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黄昏时分王宝川回到了家，他一进院门就看到了在昏暗的夕阳余辉中默默地吸着烟的父亲。他叫了一声爹，王锦昌没有回答，也没有抬头看他一眼。父亲铁一样的沉默让他感到隐隐地有什么不对头。他急步走进屋子里，看到姐姐正坐在地上，她的面前摊着一团团乱糟糟乌黑的头发。她的手正在自己的头顶一根根地拔着。每拔一根她就会疼得皱一下眉头。屋子里的光线已经十分暗淡了，可是姐姐狰狞的表情却是那么地清晰可鉴。王宝芸的模样让王宝川有些毛骨悚然，他急忙蹲下身，一把抓住了王宝芸的手，怒声道：“你在干什么？”
姐姐王宝芸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用力要去拔头发。可是她的手被王宝川紧紧地抓住了。她就冷冷地看了一眼王宝川，眼睛中仿佛喷射出愤怒的火焰，她声嘶力竭地喊道：“你放手，不要管我。”
王宝川大声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宝芸没有回答他。王宝芸挣脱出来的手义无返顾地去拔他的头发。王宝川看着那些头发便想到了姐夫胡卫军，他知道姐姐是用头发来计算他们相隔的天数的，她也是用头发来表达自己对胡卫军的思念的。可是思念的再深也用不了这么多头发呀。王宝芸的行为让王宝川惘然了。他又跑到门外问低头吸烟的父亲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吭哧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整话：“你姐夫要去朝鲜了。”
是的，胡卫军要去朝鲜这件事情在王宝芸看来比她拔掉自己的头发要痛苦许多，她说：
“他可是去打仗，而不是去种树。”
她说这句话时，眼泪就在眼睑下挂着，就像胡卫军已经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似的。王宝芸的这种悲伤也让王宝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想，本来两个人就不在一起，姐姐每个月去看一次胡卫军，在回来到下次去之间的日子里，王宝芸都会用拔头发来熬过，现在距离那么远，再说王宝芸想去还去不了呢。
王宝川看着那些头发，对王宝芸说：“姐姐，你要想开点，姐夫去朝鲜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他是为了国家，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王宝川很奇怪自己会说出这种话，他听着自己的话像是从林红玉嘴里说出来的。他没想到，连说话都有些沾上她的味道了。王宝芸并没有被他的话劝住，她的手不断地伸到头顶上，于是她的头发便一根根地摊到了他们的眼前。王宝川听着姐姐王宝芸的头发从头皮深处拔出来的细微的声音，感觉自己的头皮在疼，好像那些头发是从自己头上拔下来的一样。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看到，姐姐的手上甚至有一些血迹。在昏暗的屋子中，姐姐无情地拔掉自己头发的举动，使周围的空气都带着些血腥之气。王宝川突然想到了多年之前自己迷失在那个硝烟散尽的战场上的情景，那个场景此时那么逼真地再现，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恐惧和孤寂。他再次紧紧抓住了姐姐同样坚硬的手，几乎是哀求她：“你不要再拔头发了。我去拿剪子给你剪吧。”
王宝芸怒目圆睁，“豆豆，你不要管我，再说你能管得了吗？你能让他不去朝鲜吗？”
王宝川无言以对。
王宝芸接着凄厉地说：“你说我有多倒霉，跟那个倒霉的男人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我每个月都要跑那么老远去看他，他却一点良心都没有，说走就走了。”
王宝川提醒她：“不是我姐夫绝情。这不能怪他。要怪你就怪美帝国主义。”
王宝芸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捅就破，你姐夫却是个真老虎，说走就走，那么无情无义。”
王宝川就说：“既然我姐夫那么无情无义你就是把头发拔光拔净也没用呀。”
王宝芸打了他一巴掌，“走开，走开，你要不走开我连你头上的头发都拔干净了。”
那天晚上，王宝川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他能听到从姐姐屋子里传过来的拔头发的声音，像是鬼走夜路似的，那么瘆人，那么可怖。姐姐的屋子里没有一丁点亮光，但是王宝川透过重重的黑暗仿佛看到了姐姐仍旧坐在地上，一遍遍地把手伸向头顶。姐姐的手是夜色中最重的最浓的，因为姐姐的手上浸透着她所有的鲜血和爱。他试图想让姐姐身体上的气息把那些轻轻的拔头发的声音掩盖住，他想忘掉在另一个房间有一个女人正在把她头上的秀发像是拔草一样地拔掉。可是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就像林红玉通过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一样，宏亮而且尖锐。
