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西方文学中，引用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巴赫金创作于1940年的一篇文章《从小说话语的前历史谈起》就提到了早在希腊化时期、中世纪出现的“引用”情况：“别人所用词语的作用在当时极大：人们所用引文，有的是公开地、备受尊敬地加以引用，有人引用时闪烁其词，也有人引用时则全不提出处，有人是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有人则毫无知觉地引用，有人用义正确，有人则故意或非故意地曲解其义，也有人对引文加以颇具用心的解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自己的与别人言语之间的区别性界限在当时是不易划定的、模糊的，而且常常被人故意曲解和混淆。有些种类的作品就像镶嵌画一样，是从别人的作品中凑出来的。比如所谓杂烩体(cento，一种特定的文体)就是由别人韵文作品和不完整诗行(hemistics)杂凑而成。研究中世纪戏拟之作的最佳权威之一保尔·莱曼(Paul Lehmann)直言不讳地说：‘中世纪文学，特别是拉丁文学的整个历史就是对别人作品，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对别人作品的语言、别人作品的风格、别人作品的用词的剽窃、再加工及模仿的历史。’”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大略地区分了八种不同的引用，而巴赫金在这里所说的杂烩体与中国古代所说的资书以为诗非常相似。而中国古代的重写研究、续书研究等与热奈特的五种跨文性也有极大的类似。单从互文与用典这方面来看，中国的用典理论无论从时间、论说群体、涉及文类的广泛、用典尺度的把握、用典原则的论述上，都与西方互文性理论中关于引用的具体陈说有着很大的区别。互文性的引用与中国的用典相比，其说法要笼统得多、粗略得多，远没有中国历代文论中各家对用事的界说、争论细致深刻。中西方用典与互文思想的相通与差异，可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四、诗注的挖墙脚与互文性
钱钟书在论述某一问题的时候，总是先说出关于这一主题，他之前的人都说了什么，之后的人又说了什么。因此，有评论家称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多种语言组成的“引文丛林”，他在《宋诗选注》里的做法与此类似。尽管他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说他有给诗注挖墙脚的癖好。然而，要真正给诗注挖出墙脚、挖好墙脚，弄出一大堆的引文丛林来，没有一定的功力是绝对不行的。刘勰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没有一定的博观，没有一定的“才”(才华)与“材”(材料的积累)，挖墙脚的事便无从下手。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举了个例子，说四川有个叫史尧弼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天姿卓绝”，有同乡前辈苏轼的“遗风”。钱先生举了他的《湖上》一诗：“浪汹涛翻忽渺漫，须臾风定见平宽；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钱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史尧弼说自己赤手空拳，其实两手都拿着向古人借来的武器，那条长蛇也是古人弄熟的、养家的一条烂草绳似的爬虫。且看钱先生举出的证据，史尧弼的“此间有句无人得”与苏轼《郭熙〈秋山平远〉》中的“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仅差一字；而后一句“赤手长蛇试捕看”也与孙樵《与王霖秀才书》“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似曾相识。再推究，发现原来孙樵也是顺手向韩愈和柳宗元借的本钱。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不是说过“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吗？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不是也说过“索而读之，若捕龙蛇、博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得暇”吗？这个例子明显地说明了互文性的历史性存在，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未意识到，它作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毅然存在于文学园地之中。钱先生说孙樵和史尧弼都是旧货翻新，没有向“自然形态的东西”里去学习。这里的暗含之意难道不是向自然学习，而是向书本学习吗？克里斯蒂娃关于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的观点不是在东方找到了知音吗？而诗注的这种无穷尽性，诗注家的这种将潜艇逼出水面的本领，不正与罗兰·巴特说过的一段话契合吗？罗兰·巴特曾如是说：“文于其巨大的规模上，犹若苍苍天穹，浅平，然又渊深，光滑如砥，无端涯，无标识；预言家以棍杖顶端勾画出一想象的长方形，于此焉，循某一法则，追睹鸟的飞翔，评注者亦犹如此，沿着文勾勒出阅读的区域，以探察其中意义的徙动，符码的露出，引用的白驹过隙。”
以诗注诗其实就是一种互文性鉴赏方法。以钱钟书注宋诗为例，他在唐庚的《春日郊外》“莺边日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最后两句的注中用了苏轼的《和陶〈田园杂兴〉》“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茫”，陈与义《对酒》“新诗满眼不能裁”，又《春日》“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又《题酒务壁》“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
