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出版已有20年了。其间，有许多读者多次要求我再版此书。今天当我重新修订它时，我所坚持的论点——即我称之为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丧失其真实性，情况完全相反，知识分子已彻底放弃追寻真理，完全背道而驰了。不过，知识分子背叛自身使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族国家。在法国，著名者有巴雷斯[1]和莫拉斯[2]。今天，他们跟作为“附德分子”的法国人一样，干出了同样的丑事，尽管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同，但都是蓄意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我想谈谈这种现象的新形式的几个主要方面。
A.知识分子以“秩序”之名背叛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反民主主义的意义
第一个方面是他们以秩序之名进行的宣传，它被法国知识分子20年来不断地解释成对民主的反击。因为他们认为民主是祸乱的征兆。为此，他们在2月6日站了出来，鼓掌欢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认为它们是反民主主义的化身；同样，他们对西班牙的佛朗哥主义的态度也是如此。在慕尼黑事件中，他们反对自己国家为了巩固自身政体而甘冒风险，对德国人所作的挑衅进行抵制（见注释1）。对于法国的战败，他们认为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总比维持一个令人痛恨的政体要好得多。[3]但是战争爆发后，希特勒的胜利毁灭了他们的期盼，于是他们尴尬地收起了自己的希望；同时，他们又欢呼雀跃（见莫拉斯的《神圣的意外》）。总之，在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之中，以秩序之名反对民主的运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不移和目标明确（见《时代、曙光、法国人的言论》）。
这样一种表现实在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的公然背叛，因为民主原则上是对这些价值的一种明确肯定，尤其是它尊重正义、人格和真理；不过，这里指的是民主在其遭受攻击者质疑的原则上是如此，而不涉及对它的不当应用[4]。一切爱好自由精神的人们都认识到写在《人权宣言》或1776年的美国宣言上的政治理想清楚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不过，我们并不否认民主国家由于赋予个人以自由，会带来一种混乱的因素。孟德斯鸠就曾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冲突的结果时，你就可以确信这里没有自由”。他还说：“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总是麻烦不断。”[5]相反，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由于它太重“秩序”，它不会把权利给予个人。或者，至少不会把权利给予属于某个阶级的个人。它只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统治者，另一类是被统治者。它的理想就是要强大而不要公正。那位建立罗马秩序的统治者在罗马的所有公共建筑物上刻有这样一段格言，他说：“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的人民强大、繁荣、伟大和自由。”[6]正义并不是刮一阵风，同样，秩序论者认为，社会各阶级已然确立，没有必要再来什么公正，如果下层阶级的人可以进入上层阶级，那么国家就会出现混乱。这就是莫拉斯之流推崇的“阶级不变性”的信条，它还被艾勒克斯·卡雷尔[7]博士涂上科学的保护色。他在《人的奥秘》一书中宣布，无产阶级的地位是命定（per oeternam）的，因为他们天生营养不良，即使后天进补，也是不可改变的。此外，注重秩序的国家，要求行事符合真理。不过，在它的全部法学家那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赞同这一价值的片言只语。在德·迈斯特尔那里没有，在博纳尔那里没有，在布尔热那里也没有，即使在他们当今的继承人那里也没有。相反，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反对发扬光大各种精神要求和批评的观念，要求人们去“集体地”思考，换言之，根据维希政权的说法，也就是不要思考。这成为了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行为指南。《我的奋斗》的作者要求：“我们不应该让年轻人的脑袋里装进太多无用的东西。”因此，体操课的考试要在年轻人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成绩单上占有50%的分数，如果一位德国年轻人不能在三刻钟内不停地游泳，那么他就不能从三年级升入四年级。[8]让秩序论者感到遗憾的是，维希政权的国民教育部部长阿贝尔·勃纳尔根据这一精神规定，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少教一些东西，老师在给孩子们打成绩的时候，要同等地看待他们的智力和他们的健康状况。[9]《法兰西行动》[10]杂志的思想家们要求崇尚所有的理智，但同时，要求这一理智不能超出社会秩序许可的范围。此外，人们总是本能地认为，秩序的观念是与暴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正义塑像，为自由塑像，为科学、艺术、慈善和和平塑像，但是他们绝不为秩序塑像。我认为这很有说服力。同样，他们对“维持秩序”毫无同情心。“维持秩序”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骑兵的枪弹向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群扫射，意味着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重建秩序”这句话所隐含的悲剧的意义。
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价值。崇拜秩序的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他的使命。
秩序的观念是与战争的观念、人民悲惨处境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与国联
我已经说过，注重秩序的国家只注重强大，而不在乎公正。还要再加上一点，它是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由此，那些要求建立这样一种国家的人们，总是不停地呼喊国家所受到的威胁。40年来，《法兰西行动》杂志大喊大叫：“敌人已临国门，现在是要服从，而不是要进行社会改革。”同时，德国的专制主义并没有停止以帝国的“包围”相威胁。同样道理，所有维护秩序的战士都痛恨国联，因为国联是个要求消灭战争的组织，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嗜好战争，看他人的孩子被杀或者是百倍地增加他人的负荷，因为这对他们并没有任何诱惑力。在老百姓看来，他们的动机总是积极地保存战争的惨景，目的在于让人民服从。他们的想法可以这样来表述：“老百姓已不再害怕上帝，因而一定要让老百姓害怕战争。如果老百姓无所畏惧，那么，我们就不能控制他们，而这就是秩序的末日。”
一般地讲，秩序论者的最大恐惧是老百姓对于幸福的现代期盼，希望战争不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过这些秩序论者在天主教的体制里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出于神学原因，天主教谴责人们希望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不过奇怪的是，自从民主问世以后，教会立即提高了这一谴责的调门（他们特别谴责民主忽视了原罪的学说）。[11]在此之前，我们很难在天主教的文献中找到这种大声谴责。比如我们无法否认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就曾公开宣称战争是上帝所喜悦的，因而追求和平是亵渎神灵的。波舒哀和费奈隆也持同样观点。但是，追求和平是与民主的出现密切相连的，这也就是说，它是与老百姓对幸福的期望密切相关的，在德·迈斯特尔看来，老百姓对幸福的期望会导致他们不甘心自己服从的地位[12]。拿破仑曾说：“贫困是培养好士兵的学校。”某些社会政党也会附和道：“贫困是培养好公民的学校。”
大部分的法国知识分子都反对国联，这是一件让历史学家吃惊的事情，因为历史学家记得拉伯雷、蒙田、费奈隆、马勒伯朗士、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米什莱和勒南等人都大力支持这样一种机构。50年来所造成的这种断裂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恐怖把资产阶级震慑住了，而在自由精神的进步过程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胜利者。
记得我们曾说过，注重秩序的国家是战争所迫切需要的。我们还可以倒过来说，注重秩序的国家呼吁战争，只知道秩序的国家是一种军事国家，战争统摄一切，直到战争必然爆发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帝国里所看到的。秩序与战争的亲缘关系是双向的。
反民主主义者的歧异之处。对贝玑一句话的驳斥
这里受到质疑的知识分子们会应声抗议，他们所不喜欢的只是“不诚实”的民主，这种民主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已多次出现，而他们完全赞同一种“正直和诚实”的民主。不过这种辩解毫无意义，因为最纯粹的民主根据它的市民平等原则，形式上已经否认了这些知识分子所喜欢的等级制社会。同样，我们还发现，他们对布里松或卡诺的无可置疑的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亚于对帕纳马或斯塔维斯基的民主制的批判。此外，他们的大祭司们，从德·迈斯特尔到莫拉斯，从不隐瞒他们对民主原则的谴责，而不管民主实践的结果究竟如何。鉴于此，应该重温一段话，它十分简要而富有教益，这就是：所有的学说在它们的神秘主义中都是美的，而在它们的具体策略上都是丑的。[13]我同意，民主的理论在它的神秘性中是非常道德化的，而它的策略又是软弱无力的，但是我认为，秩序论在它的具体策略方面不怎么样，在它的神秘性方面更不怎么样。前者在它的神秘性方面是美的，在它的具体策略方面却是丑的，而后者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丑的。
作为“美学”价值的秩序
