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他的几位前任一样，科尔需要在联邦政府的新闻和情报部门里“派驻”一个政府发言人及安排一个相应职务。政府发言人的任务是充当他个人和他的日常工作的喉舌，专门向外讲述联邦政府的工作情况。他需要物色的政府发言人不仅应使联邦总则和政府的政策透明化，而且还应尽可能顺利地与他个人沟通。总理的要求当然总要得到满足。他重视政府发言人的个人和职业经验，发言人可以综合各方消息来源，向外传播自己认为是紧要、可信的信息。一旦发言人的工作走上正规，科尔就放手让他们独立操作。施密特对于政府该向外宣布什么消息，如何宣布，采取的是从头管到脚的方法。而科尔则比较变通灵活，他乐意让大家来评断政府发言人工作的优劣。首任政府发言人迪特尔·施托尔获对政府的政治、经济事务的报道值得称道。施托尔茨的继任伯尼施待人爽直，人缘好，在记者中树立了权威形象。接替伯尼施的弗里德黑尔姆·奥斯特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他的风格颇具新意。第四任政府发言人汉斯·克莱因对他的工作如是说：“我确实有点像一架传声筒，然而我不能把新闻和情报部门的头头视为贩卖政治新闻的人。我所在的新闻局的任务是告诉公众联邦政府在施行哪些政策，政府正在或将要采取哪些政治措施，使原因和作用透明化，即让人民看得清楚……弄得明白。”
沃尔夫冈·贝格斯多尔夫由于工作关系能直接接触科尔，自1982年10月份以来他先后如此形容政府发言人：“政府发言人尽管性格、气质各异，但必须有驾驭联邦新闻局的不凡能耐，他们有在新闻界领导岗位上长期工作的经验，他们不仅要就尚未‘酝酿成熟’的政治决议作出宣传，又不能开罪新闻界对信息的追根刨底。”贝格斯多尔夫对新闻发言人所下定义是：“政府发言人因为对联邦政府所持政策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是消息最灵通的人。联邦新闻局从一级和公开的场合获取的信息，发言人不能一人独占信息，否则他们搞不好工作。对于各个部里的一切重要消息来源，发言人必须管道畅通……他们必须是联邦总理的贴身顾问或随从……只有全面吃透联邦政府的政策的人才能对政策的价值作出判断。凡是属于政府的政策，事无巨细，发言人必须摸得一清二楚。政府发言人并不需要把他的一人独白训练得多么出色，他们需要做的是间接或直接地透过媒体传播开去的双向对话，他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尝试，维护这种工作方式，并且通过工作有所长进。他们要将自己手中的信息透入到正反两方面的、有争议的观点、意见甚至猜测中去，并同这些观点展开强烈交锋。”
鼓励下属采取务实和创新的工作作风
科尔特别善于在重大事件上利用个人威望并为之作出表率。从常年积累的经验中他知道个人在政治上所起作用大于专门性机构。他尽管生性坦率又喜欢与人融洽相处，但是始终和同事们保持明显界限。他对下属和“亲信”们的工作的信任主要还表现在开内阁会议时限他们明确讲明风险所在。
在自己党的主席团里议事时科尔喜欢开门见山，说话直截了当，并且希望主席团其他成员也这么做。他固然生性爽直，但是在处理一些事物时也注意避免指挥得过于仔细，避免过分突出自己。他的“宽松”体现在允许别人持不同意见，然而，弄到最后他总是对的。若计划取得成功，他至少是给人开绿灯的发起者；计划失败了，他会分担责任，并且以其个人威望和地位为某个经他甄选的、不走运的下属打掩护——这一点尤其为主席团成员们称道。
科尔勇于承担全部责任，直至事情水落石出。他倾听别人所作的政治分析，然而不会盲从，他不愿意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决策。“他不去理会别人的分析，正是这一点有时使他处于十分有利的位，”1990年3月28日洛塔尔·施佩特评论道，“分析家们纷纷感到，他们事先分析、总结出来的内容事后全变了样。这就是科尔最大的优点。他对事物发展有着了不起的直觉本能……他能顶住所有的预测和反面意见而立于不败……如果事情失利，他会在一个阶段里作自我反省，但他总能对付过去。”
星期二下午3时至4时30分召开议会党团会议。科尔在会议作出决议前常常先同议会党团领导成员商议一番。由于他始终参与出点子，联邦政府和议会党团理事会的代表、党主席团成员和联盟伙伴也参与其中，所以这种会议对他而言乃是轻车熟路，除非有什么地方“卡壳”。会前科尔常常有针对性地与议会党团主席通电话，取得了很好效果。议会党团主席和总理意见不一时则通过协商解决，以避免公开冲突。议会党团首脑阿尔弗雷德·德雷格尔在1989年4月10日说，有时候“以议会党团名义让联邦总理‘改变主意’或者向他进言不能收到效果，反不如请他参与共同表决来得有效”。话虽如此，科尔也会寻求议会党团主席的提案，1989年5月在北约组织首脑会议的准备阶段围绕近程核武器及其更新换代的辩论即是一例。“当时的议会党团主席鉴于核武器的作用问题否定了短程武器的威慑作用，也否定了对短程武器的更新。其实这些提案均出自德雷格尔。德雷格尔要求就这个问题同苏联谈判。科尔开始当总理时偶尔还听取一些政府官员之间的争论，然而这种分歧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逢到这类场合，科尔不再调用议会党团的力量了。
科尔需要党内第二号人物即基民盟总书记起主要辅佐作用。按照科尔的要求，党的总书记不是一名决定党务的“将军”，而是以党内最高“书记”的身份跟党主席缓急相助。自从1982年10月科尔接管政府以来总书记就起着这种枢纽作用，他辅助科尔的党务和政务，在两方面起协调功能。总理和总书记这一对搭档虽有摩擦，但还算配合默契。海纳·盖斯勒自1977年起担任总书记，1988年他在公开场合表示，这种党、政合一的工作方式把基民盟中央变成总理府的附属品，而党的总书记成了政府的传声筒。
