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译者，郑克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1987年曾获法国政府教育勋章。著有专著《法国文学论集》《繁花似锦——法国文学小史》《雨果》；译著《《蒂博一家》《康素爱萝》等。
这部集子所收的七篇小说，无一例外都属于巴尔扎克的优秀中短篇。
在杰出的法国小说家的行列里，既善写长篇小说，又擅长中短篇的作家并不很多。梅里美以中短篇闻名于世，但没有写过篇幅浩大的长篇；司汤达更善于写作长篇小说；乔治·桑也很少写作短篇；罗曼·罗兰的鸿篇巨制闻名遐迩，但他没有什么短篇；当代作家萨特的中短篇写得紧凑简练，而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却写得松散冗长，终于没有完成就辍笔了；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师承《人间喜剧》的巨著，可是左拉的中短篇出色之作并不多。从这方面看，巴尔扎克的才能十分突出，他既能写出优秀的长篇，又能写出优秀的中篇和短篇。诚然，《人间喜剧》以长篇为主体，但中短篇数量更多，它们是这部伟大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长篇在其中起着骨架的作用，那么，中短篇就如同筋肉一样，起着连接活动的作用。
巴尔扎克懂得中短篇小说的形式不同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往往从一整个生活阶段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中短篇则不同。短篇小说往往只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中篇小说的反映面虽然宽一些，但这种形式更接近短篇小说集中某一点以小见大的绘写方法，而不同于长篇那样从多方面去反映社会生活。正因为巴尔扎克以当法国社会的书记为己任，即以描绘当时的社会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所以他需要运用中短篇的形式去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细小的，却具有本质意义的现象，而这是他的长篇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统统描绘出来的，这样，《人间喜剧》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整体。
《刽子手》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巴尔扎克短篇小说中的佳作。小说写的是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祖国的英勇牺牲精神，它令人想起约半个世纪后都德、左拉和莫泊桑所写的普法战争中的爱国故事，但《刽子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悲剧气氛。试想，一个儿子要亲手铡死父母和四个弟弟妹妹，这个场面是多么惨绝人寰呀！他这样做虽然是为了保存自己，让家族能传宗接代，但也是为了不让当地居民受到连累杀戮，而且法军的行动只能衬托出他们的残暴。小说写得很紧凑，一步步烘托出恐怖的氛围：从黑夜里海面上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开始，到枪杀起义的人质，再到绞死侯爵家的仆人，最后以绞刑架上的一幕达到高潮，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小说没有细致的环境描写，也没有人物的心理刻画，但是艺术感染力是强烈的，用的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它再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事情虽然发生在西班牙，却反映了拿破仑帝国外政的一个侧面。巴尔扎克对拿破仑军队的侵略行径采取了鲜明的谴责态度，他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
《家族复仇》中的拿破仑则又是另外一个形象了，他是作为资产阶级执法者的面目出现的。读者不妨拿这个中篇和梅里美的《高龙巴》对照来读。《高龙巴》中也写了“家族复仇”，梅里美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疾恶如仇、粗犷倔强的叛逆女性，她的“家族复仇”的行动是针对当地封建阶层的代表人物村长的，因而含有进步的因素。似乎是同样的题材，到了巴尔扎克笔下，却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巴尔扎克明确看到，家族复仇乃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它是残忍的，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人们有理由反对这种封建意识。但是，作为这种意识的维护者的巴尔托洛梅奥并非一个可恶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受害者。他的女儿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坚决对这种意识进行了挑战。他没有料想到，他的爱女会与他家的仇人之子恋爱结婚，离家出走。他更没有料想到，她会因生活无着，贫病交加而死。对于她的死，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更大的罪责是在社会方面：一对年轻人即使有反抗封建意识的勇气，可是没有金钱做后盾，最后仍然以悲剧告终。我们不能不佩服巴尔扎克对社会的观察是多么深刻精确：金钱的力量早已超过了旧传统的作用，它更能置人于死命。通观法国的古典文学，似乎还只有巴尔扎克从这个角度去处理这个题材，从而写出一幕动人的爱情悲剧。
巴尔扎克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有的小说却表现了浪漫主义风格，《长寿药水》就是其中的一篇。唐·璜的故事在欧洲几乎家喻户晓；《长寿药水》的题材，德国作家霍夫曼也曾经写过。巴尔扎克从中感兴趣的是，这个故事隐含着普遍的意义，这就是在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争夺遗产的现象。巴尔扎克在《致读者》中曾提到这篇小说的主题，他说：“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在社会中，有许许多多人在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影响下，时刻想着亲人的死，盼着亲人的死吗？……天知道在人们的头脑中犯下了多少杀父之罪！”在小说中，长寿药水是争夺遗产的工具，透过这奇异的水滴，作家看到的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现实关系。巴尔扎克的浪漫手法是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这篇小说色彩绚烂，气氛阴森，想象奇特，可说是《人间喜剧》中一支小小的华丽的浪漫曲。
