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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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游娜只见过一次面，连头带尾一天时间。十多年前，市里做官的老同学许打电话过来，说有个人想见我。这人是谁，我也没搞清楚，只记得当时刚完成一部长篇，苦尽甘来，仿佛牢狱里放出，心情很好，阳光很灿烂，很愿意轻松一下。老同学说知道你不愿意见人，知道你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不过我这忙你得帮，这个鸟人你还非得见一下，必须给我个面子；不要老是躲在家里，一个人老躲在自己小窝里，你还写什么狗屁的小说。
老同学是秘书出身，现如今有头有脸，权力很大。他告诉我，这人是他领导的领导的孙子。关系有点混乱，意思十分简单，有一个公子哥喜欢我的小说，是我的读者，读了小说，很想见作者本人，让他爷爷跟当年的秘书打招呼，秘书又跟自己当年的秘书打招呼，然后老同学给我打电话。老同学的声音很容易让人又回到大学时代，那时候，他就是喜欢管事的班干部。我笑着跟他调侃，说你老领导的老领导的孙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同学说好吧，说得对，跟你没关系，跟我有关系，那就见一见，就算他妈的委屈你。老同学说你老人家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你狠，你真的很狠，算我这个老同学求你了，行不行。
当年的同学，能混到他这地位这级别，真没几个。具体怎么见面，老同学已妥善安排：小车来接，先去金陵饭店吃早茶，然后南京一日游，我陪着玩玩就行。说好老同学一起参加，大家平时都忙，难得见面，正好借这机会放松一下，聊聊天说说话叙叙旧。第二天一早，果然有公家的小车来接，是老同学的秘书小孙。往金陵饭店送，快到目的地，小孙才告诉我，老同学有重要会议，可能没办法参加今天的全程活动。
结果这早茶吃得莫名其妙，老同学不到场，一切由秘书安排。金陵饭店早餐很高档，是自助餐，秘书已吃过早饭，他把我领到餐厅，跟女服务员解释，服务员坚持原则，不付钱，不让进。秘书便掏出手机，有些生气地跟某人通话，又让女服务员喊领导过来。很快，有个领班模样的男人过来了，与秘书一番交涉，依然是坚持原则，依然是不让进。秘书更加恼火，继续拨打电话，这次找对人了，他将手机递给领班，让领班听手机里的声音，对我挥挥手，让我进去。
这真是件让人尴尬的事，感觉很丢脸，用早餐的客人进进出出，我傻站在旁边，像个蹭吃蹭喝被人识破的混混。很显然，老同学活生生地把人给坑了，我又不稀罕吃这什么早茶。看着琳琅满目的早点，我一点胃口都没有，结果去要了一碗面条。面条都是小碗，我嫌费事，也带些赌气，索性要了一海碗。找位子坐下，十分孤独地吃着，心里还在抱怨老同学，恨他不守信用，恨他有官架子。那时候，手机刚开始普及，偏偏我又忘了带，否则真会掏出来骂他几句。
面条快吃完，秘书领着一个白面书生走到我面前，为我们做介绍，说这人就是谁谁谁的孙子。一眼看上去便知道是个有来头的公子哥，我又一次感到尴尬和狼狈，当时正捧着海碗喝面汤。放下海碗，礼节性握手，彼此说话声音有些大，餐厅里的人都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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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过手，白面书生示意我们走向餐厅的另一头，与坐那儿喝咖啡聊天的一男一女见面。男的年纪不小了，脸有点黑，脸上皱纹有点深，手上戴个大金戒指，胸前挂着大金项链，架子十足地跟我们握手，没站起来，只稍稍挪动了一下屁股，盛气凌人地指指旁边的空位，让我们先坐下，又做了个手势，吩咐服务员赶快上咖啡。
那谁谁谁的孙子姓唐，叫唐君，三十多岁，长得很干净相。本名唐军，后来改成了唐君，自小在南京长大，随祖父去了北京，口音中还带着南京腔。他介绍的一男一女，男的是董事长，姓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么称呼，一口一个“董事长”。董事长身边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便是游娜。我们走过去，她似乎很想站起来，或许看见董事长没站，她人都已起身，结果一犹豫，与我握手时反倒又坐了下去，握完手，觉得不太合适，又站起来。
这位董事长气场很足，他坐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手上戒指和脖子上项链金光闪闪。唐君继续介绍，董事长显得心不在焉。说了没几句，董事长脖子转向唐君，说你用不着拐弯抹角，说点真格的，先说说人家小游的事，今天她才是主角，你应该多说说她，多介绍介绍小游。我们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了游娜身上，本来还不好意思多看，董事长这么一说，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她。
