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解构主义互文性批评表现出了对作者意义的完全否定。宣布作者死亡，实际上就割裂了作者和文本的联系，从而使自身陷入了另一种狭隘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为人而写的，解构主义批评却把‘人抽走了’。它全然不顾作者的意图，抽空了语言的指涉性，拒绝一切阐释正确与否的标准，结果，在解构批评的文字游戏中，文学的读解就是互文性游戏，在永无止境的符号示义的推延过程中，主体的旋涡一头扎进了一个无底深渊一般的客体。”将文本看作一种文字的游戏，洗牌式的写作对拼贴、复制等手法的无限推崇无疑会损伤文学的独创性、审美性及独立性，造成文学创作的倒退和文学平庸化的倾向。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语言或符号的后现代式的嬉戏中，人性、人道主义、人的生命消失了。作者或读者都被抽空成无生命的‘功能体’，作品中的人物也往往被符号化。后现代写作沦为一种空洞的语言游戏。”长此以往，文学就会在诸如此类的游戏状态中迷失自我，消弭自身的魅力所在，陷入浮泛与躁动之中。
五、局限五：对于独创性的否定
与古典主义文论对人的独创性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文性强调的是对传统的回归，对已有文本的改写、翻新，写就是再写，是在对传统的观照下的重新书写。福楼拜说：“若有人问起作者其所写从何而来时，作者不妨答道：‘我想想，我记起了什么，于是我接着写。’”米歇尔·施奈德也曾说过，每一本书都是回应前人所言的话，这些都说明了互文性强调的是文学的影响、误读、吸纳、引用与转换，说明了人类在追求独创性的同时无可奈何地陷入影响的大网之中。于是，关于各类“偷”的学说应运而生。艾略特说“大诗人偷梁换柱，小诗人依葫芦画瓢”。唐皎然将偷窃之法分为三等，并称为“三偷说”，指出“偷语最为钝贼”，偷意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只有偷势乃偷窃之最高技法，因而“才巧意精，若无朕迹”。在这里，皎然大概是说，偷语是偷取别人的语句；偷意即偷取别人作品所隐含的意思，换一种说法说出来；偷势则是偷取作品的意境，这一点很难做到，乃偷之最高境界。
文学传统当然是文学赖以成长的土壤及源泉，每一位作家都生活于各自的传统之中，身上都打有传统的印迹。但与此同时，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都创作出了不同于他人的文学作品。文学的独创与互文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点无论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来说都是一样的。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互文性理论在强调文学的借鉴特性的同时，却消弭了文学的独创性，认为文学文本是互文的结果，当前文本永远指涉着不在场的他者文本。这必然会导致一种理论的失衡。
六、国内研究的不足
除了以上的局限外，国内的互文性研究呈现出一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对互文性的热情引入中出现了严重的滥用、泛用的情况。在许多文章和学术场合里，人们兴味十足地谈到它，但却是一种表面的引用或作为一种时髦理论或时髦话来赶潮流，这种对互文性的表面兴趣除了使自身“一叩而语穷”外，还会误导后来者的理解和体认。由于自身了解不深入而导致的态度上的轻蔑，使互文性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这三个字上，殊不知，在西方，互文性有它的深刻渊源，早已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拥有庞大的知名的演说知识分子群体，拥有大批赞同者、倡导者、发展者和传播者。
乐黛云在考察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后，撰写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在文中，她指出：“一种外来思想能不能在本国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决定因素首先是这个国家内在的时代和政治的需要，全盘照搬或无条件移植都是不大可能的。”异国文论进入中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异质文明文化必然对这个接受对象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没有原封不动的接受，作为文论“他者”在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时必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就是研究这一课题的。
国内大多数研究只是引用克里斯蒂娃的只言片语，这就使互文性研究的视阈狭域化，将一系列思想体系成倍地缩小为一个人的或几个人的几段话。克氏那几段话的高频度出现，形成了文学上常说的“自动化”。它考验读者的耐性，除了使读者感觉疲劳外，还会使互文性理论变成老生常谈，使互文性理论失去它本身的色彩。
对于我们来说，互文性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词，或一个人、几个人的几段论述，它应该被当成一个理论系统来看，它给人们带来的意义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还应该是本体论上的，甚至可以说它使我们传统的文学头脑经历了一次洗礼，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原有看法，影响了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做，将其作为一个体系来理解，才能规避当前研究的浮浅化、简单化。
另外，还必须看到互文性虽然诞生于西方，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在西方得以发展，但它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观念，它是人类文学共有的现象，互文性理论只是对这类现象的形象概括与集中表达，在中国传统诗论中有许多思想早已揭示出了与互文性相通的思想内涵。为此，国内从比较诗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互文性的思想与中国文论中许多思想相互映照，可以相互阐释。李渔的戏曲理论中有“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王夫之对宋诗的獭祭典故，支借他人的现象，讥之为“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卷二），实际上就是对互文性的批评之声。诗歌的唱和既是一种仿作也是一种互文，中国历代文人的拟作现象就是一种互文性写作，而互文性与用典、掉书袋等都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除此外，互文性与中国诗词鉴赏中的“诗注的挖脚跟”有很多的相通处，以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为例，钱仲联先生就指出钱先生在注宋诗的时候会挖出诗句诗意的脚跟来。他说：“钟书先生在这注里全部挖出脚跟，三分之二的诗都讲了有来源，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仲联先生说他不喜欢钟书先生这种做法时，马上就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刘永翔等人就尖锐地指出：“恐仲联先生非不为，乃不能耳。”我们且不管他们之间的论争，单就诗注的挖脚跟来说，是真非一般功力所能及，非大学问家所能及的。能不能注出脚跟是个能力的问题，这种典型的互文性阅读实际上就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只有涉猎既广、学识渊博，才能在阅读时使古今中外的相关文本尽收眼底，实现互文本的“大会师”。
除了研究方面的不足外，在有关互文性研究著作的翻译上还是明显滞后，一些处于前沿的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尚未译介过来，这无疑对于中国了解世界和中西文论界的互知、互动、相互促进起着阻碍的作用。翻译的滞后导致了国内对于互文性的研究热度高涨，深入研究却不太可能的被动局面，在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加大力度，花大功夫，下大力气进行系统、深入、有序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为国内文学、文论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局面，促进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
本着开放、平等对话的态度来考察互文性在中国的进入，看到互文性进入中国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其对本土文论造成的影响，既要看到西方文论的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本土文论的重大价值。加强异质性文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使双方可以聆听彼此的言说，使对话一直延续下来，这是中西文论观照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足点。
乐黛云在《差别与对话》一文中指出：“中西相遇，是两个文明圈的撞击。双方互为他者，是对立、借鉴、批判、镜子的关系。一旦任何一方逾越这一界限，试图把镜子变成自己，用自己的文明标准强加于他者，就会出现大冲突，甚至带来恐怖与灾难。”她接着指出：“任何归化他者或拒绝他者的心理和做法只能剥夺其特殊性，也就是摧毁其普遍性。只有发现、发扬自己的特殊性，充分尊重与自己不同的相异性，达到真正的互识、互补和互证，才能达到跨文化对话所追求的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目的。”。对于事物的发展来说，差异是很重要的原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几乎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普遍特性，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于生态自然还是社会自然都极其重要。为此，乐黛云又指出：“‘和’就是使各种差异得以繁荣共生，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事物；没有差异，只是同类事物的叠加，就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