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并不理解这次革命。但当公社失败后，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他呼吁赦免全部公社社员，并在报纸上宣布将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为此，他的家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他自己险些丧命，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雨果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仍然不懈创作，他先后完成了4部诗集，2部政论和1部戏剧。贯穿雨果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
雨果最为法国人津津乐道的浪漫事迹是：他于30岁时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坠入爱河，以后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雨果每天都要给她写一封情书，直到她75岁去世，将近50年来从未间断，写了将近两万封信。
1885年5月22日，83岁的雨果与世长辞，消息震动了法国和欧洲。他的灵枢在巴黎凯旋门下停了一昼夜，群众还是围住不肯散去。法国人民为雨果举行了国葬，以表示对这位伟大诗人、作家和民主战士的尊敬。上百万人高唱《马赛曲》，不顾大主教的抗议，把雨果的遗体送到法国伟大的墓地——先贤祠安葬。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于1901年，但雨果死于1885年，所以尽管他无缘诺贝尔，但不可否认他的文学成就很高。
童话大师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红鞋》等。安徒生生前曾得到皇家的致敬，并被高度赞扬为“给全欧洲的一代孩子带来了欢乐。”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成千上万册童话书在全球陆续发行出版。他的童话故事还激发了大量电影、舞台剧、芭蕾舞剧及电影动画的制作。
1819年，敏感的安徒生已经14岁，他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家乡，去闯闯外面的大世界。
这个时候，安徒生还不是那个声名远播的大人物，他只是一个在当时偏远、闭塞小城中艰难过活的孩子；一个有着复杂、混乱的家族血缘的自卑的孩子；一个有着疯疯癫癫的祖父的孩子；一个诚惶诚恐、生怕自己也会有一天发疯的孩子。他同那些出身好的孩子一样渴望关注、渴望富有、渴望成名，因此，他选择了离开。
他决定去哥本哈根碰碰运气，说不定能在那里找份演戏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条路是多么艰辛。
他到了哥本哈根后，就为自己设定好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进入皇家剧院。
因为在哥本哈根安徒生一个人也不认识，只能挨家挨户地去敲门。受到无数拒绝后，他来到了丹麦皇家唱诗班学校校长朱瑟贝·斯伯尼的家门口。安徒生的遭遇，让本身也是穷苦出身的斯伯尼深表同情。斯伯尼很快筹了一笔钱，为安徒生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安排他在皇家剧院里做学徒。
就这样，安徒生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白天，他在皇家剧院里游荡，在他身边出没的都是丹麦黄金时期最著名的演员。晚上，他则回到自己肮脏、简陋的小屋子里。那段时间，安徒生依然常常忍饥挨饿，用自己少得可怜的钱买些书看。
在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安徒生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演艺生涯”迈进。然而，不幸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17岁那年，开始变声的安徒生再也没有了“夜莺般”的嗓音，他笨拙的体形也不适合跳芭蕾。安徒生被告知：他在舞台上不会有任何前途。
既然无缘表演生涯，安徒生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其他才华上：他决心成为一位剧作家。安徒生的第二部剧本引起了皇家剧院财政主官乔纳森·柯林的注意，后者为他安排了一个由丹麦国王资助的奖学金。
安徒生被送到哥本哈根城外一所语法学校去上学。这所学校对安徒生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同学都比安徒生小六七岁，而在基础教育上安徒生却远远落后于他们。安徒生的校长是一个喜欢讽刺、羞辱和恐吓学生的人，对喜爱幻想的安徒生尤其看不惯。校长禁止安徒生进行任何创造性的活动，他要让安徒生明白，卑微的出身注定他的地位永远都是低下的。
1826年，21岁的安徒生写下了名为《垂死的孩子》的诗。尽管这首诗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诗歌之一，但安徒生的校长当时却把这首诗称为“垃圾”，并开始对安徒生进行更加狠毒的虐待。最后，一位老师对安徒生所受的虐待实在看不下去，径直告诉了乔纳森·柯林，柯林将安徒生接出了学校，改为在私人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尽管柯林一家一直慷慨地帮助安徒生，但他们却提醒安徒生，他永远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在安徒生心中，即使自己已经闻名全世界，他依然是那个“鞋匠的儿子”，那个“来自欧登塞、接受皇家剧院施舍的男孩”，和那个“把鼻子贴在有钱人家玻璃窗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两年后，安徒生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长篇幻想游记《阿尔格岛漫游记》。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业界的肯定。一向以严厉著称的评论家海堡认为安徒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才华”。同年，安徒生又创作了轻喜剧《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该剧写成后，同样获得了肯定——皇家剧院接受了该剧并进行了公演。当观众的喝彩声阵阵响起，静坐在剧场一角的安徒生忍不住泪流满面——曾几何时，正是在同一家剧院中，他曾受到无情的嘲笑和尖酸的讽刺，而今天，他成功了，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游记《阿尔格岛漫游记》的出版、剧本《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的公演还只是一位文学青年的才华初试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创作，则全面显示了安徒生作为一位优秀作家的素质。
