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猜想，蔡锷与小凤仙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心里都很纠结。
今天能够看到的史料上，对于当年的小凤仙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一种说她在与蔡锷相识之前就已“以其才貌色艺俱佳，名震京师，成为民国初年北京城红极一时的名妓”了；还有一种说小凤仙所在的云吉班只是个二等妓班，她在云吉班中也只是个二等妓女，“算不上红姑娘，‘叫条子’轮不到她，客人来到院中挑上她的也不多，即使挑上她，十有八回都是不欢而散地把客人气走了”，正是因为与蔡锷发生了那段著名的情缘后她才名声大噪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种更真实，实在难以说清，不过从今天能看到的小凤仙留下的照片来看，她的确算不上国色天香的那种，因此第一种说法似有失实之处；但仅就姿色来看，小凤仙也应该在中人之上；更何况她在来北京八大胡同前，曾经在南京的秦淮河边接受过多年的“职业培训”，琴棋书画、诗词歌曲都能拿得出手，把她说成是一个只会十回八回“把客人气走”的二等妓女似乎也有失实之处；更主要的是，从她后来与蔡锷间竟能产生那样一段情缘本身也可以推想，她应该是个心怀高志，至少是并不安心于自己卖笑生涯的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恰恰又做了妓女，因此她岂能不纠结！
而蔡锷的纠结那更是众所周知，因为此时，作为云南辛亥首义元勋的蔡锷，身处京城，几乎是无所事事。1913年10月，蔡锷奉袁世凯之命入京，对于这一事实，后世有人说这是蔡锷上了袁世凯的当，即，他是被袁世凯骗入京的，所以他一进北京就被袁世凯罢了兵权，只得了个闲职，甚至还说他就此被袁世凯软禁了起来；还有人说蔡锷之所以当初遵守袁世凯的调令入京，是他当时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属于“拥袁派”，之所以后来出走，并护国讨袁，是因为当初的幻想破灭；更有人说他的入京，是因为云南有许多滇军将领反对他这个湖南人，他在那儿混不下去了，袁世凯调他入京，正好给他一个台阶，因此他的进京只是借坡下驴；另外，曾在蔡锷手下当过护国军旅长的朱德，在已成为八路军总司令后对史沫特莱说过的一个事实：闻讯蔡锷将入京，朱德去见蔡锷，并提醒他说：“此有杯酒释兵权之嫌，我看你不能去！”蔡锷则斩钉截铁地对朱德说：“谁要拉中国往回头路上走，我就带你一起去割下他的首级来。”据此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那就是，蔡锷的进京，并非全是被骗上当，也非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更非是他借坡下驴，他进京本来就是带着两手准备而去的，即出于对国家大局的维护，尽量促使袁世凯走“正道”—道相同，则相与谋；若道不同，则不相与谋。或许这样的推断更接近事实。然而尽管如此，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顽固狡诈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此时的蔡锷不光是对自己来京一定心生悔意，让他更纠结的是，与袁氏同流合污自然不能，也不愿；但公开反对又如何才能奏效？正是心怀着如此纠结，蔡锷来到了八大胡同，来到了云吉班，见到了小凤仙。
所以，说蔡锷来八大胡同，一见到小凤仙就如同找到了革命的“知音”，显然是并不合乎事实的拔高；但是两个心怀纠结的人相逢，易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从而心灵间擦出火花，倒是十分正常。
大概也正是因为两人都心怀纠结吧，所以他们的初次见面并不算投机。蔡锷一见相貌并不算出众的小凤仙并没像电影里表演的那样两眼放电，只是他本来就并非专为嫖妓，所以也就并未另选名妓；小凤仙看一副小商人打扮的蔡锷，并不像生意场上之人，更不像风月老手，不禁有几分好奇。于是二人便有一答没一答地开始了交谈。这样的交谈可以想象，往往都是从“今天天气哈哈”开始，再到你说她貌美如花，她说你经纶满腹，再到“敢问过尊姓大名”，再渐渐进入正题。
哪知道在“敢问过尊姓大名”一节，他们的谈话便出现了问题，蔡锷怎么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大名。此举在当时很是很奇怪，因为那时虽已是民国，但烟花之业并不违法，任何人涉足其中，并不怕留下姓名有一天会落入公安、纪委手里。
而在小凤仙一方，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越不让我知道我便越要知道！
