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鹏
一
街是不规则的，时窄时宽，完全依照房屋的坐落位置而定。走在街上，偶尔需要突然地拐弯，这意味着又一栋房子挡住了前路。整个村庄像一个空壳，所有的一切都是散漫的。鸡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刨食，老黄牛的影子有些落寞，牛粪的气息既新鲜，又像是沉积了若干年月……
这是记忆中的望庄。这个村子早在多年前就不存在了，它以碎片的方式留存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我陪着一个外地朋友去看了那片轰隆隆的工厂，告诉他这里曾是《影子》中写到的那个望庄，然后我们又到一个新建的安置小区，参观望庄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朋友满脸茫然，是那种拒绝任何解释的茫然，我们只是走着，看着，沉默着。望庄拆迁后，我时常来到这个安置小区，把车停在某个角落，然后一个人在小区里转悠，看老百姓晒太阳，拉家常，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有时候，我会看到车队浩浩荡荡地进了小区，接着下来一个人，随后下来一帮子人，他们西装革履，前呼后拥，一边走路一边交谈，同时配以手势和点头等动作，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忙碌不停。这是一份被展览的生活，住在安置小区里的农民，既是主人公，也是局外人。我只是一个闯入者。
拆迁之前的望庄，村风并不好，这在镇上是人尽皆知的。据说望庄曾有一任村长，整天把村里的公章拴在腰带上，醉醺醺地对人说：“我请你泡妞吧，不用花钱，盖个章就可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腰上拽下公章，仰头，挺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着天上的太阳一本正经地比划一个盖章的动作。我不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大家玩笑演绎的结果，这个村长后来锒铛入狱，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曾经有段时期，望庄时常发生火灾，村人对此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宽容和麻木，如果谁去救火，接下来必定轮到谁家的草垛着火。后来镇上的派出所介入，总算查了个水落石出。纵火者是一个老实木讷的人，村人几乎遗忘了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在家里排行第三，于是都叫他老三。村人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村里持续多年的火灾居然与他有关。派出所审问他为什么要放火，他说没有为什么。
老三不仅放火，还偷鸡摸狗。他过得清苦，日子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把张家的狗或李家的鸡，偷偷变成饭桌上的口粮。望庄拆迁以后，村人都搬进安置楼房，阳台统一安装了防盗网，像鸟笼一样。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鸡狗可供偷窃，也没有草垛用来点火，老三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逢年过节我回乡下老家，偶尔有人向我打听望庄的一些事情，他们是从电视上知道望庄的，因为半信半疑，于是向我求证。他们感慨着，脸上有几分羡慕与向往，还有一些说不出的茫然。在我的故乡，一年四季除了耕种时节，年轻人大多都在城里打工。每次回乡，我总会听到一些与他们相关的消息，比如谁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最后一分工钱没有拿到；比如谁在城里的工厂上班，一只手让机器给搅得粉碎，城里待不下去，庄稼活也没法干了。我曾在街上遇见这个人，那只空空的衣袖随风飘荡，他的神情木然，脸上已经看不出丝毫的痛。
在安置小区，我与几个老人站在楼底下闲聊。物业公司正在维修漏水的阳台，一个小伙子像蜘蛛一样挂在半空中，不停地向漏水的楼墙里灌注水泥浆。老人仰着脸问，刚盖好的楼房不该漏雨啊！不远处的广场上正在杀驴，有吆喝声不时地传了过来。望庄整体搬迁到这个安置小区以后，有个老农把毛驴牵上了楼，结果遭到楼上楼下的强烈反对。后来这头驴被物业公司低价收购，冲抵了主人的水电费和物业费。那天我亲眼见到杀驴的场面：一头驴被破了膛，另一头驴站在旁边潸然落泪，围观的农民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与驴肉相关的事情，完全忽略了身边另一头驴的存在。