我已经说过，秩序是一种实践的价值，某些秩序论的跟屁虫们会高声抗议，他们说秩序只是一种美学上的无偏见的价值。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以绝对君主制为榜样的注重秩序的国家像一座大教堂，其中所有党派相互隶属，最终服从于一个统治一切的最高主宰。根据这一观念，他们的信徒们相信，为了让大家崇敬那些高雅之士，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永远地陷入地狱之中。这一说法一再证明，审美感受或者我们对美感的期盼完全可以像他们吹嘘的那样，与所有的道德感脱离开来。[14]此外，民主是建立在一种非常关心美感的观念之上的，这就是平衡的观念。但是，比起秩序观念来，它不知要复杂多少，它只能感动最文明的人。
秩序观念的歧异之处
秩序观念经常成为歧异的对象，不仅那些利用它的人使用它，而且那些非常诚实的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其中有一位曾向我们谈起过秩序。他说秩序是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观念，秩序是一种规则，而正义是一种激情。[15]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我们记得，荷马的子孙们把秩序的观念理解成宇宙和谐的观念，特别是那无生命的宇宙和谐的观念，把它理解成宇宙的观念和世界的观念。宇宙这个词指的是秩序井然，它是与“杂乱无章”一词相对立的。在希腊哲学家们看来，神性的最高作用和它的荣耀并不是创造了宇宙，相反，是在于它引进了秩序，也即可理解性。但是，这种宁静沉思与反对激情的所有知识分子并无瓜葛，而是某些上层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统治，利用了激情，他们所用的手段并无一致性。这些上层阶级还把激情称为秩序感。我以为，在这里，历史学家会和我们一样认为，《蒂迈欧篇》的作者不会想看到他的秩序观念将在行动中产生“白色恐怖”。当某些社会阶级被人民的请愿吓得发抖时，他们就会利用这些白色恐怖来“重建秩序”。
共产主义的借口
爱好秩序的人们对民主的攻击经常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胜利。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为文明敲响了丧钟。[16]这不过是一种借口，特别是当他们支持佛朗哥将军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反叛时。因为西班牙共和国的议会中包括一小撮共产主义者，但是，它并不属于政府，因而西班牙政府没有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人们也许同意像秩序论的大师所说的那样，通过现实的力量，民主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前奏”[17]。但是，这些秩序论者发现，哪怕仅局限于民主自身，它也是非常可恶的，因而他们不希望看到，民主强大并且向外扩张。150年来，他们一直扼杀民主。此外，看到他们以秩序之名诅咒共产主义，真是令人发笑，好像苏维埃政权在上次大战中刚刚获得的胜利并没有以秩序为前提似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关于民主平均主义的歧异之处
秩序的捍卫者们经常认为，惟有他们体现了理性与科学精神，因为是他们尊重现实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民主用它那种空想的平均主义无耻地破坏了这种限制。的确，对于民主平均主义，存在着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反对民主平均主义的敌人们明知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却利用它作为战争的工具。但是，应该指出，许多民主主义者是非常真诚地接受民主平均主义的，因而面对敌人的攻击，没有进行反驳。这种错误的理解，忽视了民主只追求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公共职位向公民平等地开放。英国哲学家格兰特·艾伦曾这样定义民主的观点：“所有的人生而自由，但不平等，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维持这种自然的不平等，并从中找出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另一位法国民主主义者路易·勃朗说，真正的平等是一种“比例”，对所有人来说，“在于平等地发展他们不平等的能力”。这两位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都来自伏尔泰的这一思想：“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但不是社会中平等的成员。”[18]此外，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这种自然的不平等，民主无法（这可能吗？）通过一定规则来预先确定进入城邦上流阶层的人（精英们）。民主承认这种不平等，并且在事实上和原则上都公正地对待这种不平等，而秩序论者们却代之以一种建立在出身或财富之上的人为不平等，因而他们才是公正和理性的最大破坏者。[19]
历史的宗教
建立在血统论之上的秩序论的继承者还认为，他们捍卫理性是因为这一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有历史根据的”，他们宣称理性是由事实来决定的。这一事实就是指它有“历史的资格”，而缺乏这种资格的事实，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都不符合理性（还有其他理由）。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非常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并且自认为是纯粹的“实证主义者”，但是，这种观点包含了一种宗教的观点，即它把社会秩序中的一种优越的价值给予了在世界最初出现的事物。这种观念与“上帝的意愿”毫无分别，但是，它蔑视的只是人的意愿的创造。追根究源，用一位秩序论主将的话来说，它要求用一种“上帝权利的宣言”来代替“人权宣言”。[20]
西哀士曾向制宪会议呼吁：“人们告诉我们，那些有着高贵出身的贵族们是通过征服而成为统治者的，那么应该把他们赶到另一边去，这也就是说，第三等级的人也可以通过成为征服者而成为贵族。”不过，他忘了这一点，这一征服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而不像另一类血缘贵族的征服活动是发生在蒙昧时代。因而，就包括第三等级在内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征服活动缺乏威望。总之，所有的宗教都不会考虑大部分人的意愿，它们只考虑帝国的贵族。
民主主义者忽视了其原则的真实本质。这种忽视的结果。它能够给予反对派的打击
民主主义者会经常遇到其反对者用如下形式提出的自然的宗教和历史的宗教：“你们的原则事先就遭到了谴责，因为它们缺乏自然、历史和经验。”这里，我们发现，在被告通常做出的反应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这就是：由于他缺乏对自己原则的真实本质的认识，他被带到一个事先就已注定被打败的陌生的境地，而他却很矜持，认为自己不可战胜，能够让对手恼羞成怒。面对反对派指责其原则不符合自然和历史，民主主义者又做了什么呢？他们本应该证明它是符合历史和自然的。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却遭受惨败。因为他们的原则是不符合自然和历史的，或者换言之，在自然和历史之中，看不到对弱者权利的尊重，或者在正义面前祛除利益的考量。民主主义者应该回答什么呢？他的原则都是良心的律令，他们并不听从自然，相反，他们要求改变自然，并且把自然整合到他们的原则之中。他们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并且要求很好地完成它（今天人权的观念是与人的其他部分一样与生俱来的）。但是，民主主义者热衷于证明，他的原则是与自然和历史完全一致的，那么他就不得不尊重这种自然和历史，并且完全赞同他曾反对的这一价值体系。
我曾说过，如果民主主义者忠实于他的本质，那么他就要让他的对手陷入泥潭。事实上，他的对手为了法律而蔑视一切道德的命令，但是为了避免不得人心的危险，他又不敢这样做。在群众面前宣扬这种法律会大大地妨碍他，但是这又太容易了。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宪章式的声明：“什么是宪法呢？难道不是对如下问题的解决吗？因为一个国家有人口、风俗、宗教、地理位置、政治关系、财富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性质等等问题，大家就找出适合他们的法律来。”[21]但是在这一纲领中，他只字未提正义，也不提任何良心的裁决。请你们强调这一独断论的特征，你们会因此让所有的人远离这一信条，特别是那些受到这一信条蒙蔽的虔诚基督徒。因为其他人陷得太深，所以我专门讲虔诚的基督教徒们，他们表面上也没有什么改变，都接受那公开嘲弄所有道德的秩序论。在此，我指的不仅是《法兰西行动》杂志这一基督教团体，而且包括莱茵河彼岸的教士，他们在15年里卑躬屈膝地为军队做弥撒服务，包括干同样勾当的西班牙教士们，包括那些神圣学院的院士们[22]，当埃塞俄比亚事件发生时，他们还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仪式，向罗马的阿提拉[23]大喊万岁，而这正是意大利殖民者们所希望得到的。
当然，人们也可以提出许多例证，来说明今天的秩序论者们不可能冒着被放逐的危险而发表某些有组织的文章来宣扬他们的《圣经》。但是在不到一百年之前，那些早期的秩序论者们中就有一位在法国议会上宣称：“应该强化教士对学校的影响力，因为正是这些教士宣传了好的人生哲学，要人们忍受人世间的痛苦。”[24]而且还说：“自由自在，对所有人来说并不好。”另一位秩序论者认为，那些公民的行为责任都是“按照上帝创造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分配的，[25]而且选举权要给予“那些拥有财产的法国公民”。所有的人都承认，今天已经没有哪位秩序论者敢公开地宣扬这些学说，而且大家都会同意古今秩序论仍然是同宗的[26]。特别是近来，当著名的“静坐罢工”发生时，政府首脑莱昂·布鲁姆在议会的讲堂上转向右派人士和他们的原告说道：“如果你们中的哪一位认为我应该向工人们开枪，那么请他站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然而，他们都想这样干，因为这是“秩序”的要求。今天我们看到，政客们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压抑他们内心深处的意愿，这种情况标志着正义观念的一个伟大胜利。虽然这一胜利还停留在口头上，但是一切都从此开始了。我们希望那些忠诚于正义观念的人们要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
民主与艺术