几经周折，蔡锷发现这位相貌一般的妓女，谈吐间倒也不尽粗俗，尤其对于诗文词曲倒也能做些对答，似乎不经意间，话题便转到了这上面。而此正中小凤仙下怀，趁机摆出文房四宝，让蔡锷留下墨宝，而蔡锷也没有推辞。虽然众所周知蔡锷是一武将，但并非出自行伍，他从小饱读诗书，6岁入塾，12岁便以院试第一名而考得秀才，16岁便入长沙时务学堂，是当时该校中文总教席梁启超的高足，因此属联书对这种笔墨应酬之事，对于他来说实在非难事，似乎只是游戏！于是一副联语很快就一挥而就。但在落款时，蔡锷只录了“凤仙女史雅正”的上款，下款只落了年月。见此小凤仙说道：“上款既蒙署及贱名，下款务请署及尊号。你我虽然贵贱悬殊，但彼此混迹京城，你又不是什么朝廷钦犯，何必隐姓埋名。大丈夫行事自当光明磊落，若疑我有歹心，天日在上，应加诛殛。”此言说得蔡锷确乎再难推辞，于是在年月后署上“松坡”二字。
此时，小凤仙心中不禁咯噔一下：眼前这位真是正遭街头巷尾热议的那位云南都督蔡都督吗？于是禁不住问：“既是蔡大都督，怎么改头换面来我龌龊陋室？”蔡锷似无言以对，只好不无自嘲地说：“听话音有下了逐客令之意呵！既然如此，久留无益。就此告辞，有缘再会！”
他们当然再会了，而且还演绎了一段旷世情缘和传奇历史。对此相信一般人都已十分清楚，这里我已没有兴趣、也没必要再赘述；我感兴趣并且觉得有必要一说的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些情节和问题。
二
蔡锷确实在袁世凯称帝前夕“逃”出了北京。他先是坐火车直奔天津，再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乘日本游轮“山东丸”号辗转日本东京，再取道香港、越南，最后回到云南，随后便“以一省抗中国”，就此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生动演绎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曲“龙回沧海”的精彩活剧。
那么蔡锷究竟是如何从北京“逃”出的？此有两个版本，一是野史和人们口口相传的情节，二是一些历史学者的推断。前者的大体情节是这样的：小凤仙趁“云吉班”中有人做生日大摆酒宴，安排蔡锷在房中临窗饮酒，并拉开窗帘，甚至还将窗纱也去掉了，故意让袁世凯派来盯梢蔡锷的探子洞观室内情景，同时将蔡锷的大衣和皮帽挂着面窗的衣架上。等酒过三巡后，蔡锷故意不取衣帽，装着是去洗手间，从后门溜之大吉，直奔火车站。此时，小凤仙又故意让仆人把窗帘放下，盯梢的探子反一时看不清蔡锷有没有回来，为此他们第一反应是要上楼证实蔡锷有没有回座；小凤仙又借着人多杂乱之机，故意让人在楼下百般阻拦，目的便是为蔡锷争取逃脱的时间。等到探子们证实蔡锷已不在云吉班，再想去追已为时已晚。
此说十分曲折精彩，所以电影《知音》中采纳了此说，并演绎得更加惊心动魄。
对于蔡锷的离京，一些历史学者推断说，此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瞒天过海，但他离开时只是稍稍掩人耳目而已，几乎是“大摇大摆”地离去的，并没有，也不用靠小凤仙的从中穿针引线和暗度陈仓，原因是他至此已结结实实地把袁世凯给骗了。
那么，蔡锷是如何让狡猾的袁世凯上当的呢？这里我不得不套用一句电影里的台词：不是袁世凯无能，是蔡锷太狡猾。更何况蔡锷的背后还有他的老师梁启超。
其实说起蔡锷与梁启超的联手，其背后的推手不是别人，还正是袁世凯。
说起来在对于袁世凯的态度上，梁启超与蔡锷师生是一致的，最初他们都曾“拥袁”，但他们“拥袁”的原因和目的又与杨度和北洋系的“拥袁派”有着根本的不同。那是他们那时认为袁世凯不仅有大势力，而且不乏政治才能，“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所以非但离不开他，还得依靠他。梁启超是想将袁世凯绑在自己设想的政治战车上一步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联系到蔡锷与朱德说过的那番话，我们更是十分清楚，他当初也未尝不是也有与梁启超同样的想法。所以若从这一角度上说他们曾对袁世凯政治上“抱有幻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错的，因为事实上梁启超也好，蔡锷也好，最后都反而被袁世凯一步步绑在了他复辟帝制的战车上。当最初有同道说梁启超太过理想时，他回答说：“任公倘无理想，谁还有理想？”当又有人指责他天真时，他又回答：“任公倘不天真，谁还会天真？”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真的这样做。他不断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开脱，有时几乎到了为其摇旗呐喊的地步。当熊希龄看出袁世凯组织内阁只是为了一时遮人耳目的用意，不愿意出任这个花瓶似的内阁总理时，梁启超竟然不但力劝其出任组阁，而且还以自己入阁做财政总长为承诺予以支持；可是当熊希龄组阁，袁世凯并不同意梁启超做财政总长，只让他做当时并不重要的司法或教育总长时，梁启超竟然也一再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好在梁启超虽是不乏书生气的书生，毕竟不是杨度，当他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本质后，他毅然改变的不光是对袁世凯的态度，而是连同自己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辞去所有职务，回到天津，开始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并一再揭露其接受日本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的阴谋，而袁世凯并不在意，仍一如既往地忙着“登基”前的舆论准备。