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再现】
【元典】
子曰：“道其[1]不行矣夫。”
【注释】
[1]其：或许，大概。
【译文】
孔子说：“中庸之道大概不能施行于世了吧！”
【名家感悟】
夫子既伤道之不行，又哀闵伤之，云时无明君，其道不复行也。
——孔颖达
由不明，故不行。
——朱熹
孔子说：“中庸之道因是不明于天下，是以不行于天下。”子思引之，盖承上章启下章之意。
——张居正
【中庸精解】道其不行天下
如果有一种高深的学问和智慧，人们却认识不到它的存在，不去学习它、信奉它，我们不免会为之感到遗憾。中庸之道作为一种人生的最高智慧，它的遭遇就是这样的。所以，孔子才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深深的感叹：“道其不行矣夫。”
我们也许或多或少对孔子的生平和思想都有所了解。他一生秉持中庸之道，去各个诸侯国献计献策，想使当时各个国家的政策法令的实施都符合这种中庸的大道，然而，他所持的大道很少被当时的国君采纳，他周游列国不料却处处碰壁，所以不由地发出了大道不行于天下的感慨。为了使他心中的大道能够流传下来，他又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事业中，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教化世间的普通大众，让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符合中庸之道，不去做那些“逾矩”的行为，从而使得民心淳朴，天下太平。人们只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在这样的国度下，才能安居乐业，生活才会美满幸福。
然而，世间的百姓其智力水平和思想见解都很普通，能达到中庸这种思想境界的人少之又少。况且中庸之道不光有天性方面的要求，而且也要有后天的不懈努力，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这就使得想要达到中庸之道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所以面对大道不行于天下的社会现实，孔子也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感慨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
的确，世间的每个人都未必有孔子那样的人生智慧，也没有他那样高的思想境界，所以，能够领悟到中庸之道的高深与奥妙所在的人并不多，而能够“悟道”之后，把中庸之道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行为法则和修身养性的思想指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中庸之道面临的难以续传的悲剧，也难怪孔子看到这种现象那么痛心。他在为这种高深智慧在当代面临的悲剧命运而伤心，也是为中庸思想不能续传而伤心，更是为世人不知道去学习体会、去信仰奉行这种人生的最高哲学思想而感受到万分痛惜。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我们人之为人，是万物的灵长，是世间的精灵，是最具有思想和智慧的动物，并且因为有这些区别于其他低等动物的本质特性，才显现出我们人类的光辉与伟大。然而我们之所以高出其他动物一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懂得思考，而且善于学习，我们有一种勇于求知的热情与渴望，有一种爱好追求人生真谛和世间真理的心性和本能。所以，我们也许并不用像孔子那么悲观，既然中庸之道是人生的最高哲学智慧和思想境界，既然它对我们的一生，无论在为人处世还是在思想修为上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求知的欲望，尽可能地去领悟和把握这种人生至道。当我们对这种大道有所体悟有所认知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思想境界一定会有所提升，我们的人生智慧也会更加深刻和富有见识。
德国伟大的大文学家和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所以，无论我们学习哪种思想，去体悟哪种智慧，哪怕它再高深再玄妙，我们一定要学有所用，不能为学习而学习。
中庸之道作为人生中的最高学问和思想境界，我们学习和领悟了它之后，绝对不要把它束之高阁，而应该用它来提高我们的道德品行，人格修为。用它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作为我们为人世处所必须坚守的法则，这样，我们才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其实，一旦真正领悟到了这种人生的大修为和大智慧，它就会潜移默化地提升你的思想境界，也会自然而然地在你的一言一行中流露出来。中庸之道作为一种人生最高思想和智慧的源泉，如果不让其行于天下，真是一件让人痛惜的事。作为一个智慧之士，我们应该去学习它、领悟它，让它成为照亮我们心灵之路和人生之路的一盏永不灭的明灯。
【中庸做人】刚愎自用的项羽
一个人自信是好事，若是没有自信的话，将一事无成。但若过于自信的话，也不是什么好的现象，大多时候则是刚愎自用。如西楚霸王项羽，其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就是刚愎自用，因此他才会错失韩信、驱逐范增，以致人心涣散，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如在鸿门宴之前，范增便劝他趁刘邦羽翼未丰，早点将其杀掉。随后，在鸿门宴上，范增又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是，自负的项羽却觉得刘邦再强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没有将刘邦当场斩杀。可当他后悔的时候，刘邦已经逃走了。而当他得知刘邦逃回咸阳的消息时，又非常生气，并未与任何人商议，便毅然发兵攻入咸阳，对范增的劝阻置若罔闻。在进城之后，他又不顾范曾的劝阻，杀掉了已经投降的秦三世子婴，并放纵手下将士烧杀抢掠，惹得民怨沸腾。
后来，他在与刘邦对峙的时候，项羽集中兵力，断了刘邦军队的粮道，将刘邦困在了荥阳城中。无奈之下，刘邦只得向项羽求和，项羽本想答应，但范增却劝阻道：“如果我们现在不将刘邦彻底打败，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可是，自负的项羽再一次无视范增的建议，而且还派出了自己的使者。结果，陈平只是略施小计，便成功忽悠住了来使，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关系。而范增也因为项羽的猜忌，在一怒之下告老还乡。至此，刚愎自用的项羽手下可就真的没有一个文臣谋士了。不仅如此，其手下的一干武将也有弃他而去的，比方说韩信。刚开始的时候，韩信是项梁的部下，而在项梁死后才跟随项羽出征，期间也提过不少建议。但一向自诩为军事天才的项羽，根本就不将别人的建议看在眼里，这让韩信很郁闷，便萌生了跳槽之意。后来，韩信归附于刘邦，并得到了重用。而在韩信攻下了齐国之后，项羽才意识到自己错失了良才，便赶紧派人去游说他，让他跟着自己干。而韩信则回绝道：“我在你手下做事的时候，官位最高只做到了郎中，只不过是个执戟的侍卫罢了。我的建议你从来都没有听过，我的计谋你也从来没有采用过，在你的身边，根本就体现不出我的价值。所以，我是不会跟着你干的！”
作为一名超群的统帅，项羽能征善战，敢于破釜沉舟，以寡击众，几乎每战必胜，而这让他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了起来。尤其是在秦灭亡以后，项羽自恃武功以威慑诸侯，但他却缺少战略家的远见，以致屡失战机。再加上他为人刚愎自用，不纳良言，终致众叛亲离，落得兵败身死的可悲下场。
【中庸政道】亡国之君孙皓
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字元宗，是孙权的嫡孙。孙皓即位之初，优抚百姓开仓廪以赈济贫乏，放生宫苑内的珍禽异兽，一时被人们认为明君。然而，时过不久，孙皓就露出暴虐无道的本性来。他骄奢淫逸，暴虐治国，残酷诛戮大臣，致使东吴政治极度黑暗，后被晋所灭。
