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我的嘴里有一股化疗后油腻腻的味道，即使咖啡滑过舌尖也无法盖过。我在床上躺不住，但我与外面的世界同样格格不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部坏掉的相机，只能聚焦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未来、治愈、复发、死亡），然后毫无预兆地将镜头拉近，聚焦于附近的一片草地（我嘴里的那股怪味是什么？又长了新肿瘤吗？谢谢您送我的这张精美卡片，这餐美味的饭。有人记得要给孩子们装上点心吗……）。随之，镜头再次拉远至地平线处，又拉近，循环往复。我不知道该把镜头聚焦于哪里。
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在屋里多待一分钟，于是我向树林走去。今天的树林格外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我看着竟然觉得有些残酷，几乎有些心痛，而那片紫藤的芳香令我沉醉其中。最初我差不多是小跑，根本慢不下来，胸腔和指尖像过电般颤动着，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但是，我的呼吸逐渐主导了身体，我开始慢了下来，听着自己踩在枯叶和根须上的稳健的脚步声，然后穿过青苔遍布的林地。
19世纪30年代末期，超验主义艺术家兼作家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有一幅令人惊艳的素描图，它将爱默生的著作《论自然》中“透明眼球”的概念呈现了出来。爱默生认为，自然是我们感受上帝最近的方式。他还相信，人们不仅要用肉眼去看它、赞美它，更要让自然代替我们的感官去感受一切，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欣赏自然。透明的眼球是吸收而非反映它所感知的世界：
站在天空下，我的大脑沐浴在清爽的空气中，飘飘欲仙，飞升至无垠的天空——所有卑微的私心杂念荡然无存。我变成了一颗透明的眼球；我是虚空，却又洞悉一切；宇宙生灵围绕着我循环往复；我是上帝的一部分，或一颗微粒。
在克兰奇的画中，远方的地平线处是群山，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上长着一颗巨大无比的眼球，它赤足站在广袤的草地上。这颗眼球戴着一顶大礼帽，穿着爱默生式的背心。画面非常滑稽，又非常美妙。化疗药物给我的感觉正是如此，我就是一颗滑稽的眼球，周遭所有的事物都围绕着我循环往复，而我全盘吸收，全都不放过。对我而言，类固醇和化疗才是我感受上帝最近的方式。如果爱默生听到，他一定会在坟墓里气到打滚。
一天下午，爸爸下班回家时顺路来到我家，他说，广播上说距我们的脸12～14英寸的地方，所有人都存在着生理盲点。爸爸是退休的建筑工人，现在在镇上的几座公寓大楼里当勤杂工。他携带着传呼机，24小时接收传呼，为人们换撞坏的门、换马桶底座、给泡水的厨房重铺地板、换锁芯。他一点儿都不介意随时被传呼，我觉得他反而乐此不疲。他讨厌静静枯坐，这份工作可以让他开着小货车，听着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城里四处穿梭修理东西，匆匆忙忙出入于五金店，也出没于他人的生活。
“我从来都不觉得无聊，”他说，“而且我出去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徜徉在自己的世界中，这就是我觉得这份工作最值得的地方。”
他一向都有点儿“魂不守舍”，有时候会说些疯疯癫癫的话。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20岁出头时，一次大家要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出门之前，妈妈跟我和约翰各抽了一根烟，爸爸则拒绝了，因为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抽得很凶。我们都觉得，他从没这么理智过。
关于盲点，爸爸说表面上那个盲点位于视神经穿过视神经盘处，就是所有光受体细胞所在的地方。我们很少注意到它，因为另一只眼往往可以看到周围的事物，如果注意不到的话，也就是说两只眼的盲点重叠了，我们的大脑负责填补缺失的信息。
“是不是有点酷啊？”他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恰恰都是上帝不完美的设计。”
确实很酷，只不过如果你只是一颗巨大的眼球，盲点也会跟着变大。
我们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查了查，看到一个模拟盲点的在线测试——白色屏幕上有一个正号和一个圆圈挨在一起，眼睛距屏幕一英尺远。果然，人如果闭上一只眼，那个圆圈就会消失在视野中。
“我想知道这个盲点可以有多大，假设可以大到大脑无法精确地填补缺失信息。”我说道。
“我想无论盲点多大，我们看到的场景都不会那么精确。”爸爸说，“无论你看哪里，总有一个小点儿是大脑推测得来的。”
至于化疗这个盲点，不管它有多大，我都想爬进它里面，蜷缩起身体，消失在里面。我的大脑将它想象成“挡风玻璃上的一滴雨，蜜蜂的腹部，栖息在高枝上的唐纳雀，一弯新月，不，应该是一轮满月”。
其实，盲点指的就是你无法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爸爸高中毕业那一晚，没有看到迎面而来的一辆小汽车，然后发生了车祸。后来，医生检查他的视力，发现他几乎处于失明状态。他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父亲人高马大，经常出门在外，母亲自食其力带孩子，她身上带有新英格兰人的贵族气质，绝对一板一眼、循规蹈矩。不过比起养育孩子，她更喜欢驯养马，而且这样一个清教徒气息浓厚的家庭也绝对不会雇用人。爸爸到处乱跑，也没人管他，从没有人给他检查过眼睛，从没带他治疗过学习障碍，更没人带他学过任何东西。他的父母甚至都没给他取中间名。