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民主主义者进行自我辩护的拙劣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损失。为了把民主主义者批倒批臭，反对派发起了强大的攻击，认为民主的原则“不为艺术服务”。反对派还指出，民主的原则要为艺术服务，但最终却遭到新的失败，因为它们没有为艺术服务（这并不是说它们妨碍了艺术）。这些论据也未免太站不住脚了。[27]我们无法证明伟大的艺术家们都是以民主的面目出现的，因为问题在于这要知道他们的主要作品是否是民主政体的必然产物（此外，还要证实拉辛和莫里哀的作品是君主制的产物）。我们也无法令人信服地指出，民主“允许创作的自由”，因为创作自由是与庸才十分相通的。真实的回答是，如果民主的原则不为艺术服务，那么他们的目的在于发展出其他价值，如道德的和理性的价值，这些至少也是同样高贵的价值。从这个方面看，我们发现，许多我们认为非常有教养的人却停留于孩童阶段。一个包括正义和理性在内的观念系统尽管还没有与美融合在一起，但其自身仍然是很伟大的。要理解这一点，看来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去做。我们同样要问，是否大部分的作品会因为表现骗子、作假者和窃贼而伤害人。如果认为他们“对艺术毫无知觉”，那么这种说法对他们就意味着不公正的恶。这至少是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价值等级制。最近他们要求不要惩罚那些真正的叛国者[28]，因为他们“都有天才”。而《拜占庭式的法兰西》杂志的历史学家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关于“文明”的歧异之处
同样，在反对派看来，民主主义者的原则不仅不为艺术服务，而且还“妨碍文明”。对此，民主主义者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存在着两种十分不同的文明：一种是艺术的和理智的文明（这两种特性也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另一类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文明。第一种文明可以通过艺术作品和精神作品的繁荣来阐释自身，第二种文明则表现为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立法。第一种文明特别是作为艺术的文明，它的历史象征就是意大利，而第二种文明的象征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此外，这两种文明也可以共存，比如在英国人那里也有着令人欣赏的诗歌、著名的建筑纪念物和杰出的绘画艺术；它们也可能完全相互排斥，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没有任何道德；在米开朗琪罗完成他的主要艺术作品期间，恺撒·博尔吉亚却用利剑刺击一位被绑在树上的人，以取悦他宫廷里的夫人们。[29]有些体制常被人们指责“不为文明服务”，其实它们并不模棱两可，相反，它们回答道，如果它们真的不属于艺术文明，那么它们表现的却是更高的道德文明，道德的价值至少在它们看来是同等重要的。在此，我特别要提到美国人民，我常常惊讶地发现，当人们指责美国人民缺乏艺术文明时，他们自愿低下头颅而不是反唇相讥，自吹自己有着比欧洲人民更完善的政治文明。相反，欧洲人却喜欢以文明人自居来打量美国人的“发展”。
知识分子赞同压抑人性的其他方面
如果大家同意知识分子是人格自由价值的承担者，那么我还想指出现代知识分子背叛自身使命的三种态度。人格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康德所主张的人之为人（Sine quanon）的条件，二是勒努维耶所主张的作为良心范畴的人格自由。“良心”这个词是“人格”一词的对等词。
这三种态度分别是：第一，他们赞颂所谓“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稳如泰山，它被看成是一种浑然一体的现实，即“极权”国家[30]。根据“极权国家”的定义，不必说个人的观念，更不必说个人权利的观念，国家的灵魂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纳粹建筑物上能够读到的这样一条公理：你什么都不是，民族，你的民族才是一切（Du bist nichts,dein Volk ist alles）。他们蔑视把国家理解成不同个人的集合体，更蔑视给国家带有一种神圣的人格特征。近20年来，这种观点左右了大部分的法国知识分子，他们大声赞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支持这种观点。令人惊奇的是，在法国，即使是在君权神授的专制时代，我们也从没有看见过这种现象。波舒哀曾迫切要求主体成为一个盲目的服从者，但是他从没有表述过“个体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因而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过，路易十四的政府更像美国政府，而不是东方的君主制。[31]不管让——雅克·卢梭的反对者们怎样说，他从没有宣扬过警察国家（état-Moloch），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赞颂的“公意”是个人意志的总和；为此，他曾遭到极权国家的主要代言人黑格尔的大加挞伐。《法兰西行动》杂志的理论家们总是抗议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此外，他们的祖师爷奥古斯特·孔德曾经说过，公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在法国，主张国家是对个人的否定这一观点的真正的理论家们，也即法国反叛知识分子的真正祖师爷是博纳尔（曾被梅恩·德·比朗谴责过）以及《实证主义问答》的作者[32]。此外，取消个人的权利一定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因而问题就在于，是否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让国家更强大。
第二，他们赞颂家庭，认为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其中个人遭到否定。维希政权的改革家们在大声叫嚷：“祖国、家庭、劳动。”这一信条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倒台而消失。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博士们认为家庭精神隐含着接受国家所希望的自我牺牲，这与个人的利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似乎并不存在一个与国家利益相对抗的家庭利己主义。其实，人们为了不损坏自己的遗产，或者为了不让孩子去当炮灰而不让他们上火线，不惜欺骗国家；难道这不是家庭自私情感的证明吗？这种利己主义比个人的利己主义装扮得更好，因为它被舆论神圣化了，而个人的自私自利则被视为肮脏的东西。对此，真正的秩序论者是了解的。纳粹主义就认为孩子属于纳粹而不是家庭。有一位纳粹首领曾说，“孩子一落地就属于我们，”他还加了一句，“直到他进入坟墓为止。”[33]
第三，他们同情行会主义。贝当政府曾经试图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为模式建立这种行会，这就是用统一的传统和习惯来统治劳动者，消灭一切自由和理性，从此国家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而且大家会问国家是否应该建立知识分子的理想。也许，这些秩序论者们很高兴知道他们的一位伟大先驱曾经说过，政治选举是行会的事，因为“个人品格低下，不配享有政治选举，而表现很好的行会能够有助于政治选举”。[34]这也是他们今天不敢大肆宣扬的一个论点，但是这个论点一直是他们的思想精髓之一。
知识分子和埃塞俄比亚战争
我们还看到知识分子以这种对个体的藐视，十年前竟为强大民族压榨弱小民族的行径鼓掌叫好。因为他们说，强大民族代表了文明，这种压榨也就理所当然（见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宣言；也参见蒂埃里·莫尼耶的文章）。大家都承认，在道德上或在理智上具有优越性的民族力图让自己渗透到不具有这种优越性的民族中去，这完全是传教士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却理解成，先进的民族要统治落后的民族，把他们变成奴隶，像人对待动物那样，让它们为己服务，而绝不会希望给它们传授文明，也许恰恰相反（因此希特勒主义是要把法国变成它的奴仆，而不是让法国日耳曼化）。令人吃惊的是，法国人也赞同这种“优越民族的”权利，然而恰恰是在这个名义下，在1870年，邻国蹂躏了他们的祖国，并且成为1940年入侵的预演。此外，本来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弘扬知识分子的价值、反对世俗的阶级却在压迫面前卑躬屈膝，也背叛了自己的使命。还有，罗马教廷也承认意大利国王是埃塞俄比亚皇帝。
这些知识分子的论点之一就是弱肉强食，这是世界的法则，谁反对它，谁就是和平的真正破坏者。[35]他们在日内瓦法庭上明白地指出，如果你们不是和平的敌人，那么强大的意大利只管安心地吞并弱小的埃塞俄比亚，世界是不会愤怒的。他们还可能补充说，如果我们在本国也让鲨鱼吃小鱼，向要求公正的人关闭法院的大门，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邦图案或斯塔维斯基案[36]，社会也就更加安宁。而且，这些道德论者想必还会认为1914年大战的真正责任者是协约国一边，因为他们没有说服塞尔维亚自愿让奥地利吞并。
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不完全反对国联以及国际正义原则的人，虽然不赞同强大民族去压迫弱小民族，却宽恕了这种暴行。[37]他们的观点从不含糊，因为国联在满洲案和意大利——土耳其冲突案上两次采取不符自身地位的手段，大家不明白它为什么不再来一次。而且，他们允许使用带有战争危险的国联盟约，但是这不是为了“奴隶交易”，好像这些奴隶交易与我们毫不相干；而是奴隶交易本身所说明的原因。[38]这就好像国家不主持正义，不希望警察保护所有公民，特别是那些不重要的公民。此外，他们认为禁止一个年轻的国家采取曾经养肥其祖先的狩猎行动是不公正的，好像他们不愿这些丛林的道德消失，而是成为国际生活的道德。但是，在那些不惯于嘲笑正义的人那里，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正义的误解更雄辩的呢？
知识分子和和平主义
我已经讲过反制裁论者就埃塞俄比亚事件（以及后来的慕尼黑事件）所发挥的观点，他们谴责支持对侵略国采取行动的人，因为制裁就意味着战争。这种想法不仅在不敢得罪法西斯主义的人那里有（不过，另一方面，他们却很虚伪。他们允许甚至是公开宣布一种不惜与苏维埃国家发生战争的决策），而且为其他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坚持正义的人们（特别是基督徒们）所接受。这种想法也就是，有道德的人，如知识分子，是把和平看做最高的价值，谴责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完全否定这种看法，相反，我们认为一旦知识分子是为了主持正义而同意使用甚至呼吁使用暴力，而且，只要他们没有忘记暴力从不是价值本身，而只是暂时必要，那么他们就是在出色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这种知识分子的概念曾被一位教会要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很好地表达出来。对埃塞俄比亚事件，他不顾大家的指责，要求为了和平采取有效的制裁。他回答道：“我的理想不是和平，而是正义。”为此，他引用了天主的话：“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反对恶人的战争）[39]我们还记得，一位基督教杂志[40]的编辑面对同样的危机和慕尼黑事件时，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即如果他们不计后果地反对非正义，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不过，大部分基督徒忘了基督教神学赋予了正义的君主以“杀伐的权力”，而且一些纯洁的天使是佩带刀剑的。[41]