总理府的其他重要辅佐官员是1942年出生的负责国内事务的菲利普·耶宁格尔律师和身为国务秘书的53岁大学教师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尔格。1984年11月，耶宁格尔接任联邦议院议员之后，科尔任命时年40岁的律师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为特别事务部部长和联邦总理府办公厅主任。他委托朔伊布勒协调耶宁格尔和施雷肯贝尔格的工作，施雷肯贝尔格仍然任国务秘书职务。朔伊布勒一方面要协调政府各部的工作，一方面要当好基民盟州长以及联合政府的联邦议院党团之间的联络官。
科尔希望属下拿出改革体制和组织的热情来，也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和富有首创精神。他对下属的具体要求是：对待个人升迁问题要透明化；工作有压力时提高承受力和受挫力；每天接受新的信息。他明明知道，即使对于最优秀的属下也要时不时给予一点表扬和鼓励，岂知他肚子里装的好听话少之又少。他需要下属作出成绩，但在失败时他能泰然处之，特别在涉及到体制本身的弊端时他更是不动声色。处理公务遇到了官僚作风，不但不带个人特色，而且拖延时间，不能收到预期效果。每逢此时，科尔往往通过打电话或找人个别谈话直接解决。例如，1983年11月28日，他提议在1984年5月重新选举联邦总统时让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当候选人。在作出这项提案前，为了让魏茨泽克顺利过关，他竭力说服各党的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达34次之多。
叁
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拿破仑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年-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1804年-1814年，1815年）、军事家、政治家，曾经占领过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领土。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统帅
拿破仑（荒野雄狮的意思）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城，他的家族是一个意大利贵族世家，科西嘉岛刚刚被卖给法国后，法王承认其父亲为法国贵族。在父亲的安排下，拿破仑9岁时就到法国布里埃纳军校接受教育。17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选送到巴黎军官学校。
拿破仑一开始自认是一个外国人，一心希望有一天能够让科西嘉从法国独立出去。16岁时父亲去世，他中途辍学并被授予炮兵少尉头衔。在随部队驻防各地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让·雅各·卢梭的思想对他的影响非常大。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回到科西嘉，希望推动科西嘉独立，但遭到另一个亲英反法的保利集团排挤，最后全家逃往法国。
在1793年7月，拿破仑带兵攻下了保王党的堡垒土伦，因此受到雅各宾派的赏识。1794年热月政变中拿破仑由于和罗伯斯比尔兄弟关系紧密而受到调查，后因拒绝到意大利军团的步兵部队服役而被免去准将军衔。1795年他受巴黎督政官巴拉斯之托成功平定保王党武装叛乱，一夜之间荣升为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在军界和政界中崭露头角。
拿破仑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对当时的军事知识深有研究，善于将各种军事策略运用于实战之中，尤其是主张将火炮集中使用，以及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作用。1796年3月2日，26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3月9日与情人约瑟芬·博阿尔内结婚，之后便匆匆奔赴前线。在意大利，拿破仑统帅的军队多次击退了奥地利与萨丁组成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联军，最后迫使对方签署了有利于法国的停战条约，凯旋而归。
取得意大利之役的胜利后，拿破仑的威信越来越高，他成为法国人的新英雄。而他的崛起令督政府感受到威胁，因此任命他为埃及军司令，派往东方以抑制英国在该地区势力的扩张。在拿破仑的远征军中，除了2000门大炮外，还带了175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的书籍和研究设备。在远征中拿破仑曾下达过一条著名的指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拿破仑本人精通数学，同时还十分喜爱文学和宗教，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十分大。
然而1798年远征埃及本身是一个大失败。拿破仑的舰队被英国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完全摧毁，部队被困在埃及。1799年回国时，400艘的军舰只剩下2只小舰，原本侵略印度的计划受阻，人员损失惨重。
