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巴赫金研究译著，是美国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巴赫金的生平及其学术生涯的专著，也是国际学术界迄今以来最权威的巴赫金研究著作，巴赫金对互文性的影响可以略见一斑。在书中作者明确提出了狂欢精神对互文性的影响：“正如狂欢节体现了诸种意识形态——官方的与非官方的——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怪诞的肉体也突出了自然的互文性。”该著由语冰翻译，1992年首次出版，2000年的再版说明了在中国的传播之深广。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吴琼翻译的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它是从布鲁姆的自选集翻译过来，所收录的14篇论文分别来自布鲁姆的7部著作。译者在前言中说，布鲁姆的解构诗学与德里达解构思潮传入美国有关，译者指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在美国被正典化为一种互文性理论，一种通过揭示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文本内部的异质性与混杂性来解放文本的方法。如果果真如此，布鲁姆诗学中的误读即互文，也算美国解构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抗：修正理论与批评的个性》这篇论文中，布鲁姆的互文性思想片断得以和中国读者晤面：“史蒂文斯更喜欢整理他那些坛坛罐罐，他的冰凉的瓷，然后打碎它们，但这种整理，他知道，其实就是一种打碎。用一个时髦的概念，可以称这种打碎就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但现今所讲的‘文本间性’其实是古代的一种批评现象和诗歌现象，完全可以以传统的方式归在共鸣、引喻、影响等范畴之下。我本人更喜欢‘文本内性’(intratextuality)，因为‘在……之内’和‘在……之外’在诗歌的意义上完全是比喻的说法。”所谓的互文性在布鲁姆眼里就是一系列的误读，他认为一切诗歌历史都是误读的过程，误读即互文，互文乃古代与现代批评最为普通和常见的现象之一。
2000年以来，国内互文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标志之一：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由邵炜翻译，200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发行量为5000册。由于国内长期缺乏互文性研究资料，该书发行后引起较大反响，从国内论文的引用率来看，几乎成了国内研究必引之书。标志之二：国内唯一一部互文性专题著作王瑾的《互文性》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之三：出现了以互文性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李玉平2003年于南京大学提交《互文性研究》；2006年出现了三篇题名包含互文性的博士论文，分别是武建国的《当代汉语公共话语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焦亚东的《钱钟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研究》、刘金明的《互文性的语篇语言学研究》、万书辉的《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书写：齐泽克对拉康理论的解释》。
除了专题性论著的出现外，这一时期，散见于各学术刊物的期刊文章数量一路飙升，直接相关论文有300多篇，研究方向除继续朝上一时期的几个方向挺进外，又裂变出其他研究方向：
1.中西诗学比较方向。徐学的《“秘响旁通”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兼谈对比较文学认识论的意义》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04期；焦亚东的《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文本网链》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05期；焦亚东的《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兼及钱钟书古典诗歌批评话语》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陈维昭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 期的《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贾奋然发表在《求索》2004年09期的《从互文性看汉魏六朝文人拟作现象》。
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还有史忠义的《互文性与交相引发》一文，该文将诞生于西方、流传于中国的互文性同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司空见惯的“交相引发”现象进行比较，指出了二者在精神实质上的同一性以及内涵形式上的差异性。不但为互文性在中国的中西比较诗学方向增添了新成果，而且首次介绍了米歇尔·阿里韦、托多罗夫、利法尔泰和热奈特对克里斯蒂娃的接受及其各自的互文性观点。由于该文作者直接援用法文资料及其在法国文学翻译、研究方面的多年经验，研究结果确凿可信，对以往国内互文性方面的介绍是一种新的突破。例如该文指出阿里韦对互文性的定义即“进入某具体文本关系网的所有文本”。互文性可以区分为表达和内容两个方面：“一文本可以以另一文本为其内容”，“反之，也可以以另一文本作为它的表达层面。”