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乡差距较大。巴西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大型的现代化城市。城市居民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而农村除了大土地拥有者外，无地少地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面对工农业失衡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巴西政府意识到，在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建设和农民权益不能被忽视，否则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重新审视农业发展方向和农村建设思路，调整农业政策，以土地改革为核心，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推出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进行土地改革，给无地农民分配土地，鼓励开垦荒地；扶持家庭农业，给予从事家庭农业的农户提供低息生产信贷、减免土地税、鼓励参与农村养老金制度和参加农业保险，扩大农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收入；实行最低农产品保护价，保障农业经营者的基本收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1988年，巴西建立了农村养老金制度，只要农民按每年农产品销售额的2.1%缴纳社会保障金，就可以享受退休金、疾病和工伤事故补贴、家庭困难补贴、带薪产假以及领取抚恤金等福利待遇。巴西对农业的投资也由1974年占国家预算开支的1.5%提高到1982年的5.1%。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巴西经济出现了全面恢复。2004年，巴西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2%，人均GDP增长率达到3.7%，都是自1994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农村贫困人口有所下降。据巴西计划部实用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调查，1994年~2004年，巴西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下降了9.8个百分点，极端贫困人口下降了4.5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2.农业现代化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道路，农村劳动力被进一步排挤出来，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巴西人口众多，但是巴西的农业现代化却选择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道路。巴西的土地高度集中，农牧业经营单位以大、中型农场为主，规模化经营程度原本就较高；在工业化过程中，巴西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原料与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地位不断强化，又进一步刺激了企业规模化经营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农业越来越向资本密集方向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降低，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大量的无地或失地农民，失去了农业就业机会，在激烈的竞争与兼并过程中，很多中、小农户走向破产，农村劳动力被进一步排挤出来，被迫流入城市。由于城市人口聚集速度过快、数量过大，造成严重的过度城市化问题。通过数据分析，1950年~1980年的30年间，巴西城市化水平从40%提高到66.2%。发达国家比巴西多花了20年才实现同样的增幅。在同样的城市化水平增幅内，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倍，而巴西等拉美国家只增加了60%。2004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4.6%，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8.7%。过度城市化给巴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1）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使城市人口呈爆炸性增长态势。据估计，20世纪40年代有300万人从乡村移向城市，20世纪50年代增加到700多万人。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数目也从82个增加到154个。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西城市人口以年均8.3%的速度递增。人口的大量迁移和流动推动了巴西社会结构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之的相互交流成为现实。但是城市过多过大，人口和财富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也导致了首位城市超常发展，以及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分离的趋势，其结果是城市的聚合力不强。
（2）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城市贫困化加剧。在巴西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需求。大批进城农民由于缺乏知识和技术，很难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工作，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1998年以来巴西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2006年的平均失业率仍为10.2%，圣保罗等大城市失业率更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失业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
（3）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巴西贫富差距的悬殊程度在世界上是有名的。1999年，占巴西人口1%的富人拥有国家53%的财富，而占人口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全国贫困人口为5410万，占总人口的34.9%。赤贫人口为1360万，占总人口的8.7%。2004年，20%的富有阶层收入是22%的最贫穷阶层的25倍，贫困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33%。
（4）城市环境恶化。由于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巴西许多大城市的内外，有许多非法占地建造的、杂乱无序的居民区，被称为贫民窟。贫民窟内人口密集，房屋简陋，设施缺乏，垃圾成堆，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3.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不协调。首先，巴西的城市化不是工业化的发展带动的，而是国家对农业、农村的忽视引起的。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能够提供较好的社会福利，吸引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移动，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但巴西不同，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村贫困问题日益严重，产生了一大批几乎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力，他们为了生存涌入城市。这种城市化是一种过度和被动的城市化。其次，巴西城市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人口的不断聚集，不仅可以满足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而且会形成一定的消费群体，能够促进工业化发展。但是，巴西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对工业化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反而成为工业化发展的桎梏。首先，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由于巴西政府长期对农村投入不足，农村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都非常落后，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很低。进入城市的又是农村的最贫困人群，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很难满足现代化大工业对劳动者的要求。其次，收入的悬殊导致国内消费增长缓慢，又引起了工业发展的缓慢或者停滞，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的萧条和萎缩。此外，城市人口的过度聚集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通货膨胀、混乱的社会秩序等，给工业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工农业发展的不均衡以及过度依赖外资，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逐渐步入衰退阶段。在外债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困扰下，巴西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后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停滞。经济学家将这种发展模式总结为“拉美陷阱”。有人把“拉美陷阱”归咎于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而有人则认为，经济结构失衡是拉美“落后”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过程中，重工轻农的政策是造成“拉美陷阱”的原罪。
