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8点，霍莉回到了我的病房。她接替了菲利斯，坐在床头边的椅子上，抚摸我始终没有回应的手。大约上午11点，迈克·苏利文也来了，大家围着我手拉手站成一圈。贝特斯拉着我的另一只手，好让我也加入他们。迈克带领大家为我祈祷。祈祷结束的时候，一名传染病专家过来向他们通报了最新的检测报告。尽管医生整夜都在为我尝试不同的抗生素，但我体内的白细胞数量还是在上升。细菌依然在肆无忌惮地侵蚀我的大脑。
在这些尝试都失败后，医生再次找到霍莉，回顾了我前一段时间的行为细节，以期找到新的突破点。他们所问的问题覆盖了我过去几周的行为，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任何可以解释我现状的原因。
“嗯，”霍莉说，“他几个月前曾去以色列出差一次。”
罗伯特医生听到这里，从记事本上抬起了头。
大肠杆菌不仅可以在同种细菌内进行DNA交换，也能与其他革兰氏阴性细菌有机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对我们的环球旅行、抗生素服用和细菌突变导致的疾病都有影响。如果大肠杆菌发现自己的生存环境过于恶劣，而共存的一些原始生命体比它更适应这个环境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从这些细菌中吸收一些DNA来让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
1996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菌株——肺炎克雷伯菌。它拥有肺炎杆菌的基因密码，其包含的生化酶则可以赋予细菌宿主[1]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这种菌株是在一个病人的肠胃里发现的，他死于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医院。研究者发现，肺炎克雷伯菌极有可能授予其他细菌自身的抗药性，这种抗药性不是令某种抗生素无效，而是使所有的抗生素都无法发挥作用。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医学界的关注。
如果一种耐抗生素的毒性菌株（那些无毒的细菌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被释放到公众之中，那么这种蔓延将是十分可怕的。一般来说，一种新的抗生素的药效10年内会衰减至50%，也就是说，到时候人类极有可能会无药可救。
罗伯特医生知道，几个月之前有一名病人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体有严重的细菌感染。医生尝试了各种强力抗生素企图控制他的肺炎杆菌感染，可这名病人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了。检测结果显示，肺炎杆菌依然在他体内肆虐，抗生素丝毫没有发挥作用。更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则显示，大肠里的细菌已经通过直接质粒转移的方式获得了他所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药性。简单来说，他的身体为一种新细菌的诞生提供了一所实验室，这种细菌如果传播出去，很可能成为黑死病那样的灾难。14世纪，黑死病曾杀死一半的欧洲人。
这个病例发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索拉斯凯医疗中心，而且就在几个月之前。事实上，那个时间我恰恰也在以色列。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去参加了一个关于超声波脑部手术的全球研究倡议。我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凌晨3点一刻，在找到酒店之后，我突发奇想地想去老城里走一走。我探访了所谓的“最后的晚餐”的遗址，黎明前在漫长的十架苦路上独行。奇怪的是，这次简单的行程十分动人，回来后我还常向霍莉提起。但那个时候，对于索拉斯凯的那位病人我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体内的细菌已经获取了肺炎克雷伯菌的基因。事实上，这位病人在自己体内制造了一组新的大肠杆菌。
有没有可能是我在以色列感染了这种抗药性极强的细菌呢？不太可能。但对于我身体细菌感染的假抗性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的医生们开始研究是否就是这种细菌在侵蚀我的大脑。从许多方面而言，我的病历都将被写入医学史。
注释
[1]能给病原体提供营养和场所的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