不知道应该怎样描述游娜的漂亮，美丽的女人很多，美丽的年轻女人更多，她属于搁在一群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中，依然还能出类拔萃的那一位。游娜的美难以形容，一会儿冷艳如冰霜，一会儿热烈似焰火；她看你的时候，你不敢看她，她不看你，你又忍不住要偷眼看她。唐君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傻乎乎地看着游娜，笑着说她这个人还真不太好介绍，你还是自己介绍自己吧。游娜微笑着不说话。她沉默不语的时候，脸上便会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那绝对是一种令人难忘的忧郁。突然，她瞪了唐君一眼，这一眼不同寻常，足以说明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接下来是片刻的冷场，大家都不吭声，结果还是董事长直截了当，看了我几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不是很友好地问了一句：
“你能不能给我们的游娜专门写个电影本子？”
终于弄明白见面目的。原来唐君和游娜是一对小情侣，游娜电影学院刚毕业，董事长是一位有钱的金主。他们正在考虑涉足影视，想让游娜扮演女主角。我当即表示对影视无兴趣，隔行如隔山，影视行业水太深，不想蹚这浑水。唐君听了，立刻表示这次见面只是务虚，大家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他更有兴趣的，还是将我的小说改编成影视，问我哪部小说适合改编，又听说某导演正准备改编我的小说，如果真是这样，能否推荐游娜扮演女主角。
这一天我们去了玄武湖，去了中山陵，去了夫子庙。秘书小孙一路陪同，他与唐君坐一辆小车在前面开路，我们坐另一辆车在后面紧跟。我们的车很高级，又高又大，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董事长和游娜坐后面。一路无话。游览过玄武湖，董事长的话渐渐多起来，说他和游娜一样，都是新疆过来的，不过他是汉族，游娜是哈萨克族。去中山陵要路过美龄宫，我为他们做着介绍，无意中回头，发现董事长那只戴着大金戒指的手，竟然肆无忌惮地搁在游娜的大腿上。游娜的大腿很白，游娜的裙子很短，游娜的两条腿并得很紧，那只黑乎乎的手，搁在雪白的大腿上，十分醒目。
虽然短暂一眼，我赶紧目光移开，赶紧坐端正，两眼看着前面的道路，若无其事继续说当年蒋委员长与宋美龄结婚时如何如何。董事长也若无其事，说你们南京人是不是都喜欢称呼“蒋委员长”。我不知怎么回答，说不清楚别人怎么称呼，可能只是个人习惯，我总是这么称呼老蒋，而称呼毛泽东呢，通常都是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时候，游娜忽然很天真地冒出来一句，这是我记忆中，她说过的第一句话：
“毛主席他老人家岁数大，还是蒋委员长的岁数大？”
董事长抢着回答：
“当然是蒋委员长岁数大。”
这一路上，秘书小孙对唐君很殷勤，唐君对董事长和游娜很殷勤。董事长话不多，游娜的话也不多，一起游玩还好，有风景可以看，唐君经常追着问这问那，各自回到车上便有些无聊。他们不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游览中山陵，灵谷寺，从无梁殿出来，来到一片空旷的坟场，一直沉默不语的游娜突然问唐君，她可不可以唱一首歌。董事长说当然可以，想唱就唱嘛。唐君看看我，征求意见，我便说最好不要，起码在这地方唱歌不合适。毕竟是埋葬着当年的抗日将士，新鬼烦冤旧鬼哭；这里又不是KTV厅，不适合唱歌。听我这么一说，唐君对游娜摆摆手，示意她不要造次。游娜看了看我和小孙，又看了一眼董事长，说好吧，不让唱歌，我就跳个舞。说完，也不等别人批准，已做起了舞蹈动作，扭胳膊扭腿扭屁股，动作很优美。她穿着一双高跟鞋，再高的鞋跟，也不影响做动作，一边跳，一边嘴里还轻轻哼着，哼着唱着，董事长居然也跟着舞蹈起来。
再接下来，去夫子庙品尝秦淮小吃。途中游娜的手机响了，接通了，竟然是老同学打过来找我，电话里连声抱歉，说刚开完会，正准备去夫子庙与我会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有些不痛快。他问哪家的秦淮小吃最好，我想了想，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哪家都不好。老同学就说，干脆不玩什么秦淮小吃了，我们去品尝品尝民国大餐怎么样；你对南京有研究，到底哪家的民国大餐更有名。我觉得用人家手机这么聊天有点过分，便告诉他，据我所知，南京根本没什么民国大餐，民国穷得很，当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很狼狈，战乱不断，经常窘迫，哪来的什么民国大餐。
老同学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再次解释今天会议有多重要。完全不理会我是在用别人的手机，花的是别人的手机费。我一次又一次表示要结束通话，可他就是继续说，继续说，说完这个又说那个。我硬着头皮听，带着歉意地回头看了游娜一眼，没想到这一眼更加冒昧。她的坐姿不太好，这辆车座位太高，我们之间的角度又有点那个，她裙子实在短了一些，反正是走光了。我在无意中看见了游娜黑色的内裤。她怔了一下，白了我一眼，忙不迭地将腿并拢。
