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对故事的双重赔偿
（注：不想知道小说剧情及相关细节的读者请在读完小说后再阅读此文）
小白
露丝与亨利
一九二五年，在与阿伯特（Albert Snyder）结婚十年以后，露丝（Ruth Brown Snyder）遇见亨利（Henry Judd Gray），一次“盲约会”（blind date）。尽管罗兰·巴特曾断言：任何结构都可以栖居。但我们要说，任何结构也都可以被轻易打破平衡。事情是这样的——
阿伯特是纽约一本快艇杂志的编辑。结婚前，露丝是他的秘书。结婚以后，露丝把她对阿伯特的称呼，偷偷从老板改成“老甲鱼”（old crab）。因为阿伯特坚持要把早已去世的未婚妻杰西的照片挂在家里的墙上。还用杰西命名他自己的小船。并且动不动向露丝提起杰西，说杰西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女人”。
亨利推销女式束身内衣。将近有十八个月，他和露丝常常在华道尔夫饭店见面，“去喝一杯马丁尼”。后来，纽约的小报编辑认为露丝将她与阿伯特的女儿扔在家里去跟人幽会，最能揭示这段孽缘的犯罪本性。
起初，露丝曾努力劝说阿伯特购买保险。但最后在保单上的阿伯特签字确实是假的。这份保单的推销员后来因此被解雇，法庭起诉他的伪造文件罪。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阿伯特被人勒毙在自己家里。鼻孔里塞着浸泡过氯仿的碎布。露丝对警方声称自己是入室抢劫杀人案的目击者。但她的供述前后并不一致。随后的仔细搜查，纽约警察发现露丝申报的被抢劫物品仍在家里，只是被隐藏起来。
突破性的发现是一张信纸，空白信纸上随手写下两个大写字母：J.G——日后警方判断为阿伯特思念旧情人时无意识写下的名字：他已去世的未婚妻全名叫Jessie Guishard。但在警方询问露丝时，她突然惊慌起来。反问警察：“贾德格雷跟这事有什么关系？”露丝的内衣推销员情人亨利，全名叫Henry Judd Gray。
亨利整晚躲在锡拉丘兹的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警察踢开房门。
我们要说，在露丝和亨利之间，爱情的狂热而稳定的结构再一次被彻底击碎。被捕以后，亨利和露丝为减轻各自罪名，互相开始一场猛烈的指证。露丝对法庭说一切都是在亨利的指使和设计下进行的。而亨利却说，露丝在认识他之前就曾七次设计谋杀阿伯特，都未得逞。纽约市的读者大多认为，既然在长达一年半的奸情里，亨利都管露丝叫Mommy或者Mommie，当然在他俩之间，“妈咪”一定是“话事”的。虽然在这个案子里，“妈咪”不见得就代表着性关系的权利结构，但小报叙事学（乃至所有的叙事学），大都遵循“细节足以推理出结论”的原则。纽约市陪审团懒得听他俩啰嗦，索性将两人一起送上电椅。
要提醒读者的是，上述故事所有的内容都出自纽约市各种小报长达数月的不可靠叙述。甚至有关三个当事人相互关系的所有说法，尽管有大量法庭供述和警方笔录，出诸两个疯狂挣扎想要脱罪的犯人之口的话，可想而知仍属“人工叙事”。阿伯特的前未婚妻杰西，到他与露丝结婚时，去世恰好是十年。而十年以后，这场错误的婚姻遭到报应，露丝遇到亨利。露丝一九一五年与阿伯特结婚时刚好二十岁，与亨利第一次约会，她芳龄三十。
听起来，这多像是一个早已准备好要变成小说的故事。
放入小说的魔术箱
它果然变成小说。借由离开《纽约客》跑到好莱坞的前报道记者凯恩之手——神奇的是，凯恩居然与杀人犯亨利同龄。凯恩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地点一起搬到加州。他对《巴黎评论》的记者说，纽约出租车司机讲的笑话，他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加州比较适合他，他甚至能说地道的加州切口。这一点对他写小说很要紧。
凯恩自己承认过，《邮差总按两遍铃》是从那个故事里化出的。读者公认《双重赔偿》的情节显然也出自纽约报刊对该案件的报道。
