途的驿站，每400里设笔帖式一名，拨什库一名，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传送来自前线的军事情报。战事吃紧时，每日送到朝廷的战报及其他军事公文达三四百件之多。康熙便是根据这些报告分析战场形势指挥战事的。朝廷的各项指令，又以同样的方式传送到各个战场。
战争结束后，有人这样回顾这段战时通信：
“睿略非常，特于驿递之外别设官，以备驰驱往来奏报。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且互相更代，事无稽误，人不疲劳。诸将虽远在军中，挛琢庙算如在几席之间。圣谟区划，尺一所传，亦星驰电掣于数千里之外……邮传之速，其有裨于军机者大矣！”
由此可见，康熙适应作战需要，加强驿传建设和管理，对保持军事通信的畅通，对最终获得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效完备的清代驿传
清代驿传的建设，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而进行的，至康、雍、乾三世达到鼎盛时期。
清统治者在明代驿传的基础上，集历代驿传之大成，又根据本朝的特点加以“损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传体系。
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单一的管理体制，为“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管理形式。明代的驿传，实施驿丞管理驿站，与地方政府不相统属，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清初，曾沿用了这一体制。然而，清统治者逐渐发现了这一体制的种种弊病：一是州县不管，府道鞭长莫及，难以对驿站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驿传自身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困难重重，在征夫、买马、应差等方面没有保障；三是机构重叠，开支很大。
有鉴于此，清朝在体制上实行了“裁驿丞，归州县”的改革措施。具体做法是，将城内及离城较近的驿站，交由州县衙门兼管，裁撤驿丞；对离城区较远，或离城虽近但路当交通要道、驿务繁忙、州县无力兼管的驿站，仍由驿丞专管；对边防重镇的驿站，则由驻防的武将代管。这样，便形成了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驿传管理体制。这种裁减工作进行了多次，至光绪朝时，全国仅有十个省保留了65名专职的驿丞。
其二，健全机构，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清代共设置驿站2000个左右，拥有驿夫7万多人；设置递铺14000多个，拥有铺兵4万多名，其驿传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清代常设的驿传组织，由驿、站、塘、台、所、铺六种形式构成。驿分马驿、水驿，主要设在内地各省和盛京（今沈阳市）。站，主要为传送军事情报而设，常设的有两路，自北京昌平回龙观起，一路经张家口至阿尔泰军台，用以传送北路军事情报；一路沿边城经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至军塘，以传送西路军事情报。此外，吉林、黑龙江、直隶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及山西杀虎口外，也设有站，并与蒙古各站衔接。塘即军塘，设于甘肃安西州、新疆哈密厅、镇西厅等地，用以疏通本地区的通信。台，主要设在西北地区，每台有若干官兵，负责接递公文。所，乃旧设递运所，用以传送官物，后裁并归于驿。铺，性质与以往相同，是步递通信组织。
上述六种组织构成了两大通信系统，即以驿为主体的马递（包括水递）通信系统和以铺为主体的步递通信系统。其他塘、站、台、所，都不是全国性的，乃是适应边疆地区的特殊需要而设，均由军卒充役，除以飞递形式传送军事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外，还兼具巡逻、侦察、运输等多种职能，是在古驿路或商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在没有驿的州县，清政府还普遍设立了“县递”，用以联系地方间的通信，弥补干线驿传的不足。县递人马不多，开支也有限，但使用起来却十分方便。
其三，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布局。清代的驿传通信，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皇华驿在北京东华门，是全国驿路的总枢纽。从皇华驿出发，东路经通州、蓟县，出山海关，至盛京，连通东北各地驿站。北路从昌平开始，经宣化，出居庸关，到达山西；出张家口越长城外边，通往蒙古地区。南路经良乡、涿州而分为两大路。东南路，经河间通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西南路，由保定、正定、顺德，经中州（今郑州市），一路通往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一路通往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这些只是全国性的干线驿路，至于省与省之间和各省内的驿路，更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经过改革、整顿后，清代驿传的通信效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以驿为主体的“马上飞递”，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遇有紧急军情，一昼夜的传送速度竟达到600～800里之多。