夫子庙有很多家经营小吃的餐馆，早已经预订好了，老同学先到一步，一本正经站在门口，恭候我们的到来，然后一起去包厢，一起用餐，品尝传说中的秦淮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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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又过了好几年，北京一位同学来南京出差，召集大家见面。照例会有混得阔的人争着买单，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眼睛一晃，毕业三十年，混出一点人模狗样很正常。学中文出身当秘书，跟在领导身边弄不好便是升官捷径。北京这位曾经也是秘书的同学是带着秘书来的，不仅带着秘书，还带了不少北京的官场秘闻。同学聚会百无禁忌，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在省里当官的有故事，在市里当官的也有故事，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八卦。我听他们胡说八道，说到最后，一起掉转枪口，开始嘲笑我，说你当作家最占便宜，都说作家也腐败，没听说哪位作家被双规；说你今天又捞到了一大堆素材，回去变成文字就是稿费，说不定还能得个奖什么的。
老同学许争着要买单，有人比他手更快，捷足先登，提前一步把账都结了。这时候，许已离开了纯粹的官场，成为一家很有实力的国企董事长，年薪非常高。聚会结束，他打电话给司机，让司机过来接，同时送我回去。也就是在这过程中，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上次那家伙，就是他老领导的老领导的孙子，说你不是还陪他们玩了一天吗。我立刻想起他说的是谁，他说的是唐君。没想到我居然还能记得唐君的名字，老同学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唐君后来出事了，事情闹得很大。
不知道唐君出了什么事，事实上，我对后来的事情一无所知。接我们的小车到了，老同学抓紧时间，匆匆在车上跟我描述了个大概。具体细节，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也弄不清楚。只知道唐君后来与游娜结婚了，结婚后，这个唐君高干子弟毛病改不了，继续拈花惹草，游娜心知肚明地都忍了。她对唐君的一次次出轨，基本上采取放纵态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石头搬着走，游娜只是忍受不了他对自己的无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唐君对游娜总是完成不了夫妻之实。他与她在一起，无论怎么努力，都办不成一次正事。一开始，这或许还能成为唐君出去寻花问柳的借口，到了后来，游娜不得不怀疑他对自己的真心，怀疑他根本就不爱自己。怨恨越积越深，她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愤怒，终于有一天，一怒之下用上了剪刀，将唐君的那玩意儿给剪了。
我被这个故事的结尾吓了一大跳：
“后来呢，后来又是怎么样？”
“谁也说不清楚。你想想，毕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老同学长长叹了一口气，意味深远地说，“你想想，这叫什么事，人还活着，食色性也，连这玩意儿都给人剪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对了，有首歌是怎么唱的，要把根留住，什么是根，什么叫作根，这玩意儿就是根呀。”
在我到家之前，老同学断断续续地又说了些花絮，有的还有点靠谱，有的完全是在瞎编。首先，唐君的那玩意儿又接上了，如何接上的，各种故事版本，结论差不多，都说是比以前更好用，真正的金枪不倒。其次，唐君和游娜最后没有分手，都到这个份上，想不老实也不行，该收心的收心，该省心的省心。他们弄了一大笔钱，一起去国外定居，或者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可能是瑞士，当然，也可能是在哈萨克斯坦。
作家努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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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中断正在写的小说，会非常难受；随着年龄增加，思维变迟钝，一部长篇肯定要经历数次中断，甚至写不下去。手头这部小说就经历了好几次停顿，譬如春节长假就是严重威胁，虽然只有短短几天，即将到来前产生的那种恐惧，仿佛一只向你悄悄逼近的怪兽。在它虎视眈眈下，你的思路已经乱了，不得不提前放弃。长篇小说一旦放手，重新开始很困难。冬去春来，我开始重起炉灶，毫不犹豫地放弃已完成的许多章节；刚有点状态，正准备深入，一个即将到来的中断，又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与太太一起去日本看女儿，女儿正在东京大学进修，时间是整整一年；去的时候就说好，到樱花开放季节，我们去探望女儿，顺便观赏樱花。日本的樱花非常壮观。有一天，正在人山人海的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一条短信出现在我的手机上：
省外办安排您6月15日—6月22日赴韩国、日本一线采风，所有费用由外办承担，是否可以参加，请回复。
