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午后的时间，我通常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办公室两侧便是病房。这个时候我的患者们正躺在那里，他们大多表情安静，少部分痛苦而扭曲。那些表情痛苦而扭曲的人，差不多都是刚刚入住进来的。他们还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午后的时光，他们一定是想到了即将接踵而至的陌生日子，加上身体里不时肆虐的疼痛，让他们一时承受不了。早些时候我去查房，他们张着痛苦得扭曲的脸看着我，嘴里不时发出嗯嗯啊啊的叫声。我查看他们患病的身体，和他们说话，我从他们眼中清楚地看到了痛苦和无声的祈求。那时候我想，随着时光慢慢流逝，隐藏在他们身体的病痛将会渐渐减弱，直到有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到那时，他们就将和其他人一样安静下来，表情轻松，神情自若了。我和他们一样期待着这一天早一些、再早一些到来。
办公室的窗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子里的那些树种对我来说从来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它们中有一些四季常青，有一些到了秋天就经不住渐渐变凉的秋风，纷纷褪去了碧绿的叶片。还有永远生长在低处、四处攀爬的杂草和藤蔓，它们肆意绽放的绿色构成了林子最基本的色调。累了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抬起头来，最初的起因便是因了那片树林绽放的绿色——对于疲劳的双眼，绿色的诱惑是巨大的。而我陌生的，则是我无一例外地叫不出那些树木和杂草的名字，我想如果我稍稍花一点心思，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弄清楚，但我一直没有去做，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要去弄清楚；更何况，它们叫什么名字对于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则荣枯和生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更不会影响我在感觉累了的时候抬起头，对它们进行浮光掠影的观赏。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子中不时传出的鸟鸣。麻雀、红嘴相思鸟、画眉……这些乡村里寻常的鸟类，曾经是我儿时的弹弓攻击的目标，说不定它们中的一些还在我用簸箕设置的简易陷阱里觅过食，因而险些落在我的手掌，至今惊魂未定呢。它们在不同的季节里飞抵林子，在林子里筑巢、歇息、嬉戏，不时鸣叫。有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林子上空翻飞的身影。久而久之，我闭上眼也能想象出它们的外貌，它们的叫声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模仿出来。有好多次，当我被它们的鸣叫声吸引，抬起头来打量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林子时，我就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作一首世上绝无仅有的诗，或者学着它们的样子，忘情地鸣叫。
相比而言，左侧的窗外就显得单调和沉闷得多了。长长的过道，昼夜不灭的顶灯。和右边比起来，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晦暗和阴郁。是的，晦暗。当我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抬头看过窗外的林子再转身注视过道时，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和真切。更多的时候，我站在过道上，或者从过道经过，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对比或差别无疑是一直存在的，但肯定是被我忽略了。
过道的中间是一阙明显的扩大部，容纳着通往高处的电梯和办公室凸出来的那一部分，以及宾馆接待部一样的护士工作站。如果我站起身，走到玻璃窗前，对面的护士工作站就会顺利地进入我的视野；一同进入视野的，还有正好路过、往返于电梯高处的行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惊醒，明白这是在办公室，我是个医生。
王玉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是在病员入住的最高峰时住进来的。病房里人满为患。王玉和她的孩子就被安排在了过道临时加设的两张病床上，和我的办公室一窗之隔的地方。那之前一天，王玉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返身的时候经过一个算不上陡峭的斜坡，她和孩子一起摔倒了。等她准备重新抱起不停哭闹的孩子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变弯了，怎么也抱不动孩子了。那天下午被送进这里以后，她一手怀抱不住哭闹的孩子（摔倒的时候，她的手臂压住了孩子的腿，孩子的腿也骨折了），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受伤的经过。她大睁着双眼，细细的泪水从眼角滴滴答答地滑落下来。说着，她就掀开自己的上衣，捏着软塌塌的乳房，很费力地往孩子的嘴里送。终于成功了，孩子吸了两下，就把自己的嘴躲开了，继续不停地哭。
第二天早上，我从走道经过时，孩子躺在床上，发着细细的鼾声。王玉歪斜着身子坐在床沿，胖嘟嘟的脸和小巧的双眼里满是泪水。我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扣上工作服的纽扣，王玉嚎啕的哭声就在玻璃窗外的过道上响起来了，听上去像发自某架老旧不堪的收音机，或者某个蹩脚演员的表演，干瘪瘪的，叫人感觉不出其中蕴含的到底是痛苦还是感伤，抑或是要告诉人们：她在那里，她在哭泣。
好奇的人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从病房里跑出来，纠集在狭长的过道上。老人、青年人、小孩，他们大多是病人的家属，有一些是可以自由行走的病人。他们无意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王玉和她的孩子被密不透风地围在了最中间，一双双眼睛中了邪似的，聚焦在王玉和她的孩子身上。焦点当然是王玉一直哭个不停的孩子，大约也有她干瘪瘪的乳房。即便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我也能感觉到人们在七嘴八舌，并且清楚地看到那些男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脸庞。站在最外围的那几个，因为视线被挡，不停地踮着脚尖，以暂时拔高自己矮小的身躯，以便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王玉和孩子身上。
