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像赛珍珠这样，对农民的脚下描写得这样细致！“一个人赤裸着双脚，脚指头处骨节突出、扭曲变形，脚底和晒干的水牛的毛皮差不多，这也就是说明他生活状况最有力的证据了。”“整个晚上，他拉着绳索穿行在黑暗中。他赤身裸体，汗珠不住地往下淌，赤脚踩在石子铺成的街道上……他此刻认为每一个石子都跟他过不去，他熟知每一条车辙，走在车辙里，他或许能够踩到一个石子，生命就能延长一点点。在黑夜里，特别是下雨的时候，街道是湿滑的……心中对脚下石子的怨恨全部爆发了。在非人的世界里，似乎总有一些石子阻碍他的命运车轮。”这是农民在城市拉黄包车谋生的情景。这样的情景让我们想起老舍的《骆驼祥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赛珍珠写得不但更细致，而且更真实。正如赛珍珠自己曾批评《骆驼祥子》时所说，祥子只是“文人的创造”，是“一远离劳动人民的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他头脑中的黄包车的形象进行创造的，我不相信现实中的祥子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没有人像赛珍珠这样，将中国人的无知写得这样生动！《大地》中的王龙，看到一位穿着皮草冬装的美国女人时的反应是：“看不出这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但是这个人很高大，身穿一件质地很粗糙的黑色长袍，脖子里裹着围巾，皮肤苍白得跟死去的小动物一样。”一个农民看到一个洋人在吃巧克力，竟不无同情地说：“多么可怜呐，他竟然在吃垃圾！”这些生动的描写，常常能让读者发出笑声，但是这样的笑又常常会让人笑出泪来。
如果以为赛珍珠如此直接、细致和生动的描写只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阅读时的猎奇心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她细腻的笔触不只停留在种种表面细节的描述上，而且深入了人物的内心。《大地》中的王龙在成亲的那天，为了表示对父母的感恩，他“不计后果地挥霍了12片茶叶，为自己的父亲泡了一碗热茶”。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夫妻俩一起计划着省吃俭用，准备到孩子生日时给他做一炉香喷喷的月饼。月饼终于做成了，当然是妻子阿兰做的，做成后她还用从山里找到的野生红山楂和青梅做点缀，看上去漂亮极了。王龙为此而对妻子佩服极了，可更为佩服的是妻子竟然还提出了将这月饼当做礼物献给他们的东家大户的想法。阿兰三四岁时就被父母当作仆人卖给了东家，在那儿她以在厨房做苦工而度过了童年，长大后又因为长得丑而备受欺凌，甚至连同为仆人的男人也觉得强奸她都不值得，她因此而养成了卑微的性格和不爱说话的习惯。然而她却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当她“双手将这些月饼呈送给自己的压迫者，这表达了一种无声的自豪，这种自豪阿兰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办法和理由表达的”。在这里，赛珍珠对阿兰和王龙所表示出的态度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这种对于农民的态度，竟与鲁迅极其惊人的一致，而且其激烈和深刻的程度比之鲁迅也毫不逊色。
赛珍珠便是这样直接、细致和生动地述写着中国的普通人而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江湖侠客—要知道，他们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主角。
赛珍珠作为一个女性，在《大地》中对女性表达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有哪一部作品像《大地》这样关注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多是“眉黛如山，肤如凝脂，行如风扶柳，语如黄莺啼”的符号而已，在传统文人的笔下她们很难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而赛珍珠的笔下，她首先让一个个女人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作为女人的赛珍珠，在塑造她们时，对于她们的态度又是矛盾的和痛苦的。这儿不能不说到《大地》中许多对于肉体和性的描写。正是因为这一点，赛珍珠遭到人的指责最多。
《大地》出版不久，中国学者江亢虎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赛珍珠“随随便便地描写无足轻重的下层人民的可悲生活，这是很令人愤慨的”，并且说“他们或许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对于这样的指责，赛珍珠只轻轻的一句话，礼貌地但很坚决地给予回击：“我只写自己亲身经历过并且真正了解的世界！”对于教会为代表的人们指责《大地》中的性描写，她更是专门发表文章给予回击，她说她这是“尽可能准确地描写王龙的生活，打嗝、撒尿、做爱等行为举止，在文雅的美国社会是不被人提及的，但是对王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他们对包括性在内的生活本能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点我很欣赏。我以为这是有益健康的……他们为这些本能的需求做准备就像饥则食渴则饮一样自然，而且他们做这些事情是有度的”。她对指责她的那些卫道士们反唇相讥：“对于他们来说，性是魔鬼，但是性似乎占用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
