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在论述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时指出了其思想与巴特文本思想及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文本思想的相同之处。他首先对巴特的一段话表示首肯。巴特在《萨德、傅立叶、洛约拉》中曾说过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语言始终难逃其控制，对待它的妙计既非对抗也非破坏，而是偷窃，通过肢解传统文本，乔装改扮传统程式来变更它们，就像人们常常干的改装偷来的货物那样。由此，他认为对传统文本进行消弭旧的痕迹、打上新的标签的改头换面是打破传统藩篱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因为符号的动态延伸使意义的终结成为虚构，单一的意义也不复存在，文本的意义只有在其他文本中去寻找，这便是后解构主义奉为圭臬的“互文性”。陆扬继续指出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网：“不但每个特定的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就是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亦可相互替代转换。打开一本书，古代、现代、本土、异域的许许多多的其他篇章，亦被同时打开了，无数声音从文本的字里行间颤然涌出，构成汹涌澎湃的潜文本。”这种“观古今于一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文本情感经验与中国古代提出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有着内在的相似性。
1993年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中，李俊玉的《当代文论中的文本理论研究》将互文性作为文本理论的一部分展开论述。该文认为互文性作为一种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打破了以往文本的稳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来自作者，也不是来自文本自身，而是在文本与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即互文性是当代西方文论文本理论的本质内涵。
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殷企平的《谈“互文性”》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程锡麟的《互文性理论概述》发表于《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黄念然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查明建则从互文性的角度开始思考中外文学关系，并撰写了《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发表在比较文学重要刊物《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上。该文从互文性的角度审视中外文学关系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视角。虽然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遭到学者的质疑，曾被韦勒克指责为局限于“两国之间文学的贸易”，从而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被雷马克讥讽为法国学派“仿佛忘了我们学科的名称是‘比较文学’，而并非‘影响文学’”。两位学者直接指出了影响研究的阿基琉斯之踵，实证固然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但是一味强调实证则难免走向危险的一极。查氏指出：“互文性研究方法能有效涵括复杂的文学关系现象，我们用互文性的概念来替代狭隘、机械的‘影响’概念以及过于强调文本自主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概念，也许能更切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这些文章都是关于互文性的专题性论文，作者大多都能熟练掌握第一手材料，文章质量可靠，分别发表在国内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几大刊物上，因而对国内学者影响颇大，对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在论述巴特文论的时候已经指出巴特接受了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的这一事实，并对互文性这一概念作了注解：“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视每一文本为其他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构成了文学作品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以及一种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文论教材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于199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他执笔的第13章第3节中，关于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部分，明确指出了布鲁姆诗学与互文性的关系，虽然在篇幅上可称只言片语，但由于该书对国内文学理论界学者的影响范围较广，因此对互文性在国内的传播起到了普及的作用。他指出，布鲁姆是从解构主义互文性的观点来论证“影响即误读”的。他又接着说：“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不存在派生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因此，不存在文本性，只存在互文性；文本不论在时间上出现早晚，都存在互相影响的互文性。”
其二，作为一种方法论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或探讨其与文学的关系。相关论文有：罗杰鹦的《布鲁姆的“互文性”和〈曼斯菲尔德公园〉》发表于《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邹广胜的《开放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谈〈苍蝇〉的互文性》发表于《国外文学》1999年第4期；严忠志的《论〈英雄与叛徒主题〉的互文性特征》发表于1996年第3期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部的安如峦则用互文性这一西方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小说，其《从互文性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发表在国内《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互文性”与诗的移位技巧》和《凡人的渴望与拒绝——从互文性看第三代诗人的一种姿态》两篇文章则较早地探讨了互文性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1991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发表了冯寿农的《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走向反结构主义》，这篇文章虽然旨在介绍罗兰·巴特的学术人生，将他的学术生涯分为五十年代的社会神学阶段、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以及七十年代的后结构主义阶段，在后结构主义阶段列举了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及其丈夫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原样派”，但在介绍巴特的文本理论时，作者提到“在巴尔特看来，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存在‘互文性’，每一个文本都实际掉过头来指涉由无数文本汇成的‘海洋’，一个文本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编织活动，另外，‘文本没有语法’，每一文本都是一种独特的编织活动”。瑞士学者冯铁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03期上的《“向尼采致歉”——林语堂对〈萨拉图斯脱拉如是说〉的借用》将借用作为一种互文手法提及。
其三，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较早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是杨衍松，他的《互文性与翻译》发表在《中国翻译》1994年第4期上；接着，赵静的同名论文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1999年第4期上；蒋骁华的《互文性与文学翻译》发表在《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上。有关互文性与话语分析或者说语篇分析的文章数量不多，仅有辛斌的《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一篇文章，发表在外语类重要刊物《外语研究》2000年第3期上。
