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形地势是西高东低，许多的天然大江大河基本都是由西流向东。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没有出现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水路运输曾是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与水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在陆地上靠肩挑背扛牲口驮，非常辛苦，运载能力却极其低下，而且耗费巨大。据统计，陆路运输费用至少是水陆运输的30倍以上。正因为如此，古人非常重视水运这一交通运输方式，并积极修建运河等水利设施，而其中最为辉煌也是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那静静流淌的京杭大运河。它虽然不如万里长城那样显赫，但却是我国古代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大动脉，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的南北互通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华民族的丰碑，人类历史上由中国人设计并施工的两项最宏大的建筑工程。但筑长城和挖运河的用意却完全不是一回事。筑长城是为了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挖运河则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沟通。挖运河，并不是用人工去挖一条全新的大河，而是将天然的河道湖泊连通，或取直，或加宽，或挖深。这工程说起来轻巧，但实际干起来，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在中国运河史上，第一个组织这项工程的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王夫差。他下令开凿的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则是中国最早挖掘的一条大型运河。
自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开始凿造的大运河，经过两汉至南北朝相继扩建，到隋炀帝杨广时期粗具规模，之后又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再次扩建，基本形成现在的大运河。明清时期为鼎盛时期，直至清代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大运河与黄河完全分离。大运河的河段并非全部由人工开凿，有许多地方利用了天然的河流和湖泊，这样不仅减少了资金和劳力的投入，缩短了开挖时间，同时还解决了新开河道往往缺乏水源的难处。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将这五大水系联结起来。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工程最大，航线最长的人工河。它比沟通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开凿于公元1859年，公元1869年通航，全长170公里）长10倍，比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于公元1881年，公元1920年通航，全长81.3公里）长20多倍，它和万里长城一样都是古代中国迄今举世闻名的重大工程。
那么，为什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筑这条运河，而且历代君王都热衷于这项浩大工程呢？
首先，运河的开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隋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为考虑。隋朝建都城于长安，关中地区虽然是有名的富庶地区，但其出产物却远远不能满足皇室贵族、朝廷百官和中央军队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需要从其他地区转运菽粟布帛。为了大量攫取关东和江南的民间财富，隋朝有必要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
其次，运河的开凿还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而且可以说从一开始吴王夫差挖掘运河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早在春秋末年，处在长江三角洲的吴王夫差战胜楚国、越国以后，就雄心勃勃地企图北上中原争做霸主。于是，出于运输和军事上的目的，吴王夫差在公元前486年就开始在现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尾闾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开凿运河，也就是邗沟。邗城的西南就是长江，邗沟引江水东流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入淮，为后来吴国运兵北上打败齐国帮了大忙。最后吴虽为越所灭，但邗沟规划优秀，达到避湖险、裁弯道、河湖分家等效用。邗沟经后世人屡次修建，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沿用至今。
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时常受江南土族叛乱和人民起义的双重威胁。对于这些反抗斗争，隋王朝因“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常常无法及时平定。而开凿一条大运河，就可以大大缩短军队调遣的行程和时间。另外，隋朝建立后，多次征伐高丽。隋文帝时就曾派兵三十万进军东北，终因运输不继、军队乏食、疾疫流行而告失败。隋炀帝即位后，又用兵高丽，开凿大运河有“以通运漕”，保证军队供给，以利再战的目的。
京杭大运河的真正贯通还是在隋朝。隋炀帝时期，据说炀帝为了到扬州看扬州的琼花，也为了解决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交通与供水和南粮北运的问题，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大规模修建运河。于公元605年开成通济渠，即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河，又从黄河南岸的板渚引河入汴，至开封近郊与汴渠分流，经商丘、宿州、泗县至盱眙道上入淮。这条斜贯淮北的通济渠，不仅裁直原汴渠、泗水的弯路，也避开了泗水道上吕梁、徐州二洪之险。公元608年，又在黄河北岸引黄河水，开挖永济渠。与此同时，又将古邗沟和六朝的古运河故道扩宽，一直通达到杭州。至此，一条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全长2400余公里的大运河在隋朝建成。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扬州是里运河的名邑，隋炀帝时在城内开凿运河，从此扬州便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据说通济渠的开凿工程完成后，隋炀帝便率领十多万人浩浩荡荡地乘船南下巡游江都（今江苏扬州）。炀帝自己乘坐的是四层高的大龙舟，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而皇后所乘坐的是翔螭舟，体积较龙舟小。另又有浮景船九艘，后宫妃嫔、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分别乘的各种舟船和运载供需的舟船共数千艘。船队前后相接200余里。所经郡县500里内皆令百姓供应饮食。
除了隋炀帝，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也数次取道京杭大运河。明清时期江南水运事业发达，运河担负着商品流通和漕运、旅行等繁重运输任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这种情景在清宫廷画师徐扬绘有的一幅反映当时姑苏繁华风貌的写实性长卷《盛世滋生图》中有形象的反映。“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这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写下的诗句，可以看出他连做梦都在回味通过京杭大运河下江南时的情景，充满了眷恋。
公元1291年，元朝新建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为了完成漕粮北运的任务，元朝除积极发展海运外，还先后用了十几年时间，进一步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使维系统治者生命的粮赋可以源源不断地水运至通州。从通州至大都，每年几百万石漕粮的转运任务仍十分艰巨。通州至大都的北线运河运力不足，只得依靠陆路运输，而遇秋雨连绵季节，道路泥泞难行，“驴畜死者不可胜计”。
解决大都水源，开发通惠河工程的宏伟规划便应运而生，并经过二年施工，于公元1293年的秋天竣工。当一支满载江南漕粮的船队浩浩荡荡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元世祖忽必烈兴高采烈地给这段通州至大都的运河赐名为“通惠河”。负责这段运河规划、设计、施工的“总工程师”就是中国元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
元、明、清三朝均在北京建都，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而漕粮又多取之于长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对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起着巩固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了国家军事防务。
京杭大运河也为唐、宋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它也在逐渐衰败着。在南宋时期偏安江南的150多年时间里，中原战乱频繁，黄河大堤决口无人治理，黄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淤塞了黄淮海平原许多河道和湖泊，大运河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段也在所难免。12世纪宋金对峙之初，通济渠和永济渠就很不畅通了。清朝末年，黄河北徙，在苏北留下了被完全打乱的水系、几近淤废的下游淮河和京杭大运河的苏北段，漕督、河督相继撤销，漕粮被迫改由海运。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杭大运河苏北段经过几次大规模整治，已经河阔水深，但是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大运河两岸的人们更多的是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津津乐道那些传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