许多知识分子所持的和平高于一切的观点完全是情绪化的表现，缺乏论据。[42]这也是一种背叛他们使命的方式。因为他们的使命是要相信他们的理性，而不是他们的心情。
知识分子和组织化的观念
最后，我要谈一下当今所有知识分子推崇的观念，它表明了知识分子已背叛了他们的使命。最为严重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深信不疑。我要说的是组织化观念。这一观念被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君主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博士们抬高到价值的顶峰。不过，因为民主主义者的原则是否定组织化的，因而当他们从自己的原则出发来支持组织化观念时，他们预先已被打败。由于组织化原则是以压制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像它的发明者所说的（我以为，这是不可否认的），自由是一种完全否定的价值，它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用处；或者像他的一位杰出弟子所指出的（他非常坦率，在其同事中，无人能及）：“当我们真正组织起国家时，个人自由的教条就轻若鸿毛了。”[43]组织化观念的目的就是消除高于整体的个人自由带来的能量浪费，获得最大的产出：如果这个整体是国家，那么就是要获得最大的国家整体效率（national efficiency）；如果它是指全球，那么就是要获得物质生产的最大产出。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价值，严格地说，它是与知识分子的价值相对立的。它是现时代最野蛮的新发明，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那些自信最忠于职守的知识分子们接受它的事实，表明了他们对自己存在之根基的遗忘达到了何等程度。
B.打着与世界一起进化的旗号。辩证唯物主义。“动力论”的宗教
20年来，知识分子的另一大背叛就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世界连续变化的观点，特别是对经济变化的观点。这一观点拒绝用理性来思考这些变化，也即拒绝站在这些变化之外来观察它们，然后根据理性原则从中找出规律，而是力图迎合脱离一切精神观点的世界本身，认为世界发生“变化”是为了它对自身的需求有着非理性的、进化的或矛盾的和完全正当的意识。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亨利·勒费弗尔在1933年10月号的《新法兰西评论》上的文章“什么是辩证法？”和阿贝尔·莱在《法兰西百科全书》第一卷中的重要论述分别揭示了这一论点[44]。
正如它自己所表白的，这一论点不是一种新的理性形式——“现代理性主义”[45]。它是对理性的否定，因为理性不在于使之与事物成为同一，而是要用理性的术语来思考事物。因而它是一种“神秘的”观点。此外，大家也会注意到，它的大部分信徒都认为，它确是一种“创造进化”的观点。为了理解生物形式的演化，它要求人们不再使用理智的观点，而要融进作为纯粹“生命的冲动”和纯粹创造的活动的这一进化过程之中，并且排除一切可能改变其纯粹性的反思活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它旨在迎合世界的进化，特别是世界的经济进化，它完全是纯粹的本能的活力。它的方法也就不会是思想的原则，而是行动的原则，换言之，它倡导反对思想（至少是反思）的行动。这就说明了它为什么要倡导实践领域和革命活动中的最高价值，而且对那些追求一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暂时胜利的人来说，亦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它却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公然背叛。因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推崇不同于一切实践构想的思想。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手段高强。他们认为这种与历史变化的神秘统一的观点同时也是这种变化的观念。其中一位写道：“谁要是没有把自己的政治观念纳入到历史变化之中，或者不是用理性分析方法从后者中抽象出政治观念，那么他还是政治和历史的门外汉。”[46]在此，他用了个“或者”这个转换词，意在表明迎合历史变化和用理性的观念来分析它这两个事实是相通的。我们却要提醒这位哲学教授别忘了斯宾诺莎的话：“圆是一回事，关于圆的观念则是另一回事，它既不是圆心，也不是圆周。”我们可将其说成：“历史的变化是一回事，关于这一变化的观念则是另一回事，它不是一种变化。”或者还可以是：“活力是一回事，关于活力的观念则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可以表达和交流的事物，它在人们表述它时一直保持自身同一，与活力相反，它是静态的。”在此意义上，他的一位同党声称：“由于这个世界充满矛盾，因而惟有辩证法（它允许矛盾存在）才会在整体上把握世界及其意义、方向。”[47]换言之，因为世界是矛盾，因而世界的观念也应该是矛盾；有关某一事物的观念应该有着与这一事物相同的本质；蓝的观念应该就是蓝。不过，我们还要告诉这位逻辑学家：“矛盾是一回事，关于矛盾的观念却是另一回事，它并不是一个矛盾。”总之，这些所谓思想家们造成的这种混淆的确不可思议，如果出于无意，那么这是非常缺乏理智的，如果是有意的（我倾向于这样认为），那么这证明了他们是非常不诚实的。
关于我在与历史变化达成神秘的统一和有关历史变化的观念之间所做的区分，大部分的“辩证论者”会这样回答我：“我们同意你的这个区分，但是惟有先与我们的主体达成神秘的统一，我们才能对它提出真正可靠的理性观点。”那么，好吧，让我们讨论一下。你们是不是想说这种神秘的状态不改变本质，只要“自身广延”、“膨胀”和“坠落”，就会变成理性知识（这是新唯理主义大师柏格森经常说的）？或者，你们是否要说它在于自身本质决裂当中，并且在上述神秘统一之后诉求一种迥然不同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理智和反思，然后它就会成为理性知识？我个人赞同第二个论点，认为有关一种激情的观念，并不是这种激情的延伸。心理学为我提供了理由。德拉克鲁瓦[48]指出：“理智是最基本的事实。各种还原理智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我想让读者自己来看看以下这个案例。莱斯皮纳斯小姐说：“大部分的女人更多需要的是被喜欢，而不是被爱。”我承认热情的朱莉为了发现这一精辟的观点，本应该先确证嫉妒的激情；但是我认为她还应该拥有另一种能力，即反思她的激情和应用一般理念的能力。还有，巴黎时装店的年轻女工可能要忍受“持续增加”的痛苦，至死方休；在她看来，世界上再没有相似的痛苦了。同样，我也同意，如果马克思对家长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相互之间的过渡有着深刻的见解，那么这是因为他首先曾潜入这些事实的内部，如此这般地经历了一遍。但是，我还要指出，这尤其是因为他知道如何跳出来，根据公共理性从外部来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49]15世纪的人们正生活在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渡期，他们自然比马克思经历得多，却没有作出同样的发现，这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那样活着。而且，马克思确定了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特殊的精神活动的形式，我们在只知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是找不到一点它的根源的。
我希望大家采纳我的观点仅仅是由于这是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大家尚未搞清楚的对理性主义的运用。
如果大家要问宣扬这种方法的人出于何种动机，那么我们可以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们的动机就是“战斗”，他们刚刚对各族人民说：“我们的行动是符合真理的，因为它符合历史的变化，请你们接受它吧！”其中一位曾写道：“请注意选择决定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这就是对我们时代政治的现实主义的解释。”[50]大家会注意到“必然”这个词，其意是指历史的发展是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其他一些人更断言，这种神秘的观点就是指历史的发展是上帝的伟业。[51]
辩证唯物主义对理性的其他否定
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据自己对变化的理解来否定理性的。它不是把变化理解成一系列固定位置上的连续，甚至也不是相邻位置上的无限连续，而是一种“不间断的变动”，忽略一切固定性。或者，用它的话来说，变化是一种纯粹的“活力”，与任何“静态”无关。这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柏格森主义的主张，尽管许多人未必同意，但是它鼓吹融入运动本身，反对一系列固定点的连续；无论这些固定点之间多么接近，但都不是事物本身。然而，这种态度公开放弃了理性，因为理性的实质就是要确定它讨论的事物，至少它要求这样，而一种纯粹的变化本质上是不要与自身保持同一的，它是神秘信仰的对象，而不是理性活动的对象[52]。此外，我们的“辩证论者”，当他们具体谈到某个事物时，他们对这些确定事物谈得很好；他们谈到的家长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都是确定的对象，与自身同一，至少在他们讨论这些对象时是如此。但是这里重要的不是运用这一理论的忠实程度，而是这一理论本身，它把一种充满感情的态度说成是知识形成，这对那些才智之士来说，是一种最大的背叛。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变化是对一切在最短的时间里也保持自身同一的现实的否定，本质上就是坚持矛盾。不论它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它本质上是反理性的。普列汉诺夫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各种既定的联系未变时，我们应该根据‘是就是是’和‘非就是非’（A是A,B是B）来理解它们。但是，当它们已经改变、不再保持原样时，我们应该求助于‘矛盾的逻辑’。我们一定要说‘是又不是’（oui et non），它们存在又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100页，哲学家阿贝尔·莱在《法兰西大百科全书》第1卷的“辩证唯物主义”词条中曾热情地引用过这段话。）
