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焦亚东的《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文本网链》、《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对反仿手法的研究》、《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的意义阐释策略》等文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钱钟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他的博士论文系统地论述了钱钟书文学批评中的互文性特征，是这一时期中西比较中涌现的不可多得的佳作。《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对反仿手法的研究》一文说明了反仿这一重要的文本转换方法与互文性的契合。反仿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该文以钱氏文学批评为例说明了文学中的反仿与互文性的联系。《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的意义阐释策略》一文具体论述了钱钟书在文学批评中运用的“连类举似”和“互映相发”的阐释策略与互文性的相通之处。连类举似、互相映发的好处恰如钱先生所说，可以对欣赏者有所补益，开阔作者的心胸：“连类举似而掎摭焉，于赏析或有小补云”，“连类举例，聊以宽广治词章者之心胸”。
徐学的《“秘响旁通”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兼谈对比较文学认识论的意义》一文认为刘勰提出的“秘响旁通”、“互体变爻”之说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基本相通，两者都强调事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事物存在着交流与联系，文学现象之间、文学现象与非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与沟通，在文本的内部充满了多种声音的回响和多重意义的叠变。该文颇具说服力地说明了中国诗学中“秘响旁通”与互文性至少有以下共同特征：复调复旨性；网络互动性或相互指涉性；开放性与文化性。
汪国章在《〈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也提到了《文心雕龙》中广义的文的思想与互文性的相通之处，并向国内学者简要地介绍了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该书将出现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西方互文性理论、T·S·艾略特的“客观关联物”、新批评、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阐释学及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与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了对比研究，有效地促成了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该书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西“互文”辨析
一、中西“互文”词源学上的辨析
汉语中，“文”甲骨文作，字形显示为正面站立的人体上雕饰的花纹。《说文解字·文部》说：“(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象两纹交互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义》：“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丿丶乂……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引申之义也。”可见“文”从文字学之“六书”的角度来说，属于其中“烘托显物”式的“象形”，其本义为“花纹”，是“纹”的初文。古代文献中不乏其例，如《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穀梁传·哀公十三年》：“祝发文身。”范宁注：“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礼记·王制》：“被发文身……雕题交趾。”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循理可见，第一，“文”即“花纹”，由纵横交错的笔画构成，但不是杂乱无章、毫无条理的，它是理的一种体现，因而“文”即为“理”。《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庄子·应帝王》：“乡吾示之以地文。”陆德铭《经典释文》：“崔云：‘文，犹理也。’”纹理是自然界规律的外在表现方式。明代宋濂曾说过“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无文人者，动作威仪，人皆成文；无文法者，物理即文”，也突出了“文”作为事物基本规律的含义。西方的文“text”也具有“交互、交织”的内在涵义。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就有著名的“文是织物”论。而这个织物也是有规律可依的，在一定程度上，文体现了事物的规律与内在本质。第二，文的多样性，必须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线条构成。《易·系辞上》：“物相杂故曰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亦云：“经纬天地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物相杂故曰文’，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由此可见，“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不紊乱者皆可谓之为文。这样，“文”变成了天文、地文、人文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总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宋濂在其著名的《文原》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故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这就将“文”的范围无限扩大化了，“百姓日用即道”，而文是道的外在体现，那文也自然无所不包，建造房屋、制作器皿、发明文字、舟楫牛马、瓦盆罐砾，莫不牵扯到文。这种泛文的观点无疑与上古时期文学依附于文化，还没有从文化中独立出来有关，这既造成了文的涵义的包罗万象，也导致了今天我们对“文”意把握的难度。刘师培在《广阮氏文言说》就曾说过：“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文是哲学层面上的关键术语，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奇妙的是，西方“text”的语源与汉语“文”的内涵大有相通之处。因为在西方，“文”为text，而text一词的希腊文词源为“texto”，意指“织物、编织品”，也是线与线有条理地交错相杂。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织与融合，先前文本中的因素既不同于当前文本，又与当前文本相交织、融合。巴特在《S∕Z》中为我们描述了理想之文的网络特征和复数特性：“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这种蜘蛛网般的互文文本不正符合文最原初的意义吗？
在中国，文所涉及的意义广阔无边，已经发展为“天文、地文、人文”的广义的对文的认识。在西方互文性理论里，文同样指向社会、历史等广阔的文化文本，引文就是这种广义性的证据之一：“引号里的这首诗、这句话出自别处，它展开了我在读者眼前打开的视线。这是发出的一声呼唤或是唤起的一段回忆，交流如此这般建立：所有作品，全部文学宝库被简约地回顾，和我的作品一道在读者的脑中交织。”
二、“仿拟”、“飞白”与互文性的相通
