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前些天接到这个邀请，说要有个题目，我脑子里突然蹦出来这么一个题目，今天大家是做我们近代历史、抗战史、当代史、口述史的很多机构的同仁，首先向大家表达敬意。
不是工具，不是轶闻，其实是包含了我个人对于中国人的历史观，或者说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大量的消费性的阅读、传播中所包含的一些不正确的历史观的某种反思。
历史解说，尤其容易沦为统治阶级进行教化的工具
当时想出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正在读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叫《三国志的时代》。大家知道前些年日本出了一套写中国历史的书，《三国志的时代》是其中一本。这本书很有意思，《三国志》是真实的历史书，它把《三国志》跟《三国演义》之间进行对照，在这种对照当中，它的目的绝非是为了说，我要弄清楚从历史文本向文学文本转化期间，到底虚构了什么东西？虚构了什么史实？虚构了什么人物？虚构了什么人物的事迹？它重要的是说，梳理一个我们要什么样的历史思辨方法和历史观念的问题，它的检讨很宽泛。
比如它举到一个例子。使得三国鼎立的局面得以形成的，大家知道是“赤壁之战”，这本书从《三国志》出发，做了大量的考究工作，甚至它发现在日本，还有更多关于三国的历史资料，比中国保存的还要多。通过这些史料的梳理，它认为在赤壁之战三国历史本身当中促成了刘备跟孙权联合抗曹，但这样一件事情，真正出谋划策的人是在《三国演义》当中，被写成一个老实巴交的、甚至特别无能的老好人的鲁肃。实际上他是一个大能臣，是他在刘备、孙权之间不断往返，不断做说服工作，促成了蜀和吴的合作抗曹，才有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但是《三国演义》却把它变成了诸葛亮的事迹，还添加非常多的神话性的东西，比如草船借箭，诸葛亮像一个道士一样登上祭坛，借东风。
但是作者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人这里，尤其在普遍的老百姓这里，它几乎成了替代历史的一个历史知识？大部分人在说三国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三国演义》当成正史在叙述，这样的一种转移怎么会发生？
三国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在新中国要建政以前，陈寅恪先生还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曾经开办过整整一年的讲座，前些年有人把他的讲稿整理成一本书，叫《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他说过我的演讲一定要从三国开始，三国对于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这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一个大的转折期，这些几乎是他的原话。
第一，他说从三国时代开始，在汉代或者从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士族、门阀，世代为官，财富集中在他们身上，这种情况开始转移。比如从魏国讲，司马家、袁绍这些人就是过去的豪族出身，世代为官。司马氏一家从东汉开始就当将军、当府尹，每代都这样。但是曹操是出生寒族。士族都是信奉儒家的，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得好，不论新儒家、旧儒家怎么样阐述儒学，但是他们不能否认一个道理，就是在过去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化安排当中，独尊儒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三纲五常的安排承认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今天，不管是新儒家还是旧儒家，如果对这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核心事实没有反思，那么可能这个儒学变不成新儒学。陈寅恪先生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这些豪族都是儒家，像曹操这些出身低微的人，包括刘备，虽然他说他是皇叔，但最开始他在河北卖草席，他的兄弟张飞在那杀狗。陈先生说这是中国有朝代以来，中下层的人——太下层的人也不行，替代这种封建门阀制度的开始。后来晋朝取代魏朝，其实也是士族制度的一个反扑，这个反扑到了魏晋南北朝末期，这个历史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到唐朝，李家上台的时候，甚至都不是纯正的汉人血统了，李世民他们有鲜卑人的血统，彻底打破了门阀制度、士族制度。
他讲三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中国开始民族大融合。由于曹操那个时代，经过黄巾起义、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和豪强们互相的战争以后，东汉的人口大概只剩下10%-20%，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大概只剩下几百万人，曹操自己的诗里都写“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才剩下一个人。这个时候首先就开始从边疆地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中国其他的民族地区向中原移民，今天我们叫少数民族的，那个时候不一定是少数。汉族的扩大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后来我们总是解释成少数民族的入侵，或者说其他民族的入侵，其实那个时候中原政权很主动。没有人就没有生产，没有人就不可能发动战争，所以那时候需要很多人，比如魏国就大量从北方移民，经常发动战争，不是为了扩张疆土，是为了抢人口，一次就抢几万户人口，强制迁移到中原。四川许多居民是从西北的羌族，那时候的羌当然不是今天的羌，几万户几万户地集体移民。蜀代有名的战将马超、姜维这些人都不是汉族人，是那时候的羌人。