第一反应是非常沮丧，哭笑不得。这叫个什么事，人还在日本，突然接到一条消息，告诉你两个月后，还可以再来玩几天。我想到了拒绝，身边的女儿和妻子都建议接受。理由一，韩国没去过，既然难得的公费出行，为什么不去。理由二，再来一趟日本也没太大不好，可玩的地方很多；这次待半个月，下次再来，说不定又有新的收获。最关键一点，你的长篇小说已经中断，反正写不下去，不如索性再放一放，顺其自然，让大脑好好休息一下。
于是作为权宜之计，先答应下来。回南京，与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通电话，才知道这次采风活动安排了很多作家，去的地方也多，除了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柬埔寨，有哈萨克斯坦。如果让人选择，最想去的地方是哈萨克斯坦，很遗憾我连去哪国的知情权都没有。询问有关同志能不能改，答复是不可能。现实就是这样，有些话，一说就俗；有些事，一当真就自取其辱。我感到羞愧，恨自己又失去平常之心，沾了体制那么多光，还在为出国挑肥拣瘦。
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中午，刚完成一组还算满意的文章，正低头润色修改，手机突然振动了一下，又是一条短信，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
您好，我是汇鸿的小唐，我们现在帮您联系发去哈萨克斯坦采风活动的邀请函，需要您提供因公护照信息页的扫描件或照片。如果没有因公护照，因私护照也可以。请发至我的QQ邮箱×××××@qq.com，若没有因公、因私护照，也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我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汇鸿的小唐”是谁，打电话问对方是不是发错了。感觉很像一条群发短信，没想到对方连声说没错，说我们就是按照名单发送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这让人非常意外，再次求证，到底有没有弄错。对方说他们是一家旅行社，照章办事，正在为去哈国的人办理签证，名单上有谁，就给谁办。这名单也不是他们决定。现在的事情很简单，就是需要你的相关材料，赶快把护照用手机拍张照片，尽量拍清楚一点，发过来就没事了。
好运气不知不觉降临，让人心想事成，竟然可以去哈萨克斯坦了。为什么会这样，并没想清楚，举头三尺有神明，认真写好好干，努力工作，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奖赏。我确实比较努力，也算刻苦，对于一个作家，没有什么比失去写作能力更糟糕的。事实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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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出望外之后，也有些莫名其妙。现实生活中，自以为是的一些理由，往往是自欺欺人，说到底未必站得住脚，譬如我打算将游娜和唐君的故事，敷衍成一个短篇或者中篇，而游娜恰好是名哈萨克姑娘。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哈萨克，与哈萨克斯坦的土著同根同源，属同一个民族。如果能去哈萨克斯坦，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灵感从来都是在无意中收获，强求不得，“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寻之遍”，所谓作家采风寻找灵感，体验生活，完全是外行的想当然，是有意或无意的骗人鬼话。游娜的故事让我觉得真值得写，让我耿耿于怀，让我玩味，首先还是因为她的那种非凡气质，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美丽和忧郁。美丽很常见，就像好小说也很常见一样；真能让人过目不忘，那才是最关键的，因此她是不是哈萨克姑娘一点都不重要。她是个北京姑娘，是个上海姑娘，是个南京姑娘，故事照样成立，照样传奇生动，照样精彩好看。
其次一个负心男人被去势，被剪掉那玩意儿，是不是高级干部的孙子无关紧要，是骗人者还是被骗者也无关紧要，关键是最后那个触目惊心的血淋淋场景，那个即将到来又将永远凝固的惨烈画面，一篇小说能够这样已经足够。当然，还有那个神秘兮兮的董事长，那个来自新疆的老男人。真相显然有很多种可能，是游娜与唐君联手欺骗董事长，还是游娜与董事长联手欺骗唐君，每一种可能都可能导致不同的走向。曾经与老同学许电话里不止一次讨论这个话题，我不断提出疑问，希望得到一些补充的细节，说到最后，手机没电了，基本上还都是题外话。很多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能靠想象去填补，老同学所知更多的还是官场秘闻，还是老领导的老领导的生活逸事，至于那位老老领导的宝贝孙子唐君，说来说去也就那么一点点东西。
