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给康熙当密探，寻找失踪的朱三
康熙皇帝没选错人，当初曹寅到了江南，和很多遗民都交上了朋友，他就和这些人吃吃喝喝，诗酒流连，家里还有专门的戏班子，可以请这些人看戏。这些人家里有个什么困难需要用钱，他都很慷慨地帮助他们。古代的文人最后都要把自己一辈子写的不错的东西出本文集，那时候出书比现在贵多了，因为要刻版印刷，如果想出来的书质量好点，弄不好要花几万两银子。这些人如果没钱出书，曹寅就替他们把钱出了，他们也都感恩戴德。曹寅还组织大批文人修订刊刻《全唐诗》，让他们有正经事情可做。事实证明，曹寅在江南的统战工作做得很不错，确实起到了瓦解反对派的作用。客观上讲，他把这些遗民笼络过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也是对他们的保护，要不然他们继续去闹抗清，又没有军事实力和才能，最终的下场都会很惨。这些人都是文化人，秀才造反造不成，但是把他们保护起来，让他们写出很好的书，可以给文化作不少贡献。
那么，曹寅怎么把在江南了解到的情况传递给康熙皇帝呢？古代社会没有现在发达的通信，皇帝很难了解基层的信息，皇帝为了防止被蒙骗，就想出了密报的制度。明朝末年，皇帝就用太监当特务，到处打探情况。清朝的皇帝不待见太监，就想出了密折的制度。康熙初年，江南的织造都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后来推行到了全国。密折就是官员给皇帝的私人汇报，就是打小报告。一般的奏本涉及公事的，官员要经过通政司上呈，这中间很多人都能看到。密折却是官员写给皇帝的私信，中间没有别人能看到。曹寅驻扎在江南首府江宁，他的密报格外重要，康熙通过他的密报了解江南民情的方方面面，如果出了什么乱子，比如有一年科场闹事，考生都说考官受了贿，康熙就通过曹寅了解情况帮助破案。他还负责密报两江总督、江宁巡抚这些地方官员的动向。有时候也让他专门监视一些人，比如内阁大学士熊赐履。熊赐履给康熙皇帝当过老师，本来很受信任，后来办错了事，失了宠，致仕回家，就是退休了。按照惯例，官员退休要回老家居住，熊赐履是湖北孝感人，康熙却要他退休后到江宁去住，看来对他很不放心，要让曹寅看着他。有意思的是，曹寅后来发现不光自己可以密报，自己也可能被别人监视。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扬州高旻寺一位住在深山里的老和尚也给康熙皇帝写密折。那以后他就更加谨慎了，如果汇报情况有假被皇帝知道了，或者汇报不称皇帝的意，就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历史学家韦庆远先生指出，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康熙朝的密折3119件，曹寅父子、李煦所上的就有619件，接近总数的20％。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江宁、苏州两处织造给康熙皇帝上的密折占到五分之一，而其他所有官员的密折，包括历任大学士、部院大臣、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等文武大员在内，所上的密折只有曹、李二人的四倍。由此可见，曹、李二人是康熙监视民情和吏治最重要的耳目，两家织造构成了康熙皇帝最重要的情报系统。康熙对他们的亲信程度超过了对一般的官员，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康熙在曹寅的密折上批写了这样一段话：“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这种不把对方当外人的做法，在康熙对其他大臣的密折当中是看不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和曹寅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我们仔细想想，曹寅是康熙的奶兄弟，为人也很老成，康熙派他去做密探，实际上非常信任他，当他是自己的朋友，所以才会这么跟他说话。