高效的驿传通信系统，在清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葛尔、噶尔丹叛乱，统一台湾，以及抗击沙俄入侵等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驿传通信建设，到乾隆时达到了鼎盛状态。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即乾隆）而集其大成。”嘉庆、道光以后，随着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驿传通信也逐渐衰落。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清政府大规模地裁减驿传经费，其中尤以铺递经费消减为多，致使原来的驿传通信系统元气大伤，再难恢复旧观。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深和太平军势力扩展造成的驿路阻塞，驿传通信遂呈半瘫痪状态。再往后，电报、电信业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起来，驿传逐步退出社会生活舞台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农民起义军的驿传通信
驿传是历代朝廷建立的通信系统，当然只服务于政府及其军队，农民起义军是不可能使用的。为解决通信问题，凡大规模的起义军必然会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系统。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难知其详了。对此，我们只能从现存的资料，来寻觅其中的蛛丝马迹。
据《平寇志》卷七记载，张献忠在湖广时，曾“令副将方子雄提塘兵二百屯江北，飞递军机，瞬息千里”。这说明至晚在明代，农民起义军便建立拥有了自己的通信组织。进入四川后，张献忠的大西军在某行营门前，曾立过一块碑？上面刻着“大西骁骑营都督刘禁约”，故称作“禁约碑”。原碑虽已不在，但有拓片存留，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有关起义军通信记载的最早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从拓片可以看出，起义军设有自己的驿传组织，叫做“铺递”，归军事机构管辖；铺递备有马匹，供传递军情和官员往来乘用。特别是禁约第二条规定：“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这说明，起义军已经制定了自己的驿规，并立碑宣传，让大家遵照执行。
关于清代太平天国军队的通信系统，《金陵杂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金陵（今南京市，时为太平天国首都，称作“天京”）沿江而上以至皖楚，贼匪所到之处，隔三五十里设一伪‘疏附衙’（是太平军中的官职名，专门负责递送文报）为贼接递伪文。上下均伪照，伪照文后粘伪立排单，到处登记填时刻。每处设贼目一，率群贼二三十名。陆路骑马，水路则用八浆船，亦如州县中之驿站也。寻常伪文日行百里，若紧急贼情，伪文上加印圆戳中刻有翅飞马，周围刻云，名为‘云马文书’。其圆戳皆系踞各处道逆始有，不轻用也。此等伪文一到，即须转递，每一时必须驰五十里。如两处皆贼，中途有官兵间隔，伪疏附贼不能通往来者，道逆有机密事，即用白色绸绫，上书蝇头小字，中盖老贼伪戳，缝成小卷，塞入雨伞竹柄中，令小贼剃发逃出，扮作乡民客商之类，私往彼贼处投递，故两处消息仍通。”
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军在所控制的区域内，不仅设置了一般的驿传系统，而且还有了“急脚递”式的快速传送形式。太平天国坚持斗争十余年，北伐西征，千里转战，快速准确的通信系统，是其作战的重要保障。
驿传的速度有多快
军事信息的传递，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要求快速。对于驿传的速度，孔子曾有这样的比喻：“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驿传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驿传到底能有多快呢？
驿传的速度除了组织系统的效率外，还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信息载体的重量、传输的方式和道路的状况。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都会极大地提高驿传的速度。
在纸张出现以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一般而言，简多用于抄写经籍，牍多于用公文书札，长度均在一尺左右，故称“尺牍”。作为书写载体，简牍的笨重是可想而知的。
西周初期就有这样的诗句：“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秦朝时，秦始皇每天阅读的奏章，总重量有120斤之多（约合今60斤左右）。西汉时，专门有一个接受吏民上书的机构，主持人称为公车司马令。武帝时，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皇帝写了一封由3000枚简牍组成的信，据说武帝阅读时，须由两个公车令才能勉强举起来。从简牍到纸张的革命性变化，在通信史上引起了一次质的飞跃。纸张不仅轻便且书写方便，极大地提高了驿传的速度。