凯恩将纽约小报上的露丝·施耐德案件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借由叙事的魔术。他把品质稍嫌低劣的小报故事放进魔术箱，当它从箱子的那头再次出现，就变成了一首二十世纪的城市爱情叙事诗。假如说这想法在写作《邮差》时还朦胧不明，到《双重赔偿》他已完全确定：寻找一个特别的情境，剩下的就是“阴阳两个电极的事儿”（a matter of polarities）。当然，两个电极能做到的最惊心动魄的事儿，不就是连接到电椅上的那一道电流？
但这叙事的魔法到底在哪里？在凯恩的那个魔术箱里到底有什么？
love rack——凯恩告诉读者。就像所有那些魔术师，凯恩对他的手法故弄玄虚。这里那里，只要有人问，他就反复提到这个词组。不过从来不肯解释清楚。他告诉人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鬼单词到底应该如何拼写，到底是词典上的哪个词，wrack还是rack？他说love rack是这样一个诗意的情境，就是读者由此可以对小说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感同身受。他说这个词是好莱坞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嘴里常念叨的魔咒，动辄对人提起。劳伦斯的说法是，比如《残花复艳》那电影里，嘉宝赶着马车冲进克拉克·盖博的农场，盖博很尊重她，让她吃喝休息但什么都没干。第二天这两个人仍旧客客气气，一起去钓鱼。她钓到一条（道具把一条活鱼放在桶里）。然后她说：我准备煮熟它给你当晚饭。劳伦斯说，这样一来，她就把自个儿献身出来，盖博顿时就搂住她。这条活鱼就是love rack。据说在劳伦斯之前，好莱坞电影里的男女一般都是在后窗互相张望，然后一起去公园，穿过一条爱的小道。
是那样简单？好吧，这样的东西我们的确在凯恩的小说里时常遭遇。比如《双重赔偿》里，那女人在保险推销员面前不时卷上卷下摆弄的衣角。
但在凯恩那里，love rack有时候显得更复杂。他说：我无法说清楚，到底这是将男女主人公绑在上面拷问的刑架，还是可以挂上闪闪发光罗曼司长袍的衣架？
又一次，劳伦斯在向他不断念叨love rack之余，想起有关那起案件的新说法。说事情败露的那个夜晚，露丝送亨利登上去锡拉丘兹的火车，递给他一瓶酒。亨利一路慌张，几次想打开那瓶酒喝两口定定神。但找不到瓶塞起子。又不敢跟列车员要一个，他现在是逃犯，怕让人认出来。他一直都没喝那瓶酒。后来警察说，那瓶酒里的砒霜足以毒杀一个团的士兵。听完这个新说法，凯恩有点走神，突然对劳伦斯说：现在，你的love rack的说法开始让我产生兴趣。
谁能知道，在凯恩那里，这个love rack到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如果亨利果真喝下那瓶酒，他与露丝的这出疯狂的爱情故事将会有一个凯旋般的结局。他们寄居在阿伯特婚姻以外的可怕“结构”，不会因为在法庭上互相指控而崩溃。亨利当真不知道那酒里下过毒药？还有，露丝究竟是企图杀掉亨利灭口（一个品质低劣的动机），还是预见到一切化为灰烬的结局，而想用最激烈的方式来挽救这场爱情（一个堪称壮烈的念头）？
你爱不爱一个杀你的女人
将一个通奸加谋杀的市井案件改造成一个爱情故事，作者到底需要何种禀赋？司汤达那样一颗英雄主义的心灵？但二十世纪的纽约或者加州城市，并不适合让这样的心灵浪漫地跳动起来。尽管，或许凯恩多多少少也拥有司汤达那种女性化的浪漫倾向，在《双重赔偿》里，当沃特·赫夫想让电影院引座员牢记他，以便获得“不在场证明”时，他伸手扣上她制服最上边的那颗纽扣——这个喜欢伪装成花花公子的现代都市化于连。
对复杂人性心理的透彻理解？与司汤达不同，凯恩处理的是二十世纪病态心理医学背景下的人格。像现代心理学这些事儿，凯恩知道的不少，虽然他说得不多，以免让人觉得他“有学者派头”（保险公司案件调查负责人凯斯曾对赫夫说过这话）。但他对诸如无意识词句、微表情这些东西的捕捉能力，看起来不亚于一个专业心理医师。《双重赔偿》的男女主人公讨论作案计划，她说让那个将被他们谋杀的丈夫不好好卧床休息，却绑着石膏出游会有危险（会影响愈后伤腿的长度）。这是在状写女人的愚蠢和迟钝？还是在揭示病态杀人狂无法分清生死界限的危险心理状况？