第二天早晨，王宝川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冲到姐姐王宝芸的房间，看看她是不是还在拔头发。一进屋，一股凉气便顺着脊背冲上了他的头顶。姐姐歪在土炕边，头靠在土炕沿睡着了。姐姐的头已经无法辨认了，她的头发上一根头发都不存在了，在晨光中，她光光的头顶上满是斑斑的血迹，像是刚刚开垦过的荒地一样令人触目惊心。王宝芸经过一夜的努力，此时已经十分地疲惫了，她靠在土炕沿的神态极其地安祥和宁静，她睡得十分香甜。她的脸上甚至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在她的手上，还紧紧地攥着来自于她的头顶的最后几根头发，那几根头发显然是一次被她像拔草似地拔下来的，它们的根部被已经凝固的血液紧紧地抱在一起。头发上的血迹是暗黑色的，早已失去它本来的面目。而在身体四周，布满了她的头发，它们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下，由那些乱七八糟的黑头发及姐姐王宝芸一起组成的这个场面，看上去像是一朵怒放的花朵，那些乌黑的头发是花掰，而王宝芸就是那花蕊。王宝川急走几步上前推醒了王宝芸。
王宝芸揉着惺忪的眼，说道：“胡卫军你小子看到这些头发你要想想我是多么想你爱你。”
胡卫军就是怀揣着王宝芸满头的秀发去了朝鲜，开始时他还能从头发中嗅到时断时续的柔情似水的血腥气。可是没有多久，战场上更为强大的血腥之气便把它湮没了。
在此后的许多日子里，王宝芸出门时都戴着一条蓝围巾。直到她的头发慢慢地长到两寸长，她才把那蓝围巾从头上除下。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她的儿子诞生时，秀发才重新回到她的头上。儿子三个月时，王宝芸被刚刚建成的纺织厂招工进了厂，做了一名纺织工人。
在王宝芸经历她人生中最大的转折之际，王宝川也来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
林红玉盛开的气息弥漫了他的全部生活，使生活中其它的一切都黯然失色。走在学校校园里的王宝川看上去心事重重，他想到了姐姐表达爱情的方式，可是姐姐的方式让他感到有些恶心。他并不想效仿。他只是在静静地捕捉着林红玉所有的气息。林红玉就像是一个季节降临了王宝川的人生。
在无数的梦中他都在设想着让林红玉的气息常留心间的办法。那一阵子不断地有思想的阴云飘过他的脸颊。可是让人信服的办法却一个也没有出现。他想到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布袋。可是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好央求姐姐用白布缝了一个小小的四方布袋。当她再一次与林红玉离得那么近时，他就把那只布袋拿在手里，打开布袋的口，他以为那个小小的布袋会把林红玉所有的气息都能吸进去。
可是林红玉显然对他这个奇怪的举动十分地好奇，她盯着那个长相奇特的布袋，问王宝川那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老是拿在手上。
王宝川说：“它吗，一个小布袋，你不是总是说我不关心政治，总是比别人落后吗？我想想你说得对，可是当你给我上课时我对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地悔恨，可是当我一个人时我就忘掉了一切。我不想你对我的帮助都随风而去了，我想把你说的话让它都装进去。我回去好再温习一下。这样，不管是我在你身边还是不在你身边，我都能时刻约束自己。”
林红玉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她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能把话装到布袋里呢。再说我的话哪值得你这样做呢。”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林红玉的声音越来越低，她急忙把脸扭到一边。不知道为什么，当和王宝川在一起时，她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就像是有一根头发在她的心头扫过来扫过去。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在一个外人面前会感到羞怯。在她的印象里，这个叫王宝川的同学是个有些神经质的同学，他的许多行为都与正常的同学不一样，他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不太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他敏感而且多愁善感，想法古怪。于是她低声说：“王宝川同学，我觉得你应该去学习艺术，而不是学医。”