驿传所用的传输方式，除水路以舟船为主外，大致有三种，即步传、车传、骑传。其中，车传是与简牍书写载体相适应的驿传方式。步传是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运用的。骑传出现较晚，速度则最快，是在纸张普遍使用后才取代车传成为最主要的驿传方式。传输方式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驿传的速度。
为了加强驿传的速度，保障军政通信的畅通，历代统治者都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驿路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发生在秦代。秦统一全国后，颁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律令。不仅在文字上保障了军令的畅通，而且保证了传车的畅通无阻。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同时为沟通边境地区及其与内地的联系而花大力气修建了“直道”和“驰道”。此后，直至清代，随着交通的发展，驿传的速度不断提高。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地统计出不同时期驿传的速度情况，但从一些记载中仍能发现其大致的发展脉络。
关于先秦时期，卜辞、金文和典籍中有不少关于传车的记载。周建国之初，越裳氏出使西周，周公姬旦派专人驾指南车送他们归国，往返共用了两年的时间。到春秋时期，从宋国到陈国，传车的速度达到每天260里左右，速度已相当惊人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各国车不同轨的因素，如果进行长距离的信息传递，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速度。
关于汉代驿传的速度，《汉书·赵充国传》有一段十分珍贵的记载。当时赵充国率军到西域抵御羌人的进犯，驻防在今兰州以西的金城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将拟好的进攻先零羌的作战计划上报朝廷，“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计算。夏历六月戊申，即六月二十八，七月甲寅为七月初五。当年六月只有二十九天，也就是说从赵充国在金城发出上奏，到汉宣帝在长安批复，一共用了六天时间。如果假设奏章在长安未有任何滞留，宣帝也立即审批，共用一天的时间，那么实际在驿路上的时间大约为五天。
那么金城到长安有多远呢？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金城在“洛阳西二千八百里”，而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两地的实际距离应为一千八百五十里。这样算来，每天要走三百七十里左右，速度比之先秦时期，已有很大的提高。当然，这是指紧急公文而言的，不是一般的驿传速度。
关于唐代的驿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驿传》记载道：
“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以三十里为一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威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
岑参与韩愈说的是官员通过驿路出行，每天可走三百里以上。“安史之乱”时，军情的传报，按所载计算，每天的速度当为四百里左右。
宋代由于战事频仍，不仅驿传系统交由军事首脑机关枢密院掌管，而且驿夫也全部由兵士充任，使之完全纳入军事管理之中。当时对军事通信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北宋时规定，最快一类的军邮必须日夜兼程，每日行程初定为四百里，后增加到五百里。
南宋时规定，从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市）到襄阳为三千一百里，必须在六天又二时（即两个时辰，相当于四个小时）内到达；从临安到荆南（今湖北江陵）二千六百四十里，必须在五天又三时到达，否则按稽延时日论罪。从临安到成都，地形较为复杂，但也要求不能超过十八日，速度是每天四百余里。这时的驿传速度比之于唐代，又有了明显的提高。
清康熙年间，为平定三藩之乱和稳定西北地区，朝廷加强了各地的驿传管理。当时规定，从北京出发，“甘肃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至；荆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后来，在统一台湾后，“琅（施琅，统一台湾的清军主将）由海道报捷，七日抵京师；而姚启圣由内地驰驿，后二日至”。这是清初的速度，到后来则达到了日行八百里的高速度。据何刚德的《客座偶谈》记载：
“咸同（指咸丰、同治年间）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如此。”
至此，驿传的速度达到了人力、蓄力所可能达到的顶峰。
驿传小史
驿传作为官方通信系统中最主要的组织机构，其荣辱兴衰都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而言，国家昌盛，政治清明，驿传系统便会机构完善、制度落实，从而保障国家军政通信和交通的畅达；相反，如果国家衰弱，政治昏暗，腐败丛生，驿传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轻则降低办事效率，重则使国家军政通信陷入瘫痪状态。