“自身变化”（se transforment）这两个词充满模糊性。人们想说的是不是忽视一切固定性的“连续性”变化呢？如果是，那么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同一律，而是“矛盾的逻辑”（它有待定义）。人们想说的是不是“非连续的”变化，其中每个既定的状态在一定的时间内过渡到另一个固定的状态，这样环环相扣，以至无穷呢？如果是，那么思想必须遵守同一律。我们没有说过：“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而是说“它们存在，然后其他事物存在”，其他事物没有必要否定以前的事物。但是，这种非连续的变化是理性和语言讨论的惟一对象，因为理性的本质就是坚决地（这是它的本质）在变化中引入确定性，套用一句名言，就是在现实中嵌入同一性[53]。还有另一位“动力论者”语带轻蔑地说：“同一律只适用于达成约定……确定变化中的经验对象的各种属性，它们是理性分析的对象。”[54]他盛气凌人地宣布理智成功地提出科学理论的天才方法不过如此，却完全忽视了事物的运动性。当那位《法兰西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家附和“是就是是，这是对静止的表达，是又不是，才是对活力的表述；而静态只是表象”时，我们要告诉他，这一“表象”就是科学的对象[55]，而现实是神秘融合的对象，对这种融合的推崇无助于我们对它的结构的了解。
对活力的狂热向何处去
对活力的狂热让信徒们迷上了以下这个不可思议的论点：惟有表现变化的思想才是有道理的。在一篇题为“思想的动态特征”[56]的研究中，作者混淆了思想和思想的对象，我认为思想总是静态的，即使它的对象是动态的，思想与自身也是一致的[57]。但是，这位常被引用的哲学家区分了“唯名的”判断（其系动词是是，如人是要死的）和动词的判断（其中系动词已被“真正的动词”所取代，而动词“是”并不是真正的动词），在动词的判断中，“表达的是不可还原为定性属性的活动。这是动态的和过渡的事物，而不再是静态的和内涵的”。他说“像‘白色的弹子球推动了红色的弹子球’、‘X撞击了Y’这些判断没有给予主词一种性质，没有把它们归类。这些判断看到了一种变化”。然而，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惟一构成重要思想的判断，其他的判断所涉用的思想“太过简单，并且为了揭示现实还原到最小值”。读者会问，像“氢是一种金属”或“光线是一种电磁现象”这些判断，尽管它们都给予主词某种属性，把主词都归了类，并且表达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活动，那么它们是否包含有重要思想？然而关于这一点，这位哲学家认定这些以传播严格思想为职责的人都是些苦行僧，公然申明这些智慧的人只配被蔑视。
知识分子在“动力论”的幌子下的其他背叛
我还注意到，以教授理性为职责的人以“动力论”为幌子否定了理性的其他信条。
1.“灵活理性”的信条。贝玑特别推崇这一信条。它并不是指做出肯定判断的理性（这种理性为了其他更真实的判断会自我批评），而是一种不做肯定判断的理性，因为只有以自身为限的理性才做肯定的判断，而不做肯定判断的理性其思想同时既是自身又是异己，因而它本质上是多义的、不可命名的和不可理解的（有一位热情的信徒称之为“流动的”思想）。这一信条与一位公认的哲学家讲授的另一信条很接近，他认为理性的本质是“焦虑”，对于学者来说，怀疑不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而是本质的[58]，如果刚才这位新方法论者描述的“超理性主义”要自圆其说，它可以“与超现实主义声势相通，因为感性和理性各自都服从于它们的流动性”[59]。这一教条也与确证科学的“静止观”的其他教条相近。它们“只要求获得科学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允诺任何固定不变的观点，即使是过渡的观点，也不行。它们申明：“思想是一种幻想家的舞蹈，舞姿要灵活，形象要多变。”[60]根据其注者的说法，它们主张经验一旦掌握了我们，“它就会把我们带出当下，超出既得成果、自己的规划和一切静止状态”。[61]事实上，这种“灵活的”理性完全不是理性。属于理性的思想都是僵硬的（当然它不愿意这么说），因为它要求与自身保持一致，而且它要在当下的瞬间里表达出来。有人说得好，它是一种“应该能够被驳倒的”思想[62]，也就是说，它的观点是确定不变的，也被律师们称之为“讨论的基础”。毫无疑问，大部分的理性思想都是从静止的个人思想的精神状态出发的，从一种含混的状态出发的[63]，但是懂得这一状态的人认识它是为了走出它，否则不会申明他相信理性。笛卡尔说过：“我的全部计划只是离开变动的土壤，找到岩石和粘土。”那些强迫精神承认这种灵活性是机体的（而不是暂时的）性质、坚决抛弃理性的人，如果他们就是这些价值的传教士，那么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骗子。另一位哲学家（阿兰）曾申明要排斥可理解的东西，他鼓励门徒们抛弃那些“扫除一切印象”的思想，因为印象是变动意识的状态，是不应该被“扫除”的有价值的东西。文学家保尔·瓦雷里也附和此说，他反对“坚执于一种观念”，因为它是“对一种有偏向的规划的执着”。他写道：“精神就是无限地拒绝是其所是”；“与自身一致的精神是不存在的，它已不再是精神了”；“一种真正的思想只有一瞬间，像两情相悦一样”。[64]它要求我们符合精神的形而上学本质，这种本质与思想毫不相关，它只使用感性的和确定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称这种观点是“反对思想的精神”[65]。有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位文学家不是一位思想家，他是作为一位纯粹的文学家来蔑视思想家的。不过，我指责的不是他，而是大部分自命为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如布伦士维格），他们把瓦雷里说成是一位思想家，不过，他们却用自己的权威掩饰了他的纯粹的神秘观点。众所周知，他们不是让他来主持了《方法谈》和斯宾诺莎诞辰的纪念仪式吗？
推崇非理性思想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其典型例证就是G.巴什拉。他在《水与梦》中提出了心理学机制，并对洛特雷阿蒙、特里斯坦·查拉、保尔·艾吕雅和克洛岱尔做了案例分析。这位理性主义者推崇“物质化的梦，它梦的是物质”，而且“超越了形式化的梦”，因为形式化的梦太过静止和理智化。他认为对象的客观知识源于在“欲望和梦”之间占有尤其是建立纽结的精神状态，他努力从“形象化的”知识出发“成为”理性主义者；为此，他在那些文学家那里找到了形象化的知识（第9—10页）。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克洛岱尔或保尔·艾吕雅对水的知识怎么过渡到水是由氧和氢构成的实体的知识的。我们要告诉他德拉克鲁瓦的看法：“理智是最基本的事实。各种还原理智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66]此外，我们这里讨论的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哲学家和学者中非常普遍：以引用文学家的说法为时髦，因为这些说法语言精妙，又不用付费；但是，我们对此要问，它们在严格的思辨中又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赶文学时髦，让那些所谓的思想者完全丧失了对自己法则的忠诚。[67]
为了驳倒在任何瞬间都保持自身同一的理性思想，这些动力论者赞同它不能把握事物的复杂性、无限性和整体性。他们宣称（巴什拉）他们是这样来理解“狭隘的”理性主义的，旨在“开放”理性主义。不用说，这种思想没有被强迫只去认识事物的简单性，它完全有能力去认识事物的复杂性，但是，它这样做时仍然保持自身的统一性，没有违反理性的规范。然而，我们的预言家们并不同意这一点。事实上，这些新“理性主义者”不仅拒斥狭隘的理性主义，也否定非狭隘的理性主义。惟一的事实只是它是理性主义。至于事物的无限性及其整体性（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要求达到的“现实”和“整体”[68]），理性主义是达不到的，因为根据它的定义，它只适用于“有限的”对象。对此，它知道得很清楚，它所定出的界限是任意的。它的一位分析家非常正确地指出：“只有人们能够在现实整体中抽象出相对封闭的体系来，而且忽略一切不属于该体系的现象，科学才是可能的。”[69]另一位分析家说得更好：“全体是一个形而上学家的理念，它不是一个学者的理念。”而且，那些我们希望他们教导人们尊重理性的人，他们也这样要求自己，实际上都是在向人们宣扬一种神秘的观点。
与此相近的反对静止化思想的案例，是认为静止化思想要求“大量的和粗略的”证实及“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泰纳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好像良好精神的本质不是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异，好像现代物理学在质量观念（例如，物质数量的观念、冲力的观念、加速力的商数和万有引力定律的系数）中确定的各种细微差别不是与自身保持同一的观念，而是“多变的”。好像司汤达、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泰纳在心理方面的细微差别，我们不能做同样的评论。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不择手段地让人们蔑视理性思想。
以下是一个例证，它突出地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把有细微差异的思想等同于变动的思想的意志。其中一位写道：“当爱因斯坦建议我们为了适应现实而改正和深化过于简单和图式化的牛顿理论时，它让哲学家更加相信从对‘晶体状态’的康德批判过渡到‘胶质状态’是非常有用的。”[70]另一位则写道：“即使有碰上矛盾的危险，也要找出细微的差异，因为这是理解现实的手段。”[71]不过，我们注意到他们“碰上”矛盾时的尴尬。野蛮人会为自己的野蛮感到羞耻。
最后，这些动力论者还因为静态思想的确定性信念而谴责它。那位《百科全书》的哲学家[72]说，一位真正学者的观念“不应该被视为确定的或静态的”，这后两个词对他来说是同义的。好像如果静态的没有变成不可捉摸的变动性，它就不能知道自己是暂时的。同样，布伦士维格还把某些当代学者比作摄影家，头戴黑帽，对自然大叫：“注意！我要给你照相了，不要动！”今天，大家还在那些以静态观念来思考的人那里寻找这种思想简单的人。欲溺其狗，便告狗疯。
2.“科学永远变化”的信条不意味着科学应该是各个固定状态前后相继的过程，其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它以一种不间断的变化呈现在学者的精神之中，如同一种“绵延”。这是当今大部分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根据不间断变化的现实来塑造科学的变化，“在作为现实本质的变动性中把握现实”[73]。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路易·德布罗意或爱因斯坦的精神是不间断的变化，而且拒绝采取任何确定的观点，那么他们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在此，这些知识分子们鼓吹的是一种纯粹感性主义的态度，否弃了一切理性。