二
望庄拆迁后，村里的会计下岗了。下了岗的村会计曾经多次向我描述过，那个冬日他在机关大院里“工作”的情景。自从搬进安置小区，望庄的老百姓不再种地，主要是依靠政府发放的补贴过日子，脑瓜活络的人，很快就经营起了别的生意。下岗的村会计说服几家亲戚，合伙购置一辆旧铲车，开始干起了工程。他在建筑工地上忙碌一年，工钱被包工头一直拖欠着。他曾去机关大楼上访，在门口被保安盘问几句，就胆怯地离开了。后来有一天下了多年不见的大雪，有人通知他到机关大院里铲雪。他开着铲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公路上，路上积满厚厚的白雪，一溜小轿车自觉地跟在他的铲车屁股后面，始终没有一个超车的。他们把他的铲车当成了开路车。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身后排着长长的车队，联想到村支书的儿子结婚时很是气派的车队，以及村人充满羡慕的眼光。在这个没有太阳的早晨，他开着铲车行进在落满积雪的公路上，他故意减速，缓慢地奔跑，速度再慢也没有人愿意超车，他觉得自己是率领车队的总指挥，很享受这种慢的感觉。到了机关大院，他开始工作，开着铲车轰隆隆地铲雪。陆续上班的人，见了他，远远地就开始躲避。这让他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建筑工地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他一直梦想着走进这个机关大院，没想到一场大雪成全了自己。他甚至突发奇想，真想用铲车在机关大院里掘地三尺，看一看地下究竟埋藏了一些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铲雪，他来机关大院也只可以铲雪。即使他不来铲雪，也会安排别人来铲雪；即使不安排别人铲雪，等太阳出来以后这里的雪也会渐渐融化。他这样想着，恍然发觉自己的劳动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他看到雪又开始下了，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下了岗的村会计向我讲述的时候，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自豪感。其实我曾亲眼见过那辆铲车，它轰隆隆地出现在机关大院里，像一个很不协调的音符，又像一个说不清的隐喻。那个雪后的早晨，我站在机关大楼的某个窗口，俯视地面上忙碌的铲车，它显得那么渺小，不断重复的铲雪动作，宛若一片雪花在风雪中飘摇。融化，将是它的唯一结局。
下雪是美的，化雪则意味着泥泞，意味着给人带来尴尬和不便。机关大院里的雪，总会在融化之前被环卫工人运走。就在那个雪后的早晨，我从窗口看到铲雪和运雪的整个过程，也看到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信的情景。绿色的身影在雪地里缓慢移动，这个在我童年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形象，让我突然有了彻骨的难过。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这幕场景依旧不曾改变。我看着邮递员从自行车后面的绿色邮袋里拿出报纸和信件，然后弯腰顶着风雪向机关大楼走来。三十年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邮递员依然保留了我的童年记忆中的样子。以一场大雪为背景，轰隆隆的铲车和单薄的自行车，同时定格在我的心里。那个绿色身影携着远方的消息，从风雪深处一步步走来。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其实一直在等候来自远方的消息。雪从遥远的地方启程，带来了远方的消息，雪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出它们，已被我们像对待垃圾一样铲除了。这样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心里抽走了，内心变得空空荡荡；当我鼓足勇气直面这份空空荡荡，内心突然又变得格外狭窄和拥挤。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许，是因为以前的日子过于安逸，像一潭静水。现在这潭水因为雪的介入和融化，开始有了皱纹。
三