“我记得，我看到树枝上有一片片的叶子，看到砖墙由几百块独立的红石砌成。我很惊叹。”他回忆道，“我从来没想过水泥浆是什么。那场事故过后，我第一次戴上眼镜，四下里散步时，看到什么都觉得难以置信。”
父亲竟然活了下来，成为我认识的人中最无所不能的人。他会骑马、用头顶足球、炸鸡、清洁洗衣机、修理引擎、在暴风雨中为船系链、跳狐步舞、建树屋、给钢琴调音、安抚婴儿，玩拉米纸牌也总能赢。他从不抱怨任何事，在我迄今为止的短暂人生中，我知道他遇过雷击，被棕色隐遁蛛咬过，还失去了共度一生的人，也就是我的妈妈。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父母相遇于旧金山。妈妈之前住在海特，有一天，她回家的时间比往常早了一点儿，结果看到丈夫跟另一个男人一起在客厅，身上只穿着内裤。于是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那时正慢慢尝试从那段糟糕的婚姻中走出来。
“神奇的是，那段婚姻差点儿没结束。”妈妈曾跟我说过，“我差点儿说：‘哦，没关系。’可想而知，那时我有多天真。他那样做，反倒推了我一把，于是我就跟他离了婚。”
18岁时，妈妈就从偏远的巴拿马运河区搬到旧金山住了。外公是一个暴躁易怒、专横霸道的船长，外婆则是一个极度抑郁的护士，她在旧金山长大。妈妈在旧金山开始了自己叛逆的生活，结识了几个密友，找到了一份医学录写员的好工作。当时爸爸在弗雷德·阿斯泰尔舞蹈工作室工作，为了赚取20美元的奖金，他找到自己的房地产中介和中介的室友——我的妈妈，让她们来工作室上课。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但也屡遭波折。爸爸傻乎乎的，很善良也很年轻，他反对战争，反抗自己专横的美国北方家庭；妈妈稍微成熟一点儿，但是她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长期以来备受折磨。
“跟他共度一夜后，黎明时，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她常常回忆道，“他从床上跳起，往纸袋里塞了两套内衣和一支牙刷，然后告诉我他要去科罗拉多漂流，一周后回来。当时我真应该马上起床离开。”
但她没有那样做。他们在市政厅结了婚，婚后过得很开心，不过后来也因为“过好你的人生”的意义发生过争执。1977年，我出生了。1982年，爸爸成了建筑工人，妈妈还做着录写员的工作。关于如何“过好你的人生”，他们逐渐达成了脆弱的共识。后来有一天，我们开着家里的大众“兔子”，后面拉着一辆小拖车，向东开往康科德。爸爸在离家15年后，重归家庭的怀抱。祖父母给了我们一间小房子，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家。
爸爸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是爱默生的后代。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是我的高曾祖父。说到水壶莫莉的传奇事迹，活在祖先的阴影里并不容易。比如，我跟这个大家族中的很多成员一样，仍在爱默生投下的阴影里找寻边界：他将我拉近，又一把将我推开。尤其是他的《自力更生》，这篇散文给了美国人源源不绝的自信：“相信你自己：每颗心都和着那根弦跳动。”闭上一只眼睛，那篇经典之作是一本天才手册，是诡异的个人主义的战斗口号；再闭上另一只眼睛，那篇散文是对自恋的放纵，也是抚育子女的噩梦：“我只在乎我必须做的事，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别人”——弗雷迪生我们的气时会这么称呼我们。“本尼，‘别人’说我们今晚不能再看电视了。”他们也是爱默生的后代，完全是另一种盲点。
总之，爱默生尾随着我而来——又是一轮化疗。我再次在森林里疾走。我反复对自己说，只是一个小点儿。巨大的眼球碾轧过小径，好像重复这几个字能让我与这个不断旋转的星球联结得更为紧密。不过，我还想起了这位伟人的另一篇散文，是我最喜欢的《圆》：“宇宙流动不息，瞬息万变。”我一直反复品读，“‘永久’只不过是个表示程度的词。”
我试着秉持这两种观点，像握在手中的两块小磁铁：他的和我的——“宇宙流动不息，瞬息万变”和“只是一个小点儿”。两种观点你推我搡，“只是一个小点儿”需要你不断付出精力将其置于可控范围内，“宇宙流动不息，瞬息万变”非常吓人，不过考虑到总有些事物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所以说得也有道理。现在这两种想法互相纠缠，终成一体。
33年前是爱默生去世100周年，5岁的我和表亲们作为他的来孙，各自捧着一个大大的花圈，站在他位于山坡上的墓地旁。记者拍下了我们的照片。我记得大花圈有多重，记得我那天不肯穿紧身衣，也记得马萨诸塞州春日刺骨的冷风吹着我光裸的双腿。
“眼睛是第一个圆，眼睛所见的地平线则构成了第二个圆。”爱默生在文章开头写道。圆，就像细胞，像星球，像家庭，像清晨醒来睁开双眼时跳动在睫毛上的光点。他写道：
我们的人生以真理为师，每绕过一个圆，就又画下了一个圆；其实人生本没有尽头，每个尽头都是另一个开端；正午过后，总会迎来下一个黎明，每一个深渊深处，还有另一个深渊。
这就是那个小点儿。这就是最硬的坚果。这就是火枪穿过的弹孔。这就是你怀中的孩子所在的世界的模样。这就是茂密森林中的深潭。这就是你眼中的太阳。
忌日那天，我的母亲紧蹙眉头对我说：“你应该穿紧身衣的。”祭奠仪式结束后，我跟堂表亲们在墓地里追逐玩乐。“到这儿来。”有人轻声说，是我的表姐妹邦妮，她也5岁。她为大家找到了一处藏匿地点，我们全都躲在墓碑后。“如果有人找到我们，我们就大声笑。”她这样说道，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