“你不会真要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吧。”电话中老同学聊得很开心，忽然变得警惕起来，“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事还真不能乱写。我跟你说，像我们这样，经常跟高干子弟打交道，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这里面水很深，既得罪不起，又不能真的那什么。你以为那些高干子弟都真有本事，有个狗屁本事，有些人挣大钱，泡漂亮女人，到处招摇撞骗，弄不好还把你拉下水。像唐君那样的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骗人和被骗，什么真本事都没有，长得再像一个小白脸也没用，鸡鸡让人割了也是活该。什么叫‘富不过三代’，当官的家里也一样，我告诉你，从唐君他爹开始，就已经没什么大出息了。”
不能说因为要去哈萨克斯坦，又一次捡起了要写写游娜的念头，但是毫无疑问，自从定下来要去，我会反复地想到她，眼前会不断地飘过她的形象，会想到与她有关的故事结局，想到与她有关的故事开始。虽然有了念头，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事实上想得越多，动笔的念头就越淡，越觉得自己不会去写这个故事。很多念头一闪而过，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很美丽，破了也就破了。一个作家大脑里，想写的东西太多，能写的东西也太多，真正能写出来的很少。
话题回到去哈萨克斯坦。自从定了要去，日期一次次往后拖延，原定六月份必须成行，都到了七月中旬，依然没任何动静；去哈国签证之困难，远远超出了旅行社的想象。这段日子让人纠结，总是有个不能确定的出国日期在困扰，非常影响写作状态。继续长篇肯定不行，要写必须一鼓作气，我不想再次中断。一时间，仿佛成了临时工，只能干些零敲碎打的活。过去这些年，小说越来越少，散文越来越多，有评论家已把我归类到了散文作家行列。有一家出版社正计划出版我的散文全编，粗粗计算了一下，竟然可以有二十本！出版社吓了一跳，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很显然，去哈萨克斯坦前，除了零零碎碎的散文，只能去学校做几次不精彩的演讲，只能去书市为自己的新书进行签售。通常情况下，对于这类活动，我都婉言谢绝，能免则免。哈萨克斯坦成了心中的一个疙瘩，我变得心不在焉，变得不再像自己，写作能力大打折扣。我开始利用这段时间编选散文集，编好一本，又接着编下一本。同时，抓紧时间阅读与哈萨克斯坦有关的书籍，临时抱佛脚地了解哈国的政治和文化。转眼七月底，接到通知，已定好出发日期，机票也买了；临出发前，哈国签证还没签下来，不得不临时退机票，往后再挪。这个哈国签证，标准的苏联风格，每周只办理一天，公事公办，毫无商量余地；这一天如果不行，如果没办成，就得活生生地推迟一周。
好事注定多磨，最后终于成行了，先飞新疆伊宁。准时到达禄口机场，飞机预告不晚点，大家喜出望外。结果还是遭遇空中管制，晚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一小时关飞机里，又闷又热，耳边一遍又一遍回响着“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第二天从霍尔果斯口岸过境，出关很容易，入关非常麻烦，活生生地堵在那儿，足足两个小时没一点动静。一支去北京参加国际汽车拉力赛的车队正好路过，队伍也没见多长，人也不是多得不得了，就是不能动弹；下车询问同样在等候出关的中国人，回答说平时都这样，今天更糟糕。
领队很着急，根据行程安排，与哈方的哈铁快运公司还有一场见面会。时间在流逝，负责送行的司机介绍说，只要花点钱，就能买通人家，就可以提前出关。我们都不会说哈语，不知道如何交涉，也不知道该跟谁说。打电话与哈铁快运公司联系，对方立刻派人赶过来，安排特殊通道入关。我们的面包车从排队等候的车队旁边缓缓经过。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是一次标准的开后门，不守规矩。哈铁公司是哈国具有垄断性质的超大公司，门路广权力大，带人过关这种小事，对他们来说跟玩一样，根本算不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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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哈萨克斯坦的认识，积累了一大堆错误。孤陋寡闻必然少见多怪，一旦你想对这个神秘国度多些了解，就会发现自己不仅知道得少，而且错误得可笑。很多错误在过去都是模糊的，得过且过，现在却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晰。我早就知道新疆有南疆和北疆，知道维吾尔和哈萨克不是同一个民族，过去也曾到过伊宁，去过霍尔果斯口岸。这次为了去哈萨克斯坦，又看了不少相关书籍。书到用时方恨少，看得越多，才明白自己知道得真少。
