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监视不能放松，其余的，我们要回去商量一下，看看人手如何安排，明日一早，咱们再在此地相会，如何？”
“太好了，我对于抗团一向是敬佩有加，现在北平城的安危更是要仰仗诸位，了不起，我虽然代表不了北平的百姓，但也斗胆替他们向你们致敬。”说着我站起身，深深一鞠躬。
他们赶紧站起来说不敢当，小洪也跑过来鞠躬，倒是把严肃的气氛给冲淡了一些。
众人离开后，我们也准备休息了，小洪对于屋里没有自己的卫生间，要跑去外面的公共厕所颇有微词，我问他：“你这只是生活上的不习惯，你想象一下这城里的百姓，自打北平陷落，他们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
儿子茫然地眨了眨眼睛，然后摇摇头，我又问：“那你怕不怕？”
小洪奇怪地问：“怕什么？完不成任务吗？”
“当然不是，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让我有些担心。”
“爸爸你就是想太多，不是有他们几位大哥哥帮忙吗？”
“我摸摸他的头：“你说得对，快睡吧。”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人敲门，我只当是小赵他们，打开门一看，却是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他手里托着热气腾腾的油条，看见我就满面笑容地说：“是洪老师吧，鄙人是历史系的主任，昨天开了一天会，没来及给您接风，这才登门拜访，抱歉抱歉。”
我赶紧把他让进门，同时回忆了一下小赵给我的身份说明，“是段主任吧，您太客气了，应该是我去拜访您的。”
段主任笑笑，抬眼看到了揉着眼睛走出来的小洪：“哎呦，这就是小公子吧，长得真俊啊。”
小洪愣了一下，张嘴就问：“叔叔也是抗……”
我在他把抗团二字说出来前赶紧打断：“叫段伯伯好，不是教过你，比爸爸年岁大的人要叫伯伯。”
小洪叫了声段伯伯，段主任笑着说：“叫叔叔也一样，您是教西方历史的，英国人里面不是只有个uncle，呵呵，来来，豆浆油条要趁热吃。”
我招呼小洪坐在餐桌前，三个人风卷残云，很快就把早餐给吃完了，段主任随便扯了几句闲篇儿，话锋一转，开始说正事了：“洪老师，日本人控制北平这些年，咱们大学可是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自打沈兼士先生创办了炎社（注），咱们可就一直和日本鬼子明争暗斗，去年咱们学校有三十多名老师被捕，最近才得以生还，只是他们的身体被这一年的牢狱之灾摧残得不轻，还需要修养，我知道您是留过洋的人，能不能除了西方历史，物理，化学，甚至是天文，您有没有可能也给代为教授一下？这次为了庆祝胜利，要十月份受降仪式之后才正式上课，您有充分的时间备课，不知道您能否考虑一下？”
一个月后我就应该离开这个时空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就胡乱说话，而是郑重地说：“段主任，据我所知，胜利之后，很多知名学者都在往回赶，您也不妨多留意他们的动向，我赶鸭子上架可以顶替几节课，可是别耽误了孩子们。”
段主任哈哈一笑：“有您这句话就成了，那您先忙，我告辞了。”
小洪等他走后，问我：“我一开始说错话了吗？”
我摇摇头：“但是爸爸教师的身份只是一个掩护，在外人面前不要轻易暴露，祸从口出，知道吗？”
小洪吐吐舌头：“这油条真好吃。”
“那以后咱们天天吃。”
过不多久，小赵和叶玉良就到了，他一进屋就开门见山：“李振明和冯运雄今天就不过来了，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动员两支力量。”
“哪两支？”
“一支就是北平的学生，抗团的核心成员在监测汉奸，普通学生们，反正现在也无需上课，就是满城里晃悠，不过他们着重去的地方都是东交民巷等之前日军驻扎过的地方，另一支就是黄包车夫们，他们会在北平的各个日侨居住地附近出没，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我欣喜地点点头，转向小赵：“我昨晚也想了想，咱们情报局要负责监测北平的几个城门的进出情况，以及对于目前在城里的政要以及文化名人的保护。如果人力不足，特别是保护方面可以请军队出面。”
我又问叶玉良：“现如今，无论是日本人或者是谁，要想传递消息，除了电报之外，还可能有什么手段？”
“鸽子，信件。”他思索了一下，小洪突然插嘴道：“也可能是信号啊，礼花什么的。”
叶玉良闻言一笑：“贵公子真是聪明，果然虎父无犬子，不过以上三种，均很难跟踪和发现。”
“无妨，我们目前就是大海里涝针，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还是对敌人故意留下那封信感到困惑，他们明显是希望我们把人力分散，可他们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叶玉良说道：“有没有可能该间谍来不及传递这个消息，反而借助情报局的手，把消息转告给了内奸，让内奸再传给其他人？”
小赵一拍脑袋：“那我们反而给敌人做了嫁衣吗？”