对于驿传组织而言，最难以应付的不是正常的军政通信，而是对过往官员的接待。为保障驿传通信的畅通和高效率，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这样或那样的条令、法规，对官员外出时使用驿站的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若明君在位，贤臣理国，这些驿规驿令便能较好地贯彻执行，从而保障驿传人员能够集中主要精力于军政信息的传送，保障国家和军队通信畅通。倘若皇帝昏庸、权臣当道，驿规驿令便形同虚设。
就上而言，皇帝带头扰驿，如汉和帝、唐明皇之运荔枝，隋炀帝、明武宗之超奢华出巡，自不必言。就下而言，各级官员，不仅因公外出时乘驿，利用驿传办私事者也大有人在。太监奉派外出时，更是借机勒索，而驿吏慑于皇威又不得不曲意奉承。更有甚者，一些人利用手中的特权，动用驿传运输走私物品，从中牟取暴利。种种情况加在一起，驿传自然不堪重负。
明人胡缵宗曾说，当时“法当人驿者，十五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驿吏为应付上述种种情况而穷思竭虑，正常的驿费开支自然不够用，负担最终又转嫁于沿驿路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头上。情况严重时，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由于不堪重负，便纷纷逃离家乡。明人戴冠曾说：“苏人诸役之害，驿传、马头、借债为甚。”驿役被列为诸害之首，可见其扰民之甚。驿吏无法应付，也经常有潜逃甚或自杀者。驿吏逃亡，驿路断绝，地方官走投无路而潜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驿传正常的军政通信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因此出现半瘫痪乃至瘫痪的状态。
研究驿传兴衰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的是何等的紧密！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唐代的驿传也同样是从“安史之乱”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落的。后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驿传衰败已极，根本无法适应平叛战争的需要。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河朔一带叛军复起。时任京兆尹的柳公绰奉命率军平叛。他深感这时的驿传已难以满足军队作战的需要，于是上奏要求对乘驿官员进行适当的限制。其中写道：
“自幽镇用兵，使命繁并，馆递匮乏，鞍马多缺。又敕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扰怨嗟，远近喧腾，行李将绝，伏望聊为定限。”
由此可见，驿政腐败，导致驿传系统整体的衰落，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的交通、通信。
号称天下第一驿的褒城驿（当时属山南道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汉中市西北打钟寺），至唐末时已经破败不堪，“视其沼，则浅混而茅，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其芜，堂庑甚残，乌睹其所谓宏丽者”。
这与盛唐时期驿馆建筑宏伟、景色怡人，而驿传则四通八达、快速准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南宋后期的驿传情况，吴昌裔在其《论救蜀四事疏》中写道：“近年以来，旧规紊废，军中之递，不以报边警，而但为交贿之驿。……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
御用金牌是皇帝以金字牌急脚递的形式下发的诏书，密院雌黄牌是由枢密院制造的通信檄牌，用于朝廷向前线各处发送紧急公文。连这样重要的军事公文都出现如此严重的延误，可见南宋末期的驿传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元朝的驿传在忽必烈时曾盛极一时，但战争结束后，随着元朝统治集团迅速走向腐败，元代的驿传也随之逐渐走向衰落，至元朝末期，已经是“站赤消乏，万马齐喑”了。
元朝的驿站是由站户出钱供应的，而不是直接由政府开支。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高层官员驰驿的特权也毫不加以限制，听任他们频繁的骚扰驿站。
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一位运送葡萄酒的官员过河南府湖城驿，向驿站索要驿马62匹运送货物，又额外索要49匹供其乘坐，而这个驿站只是个仅定额30匹马的小站。
大都附近的良乡驿（今北京良乡）额定设马123匹，但在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内，全驿站被索要马匹竟达13000多匹次。结果驿马全部出动，昼夜不停也应付不过来。驿吏向上反映，却无人过问。