已是多年的积习了，只要走进这栋机关大楼，我总会有意无意地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如从门口到楼梯多少步，从楼梯口到办公室多少步，从办公室到厕所多少步，我每天都会丈量若干遍，每天都会在心里念叨若干遍。我至今没有记住确切的距离，只记住了行走的方式，从大门口到楼梯的那段路，我会踩着右侧的黑色地砖走；从楼梯口到办公室的那段路，我会踩着左侧的灰色地砖走；从办公室到厕所，我会一只脚踩着黑色地砖，一只脚踩着灰色地砖，偶尔也会脚踩黑色和灰色的分界线，呈线状笔直地走过去。每天只要进了这栋大楼，我必定会按照这种方式走路。我不知道是谁让我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我只知道这样一种刻板的行走方式，一定是在表达一些什么，自我提醒一些什么，或者企望抵达一些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这样走着，转眼十多年就过去了。在这个机械式的行走过程中，发生了一个细微的变化：三年前的某个早晨，我走到楼梯口拐弯的地方，用手轻轻扶了一下木质的楼梯栏杆。我不记得当时的这个动作究竟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无聊，只记得从那时开始，每天走到楼梯的拐弯处，我总会摸一下楼梯栏杆，渐渐地这个动作居然成了一个习惯。固定的位置，同样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像践行某个约定一样。当然，这个约定是不为人知的，是我和楼梯之间的秘密。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楼梯栏杆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因为我每天的触摸，油漆已经完全脱落了，看上去像是一个陈旧的伤痕。后来，那块伤痕被物业管理人员重新粉刷了油漆，倘若仔细地端量，会发觉补过油漆的巴掌大的地方，从一个陈旧伤痕变成了新鲜的伤口。
那个周末我喝了很多的酒，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醉眼蒙眬中，突然发现地面有个蠕动的污点，我低头查看，是一只蛐蛐。它是怎么跑到十楼来的？清冷空荡的办公室里，突然增添了这样一只来自乡下来自童年记忆的蛐蛐，这真让我茫然失措。我不会伤害它，当然也不可能把它留在这个房间。我卷起一叠废旧报纸对着蛐蛐扇动，想把它一点点地驱逐到门外。这只小小的蛐蛐好像并不甘心，它被我驱逐一段距离之后，就会艰难地挺住，然后拼力向屋里挪动一小段距离，企图尽可能地靠近我。我很矛盾。我猛烈地挥舞手中的废旧报纸，一口气把它驱赶到了门外的走廊上。这是政府机关大楼的走廊，这只出现在我办公室的蛐蛐，已经抵达一个公共场所，这意味着，它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满怀歉疚地看着它，它在长长的走廊里显得更加无助，我迅速地关上门，如释重负。耳边响起了童年夏夜里蛐蛐的叫声，很动听也很让人伤怀。此刻，坐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怀念童年的蛐蛐，却无力面对一只现实中的蛐蛐。我无法解释自己。
一个同事退休了。他离开办公室之前，打电话约我过去话别，聊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然后他说：“从明天开始就不来上班了，这个办公室的钥匙拜托你交还回去。”他站起身的瞬间，我觉察到了他的迟缓——与庄重无关的迟缓，与沉稳无关的迟缓。他的这个迟缓的动作，散发着一种苍老气息。他把剩余的半杯水仰头喝尽，然后弯腰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把喝完了水的杯子装进去，接下来一起装进去的，还有梳头用的梳子，半盒名片，一些平时吃的药片。然后他把卫生间的灯关掉，把空调关掉，把饮水机关掉，把门锁上。他锁门的手有些颤抖，钥匙好几次都没有插进门锁里。我说我来锁吧，他说还是自己来吧，态度很坚定，像是必须要亲手尘封一段岁月，又像是要试图证明一点什么。门终于锁好了，他把钥匙交给我，然后转身离去。我送他走到楼梯口，电梯的门很快就开了，他走进去，门很快又关闭了。我站在原地，目送电梯下楼，10楼，9楼，8楼，7楼，6楼，5楼，4楼，3楼，2楼，1楼，电梯畅通无阻，很快就到了最底层。我的心也随着一层层地坠落，一直落到了地面上。我抬起头，然后迈步向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扶过楼梯拐弯处的栏杆，那个巴掌大的新鲜伤口很快就痊愈了。
四