《长寿药水》尽管写的是十六世纪的事，却不是一篇历史小说。《柯内留斯老板》则具有历史小说的价值。小说以十五世纪下半叶路易十一时期为背景，刻画了一个悭吝鬼形象。他具有在睡梦中起来藏匿自己的财宝的怪癖。俗话说，日所思，夜所想。他这种怪癖乃是早期守财奴喜爱贮藏自己的金银财宝这种特点的反映。马克思说过，巴尔扎克“曾对贪欲的各种色层，做过彻底的研究”。[1]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在这些悭吝鬼形象中，柯内留斯老板的辈分最大，因而他的悭吝性格也具有最早期资产者的特色——贮藏癖。巴尔扎克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他对大教堂和都尔城王官的描绘再现了当时的风貌。尤其是路易十一的形象十分符合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注重扶持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国王，曾给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过道路。饶有趣味的是，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长篇小说《昆丁·达沃德》也写了路易十一和他的宫廷，但司各特笔下的路易十一蒙上了传奇色彩，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而《柯内留斯老板》在这方面却真实得可以当作历史小说来读。巴尔扎克描写环境和其他历史人物，目的在于刻画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客观条件，他的描绘确实写出了有贮藏癖的悭吝鬼是在一个“平民化”国王的统治下产生的典型。
《不为人知的杰作》是巴尔扎克一个相当重要的短篇。这篇小说作者标明写于一八三二年二月，其实最初发表于一八三一年七八月间，他在一八三六年冬做过很大修改，大段增加了人物关于绘画的议论，添上画家毁稿自杀的结尾，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小说中，弗朗霍费这个形象最引人注目。作为大画家，他提出了一些非常精辟的见解：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是再现自然；艺术家不能做一个拙劣的摹写者，而要做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艺术家需要抓住事物的面貌和精神；形式和内容要统一。他的见解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阐述。作为小说人物，他又有自己的个性：急躁、自信、执着，甚至偏激。他要追求绝对美，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迷途。他所孜孜以求的是要把艺术同自然实体等同起来，结果花了十年的心血却一无所成。这个大画家的悲剧在于他既主张正确的艺术见解，又违背了这种艺术见解。这个富有哲理性的故事深得马克思的赞赏，他认为这篇小说是“小小的杰作，充满了绝妙的讽刺”[2]。巴尔扎克的艺术才能表现在把这样一个本来会显得很枯燥的故事，叙述得颇为引人入胜，小说人物也写得有血有肉。特别是关于绘画的议论，语多珠玑，巴尔扎克在这方面曾吸收了狄德罗、大画家德拉克洛瓦、同时代作家戈蒂埃的见解（如突出面部，使周围空气流动起来，素描与色彩的关系等等），因而对后世作家和印象派等画家有过不少影响。
《费拉居斯》在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里是题材颇为特殊的一种。在这篇描写帮工会领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当时的下层社会非常关注。对于秘密团体藐视当时社会的法律的行动，他表示了欣赏；对于下层人物因贫穷而犯下过失，便受到社会严厉惩罚，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状况，他表示了同情；对于这些外貌粗鄙、言语俚俗的人物内心充满深厚柔和的情感，能为自己所爱的对象而献身的高尚情操，他表示了赞美。这篇作品写得深沉动人。巴尔扎克吸收了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的一些手法，写得有点类似惊险小说。这种手法同主人公的秘密身份十分合拍，造成了强烈的悬念，紧紧吸引住读者。但是，巴尔扎克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流行小说作家，他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悲剧，把读者从社会下层带往社会上层，他的议论所及还接触到社会机构的弊端，即使今天读来仍有启发。这篇小说发表后，马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热烈欢迎，甚至被介绍到国外。巴尔扎克在这种反映的鼓舞下，又写出了续篇《朗热公爵夫人》和《金眼女郎》，合成三部曲《十三人党的故事》。这一组故事从题材上来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巴尔扎克的主要成就集中反映在《人间喜剧》上，然而，他还写过一些中短篇，有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收入《人间喜剧》。《大布勒泰什》原来是一个中篇的结尾部分，但能独立成篇，这是《人间喜剧》中一个大名鼎鼎的医生皮安训口述的一篇故事，按理应该收入《人间喜剧》。况且这篇小说写得十分精彩。巴尔扎克刻画了一个冷酷无情的贵族形象：梅雷伯爵为了惩罚妻子的不贞，竟然把她的情人禁闭在一间小屋里，活活饿死，还不让外人知道。他的报复是残忍的，他的形象是可鄙可恶的。在艺术上，这篇小说写得也很别致。通篇由一个人物叙述，而一个故事又由另外三个人分别道来，像剥笋一样，事实逐层显露。这三个穿插式的人物还各有各的特点个性，使得他们的叙述也有声有色，谐趣横生，增加了小说的韵味。小说结尾戛然而止，干脆利落，读后能令人掩卷再思。
以上这七个中短篇虽然不能完全包括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的精华，但有很大的代表性，在艺术技巧上也足以反映巴尔扎克的主要特点。巴尔扎克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人物。他往往极其精确地描写一个教堂、一个墓地、一个内室、一个花园、一条街道，目的是为了塑造活动在这些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描写人物的时候，他又很注意外貌、特征、衣服等细节，通过外表描绘人物的阶级地位和身份，并作为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依据。这是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这几篇小说，可以看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仿佛像浮雕一般突现出来，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种印象总是能把人物同他生活的场景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幅长卷的社会风俗画。
另外，这七篇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有先从环境入手，再展开叙述的写法，有从人物的一个特写镜头开始再引出故事的写法，有用第三者的所见所闻叙述故事的写法，也有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写法，还有用故事套故事的写法，不一而足。从这形形色色的写法中可以看到巴尔扎克殚精竭虑，要在艺术上另创一格，独辟蹊径的努力。一个大作家是不会满足于一种写法和已获得的艺术成就的，他也只有不断探索，摆脱成规，才能持续地焕发出新的艺术光辉。巴尔扎克的范例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