频繁的役使导致了驿站的衰落，也使站户因无力应付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元十四年（1277年），仅永昌府便有120个站户为了应役不仅卖掉了全部家产，而且连自己的妻子也卖掉了。直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统治者才感到驿传衰落引起的严重后果，开始着手整顿邮驿，疏通军事通信系统，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明、清驿传兴衰的情况与前朝相类似。明代始于正德年间，万历时张居正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张居正死后保守派的反攻，驿传改革的成果也和整个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一样被葬送，此后一蹶不振，直到明朝的灭亡。
清代驿传盛于康、乾盛世。至嘉庆开始衰落，后来随着电话、电报的传人和普遍使用，驿传的通信功能也随之消失，只能作为历史的陈迹了。
考察驿传兴衰的历史不难发现，战争对军事通信的需要是驿传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清明的政治则是其兴盛的前提条件。导致驿传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特权腐败，而这又是封建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痼疾，正如一个王朝盛极必衰一样，驿传也难逃这一历史怪圈。小小的驿传在这种意义上正是社会政治的缩影，它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兴衰！
驿传与名人
中国的驿传历史悠久，因而与之有关联的名人轶事也不少。现在我们摘录一些介绍给大家。
曾为委吏的儒学创始人——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据《孟子》记载，他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委吏”这样的官职。据考证，“委吏”是当时在交通干线上负责为过往使者和宾客准备饮食和柴草的小官吏，相当于后来的驿长、驿丞。
英雄末路乌江亭——项羽
乌江亭是今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所再普通不过的驿站，却因为一位不世英雄而载人历史，又因为京剧《霸王别姬》而家喻户晓。当然，这位英雄便是西楚霸王项羽。
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二月，刘邦与韩信、彭越军会师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40万大军将只有10万人马的项羽围困起来。项羽指挥军队左冲右突，均告失利。入夜，在四面楚歌声中，这位起兵以来所向披靡、曾在灭秦之战中立下首功的西楚霸王不仅潸然泪下。他面对心爱的虞姬和神骏的乌骓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然而，项羽毕竟还是项羽。悲声过后，他便亲率800壮士出战，突破韩信布下的十面埋伏阵，退到乌江边。这时，乌江亭的亭长已带人备好了船只，准备接应楚军将士过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立马乌江边，看着身边这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士，想起起兵时5000儿郎竟没有几个能够生还，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遂拔剑自刎，年仅三十一岁。
项羽的自刎给漫漫驿路抹上了一层重重的悲剧色彩。
亭长出身的皇帝——刘邦
“委吏”中出了个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已经足以使驿人自豪了，而更有甚者的是，汉高祖刘邦也是驿人出身。
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起兵前曾担任过该县的泗水亭长。据说，秦时的亭长还负有管理户籍等一些其他的任务，但负责驿传肯定是其主要职责。亭长出身的刘邦很有雄心壮志。他年轻时，曾到咸阳服过徭役，有一次看到秦始皇的威武仪仗，驻足良久，叹息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在40岁的那一年，刘邦终于怒斩白蛇，起兵反秦。消灭秦朝后，被封为汉中王。后来，又还定三秦，东向与项羽争霸。经过两年多的楚汉相争，终于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亭长出身的刘邦当上了皇帝。
驿传飞报震京华——张衡和他的风候地动仪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他精机巧，作浑天仪，著有《灵宪》、《算罔论》等著作，对天文学、数学有很深的研究。此外，他还设计、制造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台测知地震的装置——风候地动仪。
张衡的风候地动仪制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形似一个巨型的酒尊，中间有一根柱子，外面有八条龙代表八方，龙首向下，口含铜珠，下面有八只张着口的蟾蜍。如果发生地震，则机关发动，相应方向的龙便会吐出铜珠，落入下方的蟾蜍口中。风候地动仪制成之初，人们对它是将信将疑。
有一次，西方的龙吐出铜珠，而其他方位的龙则没有动静，这表明西边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然而，京城洛阳附近并没有丝毫震动的感觉。于是，京城内议论纷纷，人们都认为风候地动仪的推测不灵验，甚至对张衡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怀疑。