那年夏天我是在果园里度过的。那些快乐无忌的日子，成了我的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后来，这份记忆很快就被切换成了另外的一幕：村支书开始频繁地光顾我家，说服我的父母交出那片果园，因为他想在那里开办一个石子加工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乡下，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村支书之所以相中我家的果园，大约是因为它位于村头的公路边，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老实巴交的父亲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倔强，执意不肯让出果园。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全家人都陷入了惊恐和不安之中。最后是母亲让步了，她说：“人家是村干部，我们终究抗不过去的，就认命吧。”一片沃土就这样拱手让了出去，所有的果树一夜之间全被砍伐了。村支书开出的条件是父亲交出果园后，农闲季节可以去他的石子厂上班。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上，我的老实巴交的父亲从果园的主人变成了石子厂的劳工，那时年幼的我并不懂得这个身份转换意味着什么。每天上学和放学路经那里，我都会看到父亲站在高高的石堆上，弓着腰，反复地抡动手中的铁锤，把踩在脚下的石块砸碎，然后经由粉碎工序，加工成了建筑施工用的石子。父亲的劳动报酬，是按照加工石子的数量来计算的。曾经瓜果飘香的一方土地，开始整天弥漫着浓重的石子粉尘。父亲越来越寡言少语，腰渐渐地弯了。每逢喝点酒，他就会变得异常暴怒，破口大骂村支书。后来我才理解，那时父亲每天用铁锤击碎的，不仅仅是坚硬的石块，更是他的脆弱的梦想，以及对好日子的向往。生活变成了一件艰难和暗淡的事情。直到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定居下来，父亲才真正平静下来，能够坦然地回忆和谈论他的果园了。每次回老家，走到村头我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那片曾经的果园。事实上那个石子厂经营几年光景就倒闭了，他们在原地盖起几栋房子，圈了很大的一片院子。如今，房屋有些颓败，院落杂草丛生，一派荒芜的景象。我无法将眼前看到的这个场景，与童年记忆中的美好果园链接起来。隔着遥迢岁月，这个变迁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这是我的父亲永远都不会明白和甘心的，也是我永远不该忘却的。倘若当年守住那片土地，保护好那片果园，也许生活会是另一种模样。土地，可以繁衍一切生长一切的土地，在成全一些人的梦想的同时，也让另一些人的梦想永远破碎。若干年后的今天，我看到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
当然也有别的故事。机关大院里摆满了小车，秩序井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我的一个同事下班后开车出了机关大院，然后把车停在一家超市门前，结果让人砸碎车窗玻璃，将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皮包偷走了，里面装有身份证和驾驶证，还有两万多块钱的购物卡。他打电话报警，不停地追问警察：“怎么在闹市会发生这么粗暴的事情呢？”那天我碰巧路过现场，于是也成了一个围观者。几个似曾相识的人，正在超市门前捡拾被丢弃到垃圾箱里的烂白菜，我恍然记起，他们住在安置小区，是曾经杀驴的人。
五
镇上的集市也要搬迁了。这是一个百年大集，距离望庄约有五里的路，城市化的浪潮，眨眼间就蔓延到这里。最先拆除的，是集市旁边的一栋古人私宅。这位古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是目前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关方面和有关的人，显然没有耐性关心和等待那个讨论结果，很快就将古宅拆掉，在原地盖起一栋高层住宅，就像把一柄冷漠的剑，别有用心地插在百年大集的面前。我喜欢独自一人去到那里，绕过那栋高楼，汇入赶集的人流之中，走走停停，偶尔弯腰翻看那些带有露水珠的蔬菜。小贩的叫卖声，朴拙，真实，驳杂的烟火气息，传递着正常人的体温。百年大集就像一个舞台，村风民俗是舞台的背景，那些最卑微的人同时登台，不是要表演，是要把手中的劳动成果兑换成生活。没有遭到城管的驱逐，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们拆散，然后又规范到一个叫做农贸市场的巨大建筑里。农贸市场建在发电厂的旁边，与新建的安置小区比邻而居。发电厂两只高达百米的烟囱，笔直，茁壮，每天不知疲倦地吐着比黑夜更黑的浓烟。农贸市场造型美观，功能分区也很明确，人还是那些人，货物也许还是那些货物，但在既定的规范秩序中，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距离感。被割裂的距离感。任何事物都无法填充和消弭的距离感。走在农贸市场里，我察觉到了这样的距离感，这让我倍感孤单。
