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太原的活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担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刘文静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有才干谋略，善于分析天下大势。李渊到太原出任留守后，刘文静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李渊心怀“四方之志”，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于是和李渊进行交往，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刘文静在与李渊的交往中，又发现李世民虽然年仅二十，但其见识和才能却非同龄人可比。他经过仔细观察，认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晋阳宫副监裴：“李世民非常人也。其宽容大度类似于汉刘邦，英明神武同于魏武帝，他年纪虽然轻轻，却有天纵之才。”
不久，刘文静因为与瓦岗寨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结为儿女亲家，被隋炀帝以勾通乱党的罪名囚禁在太原监狱里。李世民也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图谋大事的奇才，便私下到狱中去探望他。刘文静见李世民亲自来看望自己，心中明白他为何而来，便对李世民说：“当今天下大乱，非有（商）汤、（周）武王、（汉）刘邦、（汉）光武帝这样的才能，不能平定天下。”
李世民回答说：“您怎么知道没这种人呢？我只是担心常人不能识别啊。我现在到狱中来看您，并不是为了儿女之情来打扰您。现在天下形势已是如此，所以特来与您相商举义大计。还望先生妥善筹划其事。”
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便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今李密长期围困洛阳，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遍山泽，多达数万，的确需要真命之主来驾驭天下。如果真能应天顺民，举义旗登高大呼，那么四海也就不愁不能平定了。现在太原百姓躲避盗贼的都来到晋阳，我担任晋阳令已有多年，与其中的豪杰之士经常往来，一旦举义旗，只需打一声招呼，聚集者可达十万人。你的父亲又有数万军队，只要他一开口提出此事，谁不会随从？那时再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就帝业可成。”
通过这次狱中倾心交谈，李世民与刘文静结为密友。在李渊称帝后，刘文静担任司马，地位仅次于裴寂。当裴寂在朝中成为太子建成的强有力支持者时，刘文静则与陈叔达等共同支持李世民，使李世民在与太子建成的夺权斗争中找到了坚定的拥护者。
可以说从晋阳起兵之前起，李世民就开始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见隋室大乱，暗中立下大志，于是倾心交结贤能之士，得到他们的支持，为建立自己的基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用人点拨取才要德行和学识一并考察。唐太宗认为，科举取士优点虽多，但它只取文笔言辞，无法考察人的各方面能力。一旦当上官几年后才恶迹显露，即使加以刑戮，而老百姓也已经身受其害了。因此，予以重用的人首先必须要有大家公认的德行，不能是奸诈阴毒之辈，这是前提；其次是清正廉明，能办事，能出成绩，不是昏庸之徒，这是基础；三是办事公正，不徇私枉法；四是在其位，谋其政，兢兢业业，不可懈怠，不可失职、渎职。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而且要充分，缺一不可。
王济发现叔叔的才能
曹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叫王湛的人，他不爱表现自己，也不爱与人计较，为人老实，平时不言不语，别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从不去计较，因此，很多人都轻视他，连他的侄儿王济也瞧不起他。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明明有许多好菜，王济也不让这位叔叔吃。王湛吃不到好鱼好肉，就叫王济给他点蔬菜吃，可王济又当着他的面把蔬菜也吃了，但王湛并不生气。
有一天，王济偶然到叔叔的房子里去玩，见到王湛的床头有一本《周易》，这是一本很古老又难读懂的书。在王济眼里，这位“傻”叔叔怎么可能读懂这样一部书呢？
于是就问：“你把这本书放在床头干什么呢？”王湛回答说：“身体不好的时候，坐在床头随便看看。”
王济怀疑叔叔读《周易》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便有意请王湛说说书中的一些意思。王湛分析其中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非常中肯，讲得精炼而有趣味，这是王济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留在叔叔的住处，接连好几天都不愿回去。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比起叔叔简直差了一大截。他惭愧地叹息说：“我家里有这样一位博学的人，可我３０年还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大过错呵。”
王济有一匹性子很烈的马，特别难骑，就问王湛：“叔叔爱好骑马吗？”王湛说：“还行，挺爱好的。”
接着，王湛就骑上这匹烈马，姿态容貌悠闲轻巧，速度快慢自如，连最善骑马的人也无法超过他。王湛说：“你这匹马虽然跑得快，但受不得累，干不得重活。最近我看到督邮有一匹马，是一匹能吃苦的好马，只是现在还小。”
王济就将叔叔说的那匹马买来，精心地喂养，等它与自己骑的马一样大了，就进行比试。王湛又说：“这匹马只有背着重物才能知道它的能力，在平地上走显不出优势来。”
