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于1932年身处国外时已开始明白：我不得不长期甚至是永远地离开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
我曾在内心多次体验过疫苗接种法带来的益处。所以我在这样的境地仍然遵循此法，有意唤起我心中来自童年的画面——那些画面最能在流亡岁月里激起我的思乡之痛。
在此，我的精神不应由思念的情感主宰，如同健康的身体不能由接种的疫苗主宰一样。我努力对这种情感进行节制，不是为了从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而是为了从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对往日的时光进行追忆。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只能展现经验的连续性而无法使经验的深邃内蕴凸现的要素彻底隐退了，我的家人和儿时同伴的整个外形容貌也随之隐去了。相反，我努力不加疏漏地去捕捉大都市在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孩子心中所留下的鲜明印记。
我想，虽然这样的画面还没有获得特有的表达形式，如同数百年来在回忆乡村童年时对田园情感的倾诉那样，但是它们可能会有自己特有的某种命运。但这些我童年时代的都市画面却与之相反，或许它们能凭其内在意蕴将未来的社会经验预先展示出来。
至少我希望，可以从这些画面中看出，在以后的成长中，其主人公多大程度地失去了他童年时曾有过的依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