杨度写一篇《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命他的机关报《亚细亚报》立即发表，紧接着他又邀请美国古德诺博士写了一篇《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论》，并公开发表。于是，一段时间内，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便似乎如雨后春笋一般。蔡锷显得有点忍无可忍了。而此时梁启超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异域所谓国体问题者》准备在天津发表。袁世凯听说后，先派人去威胁梁启超。梁启超告诉来者，我从戊戌年起就流亡国外，清政府长期要买我的人头，我老人家已习惯了流亡生活。见威胁不成，袁世凯又心生一计，他决定派蔡锷去天津，说是要他用自己与梁启超的师生关系去劝说梁启超，于是就让蔡锷带着二十万块现大洋去天津找梁启超。应该说袁世凯此招是非常高明的一箭双雕之举，一是想阻止梁启超发表该文，二是借此考察一下蔡锷是否已真的“听话”了。因为袁世凯此前也已听杨度一再报告，说蔡锷常跑八大胡同，早已“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再不是当初那个云南首义的英雄了。而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自己此举，让蔡锷与梁启超来了个将计就计。
袁世凯哪里知道，蔡锷这次赴津竟得到梁启超的锦囊妙计！梁启超语重心长地对蔡锷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故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而你在军界，要深自韬晦。”并一再告诫“君子俟时而动，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妨假装赞成帝制，同流合污，先打进他们的圈子，再设法送走家眷，而后才相机脱身”。甚至还具体交代，他此行回去，不妨表现得“忠心耿耿，积极劝进”，以图“摆脱羁系，再造民国”。
蔡锷很快从天津铩羽而归，并到袁世凯那复命说：“我先生是个好人，但是个书呆子，很不识时务，我哪里劝得动！书呆子反正也做不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并且还加入“劝进”袁世凯称帝的行列中，在“劝进书”上带头署上了自己的大名。袁世凯终于高兴地说：“我用蔡锷看来是用对了！”
正在此时，蔡锷“家庭变起，郁结忧虑，致有喉痛失眠之症，欲请假赴日就医”，岂不十分正常，而袁世凯即使一时知道了量他又能怎样？正是因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蔡锷的离京并不会、也不需像传说中和电影中那样惊心动魄！甚至还有人认为，蔡锷此行前实际上是向袁世凯“请假”了的。证据之一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在有关档案中找到袁世凯给蔡锷的一封回电，电文中有“悉心调理，愈后早日归国，用副倚任”的话。
袁世凯如期“登基”称帝了，他在朝贺的队伍中发现少了蔡锷，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随即似有所悟，但一切悔之晚矣。
此时，蔡锷不但护国讨袁的决心已定，且计划也成竹在胸，在去日本的轮船上，他曾致书友人，说自己“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所谓仁慈，又要痛快也。”到达日本后，蔡锷又亲笔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
趋侍钧座，阅年有余，荷蒙优待，铭感五内。兹者帝制发生，某本拟捐埃图报，何期家庭变起，郁结忧虑，致有喉痛失眠之症，欲请假赴日就医，恐公不我许，故而微行至津东渡。且某此行，非仅为己病计，实亦为公之帝制前途，谋万全之策。盖全国士夫，翕然知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今兹时代，固矣！惟海外侨民，不谙祖国国情，难保无反对之心，某今赴日，当为公设法而开导之，以钳制悠悠之口。倘有所见闻，将申函均座，敷陈一切，伏气钧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