其四，这一时期关于互文性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开始发轫。1995年《学术界》第6期上发表了张无屐、孙逸行的《差异论模式：意义与局限——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一文，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与互文性的相通之处：“作为对结构主义文本概念的超越的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概念，与作为结构主义的理论先声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表面上看，互文性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格格不入的，比如互文性思想企图消解批评的权威，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则力图使文艺学成为一门文学科学。但是，我们依然认为，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开始产生的那一刻起，互文性思想就已被提了出来，后结构主义只不过将这一概念‘置于前景’而已。”紧接着，作者又引用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作为手法》中的一段话：“你对某个时代越了解，就越相信你原来以为是某个诗人创造的形象不过是他原封不动地从其他诗人那里借用的。因此，各诗歌流派的全部活动不过是积累和发现新的手法，以便安排和设计语言材料，而且安排形象远远超过创造形象。形象都是现成的东西，而且人在诗歌里回忆起的形象，比用来进行思维的形象要多得多。”此文大概是国内这类研究的滥觞。此后，雍青和王琪在《后现代语境中俄国形式主义的传播与接受》中又重提了这一问题。这篇文章虽然有开山之功，但仅从方法论上理解互文性，有不少偏颇之处。作为较早进行理论对比的文章，其对互文性还存在误读，例如，文章说：“结构主义把文本当作一个由一系列符号∕能指组成的独立自足的语言封闭体，互文性则强调文本结构的非确定性，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主义只对文本作共时性理解，把文本当作空间里的客观的实体，而互文性更倾向于把文本看作时间里的一次运动。”。后一句话在互文性理解上有偏差，有待商榷。互文性注重的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影响，强调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借用并交织的、复杂的、网状的类似于后现代块茎思维的无中心、无次序的空间结构，这一点正是互文性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区别。
其实，俄国形式主义与互文性的相通还不仅局限于以上说法，坦尼亚诺夫关注的理论问题之一“戏仿”便是典型的互文性手法之一。戏仿指的是新旧文本之间的一种滑稽模仿关系。坦尼亚诺夫在1921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中就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家庭之友》是对果戈理的《通讯选录》的戏仿。
此外，在译介方面，互文性专题译著仍然没有出现。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佛克玛教授的《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是1999年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6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该文由范智红翻译发表于1999年06期的《文学评论》上。该文认为在中国与欧洲文化传统中普遍存在着重写现象。重写与后现代主义背景的互文性概念，该文译者翻译为“文本间性”。他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历史，在欧洲传统中，希腊悲剧被人反复重写。早在中世纪，但丁就借用传统中的主题与情节；维吉尔的《埃涅伊德》是对《奥德赛》的重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中世纪骑士罗曼司的重写。而在中国，《三国演义》是对一千多年前的故事的重写，之后又有了对《三国演义》的重写，三国故事纷纷进入戏曲、民间传说与电视剧中。佛克玛还指出，斯蒂芬·欧文早在1981年就指出：“在古体诗集中，某些诗与更早的诗歌毫无二致，或者只是对前人之作稍加变更。佛克玛在该文的第二部分指出了重写与互文性的区别：‘重写’和‘文本间性’这种语词指涉的是同一种现象，但各自表征着这个现象的不同侧面。重写是一种技巧，它关注的是某个或几个特定的潜文本，并由此确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文本要表达什么，它有预设的构架和头尾清晰的布局，就像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所定义的那样。而文本间性是对这种技巧的哲学阐释，它把这种技巧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观察，在那里，看重的是语言及其他符码的作用，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文本。”
2000年迄今：深化拓展阶段及其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法国学者托多罗夫的著作《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由蒋子华和张萍根据法国Seuil出版社1987年版的《〈文学概念〉及其他》和法国Seuil出版社1981年的版本《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翻译过来，译后名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介绍了巴赫金的生平后，在介绍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不同方法时，托多罗夫说：“通过观点来了解观点，借助经验来总结经验，通过言语来阐释言语，立足文本来理解文本，虽然没有不可超越和绝对的界限，但这正是我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主要不同之处。”接着，他提出了元文本其实就是一种文本间性文本。该书出现了下面这段援引：“人文科学中的速记符号，一直是一种特殊对话的符号，也就是文本(研究和思考的客体)与围绕文本的、人们创造的(根据人们的提问，反驳等)语境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在其中学者认知和变化的想法成为现实。这是两个文本的相遇：一个已存在的文本和一个正在建立的反应文本，也就是说两个主体、两个作者的相遇。”在这里可以看到巴赫金的文本间性始终是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文本间性是主体思想以文本的方式得以保存下来后展开的对话与冲突。这样由于社会学交流主体的不可避免性，文本间性便成为亘古以来的一个普遍存在，而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该译著在国内的出版扩大了互文性对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学术群体对互文性的接受和了解。
在把巴赫金和雅克布森的交际模式作对比时，托多罗夫直接将巴赫金的对话交流称作互文，而在雅克布森那里则取名为接触。他区分了雅克布森的接触和巴赫金的互文之间的区别：“雅克布森把接触单列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分。在巴赫金那里却没有这一项，但人们却发现与其他陈述文产生关系的一环(我把它称作‘互文关系’)，这种关系在雅克布森那里不存在。”在《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的第五章，托多罗夫系统讨论了互文性问题，指出是克里斯蒂娃在介绍巴赫金的文章里首先使用了互文性一词，指出了互文性的缺失是不可能的。首先，在与对话相反的独白中也存在对话性，也就是互文性。其次，托多罗夫指出，巴赫金通过指出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不同，认为诗歌不具有互文性的特点，互文性只是散文体的特点。这里所说的散文与今天国内所说的散文不同，今天的狭义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四分法已经明确地将散文狭域化了。巴赫金这里的散文指的是除了诗歌之外的一切文学体裁。第三，托多罗夫指出，巴赫金认为小说是散文的最高阶段，而只有这个阶段，互文性才能最为充分地表达出来。第二种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作为言语表现的诗歌，与作为言语存在的互文性势必会建立一种本体上的血缘关系。巴赫金很快地取消了这种区分。正如托多罗夫指出的那样：“最纯正的抒情诗在此也无法避免它的言语表达。互文性无时不在……”或许应该再加上一句，互文性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