该文首次介绍了不被国内学者所熟知的米歇尔·阿里韦(Michel Arrivé)及其有关互文性论述，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托多罗夫的互文观，国内也尤为鲜见。该文介绍了托多罗夫分别发表于1978年和1977年的《言语类型》和《象征理论》中的相关观点：“他(指托多罗夫——引者注)把一部作品的直接或间接意义依赖另一部作品(如《宿命者论雅克》与《特利斯脱兰·香代》)、依赖另一体裁(如《堂吉诃德》与骗子无赖小说)、依赖一定时代(如《包法利夫人》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称作互文性，这种关系可能是模仿或滑稽模仿类关系；把作品所受益的其自身以外已经形成的象征构成称作外向文本性(extraxtualité)，把文本内形成或滋生的象征蕴涵或间接意义称作内向文本性(intratextualité)。”这种区分就使互文性向两个方向滑行，一种指的是通过当前文本影射或影响其他文本，另一种则将互文性指向广阔的文化大网，使此概念可以无边无际地延伸，这也是萨莫瓦约曾经指出的通过互文性人们往往看到一个庞然大物的原因所在。该文收录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诗学新探》里。
2.纯理论研究方向。《国外文学》2001年4期上的罗婷《论克里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李玉平的《互文性批评初探》发表于《文艺评论》2002年第5期；魏家骏《互文性和文学增值现象》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陈永国发表于《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上的《互文性》。秦海鹰的《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与《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分别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与《法规研究》2006年04期。申顺典的《文本符号与意义的追寻——对互文性理论的再解读》、郝永华的《“互文性”理论涵盖的文学基础理论问题》、欧阳东峰的《作品的记忆学识的游戏——互文性理论略论》从心理学层面对互文性特质进行了探讨。焦亚东《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基本内涵及批评学意义》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李玉平发表于《南开学报》的《互文性新论》，洪涛《试论热奈特对互文性的贡献》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2001年张新军在《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互文性：从索绪尔到万维网——Graham Allen〈互文性〉评介》。闵云童《文本的影响与对话——当代互文性理论的理论层次分析》发表于《兰州学刊》2007年09期；2003年第2期《外国文学》刊登了殷企平的《重复》，该文沿袭程锡麟、王晓路在评价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时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重复理论就是互文性理论的翻版”，指出重复与互文之间的同构关系。徐盛桓的《幂姆与文学作品互文性研究》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发表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孙文宪的《文学的互文性与无事乱翻书》发表在《文学教育》2007年06期，是一篇机警有趣的文章。作者将学人通常的一种做法或者说现象——“无事乱翻书”与互文性作了类比，指出无事乱翻书为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知识基础，这是互文性产生的场所，也为人们利用互文性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知识储备和可能性。读者对作品进行互文性阅读必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在平常看来是随意的、无功利的，源于一种兴趣。在长期的积累之下，这些知识在我们阅读新的文本时必然会有豁然开朗的那一刻，这种阅读的快乐来自于文本中隐藏的其他文本，而发现这种隐藏的文本、隐匿的互文，则需要读者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及高超的智慧。无事乱翻书正为互文解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该文中，作者还指出了钱钟书文学思想中的互文性特点。孙文宪还指出，钱钟书的旁征博引很能说明问题，从钱钟书的论著看来，他注重的是鸡零狗碎、不成气候的小材料，钱钟书本人也认为那些挂了牌子来搞文艺的论著往往“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的确，击中要害的往往不是长篇阔论，而是只言片语。对于互文性特征很强的集释类著作，针对韩愈的诗歌解释而言，钱钟书曾发出这样的慨叹：“……集释真不容易写。你不但要伺候韩愈本人，还得一一对付那些笺注家、评点家、评论家、考订家。他们给你许多帮助，可是也添你不少麻烦。他们本来各归各的个体活动，现在聚集在一起，貌合神离，七嘴八舌，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如果不通过对他们观点的理解来加深理解文本，只顾罗列出各家的观点，就好比一人拿出一点东西来搞展览，无益于对特定文本的阅读，就像钱钟书所说的“只邀请了大家出席，却不去主持他们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