孙休死后，由于其子尚年幼，群臣鉴于蜀汉之亡，认为主少国危，决定拥立一位年纪较长的皇子。孙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承帝位的。孙皓即位不久，就亲近小人，疏远忠臣良将。何定没有什么突出的才干，就因为善于献媚、邀宠而被孙皓委以重任。何定也倚仗皇帝的宠爱，作威作福，搅得朝廷鸡犬不宁。朝堂上下极为愤恨。
孙皓为了巩固地位，树立绝对权威，视朝中大臣如仆役，随心所欲地赏罚他们，对于合乎心意者重赏，不满者或贬斥、驱逐，或抓捕入狱、杀害。这当中就包括很多当初拥护他做皇帝的耿介老臣。朱太后在吴国朝堂可谓是德高望重，当初孙皓继位为帝，朱太后也是点头同意的。没想到，孙皓即位后，就杀掉朱太后，而改立自己母亲何氏为皇太后。朱太后死后的遗体，连正殿都不让停放。孙皓担心先帝孙休的四个儿子会威胁自己的帝位，就借口杀了两个年长的，把年幼的赶出京城。
张布、万彧等人都是当年拥立孙皓的功臣。眼见孙皓胡作非为，祸乱吴国，张布心中悔恨，私下里有怨愤之词。不料，这件事情被孙皓得知。孙皓残忍地下令将张布满门抄斩，张家女眷纳入宫中为奴为婢。万彧自恃功高，经常干预孙皓寻欢作乐，惹得孙皓非常地不高兴。而万彧对于孙皓也感到不满。一次，孙皓出去游玩，万彧和名将留赞之子留平商议废掉孙皓。不料，这件事却被孙皓所知。于是，孙皓回来后，马上将万彧和留平两人召入宫中，赐二人毒酒。幸好，孙皓的侍者私自减少了二人的酒量，这才保住了两人一命。但经过这件事后，两人都知皇帝有害己之心，惶恐不安，生怕祸及家人，万彧回家后就自杀了，留平也在家中忧郁而死。
名将贺齐的孙子贺邵，向来以直谏闻名。见到孙皓施行暴政，民不聊生，就进谏孙皓说，吴国自陛下登基以来，法令苛刻，赋税沉重，百姓食不果腹，只能吃糟糠。孙皓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认为贺邵谤讥朝政，欺君罔上，于是就趁着某次贺邵和楼玄在一起说悄悄话，诬陷两人诽谤国事，免去两人的官职，并将其流放到岭南。楼玄不堪流离之苦，走到岭南就自杀了。
贺邵虽然后来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竟中风了，所以就没能去上任。孙皓疑贺邵对朝廷有所不满，故意装病，就用烧红了的锯子去锯贺邵的头，贺邵到死都没有说一句话。贺邵的家人全部被流放岭南。
孙皓嫉贤妒能，经常通过饮酒来刺探官员的过失。书令张尚掌管机要、能言善辩，对答敏捷，孙皓自愧不如，进而生恨，常想着找机会收拾张尚，某次饮酒，孙皓问张尚：“朕喝酒可以与谁相比？”
张尚说：“陛下有百觚的酒量。”相传孔子能饮酒百觚，张尚的意思也就是拿孙皓与孔子相比。谁知孙皓听了说：“你明知孔子没有做君王，居然拿我跟他相比！”借此机会，孙皓将张尚收监处死。
东吴散骑常侍王蕃，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博览多闻，气质不凡，为人性情耿直，不会看别人脸色行事，更不肯巴结嬖臣。孙皓对此很不高兴。有一次，孙皓大宴群臣，王蕃喝醉了酒趴着起不来。孙皓怀疑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就命人用车子将他送出去。过了一会儿，又将他召回来。王蕃此时已经酒醒，所以容貌举止又恢复庄严，行走自如。孙皓大怒，认为王蕃有意欺君，喝令左右侍卫在殿堂下把他杀了。由于王蕃颇有盛名，孙皓害怕招致臣民议论，就命左右随从将王蕃的头颅从山下掷下，摔得稀烂，伪装成山中的老虎和狼咬碎了王蕃的头颅。
孙皓的倒行逆施，不修德政，搞得吴国天怒人怨。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派兵灭掉东吴，孙皓本人也成为了晋武帝的俘虏。晋武帝封其为归命侯，后死于洛阳。
作为一国之君，治理朝政时应遵循中庸之道，驾驭群臣要做到大公无私，明察秋毫，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如此才能使臣子信服，从而忠君爱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为朝廷建设作出贡献。如孙皓这般肆意妄为，戕害群臣，诛戮百姓，臣子惶惶不安，民心不附，怎么会不灭亡呢？
【中庸商道】亚细亚的兴衰案例
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发展历史上，很多企业在沉浮中崛起，成了商界传奇，也有很多企业在辉煌中轰然崩塌。郑州亚细亚商贸集团曾一度被视为中原商业圈中的佼佼者，但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就从神坛重重跌落，濒临破产的境地。“亚细亚”的失败在于企业决策者不能恪守中庸之道，盲目扩张的结果。
1989年5月6日，郑州二七广场附近，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郑州亚细亚商场正式开业。总经理王遂舟新官上任，就决心从企业形象、真诚的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革，颠覆数十年来我国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
王遂舟提出的“微笑服务”“服务事故”“客户是上帝”等服务理念，很快就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青睐。而他策划了一系列创意活动，如仪仗队、升国旗、歌舞表演等也令消费者趋之若鹜。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亚细亚”就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极大认同。商场开张的当天，客户如潮，当天90%以上的柜台货品全部被销售一空。
当年，“亚细亚”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86亿元。这个成绩令所有的同行眼红。但“亚细亚”的辉煌却不仅于此，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亚细亚”的营业额年均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稳居河南第一。
一时之间，“亚细亚效应”“亚细亚现象”成了郑州、中原地区，乃至于全国商界热烈讨论的话题。1992年前后，郑州亚细亚商场的名声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虽然，郑州市大型的零售商场共有6家，但最具活力、最具创意的毫无疑问唯有“亚细亚”。当时，全国的媒体都给予了热情的报道，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以“亚细亚”为主线，拍了一部长达6集的电视纪录片《商战》。节目一经播出后，立即引来了巨大的反响。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的180多位企业老总纷纷前来参观、取经。
“亚细亚”的成功，令总经理王遂舟滋生了骄傲、亢奋的情绪。他已经不把郑州的同行对手们放在眼里，而是将国外的一些大型企业视为竞争对手。当日本的“八佰伴”进军中国并且宣称要在中国开设1000家连锁店时，王遂舟激动万分，认为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一场生死较量已经展开，为了将“亚细亚”发展成为可抗衡“八佰伴”的国际企业，遂也走上了连锁经营的道路。
连锁经营看似是一条灿烂的康庄大道，实际上是一条不归路。当时，中国市场刚刚起步，国内的市场机制、商业环境尚不够成熟，“亚细亚”也刚刚发展起来，缺乏连锁经营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遂舟和他的团队们作出连锁经营的决策，显然不合实际。然而，当时人们精神极度亢奋，鼓足劲向前冲，结果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1993年9月，王遂舟和他的团队们制订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这个策划案里，“亚细亚”决定在未来的四五年间，开设营业面积20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零售商场25家；5000平方米以上的中型商场超过100家；2000~5000平方米的超市达到500家；进军房地产业、开办服装厂、印刷厂、工艺品厂等，吞并、参股、控股市面上数十家效益良好的企业。这项计划在今天看来有些疯狂，但“亚细亚”却为这个计划骄傲、兴奋不已。