一想起哈萨克斯坦，情不自禁地会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苏武牧羊”和“文姬归汉”，威武不屈的苏武在贝加尔湖畔牧羊，才华卓绝的蔡文姬被南匈奴掳去做小老婆，这些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早在少年时代，深深印入脑海。作为一名长江南岸长大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地理概念都不准确。贝加尔湖，南匈奴北匈奴的活动区域，用来流放江南文人的宁古塔，差不多都被我当作同一个地方。给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上课的老师，最精彩的一个讲解就是，“世界上有两个球，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晚清时流行过一个段子，说慈禧太后想不明白，为什么仗打输了，突然冒出那么多国家来要求赔银子。一位老臣的解释堪称经典，他说洋人也好面子，世界上当然没有那么多国家，人家只不过是变着法子跟我们玩，生造出一些名字来讹钱；你想想，老是大英帝国，老是法兰西，老是这几家出来跟你要钱，多不好意思。
贝加尔湖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南匈奴的活动地盘应该是今天我国的山西和内蒙古，宁古塔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它们相距甚远，都是遥远的北方，风马牛不相及。北方是个相对的大概念，西北东北，中国地图上的鸡头还是鸡尾，对地处东南一隅、操着吴语的江南人来说，有时候真没什么太大区别。“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在唐人杜甫的时代，秦地以东的大部分国土，都可以称为“山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老派的江南人习惯以长江为界，江对面称之为江北，再往北，过了淮河，统统可以称为山东。山东的地域概念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北方，北方人都是山东人，就像广东人看谁都是北佬儿一样。
为什么会对哈萨克斯坦有那些奇怪的错觉，为什么会想到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为什么会想到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南匈奴，为什么会想到流放江南文人的宁古塔。“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汽车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奔驰，我们在游山玩水，我的大脑里却显得十分零乱。为什么总是会想到流离失所呢，为什么总是多多少少地会感到一些凄凉。事实上，这一路的安排非常妥当，吃得好睡得香，身边坐的都是中国人，大家说着中国话，我毫无异国他乡之感，甚至对车窗外的景色，也全无陌生印象。很长一段路程，觉得自己是行驶在中国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上，两边都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导游是一名哈国国籍的小伙子，很英俊，文质彬彬。他自小在中国伊宁长大，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
古代哈萨克人泛指今天中亚一带的古代游牧部落，如乌孙和月氏，这些游牧部落正是现代哈萨克人的祖先。譬如有学者就认为“哈萨克”一词，是“乌孙”的对音意译；也有学者认为“哈萨克”是《唐书》中记载的“可萨”和“曷萨”。“哈萨克”一词在斯拉夫语中的解释是“逃亡者”“脱离者”，属于古突厥的一个直系分支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洗礼，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哈萨克族。总人口大约一千九百万人，其中十分之一生活在中国的新疆。
年轻英俊的翻译介绍哈国情况，讲他所知道的哈萨克斯坦历史。因为在中国境内长大，小伙子身上还保留着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痕迹。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哈萨克斯坦航天事业特别发达，苏联时期的航天飞行员，最出色的几位都是哈萨克斯坦人。在哈国有最大、最有名的苏联核基地，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就是在那里试爆成功。哈萨克人能征善战，早在蒙古帝国时期，已经赫赫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军队攻克柏林，最先冲进总理府大楼，在楼顶升起苏联国旗的战士，就是哈萨克人。
“你们所知道的苏联红军，最能打仗的，都是我们哈萨克人。”
年轻翻译还告诉我，美苏冷战时期，为模拟一场真实的核战争，就在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一支装备齐全的军队，直接在被烤焦的土地上进行军事演习，给他们的一纸命令是最简单的一行字：
“抵御敌军攻击，直到大部队到达。”
演习的目的只不过是想知道，这支部队在接受了致命的辐射之后，到底还能够坚持多久；只不过是想知道，真正发生了核攻击，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和后果。后果当然很严重，无疑是非常严重，肯定是不堪设想。