魏晋南北朝史很重要，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都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样一些东西，所以他说，我不讲别的历史，我特别想讲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而且他讲的那个时期是1948年到1949年，也是中国社会正要发生一种新的剧变的前夜。我想一个历史学家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他对历史剧变的高度的敏感。
但是，历史上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的是魏，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蜀国，也不是吴国，为什么后来会在中国出现一本书叫《三国演义》，把真正推动历史进程的魏，尤其是魏国的统帅跟领袖曹操漫画化、奸臣化、反面化，把刘备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的人作为正统？这就是中国人历史观念当中的工具论、工具性思想方法。我们的史学总是要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提供服务。所有朝代的人，过去是一个家族作为一个朝代，所以我们一定要正宗。刘备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是汉朝刘家的人，即使过了很多代了，即使他在河北编席子卖，也没有大作为。就靠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后来的统治阶级也需要这个东西，一个家族需要统治的正当性，他家族的延续就使他成为一个正统。
我们的历史解说，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解说，容易沦为统治阶级进行教化的工具。《三国演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让一个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反面化、奸臣化。
围绕曹操还有更多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后来的曹操不用儒家的方式治理国家，他是用了法家韩非子他们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且治理得很有效。他后代被司马氏篡权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负这样的责任。本来还他的历史真实面目是非常应该的。
大概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儒家宣扬法家，但是“文化大革命”是否真正要批儒扬法呢？恐怕也不真是学术问题，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可能也有政治平衡上的考量。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做文章，这个人就是郭沫若，郭沫若就要替曹操翻案。他那篇文章写得其实非常好，非常有学理，郭沫若也是大学问家，他在历史文化上的研究的成就大家都很清楚。他就讲到，比如说曹操实行了什么样的土地制度、什么样的文化制度、什么样的新的官员选拔制度，比如汉代都是以世家世袭的权力，最多就是地方上举孝廉，谁特别廉洁，谁特别孝顺，可以推荐你做一些不重要的官，叫孝廉，大官还是别人来做。只有曹操这个时候才开始从各个方面征聘人才。这也隐含了从隋唐以后开始的科举制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的。
这些他都考证得很好，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史学是彻头彻尾的工具论，如果他只写这个文章，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所以他很荒唐地得出一个观点，说我们之所以要给曹操平反，是因为他继承了农民起义的精神跟达到了农民起义的成果。大家知道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以道教为主的“黄巾军起义”，曹操、袁绍、董卓这些人的兴起，都是借帮助朝廷围剿黄巾军、镇压黄巾军而得到了自己的武装，曹操最早就是在青州收编了被他打败的30万黄巾军，得到了他的第一笔军事资本和政治资本。但是郭沫若他居然能做这样的验证：虽然他镇压了黄巾军，最后黄巾军的目的不就是要推翻东汉王朝吗？最后不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他的儿子废掉了汉代最后一个皇帝，自己做了帝王，建立国家叫魏吗？本来前面的学问做得很好，但是后面这样的转折一发生，我们看到了，在三国这样的题材上，本来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正本清源的工作，但是当你是服务于一个特别功利的目的而来做这样一种工作的时候，本身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就失去它本身严肃的意义了。这也是我们把历史当作工具的一个悲剧。
警惕消费主义趋势对历史的扭曲
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尤其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经常讲民间。但是我们对民间也要警惕，当民间不只是顺从了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观念，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顺从了某种消费主义的趋势时，也会发生对历史的扭曲。我们这种历史学如果没有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它可能就变成趣闻轶事，而老百姓对这些趣闻轶事背后真正的历史，背后真正所包含的人类发展所真正需要呈现、需要揭示的那些基本规律，就无从发现。
