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多·费拉里：我相信您对于自己的命运会有很多的惊奇，博尔赫斯，其中之一就是早在四十年代就有人预言过您会成为演说家去发表讲话，去开讲座。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不，不是这样的。阿黛拉·格兰多纳带我去一个英国年轻女士的俱乐部，那里有一位用茶渣算命的女士。当时她对我说我会到处旅行，会靠讲话来赚钱。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回家以后我把这告诉了我的母亲。我一生从来没有公开演讲过，我很腼腆，说我会通过旅行和演讲来赚钱这种想法在我看来似乎非常不可思议，绝无可能。不过，我当时有一个第一助理的小职位——之前是第二助理——在南阿尔马格罗[14]一所图书馆里。我们都知道的那个人当政后，他们对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被任命为市场里的禽蛋销售稽查员——这是暗示我应该辞职的一种方式。于是我就理所当然地辞职了，因为我对于禽蛋一无所知。
——这项任命变成了一个历史错误。
——是啊，这个玩笑把我逗乐了，当然。我还记得那份释然之感，大概是在下午两点，我出门到圣马丁广场去散步，我想到：我并不在阿尔马格罗区那座不太令人喜爱的图书馆里。我自问，现在又会发生什么事？正好，高级研究自由学院的人跟我打电话，提议我去讲学。我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课，但我接受了，因为他们说这事要明年才开始，我有两个月可以休息——结果是两个月的恐慌。我记得我在蒙得维的亚的塞万提斯酒店，有时我三点钟就醒了，心想：再过三十来天——我一直数着——我就得公开讲课了。于是我就睡不着了，一直望着窗口直到黎明。总之，我无法成眠，我吓坏了。
——您的腼腆始终陪伴着您。
——是的，一直陪伴着我，没错（两人都笑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讲的前夕。我那时住在阿德罗圭，在宪章车站的一个月台上，我心想：明天这个时候，一切都会结束的，我很可能会哑口无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也有可能我说得如此轻声又如此混乱以至什么也听不见——那倒是一件好事（既然我把讲义写下来了）。确凿无疑，我相信自己肯定什么也讲不出来。呃，这一天到来了，我去一个朋友家午餐——萨拉·D.德·莫雷诺·乌埃约——我问她有没有发现我非常紧张。她说：没有，大致来说跟平常一样。我一字未提讲座的事。那天下午我在高级研究自由学院做了第一次讲座，在圣塔菲街上。这些讲座讨论所谓的“美国经典文学”；被讲到的有霍桑、梅尔维尔、坡、爱默生、梭罗，我相信还有艾米莉·狄金森。随后是有关神秘主义者的其他讲座。
——在同一个地方。
——是的，还有一个有关佛教的讲座。后来他们又请我再做几个佛教的讲座，用我为这些讲座做的笔记，艾丽西亚·胡拉多和我编写了一本书。这本关于佛教的书出乎意料被译成了日语，这个主题日本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日本的两个官方宗教之一就是佛教，另一个是神道——而有两个官方宗教这件事，是这个国家的宽容度的一个证明，不是吗？随后我游览了我国的内地，我原来对它并不了解，在蒙得维的亚也开了多次讲座；再后来我又在讲学期间游历了美洲和别的大陆。现在我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八十五岁，不用多久就是八十六岁生日了。好吧，我已经认识到，所有人的感觉都和我原先的感觉一样，我不懂怎样开讲座，因此我更喜欢对话，对我来说它更有乐趣，我不知道对别人是否也是如此。是的，因为人们都可以参与：最近举办了两个活动，一个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另一个是两小时多的提问和回答。也就是说，我已经领悟到提问、问答是最好的形式。另外，它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因为一开始是郑重而又腼腆的，随后大家便都投入到游戏里去了，难的是怎样结束。因此，我总是使出同样的技巧，即最后提三个问题；很快发现三个少了点，又因为我在日本学到“四”是不吉利的，所以一般总是五个——最后五个问题，最后五个回答。到结尾时大家都开起了玩笑，也就是说，起初有点刻意和严肃的东西，最后成了人们的一个轻快游戏，我觉得高兴极了，我大开玩笑；我理解了乔治·摩尔说的“better a bad joke than no joke”，一个差劲的玩笑好过没有玩笑，不是吗？我总是用玩笑来回答，而人们对我也颇为宽容，人们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瞎子是很宽容的（笑）。他们欣赏那些玩笑，虽说它们其实并不好笑。不过，也许在一个玩笑里重要的不是词语而是把它们说出来的情绪，由于我的脸是一张笑脸……那些玩笑便都获得了认可。因为我曾在世界很多地方演讲过……在法国我甚至是用法语讲的——一种不太地道的法语，但还算流利。而在美国则讲过四个学期的阿根廷文学，在得克萨斯大学，在哈佛大学，在密歇根大学，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大学还有这里那里的一些讲座。我讲学用的是英语，不准确但挺放松。
——您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相信，讲座会是您的一种文体，更会将它变成一个多方的对话，与讲座不同；您也从没有想到过幽默是一种个人的文体。