3.（柏格森和勒·鲁瓦）的“流动”概念不是说要求助于一种日益差异化和愈来愈适应于复杂现实的概念，而是“概念的缺场”，因为概念作为概念总是一件生硬的东西，本质上无法迎合变动中的现实。不过，我们不能指责柏格森或勒·鲁瓦的这一观点，他们，特别是后者，非常清楚地表现出神秘性的倾向。但是，布伦士维格的“理性主义”则不同，他不是居高临下地向那些莘莘学子讲授一种“无概念”的理性主义吗？[74]
4.主张新物理学敲响了理性原则的丧钟的信条。这一论点不仅被文学家们和俗人们津津乐道（他们这类人遇事不冷静，在人类中也没有权威性），而且被作为职业教育家的哲学家和学者们所宣扬。必须注意，如果新物理学极大地改进了理性原则的运用，那么它绝没有在本质上抛弃理性原则。关于因果性原则，布伦士维格在哲学协会的会议上用他的《物理因果性和人类经验》一书表明了，因果性原则在现代科学的运用中日益复杂，但是并没有损及它的本质。关于决定论，爱因斯坦和德布罗意申明，如果新物理学促使他们改正这一太过抽象的观念，那么他们绝没有拒绝它，因为它是一切真正科学态度的基础[75]。一位评论家写道：“我们并不一定要对这种新科学过分赞赏，因为非决定论的物理学是以古典逻辑学为基础的。我们从没有想过要把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引入逻辑之中，引入我们纯粹的思想之中。任何这种想法都会玷污了我们的一切推理活动。”[76]当L.德布罗意说核物理的研究有一天可能受到我们精神的理解限制的阻碍[77]时，他是要说明人可能最终要抛弃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知识，但是他并不能形成一种忽视这些原则的“新的”科学精神。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些教育家们鼓励年轻人把理性塞进装满已故诸神的裹尸布之中，教导他们放弃理性。
5.还有一种论点认为理性在其历史上没有任何固定的成分，应该在经验的行动中改变它的本质，而不是它的行为。这就是布伦士维格的“理智时代”的看法。他认为理性是由经验来决定的，服从于经验及其演化。任何有点内行的读者都不会支持这种观点。如果人类在与环境作斗争时抛弃了其本质的基础，而此时理性又是从经验中派生出来的，那么它对于解释它的人来说就成了超验的东西。换言之，当经验不是观察而是对精神的充实时，经验就隐含着理性是先于自身存在的。（迈耶松）说：“只有当经验进行理性推理，它对人才是有用的”；“如果我们本质上不懂得怎样把主词与谓词、原因和结果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绝对不可能理解经验。”[78]而且，如果经验想证明我们所使用的理性是行不通的，那么它只有使用理性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也就否定了它的一切论证。勒努维耶深刻地指出，理性从来不用理性来证明理性是公正的。它更不会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否定一切绝对价值的狂热，而倡导这些价值本是他们的职责，但是现在却像俗人们一样，在现实运动中兴风作浪。
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还要指出，除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叛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教义。
（a）他们接受了一种拒斥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抽象正义理念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一切社会方式，甚至包括我们认为最不公平的社会方式，在一定的时期里都是正义的，因为正义不是精神抽象出来的概念，[79]它的意义是与一定的经济状态及其变化相关的。因此，那些旨在取得经济制度胜利的人自然认为人类道德的最高产物就是实现这一秩序的各种体制，并且拒绝可能会与之对立的理想。但是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宣扬这种理想，并且反对那些只要求众人关注自己的物质需要和不断改善生活的人。所以，承认这种唯物主义，也就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缺乏对抗人类感官享受的手段，他们反而要体现出这种感官享受，并把它看成是构成文明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正义观念的这种理想性不是形而上学家的公设，不是它的“现实主义”的对手对它的定义。我认为，像纳布肖多诺苏尔用鼻上的环饰带领各族人民通过了沙尔代的道路，中世纪的庄园主把农奴扔到草垛上而夺走他的妻儿，戈尔贝为了安全把青少年都锁在战船的甲板上，其中那些不幸的人都强烈地感受到施虐者违反了永恒的——静态的——正义，并不认为他们时代的经济条件造成了他们的命运这是公正的。相反，我不同意推崇历史变化的信徒的看法，他们的正义概念“超越了历史的进程”。因为人类还有良心，一旦良心发现，它就会奋起抵抗压制它的行为（请看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永恒性）。同样，压迫者总是要求用超越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正义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近来，他们发现“环境”正义。因此，进化论者应该引退了：抽象正义的理念是人类的一种既定条件，像原因观念或同一性原则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问应该怎样理解整个知识分子世界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这本名著发表之后所吹捧的这种“活力”道德。这里，大家是否想奉献一种静态理想（如正义）来解释关于人类存在的动力论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都成了“活力”道德的支持者了。（而且，静止地接受一种理想——柏拉图主义——似乎是掌握了与活力同样多的道德价值，与行为一样多的思想价值：不求行动的信仰可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效法基督》作者[80]的信仰与皮埃尔·埃尔米特的信仰是同样虔诚的。）或者，大家是否受到这位作者的哲学诱惑而相信它，说的也是变化不定的道德理想，它处于没有任何固定性的“永恒变化”之中呢？换言之，动态的道德价值是否也有确定的行为目标，或者它的变化是不依赖于它的目标的，或者它根本没有目标？同时，我们要问，当我们说到“开放的”道德以及随后的“开放的”理性主义的时候，这是否涉及“敞开”它的构成原则或者开放到它的构成原则遭到破坏的程度；这也会否定知识分子宣扬的绝对道德。[81]
（b）他们接受了主张真理取决于环境的意识形态，认为如果条件在今天发生了变化，那么就要拒绝昨天接受的真理。斯大林在《关于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就阐述了这种观点。他热情赞扬了作为“活的价值”和“战斗工具”的矛盾。一位研究列宁的历史学家马克·维什尼阿克认为列宁的伟大力量之一就是他的决不受限于他前天所宣扬的真理的能力[82]。因此，具有实践目标的人出于成功的要求，随时都愿意推翻以前的承诺。墨索里尼的名言是：“我们要当心连贯性这个死亡陷阱。”这也是一切在变动不定的实践中无法预见未来的人的心里话。此外，这些极权者都承认现实主义者的道德。在“一战”之前，一位英国大臣[83]宣称：“我们要介入，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条件改变了，我们的介入也要改变。但是，如果才智之士都服膺于一种推崇机会和环境真理的哲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破坏了自己订立的规矩并且丧失了名誉呢？
（c）他们坚持一种取消个人自由的制度。对于意图建立一种社会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压制是明智之举，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自由完全是一种否定的价值，有了它，我们什么也建不成。共产主义也说自己是有自由的，它的论据非常特别，当然，它的领导人是不会上当受骗的。其中有一位领导人[84]这样说：“对于向未来（指共产主义未来）前进的人，自由是肯定的和有建设性的。”好像那些不向未来前进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或者对他们来说，自由是否定的和没有建设性的。另一些人则指出，为了迎合世界进化的必然性，我们要否弃我们非必然的个体性，这就是真正的自由。这也是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重要的体系哲学家）的泛神论的自由观，即个体要摆脱“个体的幻象”，嵌入无限实体的发展之中。后者是不依赖于个体的意志的，也就是说，它否定了世人所理解的自由。还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会导向自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育的进步，人们不会再去构想其他体制了，从而忽略了对立的情绪。这样一来，好像自由为了精神不再是设想多种可能并从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即选择的自由。这种制度非常高明，它不允许自由，却又说自己赞同给予自由，这种态度对群众影响极大，它也从中获利不少。对于那些只想维持暂时统治和只知目的第一的人来说，这都是正当的。但是知识分子们明知共产主义制度是对自由的否定，却又赞同它；即使有一天它会重建自由，这也是在摧毁最纯粹的精神形式之后。这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叛行径的最惊人的一个方面。
（d）他们支持的共产主义制度只推崇为自己服务的思想，而且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又会斥责这种思想。马克思就说过：“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就是辩证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法则与之相反，它总是认为超尘脱俗的思想是最高级的，它脱离了一切对实践结果的考虑，从柏拉图开始，他就教导我们，天文学为航海服务就是堕落；到了福斯特尔·德·库朗热，他也申明，历史方法的美在于它毫无用处。因此，那些认为科学本质上会给人类带来更多道德性的人（朗之万、巴耶：《科学的道德》）无疑是叛徒。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认为科学的道德性在于它的方法之中，因为它让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战胜各种诱惑和一时的满足，而且，科学的道德不在于人们对于科学的利用，因为科学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也会造成巨大的不幸（例如，原子弹），但是科学对此是没有责任的。