王宝川郑重地说：“不，我不知道学习艺术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他手中拿着布袋茫然地说。
林红玉嫣然一笑说：“你的布袋倒过来了，我的话从那里边都跑出来了。”
王宝川连忙把布袋拿好，他把布袋的口对着自己的耳朵听了听，也笑笑说：“你说的对，刚才我一不留神，让你说了半天的话都跑走了。你听，里面除了风声。什么也没有了。你再说点什么吗。”王宝川的眼神热切地盯着林红玉。
林红玉被他热切的目光盯得有些不好意思，她说：“别开玩笑了。快收起你的布袋。我要走了。”
王宝川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你就走吧。只是今天晚上我无法温习你说的话了，太可惜了。”
林红玉虽然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但还是被他这些古怪的念头所吸引着，她觉得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她说：“好吧，那我答应你。可是我说些什么好呢？”她若有所思地偏着头。
王宝川说：“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就念一下我们刚刚准备好的发言稿吧。”
林红玉不禁哑然失笑，“发言稿也行吗？”
王宝川说：“行，行，只要是你的话就成。”
林红玉在念那个发言稿时，她的心里与在台上念时是截然不同的，在台上时她的心里面是紧张而且庄严的，而此时，当她当着一个人的布袋，从嘴里说出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时，她觉得这就是一场十分快乐的游戏。她一边念一边情不自禁地乐出了声。
而王宝川却始终没有乐，他把那个布袋拿在胸前，像是真得在接着林红玉的话一样。实际上他的努力是枉然而徒劳的，林红玉的气息只是留在了他的心底，不可能留在他的布袋里。当他在深夜打开那个布袋，把布袋放到他的鼻子下面时，他嗅到的只是布的味道而已。
可是王宝川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彻夜难眠时琢磨的都是如何让林红玉的气息永驻在自己的心里。第二天当他见到林红玉时，他不无沮丧地说：“那个小布袋根本不管用。我下学回到家，想要重温你的话语，想对照我的表现来检查自己是否进步了，可是当我把那个布袋对准我的耳朵时，我只听到了那个布袋的叹息声，你的声音到哪里去了呢？”
林红玉笑得前仰后合，她说：“你别再提那个布袋了，好不好，你一提那个布袋我就想到马红团的小丑。”
王宝川没有跟着她笑，他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个更为新鲜的东西，当他的手举起来时，在林红玉眼前晃动着的不是布袋，而是一个马蹄形的磁铁。那个黑黑沉沉的东西在他的手里晃动时一点也不飘逸，有些沉甸甸的。他说：“我想，换一个东西也许管用。你说呢？”
林红玉抿着嘴说：“如果我的话都变成一块块的铁就管用了。”
王宝川急忙说：“不，你的话哪是铁呀，是金子。”
在那个难以忘怀的学期中，王宝川手中不断变换的小玩意成了他们心灵暗中交流的最好的凭证，也使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感到了莫大的愉悦与欢乐。而梁依薇老师交给林红玉的任务却让她忘在了脑后，她隐隐地感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更加地真实，更加地让人信服，也更加地亲切和自然。她完全忘记了梁依薇老师的话，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想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的必要性，由此她想到了自己，她想不起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喜欢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把自己的内心隐藏得很深而让另一种声音说话的，想到这里，便有一丝疼痛轻轻地钻进了她的头中，她不禁伸出手去脖子里抓去，可是她什么也没有抓到，那个母亲留给她的长命锁已被那个叫彭维年的已经失踪的哥哥抢去了，这么多年以来，当头疼每一次来到她的生命中时她都会情不自禁地去向脖子里求救，仿佛那是一个能够减轻她的疼痛的法宝似的，可是每一次她的下意识的动作都是徒劳的，因为脖子里从六岁起就一直空空荡荡的。
实际上头疼的毛病一直没有离开过她，它们比她的影子还忠实于她，在她就要忘记它们的时候就会突然地来到她的生活中，让她体验到那个与生俱来的痛苦，让她想起过去，想起那个冰天雪地的季节以及那个布满了野猫的尖叫声的树林，这个时候的林红玉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些她经历过的往事便一件件地闪现在她眼前，它们在无数次的闪现后醒目而清晰地印在她的记忆中。