可王玉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蚊蝇一样越聚越多的人群，依然旁若无人地释放着她的哭声，仿佛她来医院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哭泣，然后博取人们并不确切的同情和怜悯。可她似乎又对人们的同情没有丝毫兴趣，否则当人们围拢在她身边，将自己的同情和怜悯喷洒在她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她怎么会那么无动于衷，只知道哭？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的想法就是在那一瞬间冒出来的，一经冒出，就被我即刻付诸实际行动——我不由分说就赶走了一个住了很久似乎还将一直住下去的病人，腾出床位，将王玉和她的孩子转进了病房——这和同情和怜悯无关，我只是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忍受不了蚊蝇一样刚刚赶走又聚集起来的人潮。
从此，办公室外就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就又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记录和书写了。任何时候，只要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户后面，一抬眼我就可以看见那两张临时加设的床位。王玉和她的孩子搬走以后，那两张床位就一直空着，静静地横卧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舞台，无声地等待着它的下一位入住者。
窗外的那片树林总是春来返青，秋来落叶。我坐在办公室里目睹着这一切静静地发生。我的工作是没有四季的。
每天，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时候，我所要做的就是记录和书写。这些记录和书写，总体来说就是两点：我查房时查看到我的患者们的病情，和我由此给出的处理。我查看到的病情通常是一目了然的，但有时候也让我如坠云雾，一时理不清头绪，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拨开云雾，找到事情的本质，并且给出相应的措施。这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把这些一五一十、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有个准确的说法，叫做写病历。我记录下来的那些文字，在病历里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名称：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住院记录、病程记录、辅助检查（报告单）、各种病情告知书和治疗同意书、出院记录……一个病人一份，摞在一起，都是厚厚的一本。当我在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它们一本本叠放在一起送到病案室时，看着眼前一大摞厚厚的纸张，和纸张上无声的汉字，我仿佛看到了一点一滴流逝而去的时光，由此感到我在住院部的时光并没有虚度。
我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放了一本硬面抄，和几本刚刚到手的文学期刊。尽管空闲的时间总是有限，但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有限的时间翻阅它们。不时的，我就在这些杂志的目录上看到有我熟悉的名字，有的甚至是我经常见面或者联系的朋友，心里就禁不住生出无限的羡慕和敬仰。我在其中的一家杂志上看到一个特别的栏目：民间语文。作者大多是和我一样的寻常百姓，那些文章所写到的都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读着的时候感觉相当的亲切，没有任何距离感。我觉得我所在的住院部、我每天看到的人和事，都与这个栏目的口味和主旨十分吻合，于是准备了那本硬面抄。我把我遇到的自以为有意思的人和事记下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班离开办公室以前，如果不在硬面抄上写下哪怕是几句话，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即便后来有一天，我将硬面抄上的文字整理了一些，信心十足地寄给那家杂志编辑部，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我依然乐此不疲。我坚信我记下的事件本身就足以打动所有目光挑剔的编辑和读者，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之这一天是必定会到来的。
这个梦想一直驻扎在我心底，根一样牢固，是我战胜日复一日枯燥的病历书写工作的不竭动力。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梦想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只是幻想，但在它真正幻灭之前，我梦着它，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我在硬面抄上记下张文学是在他出院一个月以后。也就是说，我记下的并不是他住院期间的事情。张文学住院的原因是左胫骨远端Pilon骨折。它是一种累及踝关节的粉碎性骨折，一种严重的骨科疾病，它的严重性在于：即便是世界最高明的医生给予最缜密的治疗，伤肢的残疾也不可避免。