“亚细亚”的“连锁经营”之梦就这样盲目而狂热地舞动着翅膀。1994年5月，南阳的亚细亚商厦最早开业，紧接着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亚细亚”商场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了出来。在前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亚细亚”先后开设了15家大型连锁百货分店，其中省内的6家，均以“亚细亚”命名，省外的9家则以“仟村百货”命名。而更多的中小型超市也纷纷在各地开花结果。“亚细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地扩张。
虽然资金非常的紧张，但志向高远的王遂舟仍然追求商厦的豪华、高档，“亚细亚”连锁商店的建造方案也是一改再改，每一家连锁店最后的建造费用都大大地超出了预算。就拿五彩广场的一家为例，当时的预算为1.5亿元，但最终结算的费用竟然高达5亿元。
盲目地扩张，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管理、经营上的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有才能的管理者的缺乏，当时郑州“亚细亚”的小职员、小经理都被王遂舟委以重任，分赴各地出任总经理等高职位。这些人经验不足，客观上造成了“亚里亚”管理的混乱，最终导致了“亚细亚”的崩塌。几乎“亚细亚”所有的连锁分店，从开业当日起就亏损严重。
1997年3月，王遂舟面对着难以控制的烂摊子，黯然宣布离职。在他辞职后，“亚细亚”全国连锁店纷纷倒闭。
王遂舟在商业生涯的前半段，革新服务理念，以真诚、微笑面对客户，获得了客户的热烈反响，所以取得了成功。而在其后半段，他忽略客观事实，没有以中庸之道寻求一种科学、稳健的发展道路，盲目扩张，走上了连锁经营的路子，结果遭到惨败。
【中庸精解】由不明，故不行
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我们接着可能就会去探究其原因了。中庸之道不行于天下，孔子对此深感忧虑，感慨万分。对待大道不行的这种现象，宋代的朱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庸之道在世间慢慢无人去学习和奉行的原因在于“不明”，也即是他所说的“由不明，故不行”。
那么，这位儒学的集大成者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解释，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古代有句话叫做“诗无达诂”，即是说对于一首诗，或者宽泛来说对于一切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理解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其答案不是唯一的。所以，也许对朱熹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朱熹在这句话中说出了中庸之道不行于世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这种大道是高深的，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理解的，它不会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不去思考，不去领会，就能够理解它深藏的智慧和哲理所在。相反，它孕育于一切事物之中却不见其端倪，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不容易为我们所察觉，只有拥有一双无比敏锐的眼睛，一颗充满智慧的心的贤达之士，才能够捕捉到它的存在，体悟到它的大智慧所在。
这种大道之所以不“明”于世，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理解和觉察到，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和智慧源泉。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道理，那就是能够轻意获取的东西肯定是不值得去珍惜的东西。对于中庸之道而言，也是如此。
朱熹理解孔子所说的“大道不行于世”的观点，一方面在于中庸之道的不明与隐晦，而另一方面是人的“不明”，即对中庸大道所含哲理与智慧的无知。由于世间普通之人的智力和修养水平都十分有限，他们认识不到中庸之道这种高深奥妙、蕴含无限哲理的大道的真正智慧所在。他们对这种大道的“不明”，使得他们一直处于一种低智力的半愚昧状态，所以根本不会去学习和追求这种高层次的人生哲学。中庸之道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看不到摸不着的，甚至也感觉不到。
既然大多数世人不能明白甚至不能觉察到这种至高无上的大道的存在，那么想要他们去学习和奉行中庸之道更是不可能的事了。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只有我们认识到它对于我们的价值与意义时，我们才会去努力追求，积极获取。中庸之道作为人生的高层次的哲学智慧，如果把握了它的思想精华后，则对于我们的人生事业、心性修养，都会产生莫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未被世间一些人所认识到，这也许正是他们不去学习和奉行中庸之道的深层根源之所在。
中庸之道由于其自身是高层次的思想智慧，所以它的存在是隐形的，是不明的，是不容易为我们所觉察的，而另一方面，世间大多数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都是有限的，对这种人生大道是无知的，他们是不明白和理解其深刻智慧和哲理所在的，由于道之不明与人之不明，才使得大道不能行于世，才有了孔子的无奈感叹。
【中庸做人】春申君自食恶果
楚国春申君，姓黄，名歇，战国时人。早年游学各国，博闻广见，能言善辩。楚考烈王时被任为相，封地江东，以吴（苏州）为都邑，人称春申君，其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
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整天为此事发愁，春申君进献了许多健壮而美丽的女子给楚考烈王做妃子，却始终也没生出儿子。春申君有个门客叫李园，是个阴险狡诈之徒，整天做着飞黄腾达的美梦。他追随春申君很久，对楚国的政治十分了解。当他得知楚考烈王正在为无嗣而发愁时，就想着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楚考烈王为妃，而自己也能够以国舅的身份获得荣华富贵。但他又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恐怕妹妹时间长了不能得到宠幸，便精心策划了一箭双雕之计。
于是，他首先设法做了春申君的侍从。不久他请假回家，又故意延误了返回的时间。回来后他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询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回答说：“齐王派使臣来求娶我的妹妹，由于我跟那个使臣饮酒，所以延误了返回的时间。”
春申君本是好色之徒，一听到李园的妹妹连齐王都想要迎娶，顿时来了兴趣，要求见见李园之妹。这早就在李园的意料之中，遂欣然领着妹妹来见春申君。李园之妹花容月貌，春申君立即招入内室宠幸，对其宠爱无比。
不久，李园的妹妹就怀有了身孕。妹妹将这件事告诉李园，兄妹两人悄悄地商量了下一步的计划。这天，春申君正在为楚考烈王无嗣的事情长吁短叹。李园的妹妹问他，什么事情这么烦心。春申君就告诉她，楚考烈王至今没有儿子，对江山社稷的稳定相当不利，他正在为这件事情忧虑。
李园的妹妹趁机对春申君说：“楚王宠信您，如今您任楚国宰相已经二十多年，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当大王百年之后，他必定立自己的兄弟继任国君大位，到那时候，他们肯定会以各自的亲戚朋友为贵，试问您又怎么能长久地得到宠信呢？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难免会有失礼的地方，假如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难保您不会大祸临头，还怎么能保住相位和江东封地呢？现在妾身已经有了身孕，且得到您的宠幸时间不长，外人并不知道。如果凭您的尊贵地位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宠幸我，等我生下儿子继承了王位，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全为您所有，这样一来，您也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