“也不一定，我只是猜测而已，会不会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
“怎么这么乱啊。”小洪大叫起来。
注：为了与日伪进行斗争，争夺在平知识界人士，防止他们附逆为恶。国民党教育部秘密与北平沈兼士、英千里等人士联系，以“炎社”为基础，组织成立了以辅仁大学师生为中心的地下抗日爱国组织“华北文教协会”。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了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并在他家中搜查到华北文教协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名单。日伪当局十分震怒，立即对华北知识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史称华北教授案，或日宪大逮捕。从1944年3月初到20日，华北文教协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敌人抓捕。辅仁大学被逮捕的有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教育系教授徐侍峰、欧阳湘，经济系教授赵锡禹、左宗纶、助教郑国柱，英语系讲师左明彻、助教孙硕人、朱锦章，国文系讲师葛信益，历史系讲师赵光贤、叶德禄，物理系讲师高婴奇、助教吴师循，体育教师李凤楼以及学生秦晋、孙金铭等 30余人。校外华北文教协会骨干被逮捕的有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牛继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邵晓琴、北平益世报社英纯良、北平图书馆李德启、故宫博物院汤有恩、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夏玉峰等10余人。辅大是被捕教授的重灾区，几乎塌了半边天。这一案件震惊了整个华北知识界。
被捕人员被关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本部，经受了非人的虐待。据被捕学生孙金铭回忆：“日本宪兵队审讯被押人员，除少数在白天，多数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以后进行。每晚午夜后都可听到人们惨遭酷刑的呼叫声音。在审讯中，敌人除棒打脚踢外，常用的酷刑有灌凉水、灌辣椒水、双手吊起来抽打、用火筷子烧、上夹板、上电刑、放人洋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真是惨绝人寰！我就被灌过凉水。他们把我捆在长凳上，用水龙带朝着口鼻猛灌，不一会儿，我就失去了知觉。等苏醒过来后再次冲灌，这样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好几次。我的右腿膝关节被打成重伤，天天从关节里流出很多黑血，我就从衣服上撕块破布包扎，一直闹了两三个月才封口。直到现在，我蹲下和站起都感觉困难，走路也不方便。”
监狱中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孙金铭说：“我们在宪兵队羁押了四个多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理过发，没洗过手脸，更谈不到洗澡了。衣服长期不换，满身都是虱子，到处都是被抓伤的血痕、伤疤。每天吃的是砖头般硬的红高梁面凉窝头(偶尔给一小块咸菜)，吃后拉不出大便。我们当时的办法是：咬一口窝头，在嘴里咀嚼成粥状，再慢慢咽下。这样大便时，还同上刑一样，很难排泄出，并经常便血。我们喝的是用擦地板的水桶装的凉水。我们长时间被关押在阴暗的牢房里，最难得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阳光、空气和凉水。”
后来，日本军事法庭（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判决：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等判处15年徒刑，其他人被判7年、5年、3年、2年不等。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辅仁大学的师生们才被放出来。
辅大师生们在日伪残暴统治的北平城中，组织团体，团结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抵制日伪对教育界的控制，保存文化事业；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国家民族思想，消除奴化教育影响；输送大批有志青年到大后方，支援了后方建设和正面战场。被捕以后，他们在监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