林红玉其实很感激自己现在的父母，正是他们给了她一切，让她找到了做人的尊严，让她头一次觉得活得有滋有味，可是王宝川的出现突然打破了她脑子中的这个幻像，她让她好像猛然间幡然醒悟似地看到了那个以前的自己，那个被别人可怜的女孩。她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名字，那个只有她的亲生母亲才呼唤过她的名字，银锁。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锁躲进了她心灵的深处。夜深人静之时，王宝川手中不断变换的小玩意频频在她的头脑中晃来晃去，她觉得那些小玩意就在她的脖子那里挂着，随着她的身体在摆来摆去，于是她就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脖子里。此时，王宝川手中的那个小玩意儿就从她的眼前消失了。那天早晨一觉醒来，脖子里空空荡荡的感觉就像是头疼那样有些钻心，整整一天她都有些心不在焉，思想总是走神。连王宝川又变换的小玩意儿都没有能打动她心，让她绽露笑颜。下午放了学，她便急匆匆地赶回了家，在父母随身带来的那两个箱子里翻找着，她记得，在那两个箱子之中，好像有一块漂亮的碧玉，被一根红线连接着。果然，没费多少时间她就很轻松地找到了那块玉，玉石在她的掌心中凉嗖嗖的，透着一股寒气，她急不可耐地把红线挂到了脖子里，她抚摸着那块温润而光滑的小东西，脖子中空荡的感觉才有所减轻。她走到镜子前，她想好好地看一下这块玉的模样。
这时候门开了，母亲苏怡敏下班回来了。母亲没有放下手中的包便看到了她胸前的那块玉，母亲看到她时的那一丝笑容倾刻间就断送了，母亲紧走几步，来到她面前，母亲的表情严峻，显得异乎寻常的冷漠和绝情，母亲冷冷的语气在以后的许多天里都让林红玉感到前所未有的寒意。母亲说：
“把它拿下来。”
母亲威严的话是和她眼角的泪水一起映入林红玉的视线的。林红玉没想来到这会引起母亲这么大的反应。她乖乖地除下脖颈上的那块还没有暖热的玉，胆怯地把它递给母亲。但是母亲并没有接，母亲把脸背过去，林红玉看到，当母亲背转身体时，有一滴泪珠落到了地上。母亲说：“你从哪里拿出来的还放到哪里。”
接下来的几天里母亲都有些怏怏不乐。母亲一遍遍擦洗着自己的身体。林红玉十分奇怪的是，母亲好像有洁癖似的，每天都要洗澡。在那个一切都相当匮乏的年代，洗澡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母亲有一个大大的木盆，那个木盆是他们刚刚来到这个城市时父亲去到木器店定做的。当母亲带着那时还叫彭启珍的林红玉在家洗澡时，父亲便来到了那个城市的街道上去寻找一个木器店。多少年来，父亲带着母亲走南闯北，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必定是这个。他没有扑空。他找到了一个木器店，他告诉木器店的老板，给他做一个大大的木盆。从父亲把那个有着浓浓的木头味的木盆拿回家的那一天起，那个木盆就天天陪伴着母亲。它忠实地用水去给母亲的身体献上湿润。在林红玉的眼里，母亲苏怡敏的皮肤细嫩而莹白，肌肤上总是润滑得如同刚刚从雾气中走出来一样。她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母亲，为什么她总是洗澡。母亲也总是淡淡是回答：“因为我身上干燥呀。”
可是林红玉抚摸着母亲饱满的皮肤，一点也感觉不出干燥的痕迹。相反，她倒觉得自己的身体上需要太多的水来滋润，比起生在南方的母亲，她的肌肤算得上是粗糙的。现在，当母亲一天不止一次地跳进大木盆中时，林红玉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从哗哗的水声中漫过来，盖在了她的身体上。那不是水，比水要沉重得多。什么干燥呀之类的理由统统从林红玉的脑海里跑走了，她听到的那些水声仿佛是一阵阵寒冷的风。她知道都是因为那个藏在箱子里的玉。
她胆怯地看看父亲，父亲好像没有听到母亲洗澡时的水声狂燥地传过来。父亲林伍洋心无旁骛，他手中拿着一个玻璃针管，针管前方的那枚细细的针一上一下的，父亲不断地把针扎进一个用布包裹的棉花团上。父亲从来没做过什么医生，父亲在部队里最擅长的是编快板，后来做过工作队的队长，又在一个县城做了两年副县长，让他来这个城市的这所医院来做院长的任命下达时，连父亲自己都觉得这个任命好像是错误的。但是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父亲没有再提任何的异议动身赶往这个城市里来了。林伍洋不想让别人说他是个外行，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在那个棉花包上练习扎针。当然，父亲一生都没有给别人打过针。林红玉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答案，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学校。她不知道，她对这件事情不经意的错过，竟使一个答案迟到了整整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