哈萨克斯坦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九。年轻翻译介绍了它的许多优越之处，只字不提它所经历的苦难。这个年轻的国家看上去生机勃勃，充满了青春活力，事实上，它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没有多少年。无法想象就是这个哈萨克斯坦，最后一个在苏联解体的文件上签字。说起来，民族独立是多么美好，事实的真相却是，当年苏联解体，立陶宛率先独立，接着，格鲁吉亚独立了，乌克兰独立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各自宣布独立，同样属于苏联的中亚四国都独立了，最后才轮到哈萨克斯坦，姗姗来迟地在文件上签字。
无意对哈萨克斯坦的现状做出判断，我们只是匆匆过客，看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欣欣向荣，看到了一个新的首都正在建设中。街头走过的美女不时地让我想起游娜，她们显然跟欧洲女人不一样，也不像维吾尔族女人，有点像蒙古族人，有点像朝鲜族人，更像我们汉人。这很可能是种错觉，我看人一向不太准确，然而或者但是，无论这些混血美女怎么清新脱俗，她们都不能像游娜那样让人过目不忘，都没有游娜脸上所特有的忧郁。作为一名外来旅行者，我显得心不在焉。因为匆匆地读了几本书，很想与年轻翻译聊聊哈萨克斯坦的过去，讨论一下哈国历史，但他对我的提问几乎一无所知，对我感兴趣的东西一点也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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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安排了一次与哈国作家的对谈。对方来了将近二十位作家，还从当地大学聘请了一位熟悉中国文学的翻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十多位哈国作家中，除了哈萨克族之外，还有俄罗斯族，维吾尔族，朝鲜族。最奇怪的就是那位朝鲜族作家，年龄地位，感觉在参加会议的作家中，不是最大最高，也是相当大相当高，一举一动，很有些德高望重的意思。他说了一些当前哈萨克斯坦文学存在的问题，就提前离场了。
坐我身边的哈国作家是努尔扎克，年龄与我相仿，十多年前，从中国新疆的伊宁郊区移居阿拉木图。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用汉字分别印着“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和“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会员”，看到我觉得奇怪，他开始用不是十分流利的汉语与我交谈，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来龙去脉，然后用非常赞赏的语气表扬了一句：
“我看过你写的小说，它们很有意思，写得很好的。”
只是这么说一下，似乎还不够，还不够清晰，他又在桌上的白纸上面写了一句：
“你小说真的写得很好，我很喜欢。”
整个会议期间，只要有可能，我们一直在小声交谈。主要是他在说，努尔扎克告诉我自己的写作经历，在中国时写过什么，成为哈国公民，又写过什么，有什么样的困惑。他承认自己汉语水平不高，能说能读，但真正要用汉语写作，显然还有问题。努尔扎克用哈萨克文写作，曾得到官方鼓励和扶持，因此也有点小名气。他习惯的中国哈萨克文，与哈国现在通用的哈萨克文，完全是两回事。努尔扎克告诉我，在哈萨克斯坦，几乎所有人都熟悉两种语言，那就是俄语和哈萨克语，这是哈国的官方语言。
努尔扎克不会俄语，他是从中国过去的哈萨克，能说哈萨克语，口头交流没任何问题，真正要写作十分痛苦。同一种哈萨克语有着两种不同文字，相对自己的母语，哈萨克斯坦人更习惯阅读俄文，像那位年长的朝鲜族作家，不会说哈萨克语，因为用俄语写作，在哈国作家中，显然比努尔扎克更有身份。当然，问题不仅仅是用什么语进行写作，努尔扎克最大的苦恼，是完全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他过去的生活无论有多丰富，多精彩，就算千辛万苦地写出来，也未必有人要看，如今的哈国人根本不感兴趣。
第二天，努尔扎克陪我们一起去麦迪奥高山滑雪场旅游，夏季不能滑雪，只能坐着缆车游览。要连续坐三段缆车，每一次路途都很遥远，最后一直抵达雪山之下。麦迪奥高山滑雪场离阿拉木图市区不远，景色壮观，风光怡人，我从没坐过这么漫长的缆车，也从没如此接近、如此清晰地面对一座雪山。努尔扎克就住在阿拉木图，在这城市定居了很多年，这个著名的雪场却没来过几次。他解释说自己更喜欢骑马，更喜欢在绿色的草地上驰骋，哈萨克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祖先都是骑在马背上放牧，都是骑在马背上打仗。骏马和草原才是他永远的家乡。
“年轻人才喜欢到这种地方来玩，当然，到可以滑雪的日子，这里会有很多外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对了，还有中国游客，他们也很喜欢来滑雪。现在中国人不是都很有钱了吗。”努尔扎克说着，停顿了一下，脸上流过一丝不经意的苦笑，又继续往下说，“中国人现在真的好像很有钱，突然就有钱了。过去我是中国人，现在我是哈萨克斯坦人，过去我没有钱，现在还是没有钱。”