接下来的几年内，安徒生出版了诗集《幻想与速写》（1831）、《一年的十二个月》（1832），游记《旅行剪影》（1831），剧本《亚格涅特的水神》（1834），评论集《丹麦诗人杂评》（1832）和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4）等一批作品。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徒生30岁那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这部作品出版后，先是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继而在国内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安徒生在其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获得了应有的承认……从德国传来了对我的作品的优点的第一次明确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也许是过高的评价……后来从瑞典也传播出对我的赞赏……在最近两年当中，这部作品在英国受到同样热情的欢迎……在国外到处都响亮地称颂这部作品的优点……后来，有一些英译本在北美出版了……接着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转译自瑞典文的俄译本，也译成波希米亚文本。这本书在荷兰也受到热烈的称颂……出版了莱布伦夫人的法译本，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更有英国评论者指出：“这本书在小说界的地位等于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德国作家沙米索则将其“排在《巴黎圣母院》、《壁虎》等作品之上”。无疑，这是对安徒生小说艺术的充分肯定。小说创作为安徒生赢得了国际声誉。1843年出版的德文版《安徒生文集》，所收作品为小说、诗歌和剧本，并未将他的童话包括在内，这从一个方面也显示了安徒生小说创作的水准和影响。
一个穷鞋匠的儿子，一跃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作家，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自然引起了某些上层人物的不满和妒忌。权贵们千方百计诋毁、打击安徒生，认为他根本不配当作家。为了避开这些噪音，同时也为了开拓自己的视野，安徒生选择了到国外去旅行。从此，旅行成了他一生的喜好，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安徒生对旅行的热爱，在他的同时代文人中是十分少见的。据说他一生出国旅行达29次之多，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他还曾南下土耳其，穿博斯普鲁斯海峡入黑海。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还到丹麦南部作过旅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旅行感受：“旅行之于我正是使人身心舒畅的沐浴，浴后我似乎会变得年轻些，强壮些。”
旅行是愉快的。旅行的愉快，反过来又触发了安徒生的写作灵感。且不说上面提到的那些直接以旅行为素材的游记作品，就是童话作品有不少也与旅行密不可分。在1862年的一篇创作谈中，安徒生曾披露说：《小意达的花》是在拜访诗人蒂勒、与他的小女儿伊达谈植物园里的花的时候产生的灵感；《铜猪》、《牧人讲的结拜故事》和《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写于1840—1841年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旅行之后；《雪女王》的第一章写于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马克森；《小土克》是在前往奥尔登堡的旅途中写就；《影子》构思于去意大利那不勒斯旅行的途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写于格罗斯滕堡，其时正前往南方的外国途中；《幸福的家庭》写于英国伦敦旅行途中；《差别》写于普雷斯特城附近的克里斯廷隆——“那里一道沟里长着一棵盛开的苹果树，这本身就是一幅春天的景象。那棵树一直在我的心中开得那么芬芳，我无法忘记它，就把它栽到一个童话里了。”显而易见，旅行对于安徒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安徒生一直备受各种恐惧症的困扰。因为怕火，每到一处他都会随身携带一条绳子，以便可以迅速逃出旅馆。而且，他还一直认为自己会陷入昏迷，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埋葬。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以至于他要求自己的朋友发誓，一定在确定他完全死亡之后才把他放进棺材里。当他在国外旅行时，每天晚上睡觉他都会在身边放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死，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33岁那年，贫困的阴霾才彻底从安徒生的生活消失。那一年，丹麦国王授予了他终生津贴。