（e）最后，他们还接受了一种认为人类的精神产物是他的经济条件的特殊结果的哲学。因而，促使一种经济制度获胜的人都会用这种因果关系来解释一切人类活动，甚至是人类最高级的活动。这其实是一种斗争手段，它的领导人也许早就知道它与真理毫不相干。但是，知识分子们却吹捧这种理论，除了把一种完全机械的根源说成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表现[85]，他们的说法也公然违背了真理[86]，这是他们在今天的实践中自我分裂的明证。
总之，我在本章中斥责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就在于他们接受了一种追求实践目的的政治制度，在于他们接受了非知识分子的实践价值。知识分子如果还保持节操，他可以接受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因为它以及它的主要价值（个人自由、正义和真理）都不是实践的。[87]
C.其他新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打着“介入”、“爱”、“作家的神圣特性”、善恶的“相对主义”的幌子。
结论
我还要谈谈当今知识分子背叛其使命的几种态度，其中有些是新的：
1.思想惟有“介入”到政治或道德之中，才是有价值的。不过，它不再是建立永恒秩序的问题，像亚里士多德或斯宾诺莎的工作，而是介入当下充满偶然性的战斗中——作家应该“介入现实”（萨特），这种介入就是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对于任何超出他的时代的要求不屑一顾[88]（参见“存在主义的”宣言[89]）。
这种情况导致对精神作品的一种全新评价。一本研究实验心理学或罗马行政的很有价值的著作，如果作者没有介入到当前的争论之中，它将不会引起世人的注意，[90]而如果另一本著作的作者旗帜鲜明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即便缺乏真正的思想和艺术，也会被视为高质量的作品（请看看在这些博士们把持的杂志上的著作专栏）。对小说的评价尤其如此。如果哪本小说只是图解道德、研究性格、描述激情或其他客观活动，那么评价就很低，即使是对邦雅曼·贡斯当、巴尔扎克、斯汤达、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中的这类描述，事实上评价也是如此。相反，如果小说体现了作者“介入事件”的意志（为此，马尔罗的小说受到推崇）和“介入当下事件”的意志（马尔罗的一位门徒声称，马尔罗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是最现代的”），那么它就会被捧为伟大的作品。[91]在他们看来，思想就是介入到狭路相逢的搏击之中。对这种思想的推崇难道不是对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思想的完全否定吗？
还有一种相近的态度。最近，教育家们都谴责对古希腊——拉丁的人文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不适合塑造“人”，而要求人们学会战斗，确切地说，是要学会社会斗争。[92]这种观点在政党领袖那里很有市场，它确实是一种背叛。这些教育家们本来的职责就是培养具有超越现实的精神方法和道德观念的人，而不是训练一批在未来混战中大打出手的优秀斗士，而学习古代地中海文明及其文化是有助于排除杂念，培养出具有精神和道德的人的。
猛烈攻击“不介入”思想的人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宣传与他们所坚决否定的某一学派是一致的。维希政权的国民教育部长阿贝尔·博纳尔大声告诫信徒们：“教育不应该是中立的，生活也不是中立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可以这样回答他：生活不是中立的，但是真理却是中立的，至少在政治上，它可以联合各派现实主义者来反对他。
如果思想家的本质就是懂得介入，那么他就会以此作为主要德性，它规定了其他德性——诸如勇敢、誓死捍卫自己的现实立场，它们是不在乎其理智内涵和道德意义究竟如何的。由此，认为英雄主义不是主德的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不应该被放进精神殿堂中受人祭祀。大多数人都认为马尔罗所说的那些“对一生中可能会犯各种错误都有所准备”的人，是高贵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样会向希特勒及其匪帮表示敬意。
有人会问我，我对那个一味强调介入思想的学派的批评是否意味着我反其道而行，倡导不介入的思想，坚持“悠闲自得、不问世事”的态度。不是。我认为作家对待道德立场的方式不是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的客观方式，而是道德主义者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从价值判断来讨论道德立场——比如《人间食粮》《你不也是……？》的作者[93]及其大部分的日记，就是这样——的同时，他应该采取一种纯洁的立场，否则将会陷入玩弄艺术的说教之中，因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后者显然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背叛。在此，我所谴责的是那些只推崇道德介入的思想的人，他们同时反对这一介入的本质是纯粹思辨的思想，因为纯粹思辨的思想也许是这一介入活动的最珍贵的形式。
2.打着爱的幌子，反对正义行动（如莫里亚克一伙人为一些真正的叛徒辩护；还有为证据确凿的罪犯要求大赦）。这是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抹黑。因为爱是受制于心，而不是受制于理性，它恰恰是知识分子价值的对立面。对此，有些爱的宗教的信徒不是把爱而是把正义作为他们的最高价值。众所周知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话：“我的理想不是和平，而是正义。”另一位伟大的基督徒也说过：“一定要在施行仁慈之前主持正义。”[94]谁宣扬爱、鄙视正义，又自封是知识分子，那么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
这些预言家们还辩解，他们宣扬爱是为了“让所有的法国人和睦相处”，是为了创造“民族团结”。然而知识分子不是去创造什么民族团结，那是国家领导人的事，而是去努力分辨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推崇前者，谴责后者。同样，对于世界和平，他们也不是要大唱天下人人相爱的赞歌，而是希望让正义的人统治世界，并且公正地对待不正义的人。总之，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主持正义，不受个人感情的左右。
有一位道德论者打着爱的幌子，明确地反对区分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人。F.莫里亚克说：“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公开的规范，这是爱……对于基督徒来说，它不是要在人群中划出各种界限，也不是提供什么拐杖。”[95]同时，我们注意到，天主教神学家们一直注意区分真理与错误，但他们的定义却无一涉及界限和区分。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埃塞俄比亚的年轻尉官和罗马军官都亲吻着十字架战死，我们的博士们对双方都报以爱心。[96]他们完全忽视了前者是为了维护正义而倒下的，而后者是在烧杀抢掠的战争乐趣中当了炮灰。大家很少发现这种爱包含着多么巨大的精神混乱。[97]
这些道德论者还向我们及其信徒解释：“这些犯人应该得到你们的爱。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人。”这就有必要澄清一下知识分子关于人道主义的看法。那么，在知识分子看来，什么是人呢？我以为，人不是指同属于一种机体构造，而是表现出一种道德特性。一位大师是这样定义人的：“我理解的人不是指血液循环及其他与动物相同的功能，而是指理性，特别是指德性和真正的生活。”[98]同理，如果知识分子的本质不是混迹于作为生物种类的人群之中，那么他应该同意有一种“道德种族”，也即有一些人类群体是有道德修养的，而另一些则被证明缺乏这种能力。“种族”一词在此未必完全恰当，因为无法证明第二类人类群体的道德低下是命定的，或者这种状态是不能被超越的。不过，在那个家喻户晓的民族那里，对力量刻骨铭心的崇拜以及这种崇拜的韧性，有时还有它天真的无意识，都让它自愿地相信种族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J.波扬、R.拉卢）为了支持那些确有背叛行径的人（贝罗、莫拉斯和布拉西拉什）竟打着“有权犯错”的幌子，要求取消公正。这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大家不禁要问，它难道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背叛？
什么是错误呢？它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错误判断。比如说太阳从西方升起，或者水银的沸点是20度。莫拉斯及其同伙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他们申明：“我们痛恨民主制，我们要使用一切手段摧毁它（著名的文献）。”其中，也包括未尝不可的背叛。《法兰西行动》杂志的头头撰文指出，如果保皇党人扼杀了国民大会，他会鼓掌欢呼。他的一位干将也宣称，为了帮助消灭民主制，他会在冲突中站到敌人的一边。[99]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已不是一种“错误”了，它是用价值系统来掩盖其预谋杀人的本质，这是有先例的。[100]
然而，我认为作家完全有权利根据他的道德信念向他的国家宣战。我还认为，如果他压抑这种信念，眼中只有国家利益，那么他就是一个低下的循规蹈矩的人，从而完全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承担其后果：如果国家判他是危险的人物，那么他就一定要饮鸠自尽。[101]苏格拉底对此深有体会。面对公众社会对他的指控，这位完全的知识分子没有辩解，认为如果城邦判定他的学说是为了颠覆城邦，那么这个判决是合法的。然而，这里所谈到的辩护士们则认为，即使作家想批评国家，并且供认不讳，法律也应该袒护他们。他们有两种理由。
其一是以社会保护“思想”的必要性为理由。[102]然而，我们认为在知识分子的价值等级中，应该把正义置于思想（包括牛顿或爱因斯坦的思想在内）之上，一旦思想图谋不轨，就要用特别的法令（而不是用原则）保护正义。而且，除非把思想说成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我不认为随着莫拉斯或布拉西拉什的消逝，思想会失去什么。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像罗伯尔——乌丹的魔术杯表演或单纯的文学天才那样玩弄思想诡辩术。