我们要说，一个二十世纪的爱情小说作者，最最要紧的禀赋是那种无计消除的深刻疑虑。一种大大超越司汤达式疑虑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当司汤达不允许他的女主人公阅读爱情小说时，这种疑虑已在十九世纪微露端倪。电影编剧文森特·劳伦斯向凯恩不断提起love rack，他只是想在好莱坞电影里清除公园里的爱情小路。但在凯恩，love rack变成一个拷问爱人/罪人的刑架。充满怀疑的拷问者采用的是证伪法则，受刑者证明自己在相爱，并不会让他满意。在作者的不断追问下，他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自述证据、排除疑点，推翻读者观众们认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爱情的坚定判断。
如果说上一部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凯恩尚未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小说里那对爱人/罪人（法兰克和蔻拉）多多少少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情侣，他们很少受到证伪法则的拷问。尽管这对情人常常因精神折磨而短暂分别，但这总会让欲火烧得越旺。尽管后来两人动辄暴烈争吵，但回回都以疯狂做爱来收拾残局。甚至当法兰克想要在海里淹杀蔻拉，那几句关于乳房的海明威式的对话（它甚至让我们想起海明威某部小说里一对情侣游泳时关于头发的对话），迅疾让杀意烟消云散——
“我喜爱它们，它们很大么，法兰克？”
“今天晚上告诉你。”
但到《双重赔偿》，那对情侣要面对一个充斥着不利证词和错觉歧义的复杂局面。这部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有代数学般冷静的头脑，以至于在步步为营的叙事里（以精于计算的保险推销员赫夫的第一人称视角），情欲有时候似乎变成谋杀方程式的冗余之物——当读者聚精会神参与演算，则对此自然而然视而不见。读者甚至无法确定这对情侣究竟有没有上过床（“干完所有的事”里包括不包括这件事？）。
这一次，作者对他的爱情小说当事人反复举证质疑。决定性的不利证据有这几条：她在与他合谋杀害丈夫之前，就已谋杀多人（在纽约市施耐德案件里露丝曾七次设计谋杀她丈夫）。他承认（他意识到）他已（真正地）爱上她的继女（继女是对小报故事人物设置的一次灵巧改装），他甚至为那小女孩而甘心去自首供述杀人重罪。《邮差》里的男主角未能实行的杀人灭口，《双重赔偿》的女主角几乎完成，她确实开枪射杀赫夫。这大概是小说里最重要的love rack，当文森特·劳伦斯向凯恩讲述露丝送给亨利一瓶加入大量砒霜的葡萄酒时，小说家听到的是决定性的叙事动机。这是最强烈的拷问：你爱不爱一个杀你的女人？这问题一旦解决，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本能》里，迈克·道格拉斯再次面对时时刻刻想要用冰锥刺杀他的莎朗·斯通时，就好办得多。
小报上的纽约通奸谋杀案里，露丝和亨利的情欲关系毁于法庭上的互相指控，凯恩小说里发生在加州的通奸谋杀案，其男女主角的爱情几乎也要毁于互相的残害和告发。挽救这惊悚都市爱情叙事诗于小说结尾的，是那个凯旋般的双双自杀。这自杀不在假定叙事者的视角之内，但你若相信自杀会成功，你就相信城市里仍然有爱情。
那个“小报谋杀案诗人”（A poet of the tabloid murder）的说法，来自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有一天，纽约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跑来告诉凯恩，说他自己早上去看庭审——那是个奇异的感觉，当你闻到那个女人身上的气味、擦过她的衣角，却确切地知晓，这个女人即将被送上电椅。凯恩听到这个说法，大概就像是听到诗歌般的韵律在向他召唤。
故事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纯属虚构，并非再现、也无意再现真实的人物、地点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