那曹寅具体都给康熙皇帝打了哪些小报告呢？其实也不全是不可告人的机密。曹寅给康熙上奏的密折共有119件，内容什么都有，有的是家常话，皇帝给了好处感恩戴德，皇帝过生日表示庆贺；有的是地方民情，粮食收成怎么样、有没有水旱灾害，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有时候康熙皇帝专门让他打听的事，他必须汇报。比如江南的反清势力和大案要案。崇祯皇帝上吊以前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到民间去了，其中有一个定王朱慈焕被称为“朱三太子”，一直没有被抓到，因为很多遗民愿意收留接济他，他化名“王士元”在浙江躲了好多年。他还娶了四个老婆，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好大一家子人，躲在清政府眼皮子底下，居然一直没有被发现。康熙四十四年（1705），终于有人走漏了风声，朱慈焕得知官府要来追查，赶紧逃了，家人没来得及都带走，妻女六人上吊自杀，三个儿子一个孙子被抓了起来，但他自己还是成功逃走了。所以曹寅的一大重任就是打听这个朱三太子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有一个在浙东起义的一念和尚被清政府抓获，他交代了朱慈焕的下落，原来他躲到山东去了，清军在山东将其抓获，他当时已经75岁了，最后被凌迟处死，全家被杀。曹寅在这一年的密折中报告了朱三太子的化名、住处等情况，也报告过一念和尚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不是导致朱慈焕被抓的最重要线索，但是应该也是起了些作用的。那他从哪里打听到这些情况的呢？他认识很多遗民啊，这些人都对朱慈焕有感情，有的说不定还帮助过朱慈焕，那曹寅经常和这些遗民来往，也认识他们身边的人，有意无意就能了解到一些情况。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曹寅给自己起过一个号叫“遗民外史”，这名字什么意思呢？往好了说，就是给遗民们树碑立传的人，我跟他们关系好，他们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可以给他们写出历史。往不好说，就是专门打听遗民情况的“情报局长”。
做皇帝的眼线，打探的是汉族反清遗民的消息，曹寅心里有没有纠结呢？
曹寅端的是清朝皇帝的饭碗，而且他的家族在明朝灭亡以前就跟明朝没有关系了，清朝皇帝对他们家也很不错，所以他做这些工作也说不上人格分裂。根据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先生的研究，曹寅算是一个有原则的密探，人格还比较健康。也有可能他就跟电视剧《潜伏》里面的余则成一样，虽然当特务但不是坏人。他在涉及抗清斗争时一般都息事宁人，不夸大事实邀功请赏。也说不定他很同情那个朱三太子，可能他真的知道朱三太子躲到山东去了，但是又不能不给皇帝交差，就拣了些无关紧要的情况给康熙汇报，希望转移官府的注意力。可惜这朱三太子命不好，这么多人保护他，他还是被人出卖，落到了清政府手里。曹寅做事也很干练，康熙四十七年（1708），南京洪武陵（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突然塌方了，民间谣言纷纷，曹寅马上下令守陵人员将陵园开放三天，及时平息了一场骚乱，同时迅速奏报康熙皇帝，很镇定也非常有效率。如果不及时平息事态，真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会有不少无辜平民被杀。所以曹寅这人是有慈悲心的，也很会办事，要搁到现在，让他去处理基层的群体性事件，他绝对是一号人才。他也不会无中生有、陷害他人，有一次康熙皇帝问他熊赐履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最近没有和他交往，不太清楚。他为人也非常低调，没什么架子，而且酷爱读书，出去骑在马上手里也捧本书，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好学呢？他回答说，你看我又不是个地方官，地方的父老看到我都起立，我觉得惭愧心里不安，就手里捧本书掩人耳目。所以曹寅在世时声望很好，地方人民曾经给他修过生祠，很多文人雅士写诗称赞他。
从种种证据来看，曹寅是个有德行的人，不能说是个喜欢中饱私囊的贪官，但为什么曹家到后来在江宁织造任上还是出了经济问题，产生了大量亏空呢？说起来，这根子还在康熙身上。曹家的亏空其实是康熙造成的，这话怎么讲呢？
四次接驾南巡，曹家替康熙背了黑锅
康熙到晚年的时候爱热闹，想去南巡，但是国家收入并不高，他不想大张旗鼓让国库出钱，所以他就让曹寅和李煦这两个亲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来管盐政这个肥缺，目的不是为了清除腐败，而是为了让自己有钱用，让盐税收入能够绕过户部的国库，由内务府支配。这和明朝末年皇帝派太监到江南做税监矿监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这巡盐御史又有什么生财之道，为什么说它是个肥缺呢？