春申君听完这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把李园的妹妹严密地安排在一个住所，向外宣称是向楚考烈王进献的秀女。后来，楚考烈王果然把李园的妹妹召进宫来，非常喜欢，于是纳入后宫。
过了一段时间，李园的妹妹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棹，楚考烈王十分高兴，将其立为太子，又把李园妹妹封为王后。李园作为国舅，身价倍增，成了楚考烈王身边的红人，逐渐掌管了朝廷大权。
李园大权在握，作威作福，他担心春申君说漏秘密而给自己带来灾祸，就决定杀人灭口。他暗中豢养了刺客，接纳奇人异士，为铲除春申君做准备。这件事情国人都知道，唯有春申君懵然不知。
过了几年，楚考烈王病重，危在旦夕。此时，朝廷暗潮汹涌，各种势力蠢蠢欲动。春申君门下有一个门客，名叫朱英，这时求见春申君，对他说：“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如今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可以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福？”
朱英回答说：“您担任楚国宰相二十多年了，虽然名义上是宰相，实际上就是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年幼的国君，因而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再把大权交给他。您暂摄国政，不就像您南面称王而据有楚国？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福。”
春申君又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
朱英回答道：“李园不是治理国家的相国，却千方百计谋夺政权。他不是领兵的大将，却在暗中豢养刺客很久了。楚王死后，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要杀掉您灭口。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
春申君想了想，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人？”
朱英回答说：“您安排我做郎中卫士官，君王一旦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人。”
春申君听了这话，以为李园与朱英同为他的门客，朱英见李园迁升得快，遂发嫉妒之心，便不以为然地说：“先生别再说了。李园人很诚恳，我对他平日又很友好，他怎么会作出这等歹毒的事情呢！”
朱英仰天长叹，知道春申君不愿听从自己的主张，担心祸患会殃及自身，就连夜逃离了。
过了十多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棘门埋伏下刺客。当春申君刚刚进入棘门，刺客涌出，出其不意地刺杀了春申君，把他的头割下来扔到棘门外边。李园同时假传遗诏，命令大批武士冲进春申君家，杀尽其满门老幼。太子棹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宋代学者朱熹认为，中庸在世间难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不明，故难行”，意思是说中庸的智慧高深莫测，较难清楚地表现出来，所以很难在世间推行。春申君显然没有领悟中庸的智慧，他贪恋权势富贵，处心积虑地为个人利益而考虑，结果中了奸佞小人的奸计，害人害己。
【中庸政道】魏忠贤祸乱国家
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年轻时不学无术，为当地的泼皮无赖，后来因为赌债压力，被迫自阉入宫做了太监。魏忠贤入宫之后，巴结、攀附上司，又与皇太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关系密切，很快就在内宫中掌握了大权。魏忠贤逐渐得宠，权力不断攀升，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天启元年（1620年），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魏忠贤因为与明熹宗关系密切，遂鲤鱼跃龙门，顿时成为朝中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魏忠贤野心勃勃，不但要执掌内宫，还把魔爪伸向了外廷，进一步把持朝政。他勾结外官，大肆排斥、镇压异己，从而逐渐攫取了政权。当时，掌权的东林党人鞑伐异己，被排斥者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魏忠贤在朝中势力大增。
明熹宗昏聩无能，整天只知道贪玩嬉戏，根本无心政事，对于魏忠贤的擅权之举，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随着魏忠贤权势越来越大，朝中各部官员不顾颜面，争相拜在魏忠贤的门下，最为臭名昭著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人。这些人为魏忠贤的鹰犬走狗，在朝中同魏忠贤串通一气，专门排挤、铲除异己势力。五虎中的崔呈秀做了工部和兵部尚书，王彪成了锦衣卫的首领。地方上的总督、巡抚、知府也几乎都投靠了魏忠贤。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朝廷就形成了以魏忠贤为核心的声势浩大的“阉党”集团。
魏忠贤结党营私，阉党胡作非为，激起了朝廷正义之士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上书弹劾阉党，倒魏的声浪日益高涨。天启四年（1624年）6月，东林党人士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擅权专政、陷害忠良、斥逐直臣、重用私党”等二十四条大罪，并在奏疏中特别指出：“宫廷之中，只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也只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魏忠贤大为惶恐，多次向明熹宗解释。明熹宗本就是一个昏君，懒于过问政事，这件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东林党人士的发难，令魏忠贤极为恼怒，他发誓要铲除东林党，拔掉眼中钉、肉中刺，稳固权力。次年，魏忠贤就展开了对东林党人的报复行动。他以汪文言一案为口实，辗转牵连，捏造罪名，将东林党首领杨涟、左光斗等人逮捕下狱。阉党锦衣卫都指挥使许显纯对几人严刑拷打，最终将其迫害致死。
在害死杨、左等人后，魏忠贤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将东林党的干将周起元、周顺昌等人逮捕入狱，旋即以酷刑将其迫害致死。魏忠贤还指使爪牙肆意开列黑名单，按照名单缉捕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12月，魏忠贤以皇帝名义颁布《东林党人榜》中，共有309名东林党人士入榜单。这些人或被杀被贬，几乎没有能独善其身之人。
魏忠贤为了镇压异己，大力强化特务机构，东厂的特务遍布大街小巷，锦衣卫的侦骑四处缉拿人犯。除了打击、排挤朝中的异己官员外，魏忠贤对于镇守边关的武将，也是尽量拉拢，不肯归附的将领往往遭到排挤或者杀害。例如天启初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攻克辽阳、沈阳。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固守，再伺机反攻。而握有实权的广宁巡抚王化贞却不听将令，盲目出击，结果惨遭大败，丧失城池四十余座。朝廷问罪，将两人全部下狱。熊廷弼因不愿归附阉党，被杀。而王化贞因与阉党是一丘之貉，有阉党保护，反而逍遥法外。