其次，文学天才是最高的德性，大家应该把他看成是头戴光环的神。[103]这就是我们最近所批评的道德主义者的确凿无疑的背叛行径，因为这种背叛体现了“我们古老的高卢激情”（莫里亚克）。这一点好像被《拜占庭式的法兰西》杂志的历史学家忽略了。
爱的教士们认为民主是他们理想的政治实现。他们宣扬：“民主是与基督教相联的，民主的冲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福音灵示的暂时表现。”[104]而且，“民主本质上是福音，它的本质就是爱”。[105]“民主包含着热情和冲动，它有自发的动力，并有大批无知无识的群众参加，因而，它是本能的，而不是理智的”；“也许，民主根本就是普罗大众的生活”。[106]从这些民主的定义出发，民主成了一种迷狂的情感，并且会把坚持正义和理性是最高价值的人们引入歧途。这些定义表明了这些作者的精神形式是用心灵的激情来做出判断的，因而，他们彻底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规范。
3.断言不存在一种高级的道德，一种所有民族都为之倾倒的道德。特别在国际关系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道德，它与周边各民族的道德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且，周边的各民族也明白和适应了这一点。这就是几年前一位法国博士以德意志道德为题向同胞们宣扬的论点。他是这样解释的：德国人的诚实是特别的……它具有封建性。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种人格忠诚。这种诚实就是不出卖朋友和同志。但是它不适用于敌人。它不把协约和签名放在眼里。当涉及朋友时，协议是多余的。它对你的约束总是少于那些没有私谊的人，从封建的观点来看，这种尊重和信赖同志的欲望就是所谓的荣誉（l'honneur）。当涉及敌人时，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对付敌人可以不择手段。签订协议也就是要放弃它。一旦可能，他们就会强迫你们履行义务。他们对敌人耍手段、行诡计。这不是一种有碍荣誉的错误，它几乎是一种职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德国人的诚实。[107]
换言之，德国人的诚实就是强盗的诚实。强盗们也是不出卖同志的，他们也崇尚荣誉，也不在乎与敌人签订的什么协议。这种诚实并不次于言必信的诚实。当然，它有所不同，让我们尽量理解它吧。
读者自会决定这种将不义视作一种他的道德并竭力与之和睦相处的命令是不是最无耻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一学说的掌门人反对说他不是知识分子。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他的听众们却是这么看他的：他是一位思想家，而不是一位土包子政治家。正是这种信念使得他们看重他的演说。大家喜欢他消除这种混淆。
知识分子已经可耻地背叛了他的使命。比如，当法西斯主义猖狂之时，知识分子因为这是“既成事实”而承认非正义；更有甚者，他自愿充当完全鄙视一切理想性的哲学的奴仆，并且因为它在当下体现了“历史的意志”而断言它是正义的。知识分子的法则应是，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之前时，他却要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这类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包括在恺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图和在拿破仑面前不愿丧失气节的基督教的神甫们。
以上是本书问世以来法国知识分子最新背叛的三个主要方面。如果探究其原因，我以为第一个原因就表现在巴雷斯和莫拉斯的背叛之中，苏格拉底对此曾告诫过后世知识分子背叛的祖师爷——智者们，它就是他们哲学的基础：对感性的渴望。因为他们时而倡导秩序的观念，接受统治的观念或者审美表现的观念；时而又附和世界的动力论，确证在一种命定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中要成为纯粹意志和行为的内在情感，并且无视一切可能改变这种纯粹性的反思状态；时而又坚持某一政党的诡辩，同意扮演它的思想旗手，并且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沾沾自喜，乐意充当群众欢呼的对象；时而又积极行动起来，以饱满的战斗精神走上当时的战场，或者完全让没有严格的精神法则的心灵之爱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时而又抹杀干扰各民族的最尖锐的对立，蛊惑于政客们的激情煽动。通过以上种种，知识分子陷入了情感之中而不能自拔，完全背离了作为其法则的精神禁欲主义。对于这一现象的结果，我们应该等着看看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过去他们用正义和理性鼓励人们尊重超越其利益之上的价值，而今他们却教导人们在等级制社会里或者在像行动、爱之类本身就有麻烦的价值面前放弃那些超验的观念，或者告诉人们，即使它们存在，它们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各种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的。由此，他们的人性中缺乏任何道德的标准，只生活在激情的秩序和规定它的矛盾之中。其实，这种人性并不新鲜，只是由于这些新知识分子们的宣传，它才有了自觉意识，并且引以为豪。
1946年5月
注释1
蒂埃里·莫尼耶先生认为，之所以接受慕尼黑投降协定，是由于担心法国的胜利会导致专制制度分崩瓦解。他是这样说的（《战斗》杂志，1938年11月）：“右派政党对战争已经明显表现出厌恶，但是对祖国的安全和荣誉都非常敏感，虽然在感情上它们还是非常痛恨德国人，但是它们感到战争不仅带来巨大的灾难，不仅可能导致法国失败或毁灭，而且一旦德国战败，那将标志着作为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堡垒的专制制度垮台了，也许布尔什维克主义将立即席卷欧洲。换言之，如果法国战败了，那不过是一次失败；但是法国的胜利，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原则的胜利，这些原则将会直接导致法国和文明的毁灭。”1938年，这位博士还在给纳粹革命的精神领袖穆勒·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可以恰当地说，我们感到自己更加亲近和理解一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位法国和平主义者。”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不敢说“而不是一位法国民主主义者”，因为在1938年，法国和平主义者只是想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伸出橄榄枝呢。
注释2
民主本质上是建立在制衡的观念之上，这是剑桥大学著名教授恩内斯特·巴克爵士在一本杰出的著作《英国议会制度》一书中强调的。作者指出，代议制包括四大块：选举团、政党、议会和内阁。它要运转良好，就需要在这四种权利之间形成相互制衡。不论其中哪一块想损人利己，这一制度都会遭到扭曲。因而，民主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对各种独裁政体的人类革命。
注释3
“极权”国家
因为极权国家要求“全体”人民都归其控制，我们也可以称它是集权国家（当然，这个词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而民主国家则允许公民们在完成了纳税和兵役之后，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当然他们不能滥用这种自由来颠覆国家。这包括孩子的教育权、宗教信仰的选择权、参加哲学和政治团体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是使得民主国家虚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民主国家的理想并不是要强有力。不过，极权制度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普鲁塔克说过：“在斯巴达，个人没有按照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城邦像一座军营，大家按照法律生活。”（《利库尔戈斯传》）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Ⅱ，7）：正常的国家应该是它的公民们“永远像一大群自由的人”。斯巴达的例子说明了秩序的观念是与战争的观念密切相关的。
注释4
事实上，理性在它的运用中是紧随经验的，但是，它是要让经验理性化并且同化它。理性宣称：“我要让自己左右事物，而不为事物所左右。”（En mihi res,non me rebus submittere conor.）
然而，动力论者认为，理性要随着它的对象改变本质——不是改变方法，而是改变本质；这是对理性的否定。
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要忽视所有跨越时代的固定因素的人，有一个使人目瞪口呆、无法辩驳的论据，这就是当今科学关于时空的论述。布伦士维格（《理性主义的方向》，第333页）兴奋地说：“一个值得注意的关于人类知识变化的批评，摆脱了时空同质性和固定性的表象。”对此，路易·德布罗意回应道（《现代物理中的连续与非连续》，第110页）：“对于经验观察和结果的描述出现在时空的时髦语言中，很难想像它从没有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新物理学在哲学家和文学家之中引起的精神恐慌，要比对学者们的影响大得多。
注释5
我在本章中斥责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就在于他们接受了一种追求实践目的的政治制度……
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清楚自白。勒内·莫布朗（《思想》杂志，）宣布：“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指导意识形态的战斗，而是积极参与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与我们的同志们手挽手，组成兄弟般的政治联盟。”我们要问：那么谁来“指导这些意识形态的战斗”呢？我们是否可以说是以永恒价值的名义，而不是根据现实当下的要求来行事的法官们呢？是否作者也像我们一样，认为这种作用也是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呢？这种必要性被一本出版物认识到了（不过，它与我们的看法相去甚远）。《战斗》杂志（1945年4月11日）认为：“如果大家对机会主义的方法不满意，那么就一定要以一般原则为根据，它们是理论思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