几天以后，驿传快报到了京城，说在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与风候地动仪测知的时间、方位完全吻合。一时间，京师洛阳为之震动，大家均对风候地动仪的神奇佩服不已。正是驿传送来的消息，宣告了张衡风候地动仪的成功。
无人知是荔枝来——唐明皇与杨贵妃
唐代有“诗圣”之称的著名诗人杜甫，以善写咏史诗闻名于世。他有一首五言绝句是这样写的：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
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愁。
诗中记述的是东汉年间的事。汉和帝时，通过驿传从南海运送龙眼、荔枝到京城洛阳，驿马日夜兼程地运送，人马疲累倒毙或遭虎狼毒害，死亡者不绝于驿路。后来，地方官不断上书陈状，和帝才被迫下令停止。杜甫写这首诗当然不是单纯地咏史，而是为影射现实而作。对此，杜牧的另外一首诗则直言不讳地写道：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原来，唐玄宗李隆基宠爱的贵妃杨玉环特别喜爱吃新鲜的荔枝。玄宗为讨美人欢心，竟下令通过驿传从岭南（一说是蜀地，即今四川）运送新鲜荔枝。为保持荔枝的新鲜，沿途驿站马不停蹄，驿路上风尘滚滚，使人误以为正在传送紧急军情呢！
当时，玄宗在距长安约80里的郦山建有行宫，经常与杨贵妃在那里居住。杜牧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驿马从长安运送荔枝到达郦山行宫时的情景。
在这里，作为国家军政通信的驿传，竟成了皇帝及皇室成员追求奢靡生活的工具。封建皇室的荒淫由此可窥一斑。当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唐代驿传的效率很高，它在以后平定“安史之乱”中有效地保障了唐朝军队迅速地传送军情，为最终削平叛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有趣的是，吃惯了驿传运送的荔枝的杨贵妃，最后却死在驿路上。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携杨玉环逃出长安，住宿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
第二天，担任护送任务的将士晔变，要求处死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杨玉环之堂兄）。由于担心杨玉环事后报复，因此要求玄宗将她也一起赐死，否则就不再前进。就这样，这位色可倾国的绝世美人在马嵬坡香消玉殒了。
陈桥驿黄袍加身——赵匡胤
唐朝灭亡后，经过五代十国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宋朝终于重新实现了统一。而宋朝的建立，也与驿传有着一些联系，陈桥驿这一唐代留下来的普通驿所便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发祥地。
后周政权的一代明君周世宗柴荣去世后，七岁的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由于皇帝年幼，军政大权便落在了禁军统帅赵匡胤手中。
公元960年正月，汴梁（后周都城，今河南开封）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鞭炮齐鸣，彩灯高照。突然，流星快马飞驰进城，传来北汉勾结契丹进犯边境的消息。恭帝于是命赵匡胤率军出征，北上御敌。其实，所谓“北汉勾结契丹进犯”，仅仅是赵匡胤为发动政变而制造的一条假情报。
大军从汴梁出发，到城北20里的陈桥驿便停了下来。当晚，赵匡胤、赵普、石守信等人便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接着，赵匡胤回师汴梁，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后周政权。为了纪念这一“黄袍加身”之地，赵匡胤还将陈桥驿改为鸿烈观，命道士主持，享受四时香火。清人查初白曾写诗记这一事件：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加身。
承恩一诺九驿通——奢香夫人
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统一贵州后，朱元璋任命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首领霭翠为贵州宣慰使。1381年，霭翠去世后，他的妻子奢香继任其职。这时，明朝已统一云南，正积极着手各项建设，驿传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明政府派往贵州的都指挥使马晔却专横跋扈，置明政府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安定局面的政策于不顾，不但找借口侮辱、鞭打奢香夫人，还打算挑起事端，将其管辖的地区改为郡县。马哗的行径激化了民族矛盾，水西地区的48部土司联合起来，准备反抗。一时间，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
这时，彝族的另一首领、管理水东地区的宋钦夫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她从大局出发，一面制止土司的行动，一面进京向朱元璋报告事情的真相。随后，奢香夫人也来到南京，告发马晔。