熊廷弼死后，继任辽东经略的为名将孙承宗。孙承宗督师山海关，治军有方，颇得人心。魏忠贤担心孙承宗势大难制，派了很多党羽监视。孙承宗对此非常反感。魏忠贤又想拉拢他，孙承宗不加理会。魏忠贤乃决心除掉孙承宗。
几年后，孙承宗巡视蓟昌，希望能进京向皇帝当面参奏。魏忠贤担心孙承宗入京不利于己，就向熹宗进谗言，说孙承宗有二心，进京定然图谋不轨。熹宗听信谗言，不准许孙承宗进京。孙承宗受辱，极为气愤，不久就辞职离去。
魏忠贤大力镇压朝中的异己势力，在铲除了东林党后，朝政完全由他一人把持，趾高气扬、权势熏天，时人称之为“九千岁”。朝中大小事务，都要通过魏忠贤之手才可办理。魏忠贤的亲族也分别被委以高官厚禄，侄儿、侄孙等人分别受封为公、侯、伯等职，其他党羽各据朝廷要津。
魏忠贤欺下瞒上，常常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宁远守将袁崇焕抗击后金大军，以孤城喋血鏖战，击退后金军二十余万人。努尔哈赤也在这场战役里重伤身死。这原本是袁崇焕的盖世之功，但魏忠贤却将功劳归为己有，而袁崇焕则因为没有给监军的太监进献礼物，反而没有得到赏赐。
魏忠贤贪功又好名。浙江巡抚潘汝祯为巴结魏忠贤，提议为魏忠贤在西子湖畔设立生祠。魏忠贤得知后，十分高兴，给予重赏。各地的其他官员见状，纷纷效法。没几年，魏忠贤的生祠就遍布天下。这些建祠的费用，全是这些官员们挪用公款所得。由于阉党作乱，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使得大明王朝日益衰落下去。
天启七年（1627年）8月，明熹宗病逝，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对于阉党之祸认识得极为透彻，坐稳皇位后，就开始整肃朝纲，拿阉党众人开刀。魏忠贤先是被免去了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接着发配到凤阳看守祖陵。这时，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如雪花般纷至沓来，崇祯于是派人缉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自缢身亡，其余阉党党羽也被彻底肃清。
大明王朝传至熹宗这一代，已经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外有犯边的后金大军，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魏忠贤为熹宗身边的红人，没有帮助熹宗匡扶施政，反而为了个人私欲，结党营私，诛戮异己，一大批的名臣大将惨遭杀害，致使本就虚弱的明王朝更加的元气大伤。魏忠贤攫取权力，祸国殃民，悖离了臣子之道，危害到明王朝的统治，所以崇祯皇帝上台后就把他除掉了。
【中庸商道】新可口可乐的败局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可口可乐一直是美国饮料市场的霸主，市场占有率一度高居80%左右。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它的老对手百事可乐迅速崛起，对可口可乐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975年，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仅比百事可乐多7%，几年之后，这个差距又缩小到3%，微乎其微。老对手来势汹汹，极大地压缩了可口可乐的市场增长速度，两者几乎不相伯仲。
可口可乐公司对此非常震惊，经过调查发现，原来百事可乐这一次是有备而来。它先是以“百事新一代”为主题，推出了系列青春、时尚、激情广告，将促销的锋芒直指饮料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年轻人。接着，百事可乐公司又展开了第二轮的广告轰炸。他们邀请毫不知情的消费者品尝各种不同的饮料，然后让他们对比口感，结果有80%的人都回答百事可乐的口感要优于可口可乐。这一对比实况同步直播给全世界，此举立马使百事可乐在市场上的销量激增。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戈伊朱埃塔认为，造成目前可口可乐的困局，主要的原因是可口可乐的原有配方似乎已经跟不上消费者的口感需求了。可口可乐的配方已经使用了99年，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为了重新夺回饮料市场的霸主地位，他们决定冒险。
可口可乐公司技术部门决定开发出一种新口感、更惬意的可口可乐，以此取代旧有的可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可口可乐在研制新可乐之前，还秘密进了代号为“堪萨斯工程”的市场调查行动，它出动了2000名市场调查员在10个主要城市调查客户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全新的可口可乐。他们设计了诸如“你认为可口可乐的口感如何”“你愿意尝试一种新饮料吗”“可口可乐配方中将增加一种新成份使它的口感更柔和，你愿意吗”等问题，结果调查显示，只有10%~12%的客户对新口味可口可乐表示不安，其他的大多数消费者都愿意尝试新口味的可口可乐。
根据这个调查，可口可乐决定结束使用可口可乐传统配方的历史，下令开发新可乐。技术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攻坚，最终拿出了样品，这种“新可乐”比原来的可口可乐更甜、汽泡更少，因为它采用了比蔗糖含糖量更多的谷物糖浆，它的口感更柔和。
新样品出来后，可口可乐公司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13个城市中进行了口味测试，邀请超过19万名客户品尝了没有标签的新、老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结果55%的品尝者认为新可乐的口味胜过了传统配方的可口可乐，而且在这次口感测试中新可乐再次击败了对手百事可乐。
至此，推出新可口可乐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可口可乐公司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是为“新可乐”增加新的生产线呢，还是彻底地全面取代传统的可口可乐呢？可口可乐的决策层经过讨论最终拍案决定，“新可乐”全面取代传统可口可乐，停止传统可口可乐的生产和销售。
1985年4月，可口可乐在纽约举办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邀请近200多家新闻媒体参加了新可口可乐的发布会。依靠着传媒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可口可乐积聚的百年声望，新可乐在市场上一举成名。
在新可乐上市初期，一切风平浪静，市场反应良好。在新可乐面世的当天，就有大约1.5亿人品尝了它。然而，情况很快就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可口可乐的忠实客户开始抵制新可口可乐。
在“新可乐”上市后的一个月，可口可乐公司每天接到超过5000个抗议电话，收到的抗议信件也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有些客户称传统配方的可口可乐意味着一种传统的美国精神，放弃传统配方，就意味着背叛美国精神，有的客户甚至扬言将改喝茶水永不再买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更有客户组成了“美国老可乐饮者”的组织在全国发动抵制“新可乐”的运动。
可口可乐公司面对着客户的抗议声潮，不得不开辟了83条热线，雇了更多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些抱怨和批评，试图平息客户的不满。然而，客户们的愤怒情绪仍然如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面市两个月后，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统计，发现“新可乐”的销量远远低于公司的预期值。公司的市场调查部门感到相当诧异，因为差不多在几年前，他们进行过一次调查，当时大多数的客户都声称喜欢“新可乐”。为此，他们再次进行了紧急的市场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多半客户表示他们不喜欢“新可乐”。再过一个月，认可“新可乐”的人只剩下不到30%。