的确，不光是《大地》中，赛珍珠大部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可以找到生活原型的，且这些原型往往就是在她身边的人，是她非常了解的人。恰恰是这些人让她不时地感到震惊，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她们身上了解了许多也学会了许多。赛珍珠自己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卡洛斯，《大地》中王龙的残疾女儿和《母亲》中的小女孩，都是以卡洛斯为原型的；《大地》中多次写到自杀，而那些自杀者和制造自杀者也多有原型。在宿州时，她认识了一位吴太太，其寡妇的身世让人很为她心生同情，但是她却优雅而专横，可怜而可悲，可叹更可恨：她为了防止儿媳分掉儿子对她的爱，竟然故意让儿子娶了一位相貌平庸的“丑妻”，当儿子最终还是爱上了自己的这个“丑妻”时，她竟然又妒火中烧，逼迫年轻的儿媳自杀身亡。当赛珍珠得到这个苦命的女子上吊的消息赶过去时，发现她身子还是热的欲实施抢救，吴太太竟然百般阻挠，只顾忙着让和尚为她超度亡灵。无独有偶，1919年3月15日赛珍珠给远在美国的公婆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她见过的另一起自杀事件：
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我发现他们遮住了她的眼睛，堵住了她的耳朵和鼻子，并且塞住了她的嘴，这样她就呼吸不到空气了。我马上告诉他们，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就一定会窒息而死。我试图说服他们把她移到外面的院子里，或者至少大家都往后退并且拿走堵塞物，给她一次机会，让我尝试一下人工呼吸……我想让他们至少允许我掀开她的脸部看看是否还有呼吸的迹象，然而他们死活不让。所以我不得不离开，心里明白这个女子正在被谋杀。她被谋杀了……她死得毫无理由，是他们使她窒息而死。甚至女子自己的母亲也是帮凶……我站在那里说正是他们杀害了这个女子，但是他们根本不信。这些人的无知甚至迷信是无止境的……几乎在我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听到或者接触到这样的一些悲剧，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就会轰动全国，但是在这里却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中国呵，已经受到了恶魔的控制。
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她在信里叙述时，其强烈的愤怒还是那样的溢于言表。如此“精彩”的事件，其“精彩”程度已经一点也不亚于小说了。还有赛珍珠在南京时家里的一个女佣鲁妈，其丈夫本来是她们在宿州时家里的园丁，但是丈夫后来却与人私奔了，她找到南京来到赛珍珠家，此时她已生过五个孩子，但是那些孩子都在出生后因各种疾病而夭折了，她生第六个孩子“肉蛋”时，她竟然自己为自己接生，自己给孩子剪断脐带。这次生下的“肉蛋”虽然还算健康，但是最终还是在两年后夭折了，接着她又生第七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则是因为她被一大兵强奸后怀上的。赛珍珠在惊叹于她“生”的愿望和能力如此之强的同时，更对她的命运充满同情和担忧。《大地》中的阿兰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吴太太、鲁妈等人合成的，从阿兰身上读者是很容易找到她们的影子的—她们被买卖、被强奸，她们的身体渐渐撑大、变形，她们分娩、毁灭，赛珍珠都细致地观察，如一个接生婆那般，并且一一写来，细细写来。呵！中国文学中哪有这样的写法呵！简直毫无美感，只有痛感！然而只要我们想一想，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同样作为女性的赛珍珠，事实上不是在做她们痛苦的“唯一见证者和传达者”吗？这种写法的确是矛盾而残忍的，这样的残忍，极少人能忍心，男性作家永远做不到，女性作家能做到的也极少，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而言，或许只有萧红在《生死场》中能与她一比吧！尽管鲁迅对萧红的《生死场》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称赞萧红的这种写法呈现的是一种“风悲日曛”“群山纠纷”之美，但同时也指出这毕竟是一种“越轨的笔致”。
四
鲁迅对萧红《生死场》褒赞有加的同时，尚且会批评其中“越轨的笔致”，而对于《大地》中许许多多“越轨的笔致”想来更难以容忍吧！
1933年10月2日赛珍珠在美国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乘船回到中国，在上海登陆时受了上海文学艺术界的隆重欢迎，此时鲁迅正住在上海的法租界，然而他对此不无轻蔑地说：“有关中国的主题还是由中国的作家来反映更好一些，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接近真相。至于布克夫人（赛珍珠），她恰巧在中国长大，然而看她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位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只有我们中国作家自己来写，方能留下一个真相。”看起来鲁迅在这里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赛珍珠的作品没有反应出中国的“真相”。那么中国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大地》诞生于1931年，而就是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国陷入了危机；而《大地》中多写了些什么呢？多写了农村的落后、农民的无知、女人的丑怪，还有土匪横行、饥荒蔓延，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得不如猪狗、死得猪狗不如……在民族危亡之机，这些太易让读者误读了？在国家和民族面对危亡之机，鲁迅觉得中国需要的是“血与火的文艺”，它应该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融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做比方，因为这是属于另一世界”。而赛珍珠的作品似乎正是“属于另一世界”。据说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话也表示过后悔，但是我以为那只是鲁迅对于所要表达意思不太具体明确而已，他对此话的本意是不会后悔的。
对于这一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鲁迅是正确的，但是赛珍珠也未必全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