由于英文的“Intertextuality”翻译为中文是“互文性”、“文本间性”等，中国学界有时亦将其简称为互文。这往往造成误解，使人们认为中国的“互文”与西方的“互文性”是一回事。例如，有部学术著作中这样提到互文性：“‘文本间性’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难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之类‘互文见义’的手法，但布鲁姆并不是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艾略特早已说过：‘从来没有任何诗，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对他做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从整体论述来看，作者显然明白互文性的要义，但仅仅因为中国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之类‘互文见义’的手法”而认为中国人就能很好地接受西方互文性的结论却并不可靠。因为西方的互文性和中国的互文修辞在原则上来说是两个概念。可见，目前仍然有将中西“互文”进行辨析的必要。
在中国，互文是一个修辞学概念，其目的是用简约的语言表达出丰赡的意义内容。在古汉语修辞中，互文是一种省文方式，是为了行文的简约凝练而采取的一种文字上的技巧。互文手法的使用能够达到以少胜多、言此及彼、丰富文义的效果。互文由来已久，逐渐发展为训诂学上的专门术语。《礼记·文王世子篇》：“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道达矣。”郑玄注：“上言父、子、孙，此言兄弟，互相备也。”《祭统篇》：“王后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纯服。”郑玄注：“纯服亦冕服也，互言之耳。”《礼记·月令》：“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郑玄注：“孟冬云‘大饮丞’，此言‘用礼乐’，互其文。”《诗经·邶风·旄丘》：“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云：“言‘与’言‘以’者，互文。”《文选·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李善注：“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以互文见义。”《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刘宝楠《论语正义》：“有命在天，互文见义。”从以上资料看，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了互文的手法，而且名称繁多，叫法不一。
可见，在中国，大凡互文、互言、互备、互体、互参、互辞、互其文、互文见义等都是今天所谓互文。东汉郑玄在《毛诗笺》中提到互辞、互文、互言、互其文等。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除互文、互言外，还提到了互相足、互见其义、互相见、互相发明等。唐代贾公彦《仪礼注疏》中说：“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曰，互文。”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称“参互见义”。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参互》中称之为“参互”，包括“互备”和“举隅”。
《辞海》对互文的解释为：“互文，修辞辞格之一。上下文各有交错省略而又相互补充，交互见义并合而完整达意。”例如：“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坊记》)郑玄的注解为：“‘约’与‘先’互言耳。君子‘约’则小人多矣；小人‘先’则君子后矣。”王昌龄《出塞》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乐府民歌《战城南》中的“战城南、死城郭”；杜牧《泊秦淮》中的“烟笼寒水月笼沙”，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主人下马客在船”等等，都运用了互文的手法。可见，在中国，互文是炼字的一种方式。
从上可知，来自西方的互文性与中国修辞学上的互文形同而神异，有着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涵。但是，在修辞学上另外三种修辞格却与互文性有着相通之处，那就是“引用”、“仿拟”、“飞白”。引用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修辞，分为明引和暗引，是我们行文时最为普遍的一种作文方式，在此不必作过多的解释。下面着重谈谈“仿拟”、“飞白”与互文性的相通。
为了讽刺而故意仿拟某种固定格式的，叫仿拟格。因此反讽应该归入这一格中。举个现成的例子，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举了《镜花缘》中的紫芝的一段大书，这样的大书就是对历史上现有故事的戏仿。原文如下：
“列位压静听，在下且把此书的两句题纲念来：遇穷时师生错路，情殷处父子留宾。”又把醒木一拍道：“只为从师济世，谁知反宿田家？半生碌碌走天涯，到此一齐放下。鸡黍殷勤款洽，主宾情意堪嘉。山中此夕莫嗟讶，师弟暌违永夜。”又把醒目一拍道：“话说那子路在楚蔡地方被长沮桀溺抢白了一番，心中闷闷不乐。迤俪行来见那道旁也有耕田的，锄草的，老的老，少的少，触动他一片济世的心肠，脚步儿便走得迟了。抬起头来，不见了夫子的车辆。正在慌张之际，只见那道旁来了一位长者，头戴范阳毡帽，身穿蓝布道袍，手中拿着拄杖，杖上挂着锄草的家伙。子路便问道：‘老丈，你可看见我的夫子么？’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识不得芝麻，辨不得绿豆；谁是你的夫子？’老者说了几句，把杖来插在一边，取了家伙，自去耘田去了。”
读书多的人一眼就认出了，这段大书的原形为《论语·微子》。原文这样说：“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可见，《镜花缘》中的紫芝讲的大书是从《论语》中脱化出来的，听者在听到这种大书时，稍有经验者就会想到《论语》，与《论语》形成互文对照。这种从仿照原文重新编排的故事方式就叫仿拟，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这样的例子。
除此之外，鲁迅还仿拟张衡的《四愁诗》写下了《我的失恋》。《四愁诗》的原文是：“我所思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依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鲁迅的《我的失恋》中说：“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这是一种固定格式的模仿，沿用旧的模式、浇上新的忧愁是互文性最为常见的一类。诗人们常说的“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景，本论文中提及的当代作家李冯的《孔子》里亦有关于这段的描述。显然，仿拟是基于原文基础的二次写作，其内在特质仍然是互文性。
在中国，还有一种修辞叫“飞白”。飞白是一种明知其错、故意仿效的修辞方式。它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没有引用和仿拟频繁，但也不失为一种互文。飞白用得好的话，会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使作品本身彰显幽默风趣的风格，彰显作者的独具匠心与幽默机警。例如《红楼梦》第九回写道，贾政询问宝玉的学习情况时，大为生气，就拿宝玉的侍从李贵开刀。贾政斥责李贵说：“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东西算帐！”曹雪芹在这里就用了“飞白”的修辞手法，用心设计了李贵的回答。李贵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攸攸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里的“荷叶浮萍”就是“食野之苹”的误用。曹雪芹在这里有意误用了《诗经》里的句子，用飞白的方式刻画出了小厮知识贫乏的个性特点。从整体效果来看，是其他修辞远远不能及的。飞白在风格上很像俏皮话，但是飞白和俏皮话不同的是飞白有着原文出处，可以说就是在原文与故意篡改了的诗文之间的互文性中，读者才能领略到飞白的无穷趣味。飞白是从反面来抄袭原作。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只有出于玩味和反其道而行的抄袭才具有真正的文学意义。”
互文性与中国文论
一、“和实生物”的互系性思维与互文性
在差异中求共生、在和谐中求发展一直都属于中国传统诗学智慧之一。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和”与“同”的不同，并有精湛的议论。西周末年的伯阳父也称作史伯在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第一次区分了“和”与“同”的区别。“和实生物”是西周末年由史伯提出的一种关于世界起源的朴素辩证法观点，意思是指万物在和谐中才能求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