同样以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中的例子为例。钱先生在注梅尧臣的《田家》“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时，就注出了两个古人的名句。其一，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其二，三国时曹植的《七步诗》：“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许多人喜欢钱钟书正是因为喜欢他这样的注诗方式，说这仿佛是诗与诗的空中对接，管你什么年代、出自什么人之手、隐匿在那个墙角旮旯，都被钱氏之千里眼、顺风耳全部收编进来。于是，后世看见了钱氏的旁征博引，也产生了一大批钱氏粉丝。然而，这种博学和眼力非一般笺注家所能企及，一句话，还得回到上文中所提及的“综学在博”。夏志清就指出：“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这里的感受力和洞察力说的就是诗注家的功力，归结到底还是博学与不博学的问题。博学则感受力与洞察力强，不博学则感受力与洞察力弱。刘世南先生在《谈诗注的“挖脚跟”》一文中曾举了论“使功不如使过”出处的例子。《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传》：“尝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按：指徐乾学)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吾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这里讲述了一个故事，徐乾学曾在东海公官邸夜饮，东海公说：“今天早上值班记录皇上的言行，皇上说：‘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必定有它的出处，当时不能回答。”徐乾学指出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但不知出自何书。过了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时，发现其中有“使功不如使过”的句子，觉得找到了源头。可是，再过了五年，读到《后汉书·独行传》发现其中也有“使功不如使过”的例子，才知道当初错把流当成了源。这个例子当初是说明学者由于读书少而错把流误以为源，在今天却可以证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流变，不同的是，在古代，学者们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区分得非常细致，有源流之说，而在互文性理论看来，何者为流、何者为源并不重要，统统一个“Intertextuality”了事。互文性将一切都视作符号，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在它看来，均缘于符号的无限指涉性。即是说，如果学者有兴趣，一路追踪下去，读过二十年书后，说不定又能在某年发现“使功不如使过”的另一个源头来。学问之无穷，可见一斑。
钱钟书认为不但作诗者、注诗者要博学，读诗者亦要博学。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论及黄庭坚的诗时说：“‘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可见，用事博的首要前提还是多读书，多读书则具备了学问的火眼金睛，任你妖魔鬼怪千般变化也能一棍下去打出原形来，其内心之爽快淋漓，难以用语言表达；少读书则如同盲人走瞎路，连草绳都要看成是蛇，如同走进森林迷了路一般，觉得到处都设了机关，留有埋伏，稍不留意便身陷囹圄之中，毫无乐趣可言。
黄庭坚也强调要多读书，要“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实际上是强调要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向过去回首，翻用古人陈言，变旧为新，这样才能“点铁为金”。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论到学者对黄庭坚诗的注解时，钱先生这样论述符号的无限延伸性，他说读书多的人注解黄诗，都疑神疑鬼，提防着平常的语句里埋伏着什么典故，弄得人草木皆兵，你张我望。
互文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不存在孤立的、完全不受他人影响的文本。托尼·本奈特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甚至认为文学性就在于文本的互文性。他说：“文学性主要的不取决于单个文本种种形式特质本身，而取决于这些特质为文本在现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母源关系(matrices)中所奠定的位置。文学性不在文本，而在深刻于文本之中及其间的种种互文关系中。”诗注的挖墙脚与西方的母源关系的说法颇为类似，这种挖墙脚的做法来自于文学本身的特性，即任何创新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前人的基础上的创新。以往的题材并不随着逝去的日历一起撕掉，而为千代所共享。从旧而出，萌生新意，颇似千年的老树发出新芽，既有历史又有新生。而能把这类题材处理得混融自然，亦显出创作手法的老辣。旧有题材有个好处是已在以往读者那里混了个脸熟，对其的重新利用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凡大家创作都有这种情况。苏轼所说“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钱钟书说“好诗似曾相识”，就是这个道理。正如西方学者指出：“互文性是任何文本都无法摆脱的一种状况。当然，我们不能把互文性问题简单地还原成起源和影响的问题；互文是一片综合性的领域，它包容了各种几乎已经无法追溯其起源的无名程式，包容了各种不加引号的、在无意识状态或自动化状态中被引用的话语。”简要地回顾一下洛朗·坚尼对互文性所作的限定：“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一篇文本的言辞之外认出业已成型的表达成分时，无论这种定型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才能认同互文性的存在。这种现象同文本中简单的暗示和重现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每次当有一段借用的文字是从原文中被抽出来，而后被作为范式照搬到一段新的文字中去的时候，才发生了互文性。”由此看来，中国在这方面并非理论贫油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