迫于巨大的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决策层决定在保留新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同时，再次启用近100的传统配方，生产深受客户喜欢的“老可口可乐”。这次决策失误，令可口可乐公司遭受了巨额的损失。
新可口可乐的败局，是商界一个典型的案例。在面对着百事可乐的巨大挑战时，可口可乐公司积极求变，生产新可乐，迎战百事，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可口可乐决策层根据一份并不准确的调研信息，就盲目地停止传统可乐的生产，改造生产线，彻底地全面地以新可乐取代传统可乐，这种做法有违中庸之道，过于极端，不够稳健，结果导致可口可乐公司的新可口可乐计划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就以失败告终。
【中庸精解】其无传道者
除了朱熹的解读之外，那么，中庸之道不能续传于后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答案肯定是有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后来中庸思想无“传道者”。
我们也许都知道，《中庸》一书相传为战国初期的大思想家子思所作。而这个子思的祖先不是别人，正是孔子。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有一篇论述孔子的家谱的，他记载说，孔子曾经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孔鲤，给他取字为伯鱼，而后来伯鱼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孔伋，取字为子思。由此可知，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子思曾经在宋国受过难，可能是被关了起来，于是就写出了这部充满智慧的《中庸》。
宋代的朱熹是后世中儒家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庸的解读一般被世人认为是最经典的释义。其中，对于《中庸》一书的书旨，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解读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也就是说，子思担忧无其传道者，故而写了《中庸》一书，想让那些大贤大智之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续传中庸之道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
历史上确实有许多有志之士成为了儒学的集大成者，他们仰慕圣人的品行智慧，效法先贤，为续传中庸之道而以身作则。在唐代，有韩愈、李翊等，在宋代，有朱熹、二程等儒学大师。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当下，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去传其道，践其行了。
中庸之道若想续传于世，必须有贤能之士用“双肩担大任”。这是因为，一是由于中庸思想的高深与奥妙，里面有许多复杂而深刻的东西，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这就需要那些贤能之士能够把中庸思想的精华给提炼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世间大多数人对中庸之道根本是无知的，虽然这种人生至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可是他们根本觉察不到，所以当然也就不会去信奉和践行。这也需要那些“传道者”担当起启蒙者的角色，去祛除世人的愚昧，开启他们的心智，好让中庸之道的智慧之光照进他们的心灵。
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智慧的浓缩，是先贤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我们对这种伟大的遗产弃之不用，让它随着历史的更换、时代的变迁而无声无息地消失，那么，我们就对不起先贤的一片苦心，而且也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其实，从自身来考虑，如果我们真正领会了中庸思想的深刻哲理，明白了其中所蕴含的大智慧，我们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更加平稳和坦荡。即使人生之中遇到了什么坎坷波折，我们也会学着笑着面对，而不会走极端，作出一些偏激冲动的事来。
另外，由于中庸思想除了其智慧内涵之外，还是人生最高的一种道德境界，所以它对于我们自身品格境界的提升，有着莫大的裨益。所以，只有秉持中庸之道，我们才会成为德才兼备、贤智双修之人。
如果中庸之道能够传承下来，而且人人都能够把中庸之道作为为人处世的法则来奉行，那么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每一个人就会把握好尺度，做什么事情都会尽可能恰到好处，待人接物就会不偏不倚，就会与他人尽可能地做到和谐与和睦。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由敌对冷漠变为亲切互爱，我们每一个人也更会被别人尊重和认可，这也许正是孔子所向往的秉持中庸之道的“礼仪之邦”的大同景象。
【中庸做人】虎父犬子的龚半伦
龚半伦，名橙，字孝棋，又名孝拱，半伦是他晚年人们送他的号。
龚半伦出身名门世家。他的父亲龚自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诗人，改良主义先驱者，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职，对清政府的腐败有深刻的认识，主张变法图强，抵制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更大力支持林则徐的禁除鸦片运动，后来因为触怒权贵而受到排挤，被贬官在家，以讲学终老余生。龚半伦作为龚自珍的后人，自幼勤奋好学，家中“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龚半伦在年少时，就博览群书，显露出惊人的才华。
按理说，这么一个富有学识的人应该通情达理才对，可是这个龚半伦却偏偏剑走偏锋，出人意表，行事张狂，性格孤僻怪异。在学问上，龚半伦没有继承其父龚自珍半点的严谨精神，虽然龚自珍苦口婆心规劝其踏实治学，但龚半伦却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龚半伦平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仗着父祖辈的家业，放荡不羁，流连于烟花之地，还嗜赌成性，挥霍祖业。龚自珍面对如此顽劣的儿子，虽然一劝再劝，最终也只能望天长叹，徒叹奈何。
龚自珍死后，龚半伦更加肆无忌惮。吃喝嫖赌，简直无所不为。他对自己的才学相当自负，常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对于已逝的父亲龚自珍也完全不放在眼里。龚自珍死后，龚半伦就拿出他的书稿，随意改动。
龚半伦狂放不羁，挥金如土，没过多久，就把家产挥霍光了。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将父亲龚自珍留下的墨宝、文章贱卖，换来银两，聊以度日。虽然落魄，穷困潦倒，龚半伦却依然恃才傲物，纸醉金迷，和往日没什么两样。
刚好这段时间，李鸿章也在上海，得知他是龚自珍的儿子，怜悯其才华，见他贫困，就命人每月送去两百两银子。两百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龚半伦却没有用这些银子来置办家业，仍然吃喝嫖赌，不务正业。
李鸿章后来离开上海，龚半伦失去依靠，只得以卖父亲的藏书字画为生。龚半伦有才无德，他的妻子当时也在上海，十多年同城而居，龚半伦却从不和她见面，对她的生活不闻不问。他的两个儿子，偶尔去看望他，他就大声斥骂他们，把他们赶走。他的同母弟弟龚念瓠，也是疏远多年，形同陌路。