晚明以来，食盐一般是由政府许可的商人专卖的，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重要财政收入，有时候要占到总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以扬州为核心的两淮盐税又占到天下盐税的一半。道光以前，清政府对盐政一直采用“官督商销”制度，什么叫“官督商销”呢？就是政府不负责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这些事都是盐商去做，政府只负责给盐商发放“盐引”，就是盐业许可证。盐商如果想合法贩盐，就必须先向官府通过合法手续领取盐引，领取时要按照法律纳税，包括正税和杂税，正税是法定上缴给户部国库的，杂税则是盐务官员自己确定的各项费用。每一张盐引上有固定的食盐数量，盐商根据许可的数量生产、运输和销售食盐，要想多卖些盐，就得多申请盐引。两淮巡盐御史是两淮盐区的最高盐务专官，是监督盐政的监察官，主要负责监督盐引的发放、缉捕私盐贩子，因为可以在正税之外征收杂税，比起织造和钞关油水更大。
除了杂税，巡盐御史还可以有别的油水。盐商领了盐引，自己生产，然后运输到各地去卖，运输过程当中巡盐御史要来检查，看看你有没有盐引，还要看你是不是按照盐引上的数量运输的。本来每一张盐引上有固定的数量，但是盐是会缩水的，在运输途中会蒸发掉一些，所以按照惯例，盐商实际运输销售的会比盐引上规定的数量多一些，要不然人家要受损失，因为缩水了啊。这个叫“盐耗”，就是运盐过程中的自然损耗。那能多运多少呢？那就没有办法规范了，就要看巡盐御史愿不愿意给你行方便了。比如，一个盐商，申请到了10张盐引，每张上面许可的数量是1000斤，合计就是1万斤，我用骡车运，每车250斤左右，需要40车，那我每车多放10斤这是正常的，损耗毕竟是少量的，多放100斤就不正常了。但是如果你打点过巡盐御史了，不正常的盐耗也会被放行，如果没有打点，正常的盐耗也可以不放行，你就卖不成了。怎么打点呢？你不能等到运盐途中被巡盐御史检验的时候当场去给钱吧？那太难看太赤裸裸了嘛！所以巡盐御史和他的重要手下，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收到盐商的礼金，叫常例，常例是官员的额外收入，意思跟提成差不多。巡盐御史每年的常例银多少不一，也是根据各人的良心。上一讲我们讲过，曹寅接任两淮巡盐御史以来，就向康熙上奏希望改革盐政，免除不应加派的杂税，弥补亏空。可见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官，跟他做织造一样，不愿意过度剥削人民。史料记载曹寅在扬州盐商中口碑很好，他不算没良心的。问题是皇帝如果要来南巡让他去筹钱，他想减税也减不了了。
康熙中期开始的四次南巡，都由曹寅和李煦负责接驾，大部分费用都是挪用盐税收入。康熙一贯标榜自己节俭，他非常要面子，如果让户部国库承担南巡的费用，就会担上奢侈浪费、不爱惜民力的名声，本来国家收入就不高，再这么铺张，说不定就会有大臣上奏批评这个事情。那很麻烦，也有损他的面子。所以他就让曹寅、李煦两人负责接待，他们去筹集南巡费用，那就避免了大臣们的监督和国库开支的限制。
康熙南巡每次花费都非常惊人，他每次去都带着大批的人，沿途每个地方都要用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你能想到的最新奇的把戏，穷尽这个国家所有的财力，一定要把这个皇帝招呼好。要修建行宫，沿途搭建台棚、牌坊、戏台，随行人员的开销也由织造负责。康熙是个戏迷，非常爱听戏。为了取悦皇帝，官僚大员都预先准备戏班子练习戏曲伺候。圣驾经过时，一路上戏台搬演新戏，表演杂技，晚上则是烟火灯船，备极奢华。皇帝及其随行人员，一顿饭摆下的御宴就几十桌，菜品都要当时最稀罕珍贵的物件，一顿饭吃掉一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收入一点也不奇怪。皇帝南巡不仅阵势大，而且时间还长，有一次南巡，康熙在江南住了一百多天。关于曹家负责皇上南巡接驾这事，在《红楼梦》中是能找到线索的，《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中，贾琏的奶妈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这话点出了现实中的曹家，康熙皇帝一生六次南巡，后面四次都是由曹寅接驾的。
曹寅接待了四次南巡，劳心费力花大钱不说，国库还不给报销这些钱。他接任巡盐御史的时候一心要减轻苛捐杂税，但是要应付南巡的差事，他除了加派盐税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盐商纳的正税是要上缴给户部国库的，杂税由他确定也由他支配，只有多收些杂税，他才能应付皇帝南巡的开销。