于是，王济就让两匹马在有土堆的场地上比赛。跑着跑着，王济的马果然摔倒了，而督邮的马却一路飞奔，速度非常快。
通过这样一些事情，王济从内心深处佩服叔叔的学识和才能。他回家以后，就对父亲说：“我有这样一位好叔叔，比我强多了，可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还经常轻视他，太不应该了。”
曹武帝平时也认为王湛是个呆子。有一天，他见到王济，就又像往常一样开他的玩笑，说：“你那个傻叔叔还好吧？”
如果在过去，王济会无话可答，可这一次，王济大声回答说：“我叔叔根本不傻。”接着，他就把王湛的才能学识一五一十讲出来，曹武帝也相信了，开始重用王湛。后来，王湛还当了汝南内史。
用人点拨
要了解一个人，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看他的内在实质。并不是越爱表现的人越有才能，很多人不愿意张扬自己，但并不表示这样的人没有才能。内敛之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但是，这些内敛的人往往被身边的人所忽略，所以，只要细心地观察他们，用心地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就能够了解他们，并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唐太宗阅卷识马周
唐太宗李世民思贤求治心切，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贞观五年，李世民让官员议论朝政。次日，当李世民看了常何的奏章，件件言简意赅，有根有据，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图时，真是又惊又喜。但他突然意识到，常何是位武将，读书甚少，是写不出这样的奏章的。于是便问常何：“这样的见识议论，你是写不出来的，你从何得来？”
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
马周是山东博州茌平人，自幼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年过三旬，尚未婚娶；但他刻苦好学，精通书史，志气谋略，样样过人。他曾应聘做过博州助教，后因酒后失言而受责。于是愤而出走，西游长安，到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食客。常何因出身行伍，带兵打仗堪称英杰，而舞文弄墨则一窍不通。为了落实唐太宗的旨意，他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凭其雄才大略，连夜挥毫，竟然替常何论述了二十多项大事。
李世民听后，当日召见马周。因马周一时末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及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喜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马周也的确很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李世民爱才心切，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
贞观十八年，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
李世民多次对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久而久之，马周被先后任命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用人点拨
语云：见字如见人。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字体，就可以判断此人的性格是大方还是小气，是老实还是圆滑；通过对其所写内容的分析，则可判断其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言语和思想是其本人各个方面最真实的写照。
唐太宗通过大臣上书批评时政的言论，就能够从中断定出贤良之才。审阅了马周言简意赅、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的分析言论之后，唐太宗认定马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委以重任。事后，马周敢于直言、不畏权势以及识大体顾大局的种种做法也证明了唐太宗慧眼识人的正确性。
唐太宗喜得虎将
薛仁贵，名礼，少年时候家境贫困，祖辈以种田为业。当时，薛仁贵以为造成家境贫困的原因是风水不好，因此，打算将祖坟迁到别处。
妻子柳氏劝阻薛仁贵说：“有高世之才的人，要适逢机会才能建功立业。现在太宗皇上亲自去辽东平定叛乱，四处张榜募求猛将，这个机会太好了，你为何不去为国争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如果将来为国家立了战功，荣归故里的时候，再去改葬也不晚呀！”
薛仁贵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前往张士贵将军那里应募。
贞观十八年，薛仁贵随部队一起到达安地，正好遇上郎将刘军被敌人包围，薛仁贵一马当先，疾驰去救，经过一番厮杀激战，将敌军将领斩于马下，并割下他的头拴在马鞍上，继续冲杀。敌兵见状纷纷投降。从此以后，薛仁贵的名声大振。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进攻安市城，高丽王莫离支派大将高延寿率２０万大军在山边安营扎寨，进行抵抗。唐太宗命令诸将分兵出击。
薛仁贵凭着英勇善战一心想立奇功。于是穿上白色战袍，以同其他战将区别，持戟挽弓，大声呼喊着冲进战场，所到之处，敌军争相逃命。大部队乘势进攻，敌人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唐太宗发现后，立即派遣使者到阵前了解身穿白袍冲锋陷阵的是哪一位将军。使者了解清楚，那位身穿白袍者是郎将刘军部下薛仁贵后，马上向唐太宗作了回报。
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接着下诏召见了薛仁贵，对他的英勇善战大加赞赏，并赏赐给他许多金帛、马匹，当即提升他为游击将军。