“很多中国人也没什么钱。”我接着他的话，笑着说，“可能也就是看上去有点钱。”
“为什么是看上去有钱？”
“有钱的永远是少数，老百姓，也就那么一回事了。”
“在这儿也一样，有钱的也是少数，跟中国差不多。在我们这里，有钱的，真的是很有钱，非常有钱。”
我们又一次谈起昨天开会遇到的那位朝鲜族作家，有意无意地，已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人。努尔扎克对他没有好印象，又忍不住要一次次提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反感，也许他觉得，与自己相比，哈萨克斯坦更像是那位朝鲜族作家的祖国。哈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聚集着一百三十多个民族。除了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哈萨克，还有俄罗斯人，德国人，乌克兰人，朝鲜人。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是流放之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东北有个伪满洲国，为防范日本人，害怕境内的朝鲜人被日本人利用，苏联下令将远东地区的朝鲜民族，统统强行迁入中亚地区。后来档案解密，迁往中亚地区的朝鲜人将近二十万。我们谈到的那位朝鲜族作家，很可能就是跟着父母迁移过去的，当然，如果根据他的年龄再认真推算，更应该是到了哈萨克斯坦才出生。努尔扎克告诉我，朝鲜人的生存能力一向是最好的，早在苏联时期，他们就与当局合作得很愉快，在现如今的阿拉木图，有朝鲜人的电视台，有朝鲜人的报纸，还有朝鲜人的剧院，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朝鲜语专业。
无论上山下山，努尔扎克都会突然陷入茫然状态。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自己生长的家乡，除了对“新疆作协会员”这头衔还有所怀念，很多话都不太愿意说。与他一样，事实上，我也经常陷入一种茫然状态。好在景色怡人，我们陷入茫然之时，可以假装正在欣赏周边风景。下山的缆车上，努尔扎克开始很认真地向我咨询写作经验，问怎么样才能源源不断写下去。怎么才能写下去，这是所有作家都可能面对的一个难题。他觉得我一定是掌握了什么诀窍，在过去那么多年，竟然一直都在写。年复一年，书一本接一本出版，作为一名作家，无疑是非常幸运。
5
事实上，哈萨克斯坦之行，彻底打乱了我的写作计划。在日本东京观赏樱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地赶快回南京继续长篇小说的冲动，因为要去哈萨克斯坦，因为去了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一连串的杂乱无章，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写了好几万字的小说，很可能又难以为继。小说的中断，很可能演变成中断的小说。
在哈国游览期间，无可避免地要考虑如何继续长篇小说。去哈萨克斯坦之前，可以完全不去想它，这注定是去了之后的事。现在，借口不复存在，离开哈国指日可待，接下来，必须把没干完的活干完，把没完成的小说完成。我告诉努尔扎克，正在写一部叫《刻骨铭心》的长篇，已经写了几万字，是一部反映南京市民生活的小说。我甚至向努尔扎克讲述了小说的走向，讲述了故事的梗概，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还准备写多少字。看上去我踌躇满志，信心十足，事实上，我的内心早已开始挣扎，早已开始动摇。
回到南京我始终静不下来，一次次打开电脑，进入此前完成的那些章节，看着看着便心烦意乱，看着看着便思绪万千。不是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写，也不是对已完成的章节不满意，而是突然觉得要写的那些东西太熟悉。不仅是对要写的那些人物太熟悉，对自己使用的叙述方法，文字风格，语感节奏，都毫无陌生之感。因此说到底，如果真有什么原因，让人不愿意继续写下去，那就是不愿意再轻车熟路。真正的写作应该避免驾轻就熟，应该尽可能地选择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
一转眼，从事写作这行当三十多年，写了太多东西。路漫漫其修远兮，太阳底下无新事，创新永远是写作者的终极追求，然而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扯着自己头发跳到地球之外。说老实话，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写，只知道不应该再像原来那样继续。原有的某些文字必须放弃，原有的那些章节只能部分保留，譬如小说的第一章，它本来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头，一个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历史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