康熙南巡到底花了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曹寅、李煦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每年可得余银55万两左右，其中21万是要拨给织造署的，刨去这笔钱，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月，曹、李二人已得余银180万两以上，这笔款项在南巡中挥霍殆尽，地方官员、扬州盐商和士绅捐献的银两也不计其数，另外还亏欠两淮盐政137万两，也就是说，该上缴给户部国库的正税也被挪用了，这成了曹寅后半生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康熙南巡的铺张不亚于乾隆，只是他比较会做面子工程，所以历史上留下来的关于他的南巡记录不像乾隆那么多。当时有文人记载：“康熙帝屡次南巡，地方官备办供应，挪用公款，亏空甚钜……上下交困，仕者至视南中为畏途。”就是说大家都害怕到江南去做官，因为到江南做官就要接待南巡，招呼差了皇帝不高兴，招呼好了皇帝走了就是一屁股亏空。但是皇帝自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他南巡以前总是嘱咐曹、李二人，上次太铺张了，千万不要再那样了，可是去了以后看见盛况超过上次，还是很高兴地接受。这皇帝说你们不要铺张，那就是个客气话，是个面子工程，这种话你能当真吗？你当真了，他这次来吃的不如上次，住的也不如上次，你这官能做踏实吗？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第五次南巡。曹寅和李煦发动扬州盐商捐款，在扬州三汊河宝塔湾增建了一座行宫。康熙到此地后十分高兴，对二人进行了嘉奖。当时有诗人留下了记录，诗中写道：“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清朝初年，国家还是很穷的，康熙做皇帝时间长了，觉得自己平定了中国，治理了这么多年，天下应该有钱了，尤其扬州的盐商富甲天下，自己南巡几趟有什么了不得的？等他南巡过后，发现造成了这么多亏空，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两江总督噶礼素来与曹寅不和，上书弹劾曹、李亏空两淮盐税，康熙不愿意公开承认这是自己南巡造成的，只能竭力维护，他在噶礼的奏折上朱批写道“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然后私下叮嘱二人尽快把亏空补上。
曹寅的晚年，一直在想尽办法弥补亏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自己不堪重负，只盼望早点补上亏空离开盐政。说到底他还是个老实人，他挪用的钱主要都是为了填上皇帝挥霍的窟窿，通过他留下的奏折也可以看出，他的大笔花销也主要是用于官场应酬，而非自己中饱私囊。康熙南巡以后，他甚至背了些私人债务。
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因为长期公务繁忙，过度劳累，再加上亏空的事情让他心理负担沉重，在扬州病逝。他的寿命不是很长，就活了54岁，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23万两，死不瞑目。他的儿子曹颙继任一年也病逝了，继子曹頫年轻没有经验，办事不力，康熙皇帝慢慢就对他不满了，看顾曹家也不如以前。曹頫接下的也是一个烂摊子，他要继续偿还亏空。红学家认为，曹颙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可能已经怀孕了，曹雪芹可能是曹颙的遗腹子，曹頫是曹雪芹的叔父。
曹寅时代是曹雪芹家族繁荣的顶点，康熙皇帝对他的信任，也超越了对一个奴才的信任，确实对他的人品才干十分欣赏。当然，他权势再大，到顶也就是个称职的皇家奴才，他给皇帝办内务当密探可以，军国大事他是不可能参与的，也干涉不了地方政治。他帮皇帝监视地方官，地方官也帮皇帝监视他，也可以打他的小报告。所以曹家并不属于权贵核心层，不能操纵官吏的任免，像《红楼梦》里写的贾政写了一封信就给贾雨村谋了一个官，曹家是不可能办到的。
雍正反贪，曹家被抄