其实《三国演义》的出现也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众喜欢野史、喜欢趣闻轶事的一个开端，或者说是消费主义和读者的错误趣味之间的一种互动。在文化领域当中，不是所有的互动都是好的，如果是我们向正知、正见发展，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读者之间，是良性的互动。但是中国的文化消费跟欣赏，往往发生另外一种反向的运动，就是我们往往离真实越来越远，在和历史规律越来越远，和人性跟人道都越来越远的方向上滑行。今天我们就更知道了，消费主义盛行以后，从今天的历史言说，从网络上的段子、小说，或者是一些假装在考证历史的文章，到电视剧、到电影，到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三国演义》就开始的不正常的、盲从的，对于正统的、封建的意识毫无警觉的那样一种文化消费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正在大行其道，而且比起那个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消费主义带来的这种历史需求我们是没有足够的警觉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抗日神剧怎么出来的？你以为就是那几个演员演的？你以为就是那几个编导想出来的？他不就是不断地揣摩你们这些观众，不断从收视率当中得到启示而越来越变本加厉的吗？所有戏说宫廷政治的东西，不也是文化产品的制造商跟他的消费群体之间的不断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来做历史，确实会面临非常多的困扰。所以确实需要对在座大家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
今年我去白俄罗斯，我在那是外国人，我卖我的书，没有什么人，那天来了几十个人。但是我身边的人就很热闹，我不知道她会得诺贝尔奖——S.A.阿列克谢耶维奇，她正在卖她的《锌皮娃娃兵》，那时候我还没读过她那本书，而且她那个封面又做得特别像安徒生童话里写的那个小锡兵。后来我想这个老太太大概是写儿童文学的，现在别的书都不好卖，儿童文学好卖，家长自己不读书，但是希望小孩读书，所以我们去书店都看到家长主要是给小孩买书，自己不打算买书。我说难怪，跟中国也一样，也是儿童书好卖。这些天我读了她这本书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地写苏军侵略阿富汗的书，“锌皮娃娃兵”就是他们把这些战死的士兵运回苏联的时候，用的都是一种金属棺材，棺材的主要材质就是锌，而且他们当兵的年龄跟中国的也差不多，这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所以它叫作“锌皮娃娃兵”，有反讽意味的一个题目。
回过头来又看到她对于参加“二战”的女兵们的记录。她第一本书是对于参加“二战”的女兵们的记录，以前说战争中没有女性，其实是有女性的。她采访了很多人写成这本书，而且都是口述实录的方式，没有任何评价，最多有一两句话对这个人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都是她们自己的口述。所以她也建立一种风格，她除了写阿富汗战争以外，还写了经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人。我也想，为什么在白俄罗斯那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在冰天雪地的季节，那天那个书展在城外，但那么多人围着她。当时我的想法也是对的，按照中国经验推断，一定是卖儿童书的，别的像这样一本严肃的书在中国，当这样的作家带着这样的书出现在我们某一个图书展览会的时候，这样的情形是可能出现的吗？这也是我们今天文化消费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要说说清宫秘史，我们有可能去，要说说明朝那些事儿，天天写皇帝怎么跟宦官钩心斗角，怎么跟嫔妃钩心斗角，我们可能会去，但是真正展开历史记录，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想起来在80年代读过两本美国人写的口述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作品，作者是美国一个叫特克尔的作家，他是记者出身，他得过普利策奖。中国出版过一本他的书，80年代叫《美国梦寻》，《美国梦寻》他采访了100个美国人，都是美国人口述，白道、黑道，什么道的人都有，但是他围绕的是美国梦，说你和美国梦有多远？有些人实现了，有些人部分实现了，有些人失败了。他就通过采访这样不同的人，不同职业，不同境遇，成功者、失败者构成了一个关于美国整个社会的生动画卷。后来他又采访了100个参加过“二战”的人，也是各个方面的人都有。他每次都凑100个数，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冲击力，比我看过的所有“二战”的小说都有冲击力。
但是这个人介绍到中国后，几乎在公众当中没有什么反应，倒是影响到过两个中国作家模仿他的方式，一个是冯骥才，他采访了100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那本书好像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后来又有一个现在留洋去了的80年代比较新锐的女作家张辛欣，她也采访了100个中国人。但是这样两本书出来应该说当时是有意义的，而且作家也下了很多功夫。但是在中国社会当中，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甚至今天可能冯骥才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不再提到这本书了。前些日子有人采访我说，你也写了非虚构，现在非虚构又得了诺奖，要红了。我说非虚构、口述史很长很长时间就有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听凭一个诺奖来指引我们吗？
中国人对待历史，要么是统治者阶级把它当作一种教化工具，要么是我们老百姓完全把历史当成一种文化娱乐性的资料，当成趣闻野史。如果中国一直在这样一种历史观下，在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的消费下前行，那么中国人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跟前景。我们不是说今天盛世了吗？历史上不是出现过很多盛世吗？《三国演义》至少有一句话说得对：“天下大势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这么一句话来提纲挈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记录当下历史，是值得欣慰的。中国有这么多团体、有这么多机构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下，还在各自默默地付出金钱、付出精力来做这样一件有益的工作，再一次向大家表达敬意，谢谢大家！
原载《阿来研究》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