安徒生的爱情之路也相当坎坷，他总是很轻易地就陷入爱河，而他所倾心的女子却总是倾心于他人。他曾爱上自己朋友的妹妹，但后来她却嫁给了别人。之后，安徒生又毫无希望地迷恋上了瑞典歌剧天后詹尼·琳德，据说安徒生的《夜莺鸟》就是为她创作的，因为琳德曾被誉为“瑞典的夜莺鸟”。丹麦文学教授安妮说：“他1.88米的高个子和他突出的大鼻子，也许注定了他在爱情上不会是一个幸运者。”
但是，安徒生最终超越了这些。从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到享誉世界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生，把不可能变作了可能。父亲的鞋子在丹麦的奥登塞没有卖出去多少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却在全世界的印刷数量超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仅次于《圣经》。
安徒生，这个来自丹麦王国最底层的人，在深渊中品尝到了黑暗芬芳，他像一切孤独无助的勇士一样，刹那间明白了“向死而生”的巨大秘密。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断篇中有这样的句子：“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
安徒生像一个一心朝圣的圣徒，把自己逼到了一条通往“各各地”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有头戴荆冠的耶稣，有手执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有卡夫卡笔下那自绝饮食、孤高幽闭的“饥饿艺术家”……
安徒生的童话写作中贯穿着这种“从不可能到可能”的线索，在现实中他也终生坚持着用幻想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事物的习惯。他关注发现着事物的新奇之处，发现着现实生活的传奇色彩和童话品质。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童话。”安徒生，“从不可能到可能”，他用艰苦的劳动打破了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他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充分享用了上帝赐与我们的自由与可能。
安徒生30岁那年，也就是183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话集。此后，安徒生的一生便紧紧地与童话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在此之前，安徒生已是一位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游记和剧本的知名作家了。那时候，他的小说在德国有着非常大的发行量。而且，在此之后，安徒生也并没有停止小说、游记和剧本等的创作。
安徒生多才多艺，文学创作之余、旅行途中，他经常以作画为乐。他创作过素描、漫画、布贴、纸贴、纸雕等作品，尤其钟爱剪纸艺术。
安徒生剪纸从不打草稿，拿起纸就信手剪了起来。一般来说，他先把纸对折，剪的都是左右对称的图形；他有时也有意地把纸错开叠，让他的作品有一种非对称感；有时他在中心部位留一小块位置，以便对作品作第二次加工；有时他连续叠纸两次，让剪纸围绕着一个圆形展开。
据记载，安徒生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幅剪纸作品。这样的数量，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有些不可思议。
安徒生喜欢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剪纸，等到故事结束了，他的剪纸也剪好了。安徒生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的故事是从来不要人久等的。中国大花瓶上画的青龙、窗外飞过的麻雀、用旧的细软羊皮手套等等，都成了我的故事的主人公。有时候，我操起一把剪子，说时迟到时快，就把一张纸剪成了一个坐在布垫子上的老巫婆，她那鼻子尖上还坐着一个小人儿哩；或者剪成一个单腿独立而舞的姿势优美的芭蕾舞明星；或者剪成一只停在窝里的长腿鹳鸟。我小时候学会的这门手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用说，对每一张剪纸，我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
1834年，安徒生在维也纳一位朋友索南莱特讷家做客，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我教小女孩们叠纸，为她们剪了一个被绞死的人，最后我激动万分，乘车回家了。”1864年战争期间，安徒生为帮助丹麦在德国的战俘，特意创作了一幅大号的剪纸作品送到集市。他在剪纸上的赋诗中这样写道：“这一叶剪纸有点贵/它的价钱是半块银币/但这是一整段剪出的童话/你好心的人付得起。”
安徒生还喜欢把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通过图画传递给朋友。1841年5月29日，安徒生在土耳其旅行途中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在字迹潦草的文字下面，安徒生随手画了两个舞者。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名的钢笔画《两个狂舞的托钵僧》。
与安徒生文学创作一样，安徒生的画作亦是有感而发。在一幅名为《丘比特》的素描作品中，安徒生没有让丘比特弯弓搭箭，而是让他玩起了杂耍——玩弄一颗颗已被爱情之箭射中的心。在一幅名为《头和像蝴蝶的生灵》的素描作品中，安徒生旁注道：“如果仔细观察花朵，就会发现每朵花里都有一个颤动的精灵，而看他们的翅膀和衣裳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所居住的花。”在一幅名为《由衷而发》的剪纸作品中，安徒生将小丑、天鹅、小精灵和芭蕾舞员这些自己最喜爱的童话主角巧妙地组合到了一起，让人看后叫绝。
安徒生为人称道的画作不少，比如布贴画《文艺复兴剧服》，拼贴画《戴面具的女孩》，纸雕《摇骑》，装饰画《圣诞树饰物》，剪纸《东方城堡》、《偷心者》、《棕榈树下的天使》、《太阳脑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