根据硬面抄上的记录，在记下张文学的当天，为了查清他的病情，我曾从病案室里提取了他的病历。因此我还知道，张文学是在一处建筑工地干活时从高处坠地摔伤的，被送来这里以后，住了十天他就出院离开了。我之所以要提取张文学的病历，是因为在张文学被提及时，我已经记不清他是否真的是我的患者了，我甚至已经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提及张文学的是五个我素不相识的人。其中一个是张文学的儿子。这是他们对我说的。想来是为了打消我的怀疑，除了被指作张文学儿子的那个人，其余的人都先后向我提到这一点。他们指着他，说他就是张文学的儿子时，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不时低头看手里那几张被他捏得皱巴巴的纸，目光躲躲闪闪的，总是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停靠地点。对于他们的指认，他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他的嘴角蠕动着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一直没能吐出一个字来。我猜他一定是要附和他们的话，但他似乎不太适应在我的办公室这个场合说话，不习惯被人要挟。事实上，从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里，嗫嚅着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起，我就已经认定他是张文学的儿子。
那天下午，他们五个人列着队走进办公室时，我正低头赶写一个新入患者的“首次病程记录”。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各自选择了一个地方站定。张文学的儿子在我右手边最远的那个角落；两个涂口红的女人在办公桌的对面；一个大肚皮、满脸赘肉的高个子中年人先是和张文学的儿子站在一起，后来大约是为了和我拉近距离，在说着话的间隙，不知不觉就站到了我的左手边，等我抬起头来看他时，就有一种近在咫尺的压迫感，像站在墙根下仰望高高的墙头；另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是个司机或者警卫，一进门他就没再继续往前，而是选择了靠近我左手侧的门框倚着，双手环抱在胸前，左腿撑地，右腿圈成了个“4”字，锃亮的鞋尖杵在地上，不时抖动着，发出清脆的声响。
在移动到我左手边之前，大肚皮大约是实在忍不住了，一把从张文学儿子手里抢过那几张纸，展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说：“医生，你看看。”
那是张文学的出院证、发票和费用清单。尽管纸张已经变得皱巴巴的，还有几处大大小小的汗渍浸润的痕迹，但一个月前我亲笔写在出院证的那些字、签下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见。大肚皮伸出短而粗的食指，在出院证上的“出院医嘱及建议”上接连敲击了几下。短促而急切的闷响盖住了门口传来的皮鞋声，像突然擂响的鼓点，办公室里猛一下安静了下来。
“外院继续治疗。”这是我在“出院医嘱及建议”栏目下写的话。它简洁明了，却是张文学出院时伤情的起码要求和真实反映。大肚皮敲击着它，我朦胧的记忆猛然被敲醒——我记得当时我曾经反复告诫张文学，他的左胫骨远端Pilon骨折愈合尚远，出院的结果就是更加严重的残疾，但张文学似乎已经铁了心了，一个劲地摇头，坚持要走。那时候，张文学还向我提到他打工的那个工地的老板，提到了自己贫困的家，他说，他的老板不管他了，他没有经济来源，出院是必须的了。在此之前我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为了要我同意他们出院的要求，这些人接着会编织许多相当堂皇的理由，比如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或者某个亲近你的人病了，甚至生命垂危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出院回去了，仿佛我不同意就有悖天理、不近人情了。但张文学没有说这些，我相信他的话都是真的。
大肚皮和两个涂口红的女人肯定了我的判断。接下来，大肚皮便说出了他们一行的目的。他说，其实是件很小的事情，就是要我帮个忙，在出院证上加上一句话，说明一下张文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全愈合；这个时间，不需要确切的，只需要粗略估计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张文学的伤腿还没有好，要跟老板打官司，证明就是为了打官司准备的。
大肚皮说出“其实”和“证明”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语气显得特别重，显然是在强调他说出的话，强调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仿佛他们大老远来找到我，还带着张文学的儿子，我给出一个关于张文学的伤腿愈合的时间表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问题在于张文学的腿可能永远没有完全愈合的那一天。我想他们大约是不清楚张文学的腿伤的严重性。我必须告诉他们并且让他们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按照现今流行的说法，这个时候的我是强势的。我的“强势”是因为我是个医生，对于张文学的腿伤，我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我的所谓强势也就仅此一点。世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强和弱的转变有时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给不出这样的时间表。”我说。这是我那个下午说的最后一句话。在说出之前，我首先说到了张文学的腿伤，我把我诉说的重点放在了残废这个严重的结果上。我告诉他们，残废关乎张文学长长的下半生，而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一年、两年。然后，大肚皮和两个涂口红的女人便又向我提到张文学的老板，提到张文学贫困的家。那一刻我真想问问他们，一个月前张文学坚持出院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我用了很大的劲，努力了很长时间，也没说出这句话来。
后来他们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大肚皮又一次伸出他短而粗的五指，猛一下拍打在那几张摊开的纸上。这一次，办公桌发出的是一声巨大而沉重的闷响。随后便是他们急促的脚步声。
“牛一样！”
“牲口！”
他们的声音从办公室门口飘进来。
我低着头，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依稀听见自己身体里某个地方嘀嘀咕咕的。他们的脚步声和他们不约而同的说话声那么铿锵响亮，我到底嘀咕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山花》2011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