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用典的态度上，可以分三派：反对派、支持派与中立派。反对用典的直寻派，以钟嵘为代表，同时代的萧子显也持这种观点。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就对诗歌铺张典故成语感到不满说：“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钟嵘则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自己反对用典，讲求直寻的诗学思想。典故用得太多则会给读者带来障碍，损害诗意、诗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用林艾轩的话说：“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黄诗如女子见人，先有许多装裹作相。”表露了对因用典而造成词意晦涩难懂的不甚赞同之意。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七有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下略)’，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者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不自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就指出了宋人这种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指出近代诸人喜好用典，不讲求神韵情致，只讲求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以至于全篇读完，还不知道诗的主旨是什么，这就是文人们所说的花上晾衣，煞尽了风景。也如西人所说的，倒洗澡水连孩子都倒掉了。魏泰反对黄庭坚的这种做法，说他“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钱钟书也说黄诗如“隔帘听琵琶”，典故的运用往往使诗词意义表达不够直白。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
傅玄、皎然、黄庭坚、李商隐、苏东坡、李清照都喜欢在诗文中引用前人句子。苏东坡曾评论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恰恰透露出他对用典的偏好，并以己之爱好强加于人。诗词少了典故，如同美女没有装饰。李清照批评秦观的词道：“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
除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用典的态度外，还有一种中立意见，认为文章的好坏不在于用事，也不在于不用事。用典对诗文的促进作用只是尺度的问题，而不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云：“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积，无事不用，失之枯寂。要在多读书，多识故实，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隐事显使。”讲求用事时自然恰切，不留痕迹：“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才是妙手。《西厢》、《琵琶》用事甚富，然无不恰好，所以动人。《玉玦》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反使人厌恶。”魏际瑞说：“著佳事佳语太多，如京肆列杂物，非不炫目，正为有市井气。”(《伯子论文》)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喜好旁征博引以炫学的人说：“填塞之病有三：多用古事，叠用人名，直出成句。其所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
宋代叶少蕴的《石林诗话》中说：“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词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清代袁枚在反对有些文人“博士卖驴，书券三纸不见驴字”的堆垛作法后，说出了自己关于用典的看法：“余以为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暴富儿自夸其富，非所宜而设之，置楲窬于大门，设尊罍于卧室，徒招人笑。”同时，他反对使用生僻的典故：“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宋乔子旷好用僻书，人称‘孤穴诗人’，当以为戒。”(《随园诗话》卷六、七)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诗人玉屑》中云：“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
当然，上述区分极为粗略，由于时代遥远，今天已很难断定古人对用典的态度，况且古人自己有时还存在一种今非昨夕的矛盾态度。对于同一个诗人，在不同的评论者看来，差异也很大。如钱钟书就曾提到苏东坡喜欢在诗中铺排典故，不喜欢的人就说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喜欢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可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身上用典或类似于用典的问题都困扰着历代文人。
中国文人系统地思考用典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系统地表现在他们对“综学在博”的用典条件和“取事贵约”的用典原则的论述。
古人说，用典的前提条件就是作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即刘勰所说的“综学在博”。《文心雕龙·事类》篇中还说“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清代文论家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中云：“辟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之。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说的是材料的积累对于用事来说非常重要。用事的能力需要作者的细心收集与日积月累，非经一定的生活经历所能企及。咿呀学语的幼儿和涉世不深的孩童很难在文章中用事，原因就在于其生活经验所限。正如清代诗论家王夫之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卷二)宋代王正德在《余师录》卷二中引张芸叟语云：“司马迁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郊，过梁楚，西使巴蜀，天下糜所不在。晚年方敢论次前世，著书成文，天文地理，古今治忽，无所不总。”作者所积累的事料往往表现为“佚事典故”，而这些“佚事典故”常常隐匿于古书之中，可以说古书乃“佚事典故”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要广泛地阅览古书，阅览前人的著作，从中吸取宝贵精华，从中沥出那种仍具有当代价值的“佚事典故”，将这些从古书中撮来的“佚事典故”运用到新作之中，使其焕发新的精神、新的意义，为当下的语境服务。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西方人所谓“互文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云：“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并且还举出扬雄、班固的例子，说：“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说扬雄、班固以下的作者莫不从古书中撷取精华，取用事料。这就更需要我们具有广博的知识，对古人有所了解，有了深厚的积累才能“纵意渔猎”、“操刀能割”。
取事贵约是古人提出的用典的基本原则。历代文学家纷纷陈说了这一用事原则，从刘勰的“取事贵约”开始，宋代秦观说：“赋中用事，唯要处置……如事多者，须精择其可用者而用之，不可用者弃之。不必惑于多爱，留之徒为累耳。”(吴景旭《历代诗话》)《白石道人诗说》云：“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施闰章在批评苏东坡的诗时曾说：“古人诗入三昧，更无从堆垛学问，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然坡诗正患多料耳。”(《蠖斋诗话》)陆时雍说：“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诗镜总论》)清代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也批评一些文人“有意呈博，翻书抽帙，活剥生吞，搜新炫奇”的不良习性。魏庆之在《诗人玉屑·用事》中称：“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晋代陆机写作时用事不够精约，元代的陈绎在评价他时就说他“才思有余，但胸中书太多，所拟能痛割舍乃佳耳”。
综上所述，中国在用典上可以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资源，其对用典的理论阐释也显得细致、精致、到位。西方虽然在思想体系上完整地提出了互文性，但是其产生背景、意义皆与中国的用典不同。中国重在把握用事的度的问题，强调“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恰到好处和“综学在博”的用典前提。而西方互文性理论则没有此类的深入讨论，更接近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