——没有，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我不知道，命运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对吗？它跟一个人希望预先确定的形式无关。
——它们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文体。
——确实，就是这样。现在我想到惠斯勒的那句话，在有人跟他说起环境，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现状的时候。惠斯勒说的是，“Art happens”：艺术自然而生。艺术是某种不可预测的东西。
——是的，同样悖谬难解的是最羞涩的人到头来竟会在不同的地方对几百人演讲，如同最近发生的那样。
——是的，几个月之前我讲课的听众……他们跟我说有一千个不过可能是九百九十九个人，是吗？（两人都笑了）或是整整九百个，总之无论如何，千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撼的。不过大可不必，一千个善意的人根本无需害怕。另外，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发明了某种形而上学的论点，即：群众是一个虚构的实体，真正存在的是每一个个体。
——当然。
——把他们总括到一起这件事，呃，可以把他们总括到一起——也可以把互有先后的人，不是同时代的人总括到一起——于是我想到：我不是在对三百个人说话，我是在对这三百个人中的每一个说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两个人，因为其余的都是虚构的。话说，我不知道这在逻辑上是不是成立，但它帮助了我，并且依然在每一次讲座或每场与多人的对话中帮助着我。因此我想到，听到我的言论的是一个人，而这单独一个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及一次有三百个或三十个人在听我说话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我是在跟他们每一个人而不是跟总和说话。再说跟总和说话可能还更容易些吧——有一本论群众心理学的书，显然群众比个体更简单。这一点我已在电影院或剧场中确认过了：一个不敢跟一位对话者开的玩笑，在一个大厅里就可以，而且还能逗乐。
——确实如此。
——是的，所以说群众更简单。政客们深知这一点，他们善于利用这一点，即他们不是对一个个体而是对众多个体组成的，可以说是简化了的群体说话，以及只需使用最基本或最笨拙的手段即可，因为有效。
——所以相对于罗马人的演讲术，您更偏爱希腊人的对话。
——的确，正是如此。
——那便是从讲座到对话的转变。
——希腊人的对话，没错。当然，希腊人也是演说家。
——当然是。
——德摩斯梯尼[15]，归根结底。但我感觉好一些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它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游戏。而如果一个人认为某件事是一个游戏，那么它就确实是一个游戏，其他人也就觉得它是一个游戏了。另外，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嘿，这就是一个游戏，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乐在其中；让我们开始游戏吧，它根本无关紧要。这在课堂上进行得很顺利：我试图在课堂上尽量少为人师，尽量少些学究气。所以说最好的课堂就是讲座。大概最理想的是五六名学生，一两个小时。我曾经有一年在天主教大学开过一门英国文学课程。学生都用功之极，但我面对九十个人和四十分钟什么也干不了。那是不可能的，光是走进来走出去，四十分钟就没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课时，然后我就辞职了，因为我确定这件工作是徒劳无益的。
——您称之为游戏的这件事的特别之处大概是……
——我希望我开启的这个游戏，姑且这么说吧，因为它不是我发明的……
——早了两千多年了。
——是的，另外之前还有，审问，裁判所，总之，有太多悲伤的回忆。但我试图让一切成为一个玩笑——严肃看待事物的唯一途径，对不对？
——显而易见。
——当然。
——但这场对话的游戏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
——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我也希望有人来模仿。因为我先是提出而最终进行这游戏的原因之一是我的胆怯，其实回答一个问题是很容易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刺激。现在，困难在于要确保提出来的是问题，因为人们知道一定会有回答，便反而会准备可能长达十分钟的演讲，对此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
——当然，因为其中有很多想法混在一起。
——是的，很多想法或是……
——或是没有任何想法。
——是，所以我要求提具体的问题并承诺给出具体的回答。但事实上，要让人问某件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更喜欢用早已准备好的长篇大论来炫耀自己，或者归根结底是让别人厌烦——其实就是一回事。
——而不是激发对话。
——显而易见。
——好吧，博尔赫斯，我们还会继续游戏，继续对话，不断寻找可能的真理，无论如何。
——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