朱元璋与皇后亲自接见了奢香夫人。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朱元璋立即派人召回马晔，列举罪状，将其斩首示众。对此，奢香夫人十分感激，除表示要世世代代忠于明朝外，还答应组织力量，协助修建从贵州人川的驿路。
当时由贵州入川，必须经过贵阳西北的万山丛中（在今修文县境内），其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交通十分不便。奢香夫人返回贵州后，马上自出资金，组织力量开山筑路。这条道路全长600华里，自贵阳城西40里始，共设威清、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九个驿站，合称龙场九驿。龙场九驿的修建，不仅对有效沟通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交通、通信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促进民族的团结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96年，奢香夫人去世。朱元璋专门派使者去参加葬礼，追封其为“顺德夫人”，以表彰其在修筑驿路上所做出的贡献。时人吴国伦还作了一首《奢香驿诗》，歌颂这位彝族妇女修建龙场九驿的功绩。全诗如下：
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
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茸。
至今承平二百载，牁样焚道犹同风。
西溪东流日齿齿，呜咽犹哀奢香死。
中州男儿忍巾帼，何物老妪亦青史。
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犍为万卒迷无津。
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土木驿见证阉党祸——宦官王振
明正统初年，宦官王振利用英宗年幼，专断朝政，扩张势力，一时权倾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王振一心欲出兵扬威，于是胁持英宗，率50万大军往大同迎战。
八月初，明军进至大同时，也先已率军退走。王振本欲进兵，却在听到其他明军败北的消息后害怕起来，急忙下令班师回京。开始，王振欲经紫荆关回京，想让皇帝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以显示威势。但大军前进40里后，又突然觉得大军经过会损坏他的田园，于是改变命令，转而由北路经宣府（今河北宣化）由居庸关回师。
本已撤军北归的也先，闻明军突然回师，遂率军突破长城，反扑过来。十四日，明军沿驿路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沙城东南，是由京师至宣府、大同的重要驿站）时，因王振等待其运送他沿途收刮来的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而未能及时人据相距仅20里的怀来城。黄昏时分，也先军追来，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各要点。明军掘地二丈无水，而堡南15里处的河流已为瓦刺军控制，军心因此而动摇。也先指挥军队乘夜发起攻击，明军战不能胜，又饥渴难忍，至天明时已疲惫不堪。
也先见一时难以取胜，便令军队稍退，派使诡称议和。英宗于是派两个人前去谈判。王振误以为和谈将成，竟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当的明军将士闻令，急忙向南奔跑，阵势大乱。也先乘机挥军从四面攻击，大败明军。混战中，明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等50名随从大臣均死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激于义愤，击杀王振，而后冲入敌阵，杀数十人后壮烈殉国。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驿因此而广为人知，成为宦官专权误国、误军的见证。
驿卒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明军在辽东战场的节节失败，更加重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算过一笔帐，结果全国每年亏损折银达200万两。为了拼凑军饷，皇帝朱由检于崇祯二年下达了“裁驿”令，名曰：“苏驿递，足国用”。
此令一出，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疑议，认为裁驿是十分危险的，许多靠从事驿传为生的百姓一旦失去职业，必将铤而走险。对此，崇祯帝也是清楚的，但他既要拼凑辽东战场的经费，又不愿动用自己的“内库”银两，也就只好坚决地拿驿传开刀了。
按照皇帝下达的标准，当时各地驿站“俱裁十分之六”，结果使大批的驿卒失去了生活来源，被迫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家贫如洗，乃入本县的银川驿为驿卒。被裁后生活无着，又逢整个陕北连年大旱，被迫加入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农民革命战争中，李自成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起义领袖。就是他在中原决战中消灭了明军的主力，最后又挥师北上，夺取北京，成为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