回到京城后，唐太宗非常高兴地说：“跟我一道起事的将军都老了，要大批提拔像薛仁贵这样智勇双全的年轻人作为统兵将帅来保卫边境，这是当务之急。我这次平定了辽东不值得庆贺，值得庆贺的是得到了一员虎将。”于是提拨薛仁贵为右领军中郎将。
唐太宗李世民在征讨叛军、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发现了英勇善战的虎将薛仁贵，并大胆启用。这真是值得后人效法的高明之举。
同时也正是在争先恐后的竞争浪潮中，薛仁贵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武功脱颖而出，甚至敢穿着最醒目最刺眼的白色战袍奋勇杀敌，成为战场上英姿飒爽的一道风景线，不能不让唐太宗引人注目，也不能不让众将佩服，时事造英雄，也就是这个道理。
用人点拨
薛仁贵出身贫寒，但是在战场上却是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是一员骁勇之将。是战场这样厮杀的环境给了薛仁贵脱颖而出的机会，同时也是唐太宗渴望“兵贵神速”的奇兵的出现，一个是有心要表现，一个是有心要发现，战场相逢，眼前一亮，怎不大喜。
实际上识才中也不乏唐太宗与薛仁贵这样“一见钟情”的时候。当识才者有心想寻找他心目中的人才时，偏偏有个怀才不遇的人也是一心想找一个赏识自己的贵人，两个人心有戚戚，一拍即合，怎么不能“一见钟情”呢？
唐太宗重德行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他们求贤若渴，十分重视选拔人才工作，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件事上做得比较好的应该算唐太宗李世民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在选拔官吏上就非常注重德的标准，把德放在第一位。
他对房玄龄说：“作为国君，在选拔官吏上一定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看到；每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能得到勉励；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就会投机钻营。所以，我知道用人是多么需要慎重啊！”
房玄龄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说：“您说得太对了，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考核官吏要严，以政绩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罢免，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现在选人一定要先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品德好，能力差点，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不会造成大的祸害。能力差点，可以锻炼培养，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天下混乱的时候，选人可以多注意一些才能，如今国家安定太平了，选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
唐太宗和房玄龄的话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争夺天下，一切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启用。当战争胜利了，国家安定太平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好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这时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因为官吏的言行是国家的导向，人民的楷模，一个国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往往会通过各级官吏的言行向全国人民传递信息。
用人点拨
识人，首先要眼中有才。任何时代都不乏人才，但人才能否被发现、被利用并发挥出这些人才所有的潜能，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去发现人才。
识才，首先要弄清人才标准。身心健康，德才兼备，性格良好是最基本的人才标准。其中，尤其要强调“德这一要素。无才无德是庸人，有德无才是好人，有才无德是小人，德才兼备是贤人。我们所需要的自然是德才兼备的贤人。有才穷不久，无德富不长。
唐太宗怒斥封德彝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在起事之前，他就曾礼贤下士，散财结客，并且亲临牢房去求访有识之士刘文静；他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风云变幻，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人才观，认为得贤是“天下大端”。他形象地说道：“车子如果没有轮子，就无法行走；舟船如果没有船桨，就无法航行。国家如果缺乏人才，就无法治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太宗求贤若渴，多方求才。所下的求贤诏就达五次之多。为了广泛求贤，他还责成臣下选贤；要求中央官员，特别是宰相，要把发现和推荐人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在防边御敌上，唐太宗认为得一良将胜过修筑千里长城。特别是他给太子李治的《》一书中，广征博引，从治理国家、皇帝为政等不同角度，论述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商汤不以伊尹是个厨子为羞，周文王不以姜太公杀猪、钓鱼为耻，终于成就了大业。”鲜明而又富有远见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