晚年，龚半伦生活更加潦倒，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恰巧遇到了英国公使威妥玛。龚半伦英语非常流利，得到了威妥玛的赏识，被其招到麾下，成为了英国公使手下的一名得力助手。龚半伦享受高福利高待遇，倍感洋人恩重如山，乃周旋于旅居上海的外国人中，为洋人出谋划策。
龚半伦做了洋人的翻译官，自以为攀上高枝，改头换面，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得意扬扬，不可一世，一副假洋鬼子的做派。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龚半伦为了趁乱捞取好处，发国难之财，竟对英军汇报说：“大清国的精华，值钱的东西，都在圆明园。”并自告奋勇，将联军引进圆明园，自己也在圆明园里四处搜罗金银宝物。
火烧圆明园之后，慈禧太后派恭亲王与英法联军谈判。龚半伦担任英法联军的翻译官。然而，龚半伦却没有因为对方是同胞而有半点示好的意思，相反，在席间用尽手段对大清的谈判代表恭亲王等人百般刁难。恭亲王气愤不过，质问他说：“你世代受国家恩惠，为什么今天却在这里为虎作伥？”
谁知，龚半伦并不尴尬，反而厉声说：“我们原本是良民，但上进之路被你等庸官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何干？现在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个人仕途不顺是小节，国家民族的利益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龚半伦只因为个人的委屈，就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为虎作伥，令民族蒙受屈辱，国家遭受苦难，这种行径着实令人不齿。
历史上，任何与人民为敌的人，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后来，龚半伦将自己掠夺来的宝物，拿出一部分，运到上海变卖，狂嫖滥嫖，结果染上了梅毒，后病毒侵入了大脑，发狂而死。
龚自珍一生忧国忧民，尽心竭力地探寻救国之道，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而他的儿子龚半伦却不走正道，甘愿做洋人的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遗臭万年。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中庸思想面临着“其无传道者”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恰恰是中庸之道不能传于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庸政道】赵高阴险狡诈亡秦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他从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在秦王朝最后的几年统治中翻云覆雨，把秦的暴虐苛政推向了顶峰，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赵高本是赵国人，因罪被处以宫刑，成了太监。秦国灭掉赵国后，赵高被掳往咸阳，成了秦王嬴政的内侍。因他力大无比，又精通律法，于是被提拔为中车府令掌秦王车舆。除此之外，嬴政还让他教自己的少子胡亥判案断狱。由于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嬴政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几年后，嬴政统一天下，称秦始皇。赵高作为亲近之人，身价倍增。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赵高、李斯、胡亥等人随行。当他们行到沙丘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赶紧召来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当时，扶苏正监军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秦始皇命令他速回咸阳主持丧事，将军事托付给大将蒙恬。扶苏为嫡长子，命他回咸阳秉政，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扶苏的继承人身份。赵高老奸巨猾，表面上答应了秦始皇的遗命，其实内心则另有打算。
赵高早年曾得罪扶苏，深知扶苏继承皇位后，自己必然会受到冷落和排挤，所以秦始皇的遗诏对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经过深思熟虑，赵高决定扶植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胡亥，以此确保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不日，秦始皇病逝，赵高立即将自己的谋划付诸行动。他先是怂恿胡亥取而代之，让其做秦国的皇帝，接着又以利害关系说动了丞相李斯，让他襄助胡亥成就大业。李斯私心很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做了赵高的帮凶。赵高就和李斯密谋，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太子扶苏是敦厚之人，非常孝顺，接到诏书后，悲痛万分，就自杀了。大将蒙恬认为此事可疑，结果被胡亥命人拘禁在代地（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在铲除了这些障碍后，赵高、李斯等人秘不发丧，连夜赶回了咸阳，然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胡亥继承大统称帝。这就是秦二世。
胡亥登上皇位，对于赵高自然感恩戴德，于是封其为郎中令，令其成为自己身边最亲信的掌权者。胡亥登上帝位后，立即过起了穷奢极欲的日子，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隐忧，生怕这皇位坐不安稳，毕竟他这皇位是用阴谋诡计夺来的。赵高对这件事也不放心，生怕罪行暴露，招来杀身之祸。君臣两人略一合计，决定以酷烈手段诛戮异己，以除后患，矛头直指秦国的功勋大将，以及皇族公室诸子弟。顿时，咸阳城内腥风血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缓缓拉开了帷幕。
赵高首先拿蒙氏兄弟开刀。蒙恬、蒙毅在始皇帝生前颇受重用，功勋无数，在朝中颇有声望，所以深为赵高所忌。赵高构陷罪名，将两人处死。然后，赵高就把屠刀挥向了秦国宗室。据史书记载，赵高在咸阳杀掉了胡亥的12个兄弟，将10名公主碾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公子将闾等兄三人，被囚在内宫，赐死前，皆痛哭流涕，仰天大叫“吾无罪”，惨不及言。接着，赵高打压朝中那些直言敢谏的大臣，将自己的亲信、爪牙安插在各要害部门。
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赵高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看上了丞相的职位，于是针对丞相李斯的行动展开了。
李斯是朝廷重臣，经常有事情要上奏。赵高就故意在胡亥狂欢歌舞的时候让李斯前去奏报。胡亥见到李斯屡屡骚扰自己，心中不悦。赵高又在一旁煽风点火，胡亥心中对李斯更加不满。后来，赵高罗织罪名，诬陷李斯父子要谋反。李斯百口莫辩，被腰斩。
李斯死后，赵高就当上了丞相，事无大小，一律由他决断。赵高羽翼已丰，渐渐地不把胡亥放在眼里。此时，大秦朝政极度黑暗，忠直之臣几乎被罢黜、逐鹿殆尽，剩下的全是趋炎附势之徒。即使如此，赵高仍不放心。一天，他趁群臣朝贺之时，命人牵来一头鹿献给胡亥，说：“臣进献一匹马供陛下赏玩。”胡亥虽然糊涂，但是鹿是马还是分得清的。他不禁失声笑道：“丞相错了，这明明是头鹿，怎么说是马呢？”
赵高故意板起脸，一本正经地说：“陛下如果不信赵高，可问众臣。”胡亥于是询问众臣。朝中大臣有人说是鹿，有人说是马，也有人摄于淫威，缄口不言。不久，赵高就将说是鹿的人全部铲除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反对之人了。
