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这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这是一个绝望的冬天；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在走向天堂，每个人都在堕入地狱。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
现代人的天问
许倬云[1]
收到杜君立大作《现代的历程》，这部八百多页的著作，陈述从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开展以来，由欧洲发源的现代文明，在各个方面不断进展的过程。
诚如本书开头引用的狄更斯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现代文明的发展，四百年来，节奏越来越快，改变的幅度也越来越宏大。如果将人类从非洲出走，分散到各处的时段作为开始，假如以二十四万年的长时段当作一天，人类文化的开始不过只是一万年以内，文明的开始也不过三千年，现代的文明占了四百年，如果从子夜计算，到第二天的子夜，这四百年的时间，在时钟上，已经是十一点五十八分。最近，科学界的奇才霍金预言，人类的发展将要终结了地球生命的历史，那个时候，也就离现在不会超过十万年左右。我们从十一点五十八分计算，往下走恐怕不需要五六点钟，可能在一两点，或是两三点时，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这种对危机的紧迫感，自古以来，人类不断有之。战国时代，屈原曾经审视壁上历史图画，发为“天问”；犹太基督教信仰，常常提醒大家，劫难将至；佛家的教训，也经常提醒世人，在劫难逃。对近代变化的迅速与深刻，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不断有人提出警告，于是，二十世纪学术界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乐观，而是悲欣交集的复杂情绪。《现代的历程》引用了狄更斯的感慨，正是反映同样的情绪。
本书作者陈述，世界上不但是一条主线，而是两条议题的交叉并行：一条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另一条则是，身为中国人经常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稳定了两千多年，却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比赛中，长期缺席，以致到今天，还在追赶“现代”？第二条轴线乃是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两百年了，在中国方面，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梁漱溟等人士的另外一份“天问”。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马克思、韦伯、李约瑟，以至于欧美的若干汉学家与历史学家，不断提出来的课题。
杜先生在这本大作中，虽然标题是《现代的历程》，实际上，他第二条轴线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之中，也在读者的心目之中，毋宁超过了对第一条轴线的陈述。
我个人认为，“现代”的竞技，西方参与，而中国长期缺席，乃是由于在文明开始的枢纽时代，东和西的曲调，有不同的定音。人类在提出超越的课题时，无论东、西圣人，基本上都假定有一个超越的理性，在东方谓之“道”，在西方谓之“圣”。儒家阐述的“道”，要兼顾个人的意志和全体人类的福祉，西方提出的“圣”，乃是盼望个人能力和意志的发挥，能尽其“至”，才配得上神的恩宠。
假如这无穷无尽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云群，其中有一个小小的银河系，银河系中又有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其中又有一个更微细的地球。对于这个微小的个体，有一位“造物主”，亦即人格化的“道”和“圣”，发下两条指令，写在同一页的两面，东边和西边各看了一半；于是，东边尽力在神赐给的环境中，求得最大的平衡和稳定，以安其身，以立其命；西方从犹太教以来，始终是尽力求表现、求发展，甚至于不惜毁损自己寄生的地球。到了今天，人类，那一地球上的癌症，即刻就要毁损自己的寄主。到今天，那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前此没有介入大竞争的中国人，竟也奋不顾身，投入竞技的最后一节。那一位“道”与“圣”人格化的造物主，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杜先生自己陈述，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正因为他是一个关怀终生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他能比专家们关心更大的问题，于是我们才有这么一部好书。
这几年来，中国文化圈内的各处，无论是中国本部，或者是本部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海外的华人们，似乎都在警觉世变正亟，在各个领域，都有人关怀未来的发展。大家的情绪，常常呈现“悲欣交集”的情形，杜君立先生《现代的历程》乃是许多著作中，极可称赞的好书。作为读者，我感谢他；作为同样关心者之一，我也同意他的许多见解。我们盼望，杜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历史的细节》修订版），很快问世，庶得早读为快。
许倬云谨记。
2016年2月18日于匹兹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