听到他离婚的消息，我觉得很意外。我们是大学同学。他结婚还不到一年，那时他的女朋友正读研究生，他在县城经营着一家小型加工企业。他们通了八年的信，每周一封，几百封信件被整整齐齐地装在一个红色盒子里，让每一位参加婚礼的人感动和感慨。谁也不曾想到，等到他的妻子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感情也随之结束。她爱上了班里的一个男生，毕业后发誓要跟随他浪迹天涯。他们闪电一样离婚。那些仍然带着余温的书信，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文字，所有的承诺与惦念，原来如此脆弱。大学时他曾经说过，将来要把两人的通信印成一本书，作为爱情的见证送给每一位亲朋好友。书没有印成，那些书信物归原主，他销毁了它们，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拒绝面对那些亲手写下的记载了爱情岁月的文字。他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最大的败笔不是婚姻的失败，而是他销毁了那些通向婚姻的书信，销毁了那段他和她共同走过的岁月。距离与距离感是不同的。热切通信的八年间，距离并不是一个问题，距离让彼此的惦念更加浓烈和深长。执子之手，距离消失了，距离感随之出现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陪同客人去一家汽车厂参观。走在车间的空中走廊，脚底下是井然有序的生产流水线，零星可见的技术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他们彼此之间隔着一段很远的距离，他们与作为参观者的我也隔着很远的距离，我甚至看不清楚他们的脸。这个宽阔生产车间里的唯一表情，就是金属的表情，一种没有温度的表情。冰冷的距离，意味着对话与交流的不可能。也许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刚一出口，就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吞噬了。每次参观结束后，我总是很久难以平静，汽车给了我们速度，速度让我们忽略和舍弃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距离感，因为距离的迅疾消弭，原本短暂的美感成为一个更为短暂的事物。而且，缩短某些人的距离感，往往是通过扩大另一些人的距离感来实现的。这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事实，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实。我看到了这个事实。
上班的途中有一家茶室，茶室的门前经常晒着一辆宝马车。偶尔，宝马车的主人也会在门前晒一只乌龟。据他自己讲，那只乌龟已有三十多年了。有一天路过那里，我又遇到了他和乌龟，我忍不住问他：“时间久了，这龟该认识你吧？”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它是很有灵性的。有些时候，茶室门前也会晒着一个女子，她的并不年轻的脸上写满秘密，像一页书，在时光中渐渐褪掉了颜色。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在稿纸上不断地写下“然后”两个字。然后会出现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还有什么？然后我们何去何从？……我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在问题的源头，我们错过了这样的对于“然后”的追问。
在我无法回答自己的时候，一条鱼从鱼缸里跳了出来。鱼缸摆在书桌的一角，从鱼缸里跳出来的那条鱼，落在桌面的稿纸上。一条鱼，要想脱离必需的生存环境，需要一种怎样的勇气？它选择了自绝。它不满足于鱼缸里的小小自由，它向往大海，向往大江大河，向往所有波涛汹涌的地方，那是作为一条鱼的不可割舍的梦想。它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死去的。那天当我回到家里，看到在书桌上死去的鱼，我没有悲伤。我对这样的一条鱼充满了敬意，它从鱼缸里跳出来，然后落在了我的稿纸上。一页稿纸，成为一条鱼的墓地。难道它想通过这种决绝的方式，告诉我一些什么吗？静夜灯光下，当我独自面对稿纸的时候，我不敢轻易写下一个字。我的稿纸上爬满了一条鱼的影子，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对得起这条死去的鱼。在我的心里，有一条永远活着的鱼，它充满了对大海和风浪的向往。
（《散文》201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