这时，天下大乱，各地纷纷掀起了亡秦风暴，大秦风雨飘摇。赵高严密控制消息，不让胡亥知道。然而，随着危机的加重，胡亥最终知道了这些事情。胡亥责问赵高。赵高心里大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掉胡亥，篡位自称为帝。可是，当赵高拿着玉玺来到大殿上，想宣布自己登基的时候，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人支持他。赵高无奈只得改变主意立扶苏的公子子婴为帝。
子婴继位后，秦国实力今非昔比，只得取消帝号，称秦王。赵高还想控制子婴，但子婴相当精明，深知赵高为人阴险，就和亲信秘密商议要铲除赵高。一天，子婴推说有病，不愿上朝，赵高来请安，被一刀砍翻在地。赵高死后，秦国不久也灭亡了，并非子婴不够贤明，而是赵高的祸害实在太深了。
秦国的灭亡，与赵高有着极大的关系。赵高本是一名阉人，依靠弄虚作假、伪装忠诚，骗取了秦始皇、胡亥的信任；又利用权势，安插亲信，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使得秦国政治极度黑暗。他两次发动宫廷政变，诛戮无辜，使得秦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中庸商道】埃弗里独断专行吞苦果
一个公司的决策层不应该由一人专断，尤其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更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去经营。若是仅凭一人不仅力不从心，而且还极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早在1872年，曾当过纺织品推销员、旅行推销员和百货店经理的蒙哥马利·沃德，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价格低、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他在芝加哥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全部以邮寄的方式销售各种商品的公司，即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沃德深知自己的公司若想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赢得客户的信赖和满意。因此，他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曾作出保证道：若是客户对我们的商品不满意，可以无条件退货，至于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靠着这种保证，沃德公司很快就占领了农村市场，并赢得了大批的客户。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已然成了一个拥有近五百家连锁店、业务遍布全美国的邮购业巨人。
20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沃德公司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被迫转入了整顿期，并关闭了一些入不敷出的连锁店。即便如此，1931年，沃德公司仍出现了870万美元的巨额赤字，公司存亡也只在一线之间。1932年，当沃德公司因不堪重负而即将破产时，公司董事会请来了休厄尔·埃弗里。埃弗里上任之后，先是关闭了70多家亏损的商店，接着选拔了一批年轻干练的人做经理，然后他又进了一批高档商品作为公司的存货。同时，他还对外宣称道：“我们不再依靠那些乡下客户，今后我们不再只卖工装裤和防粪鞋了。”他的这些举措使沃德公司快速回到了时髦商品的市场。
12年后，他不仅填平了沃德公司当年870万美元的亏损，还实现了2000多万美元的赢利。与美国另一家邮购业巨人西尔斯公司相比，沃德公司在1932年时的亏损是西尔斯公司的两倍多，营业额也只有西尔斯公司的六成多点；但是到了1939年，沃德公司的利润则已达到了西尔斯公司的八成半，营业额也已达到了西尔斯的八成多。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埃弗里可谓是功成名就。可在这个时候，埃弗里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即对整个企业实行了独裁和错误的领导。在获得巨大的成功后，埃弗里以铁血手腕控制着沃德公司，不接受任何异己之见。在他任职期间，就有3个总经理以及不少于24个副总经理的高级管理人员离开了公司。这些人之所以离开，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享有自主权，并以此作出积极进取的决策，但是埃弗里却不给他们机会。
由于埃弗里的独断专行，沃德公司内部并没有民主决策机制。也就是说，沃德公司所有的决策都是由埃弗里作出的，这就很难保证其决策的正确性了。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埃弗里就作出了两个足以致命的错误决定。
首先，是拒绝扩展经营规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农民可以说是沃德公司的主要客户来源，而且沃德公司的商店大多开设在乡间的小镇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人口多集中于大城市及城市近郊。因此，在这些大城市中，购物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并从小型商业区那里抢走了不少生意。在这种大的市场形势下，埃弗里却拒绝扩大经营，将大好的市场让给了西尔斯公司等竞争者，失去了抢占市场的先机。
其次，是在战略预测上的失误。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沃德公司之所以搁置了所有寻求发展的措施，这一切都与埃弗里错误的判断和一意孤行有关。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多久就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埃弗里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将会出现第二次经济大萧条。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固执的埃弗里虽然一直守在“树桩”旁，但始终没能等到前来送死的“兔子”。一般来说，多年过去之后，当埃弗里所推测的经济大萧条并没有出现时，他就该尽快地作出调整，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埃弗里仍固执地认为，大萧条总会出现的，依旧我行我素，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一再错失发展的良机。反观西尔斯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总裁伍德便预测美国的经济将会迎来大规模的发展，并将所有的资金都投了进去。两年后，西尔斯公司果然获得了丰收，销售额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10亿美元猛增到了20亿美元。
不仅如此，埃弗里在静待“良机”之时，还对削减成本费用有着过分的热情。对此，他先将各连锁商店的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然后又撤回了所有用在改进商店装璜上的费用，并下令公司上下不得使用职业模特儿展示服装和衣饰配件等，其目的只是为了节约1%的成本。但宣传效果却因此大打折扣，再次对整个公司的销售业绩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埃弗里的独裁统治给沃德公司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如在1945年年初，沃德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为42%，到了1951年则下降到了28%。反观其主要竞争对手西尔斯公司，其市场占有率却从1945年的51%飙升到了66%。
由此也可以看出，正因为埃弗里专权思想作怪，他在作出决策时才难以吸收异己之见，并最终铸成了大错，让沃德公司丧失了发展的良机，将其一步步地推向了失败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