（二）对中国的启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说，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能是农业部门。而农业，已经成为巴西经济发展的“瓶颈”。巴西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为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提供了参照。从巴西的经验看，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遵循工农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政策，通过剥夺农业剩余发展本国工业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工农业的关系，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农业。巴西之所以从“世界奇迹”到“拉美陷阱”，正是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了农业和农村，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国际经验表明，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因此，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平等，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2.要特别重视农村土地问题。巴西的教训提醒我们，工业化、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与农村土地制度关系很大。巴西大量农民因土地被大地产主兼并而破产，不得不流入城市，被排挤出土地的农民数量远远超过城市就业能力的增长。这些人进了城，没有工作，又无法退回农村，变为城市贫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大多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就使得进城农民可进可退。如果在城市确实有了就业、收入、住房等生活基础，就可以留在城市，反之则可以返回农村而不致像巴西一样造成大量城市贫民。
3.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符合工业化发展速度。巴西的情况表明，并不是农村人口进了城就解决了农民问题，进城农民就不了业，没有社会保障，只不过是由农村贫困人口变为城市贫困人口，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规划，使之符合工业化发展速度，而不能盲目的推进城市化。此外，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要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以扩大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要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重视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
4.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要根据本国实际确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农业现代化分为资本密集型模式和劳动密集型模式。不同的模式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很大差别。巴西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进一步排斥了农村劳动力。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是目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国情，因此在发展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劳动密集型道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印度
印度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慢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仍占70%左右，由于没有对人口增长采取限制措施，印度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大多集中在农村，印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形势严峻。几十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0年代以来印度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快，但并没有相应地推动本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究其原因，除了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外，一方面，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连城市的就业需求都不能满足另一方面农村中，缺乏就业机会的劳工户陷入贫困，无力承担向外流动的费用，即使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又有宗教信仰、在外生活的困难等方面的顾虑。针对这种情况，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绿色革命为劳动力的就业开辟了渠道。
60年代后期，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短缺难题，印度政府开始推行农业新战略一绿色革命。农业新战略强调使用现代技术，包括化肥、农药、改良品种、农业机械、扩大灌溉以及柴油和电力的使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起来，新品种、新投入使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提高，拓宽了农业生产领域，增加了许多新的劳动岗位，吸引着落后地区劳动力的季节性往返落后地区的生存与就业压力也推动着劳动力的外出，来自落后地区的移民劳工吃苦耐劳，好管理，为农场欢迎。
农村劳动力在落后地区与绿色革命地区之间的转移，保证了流入地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减轻了流出地的就业压力，增加了流动者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当然也推动了农村传统劳动关系的变革，引出新的社会矛盾。印度的绿色革命使得新增就业机会从新技术农业以及相应的服务领域扩大到非种植、非农业领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规模随之扩展。劳动关系在农村地区既有替代又相交融，体现出过渡性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绿色革命的“第二代”效果日益显现出来，先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农村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在高产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小型的农产品加工业、运输服务业以及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商业服务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小的经济服务中心。先进地区的繁荣为自由劳工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推动了落后地区传统依附式劳动关系的瓦解，为劳动力的流动扫清了障碍。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村先进地区、落后地区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从绿色革命前后的发展看，劳动力流出地的推动和释放，与流入地的吸收与接纳相互作用。同时政府总结了以往各种就业计划的成就和不足，改变多头并举，单纯解决就业问题的计划模式，转向统筹规划、综合解决农村就业、贫困和发展问题。新战略实施初期，绿色革命地区特定季节某些农活的劳动力需求明显增加，机械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尽管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机械化必定引起劳动力总需求减少。落后地区由于长期发展缓慢，生存矛盾突出，苦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为绿色革命地区的就业前景所吸引，农村劳动力由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的流动，解决了先进农业发展必需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落后地区的就业和生存压力，然而并不是最需要就业机会的人最有可能外出，落后地区还存在着制约劳动力外出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