雍正皇帝继位的时候已经44岁了，他对于康熙晚年政治的弊端是十分了解的，早就看不下去了。他继位第一个月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就是要把中央跟地方府库的亏空都追回来。这就是通告百官，你们不要以为我会跟我爹一样，你们要搞清楚，现在形势不一样了。雍正在中央成立了会考府，由他的爱弟怡亲王允祥主持，清算亏空钱粮，六亲不认，毫不留情。很多贪官被抄家，康熙第十子敦郡王允?未补尽亏空，也被抄家，一时间，雍正被人誉为“抄家皇帝”。自杀的权贵也层出不穷，那时候没有高楼，都不兴跳楼，都兴上吊。苏州织造胡凤翚是雍正的连襟，他的妻子年氏和雍正的年贵妃是同胞姐妹，因为还不清亏空，两口子一块儿上吊自杀。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曹家不可能再得到皇帝的照顾。雍正六年（1728）初，雍正皇帝得到密报：曹家人在转移财产躲避制裁，一怒之下下令查抄曹家。
古代社会法制不健全，没有人权意识，抄家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清人史料《永宪录》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上司弹劾贪赃枉法：“上震怒，逮问籍没，妻先自尽，幼子恐怖死。”什么意思呢？皇帝震怒，下令把俞鸿图抓起来，抄他的家，消息传来，他的妻子自杀，小儿子吓死了。家还没开始抄呢，家里人就自杀的自杀，吓死的吓死，可见当时的官员有多么害怕抄家。
有文人记载，如果被抄家的犯官转移了财产到亲友家中，一经查出，收留转移财产的人家也会被抄家，这时候要想出去躲，是没有亲友敢收留你的。抄家的时候会来一队兵，先把大门封住，然后沿围墙一圈封死所有出口，如果要抄十几天清点财产的话，那谁也出不去，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粮食不够，是有可能饿死人的。出口封死以后，腾出几间空房，把犯官家人全部赶进去，接下来就开始满屋子翻腾，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给你砸了，如果怀疑谁身上藏了值钱东西，不论男女马上脱衣服搜身。老头老太太有的心脏不好，当时可能就吓死了。抄家过后，家人奴仆争着搜刮余财另谋生路，院子里小鸡小猫小狗没人喂，饿死了一地，出了院门，街坊邻居过去百般巴结你的，现在没人搭理你了，心理阴暗的人说不定还要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经过了抄家，一夜之间你就从这个社会的最上层，沦落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你过去拥有的一切美好的感觉，名誉、地位、别人的尊重，还有成就感，一夜之间都没了，都成了一个破碎的梦。
红学家推测，曹家被抄时曹雪芹应该才13岁。假如他的家族在他这一代没有败落，他能终生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做个纨绔子弟，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学就不会有这么一号天才作家了。曹雪芹一生经历大起大落，看尽世态炎凉，他的亲戚朋友中也有好多和他经历相仿的，他最好的朋友敦敏和敦诚就是顺治年间被赐死的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这样的生活圈子让他见闻和听说了很多旗人贵族由盛趋衰的故事。而他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因为他超越了他自己的阶级和真实经历，《红楼梦》对贾府里的男人几乎没有丝毫的同情，对贪官污吏更没有同情。作者开篇就写了一篇《好了歌》，就是在告诉我们，所有那些你看上去很“好”的东西，财富、权势、名利，到最终都要变成“了”，变成空。你有钱迟早变成没钱，你得到太多自己不应得的，迟早是要还的。所以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敬畏天命，不要希求太多自己不应得的东西。
曹雪芹用十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写成《红楼梦》，这里面一定有他自己的爱恨情仇、生活体验，但是从曹家的情况来看，和《红楼梦》中贾府的情况并不匹配，我们第一讲讲了，贾府被抄出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还有违禁物品，曹寅这么本分的人，绝不敢在家中藏违禁的东西。《红楼梦》描写贾府里的男人都非常不堪，古人最重孝道，曹雪芹也不可能专门写一本书来丑化他家的祖先。所以《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写《红楼梦》可以利用他自己家的素材，也可以利用其他素材。那么，曹雪芹是怎样写出《红楼梦》的呢？为什么他在《红楼梦》开篇并不明确指出自己是书的作者呢？请看下一讲《曹雪芹怎样写的〈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