此时欧洲反法联盟逐渐形成，而法国国内保皇派势力则渐渐上升。1799年8月，拿破仑最终决定赶回巴黎。1799年10月，回到法国的拿破仑被当作“救星”来欢迎。11月9日，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获得成功，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实际为独裁者。
拿破仑之后进行了多项政治、教育、司法、行政、立法、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最著名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有重要影响的《拿破仑法典》，是在政变的当天晚上就由拿破仑下令起草的，很多条款拿破仑本人亲自参加讨论最终确定，基本上采纳了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比较理性的原则。法典在1804年正式实施，即使是在一个多世纪后依然是法国的现行法律。法典对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立法起到重要影响。在政变结束后三周拿破仑向人民发布的公告中，他自豪地宣称：“公民们，大革命已经回到它当初借以发端的原则。大革命已经结束。”
1800年，拿破仑再度打败奥地利军，英国也不得不与法国签订和约，迫使第二次反法联盟土崩瓦解。1802年8月，修改共和八年宪法，改为终身执政。1804年11月6日，公民投票通过共和十二年宪法，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一世。但是他并不是由教皇庇护七世加冕，而是自己将皇冠戴到了头上，然后还为妻子加冕为皇后。一年之后，他又在意大利由教皇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1805年8月，奥地利、英国、俄国组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于是在9月24日离开巴黎，亲自挥军东进，到10月12日法军已经占领了慕尼黑。10月17日法国和奥地利在乌尔姆激战后，反法同盟投降。之后法国又取得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反法同盟再度瓦解，并且迫使奥地利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拿破仑随后联合了德国境内各诸侯国组成“莱茵邦联”，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次年秋天，英国、俄国、普鲁士组成了第四次反法同盟，但是10月14日法军同时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击溃敌军，普鲁士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拿破仑因此取得了德国大部分地区。1807年6月法军又在波兰大败俄国军队，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面，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在此前一年拿破仑颁布了《柏林赦令》，宣布大陆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大陆与英伦的任何贸易往来。自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得到了确立。拿破仑一世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并分别封他的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为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1807年末西班牙爆发内部动乱，西班牙国王遭到人民的唾弃。拿破仑于是乘机入侵了西班牙，并让其长兄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成为西班牙国王。但是这个举动遭到了西班牙人的反对，拿破仑根本无法平息当地的暴动。英国在1808年介入西班牙争端，英军8月8日登陆蒙得戈湾，8月30日占领了整个葡萄牙。之后他们在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逐步将法军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正当拿破仑陷入西班牙泥潭之际，1809年初第五次反法同盟组成。奥地利在背后偷袭法在德国的领土，拿破仑被迫退出西班牙，率军东征。奥地利军队虽然一开始取得优势，但是拿破仑很快就转败为胜，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再次割让土地。次年，拿破仑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为妻，法奥结成同盟。
到了1811年末，法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拒绝继续与法国合作抗英，最后战争爆发。拿破仑率领操12种语言的50万大军进入俄罗斯。俄军采取了撤退不抵抗的战术，直到1812年9月12日法军历经博罗的诺战役（法军有7万人阵亡和重伤）后，进入莫斯科。拿破仑本以为亚历山大一世将会妥协，未料到迎接他的却是莫斯科全城的大火。而此时在国内又有人策划了一次失败的政变，令他不得不赶回法国，最后回到法国的只有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