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家利益看，苏、美两个相互敌对的大国都曾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是相比之下苏联更为严重。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他还进一步指出：“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二战后，苏联重新取得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并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和租界，而这时西方大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以前在中国的租界。如果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更可以看出苏联扩张主义的倾向。在二战中，苏联从东欧和东亚获取了大片领土。战后，苏联不仅干涉伊朗内政，对中东地区有领土野心；而且一度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要求土耳其割让卡尔斯省和阿尔达汉省，并在土耳其海峡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特别是斯大林还有过控制利比亚的想法。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领土扩张活动是引起冷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虽然也损害过中国的利益，比如迫使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在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但美国是主要列强中唯一没有直接侵占中国领土或在中国占据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但是，由于在中国内战中，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干涉中国内政，使得美国与中共的距离拉大。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了对中国安全威胁的主要力量，为了寻求安全，中国必须依靠与美国对立的另一个军事强国。
“一边倒”的决策有失有得，虽然使新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处于对抗局面，但却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有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大大有助于新中国改善外部环境，站稳脚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维护国家安全。此外，由于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中国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一边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使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离的状态，而西方国家在本世纪下半叶仍然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与西方对立无疑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所推动的对中国的禁运，参与者多达50国。另一方面，与美国对立，也使中国的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正是东部缺少安全感，中国后来才在经济建设上采取重内地轻沿海的方针，即“一、二、三线”布局。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与美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
目前，学术界对“一边倒”方针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有人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了必须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当时的国内形势是：一方面新中国要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当时中国的农业非常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些国民党残余分子和敌特分子，他们在从事破坏活动，正好充当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对势力进行反共活动的代理人。国际形势是：美国积极扶蒋反共，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并在国民党失败后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站稳脚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并争取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只能“一边倒”。
不可否认，上述因素确实对新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奉行“一边倒”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但那并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就当时的形势来讲，采取其它外交政策仍可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存在一些国民党残余和特务分子并不足以促使新中国去寻求苏联的支持，因为在解放战争中，在苏联的援助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能够打败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800万大军，那么对付一些残余分子就更不在话下了。新独立的国家都需要外部的援助，但不一定必须通过与某一个强国结盟的方式来获取，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如印度奉行不结盟的政策，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同样能够取得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从国家的安全利益角度讲，当两个大国对抗时，不偏不倚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美国立国后，欧洲就爆发了拿破仑战争，法国曾在独立战争中支持过美国，而英国曾两度与美国开战，但是美国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为自己争取了发展机遇。就国际形势来讲，美国确实一直奉行反共政策并在中国内战中积极支持它明知已经十分腐败的国民党，美国将中国的内战纳入了国际上两大阵营对抗的轨道，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同时将国民党统治的中国看成是它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败局已定后，美国又确定了“等待尘埃落地”的政策，即只要国民党政权不垮台，美国就不改变承认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促进中苏之间的分裂。与此同时，美国官方也在试图与新中国领导人接触。南京解放后，虽然美国仍然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但是身为大使的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表示美国想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指示埃德蒙·柯乐布总领事，要他设法安排一次与周恩来或中共其他高级官员的非正式会谈，以试探北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但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对新中国的承认成了20多年以后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是革命家，作出“一边倒”的决策主要是由他们的革命理想决定的。在这种革命理想的指导下，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新中国与苏联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是顺理成章的，即使没有刚成立时的那些内部和外部情况，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立，新中国就会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从新中国领导人对待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及某些西方国家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外交决策的影响。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特别是1948年6月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接受了苏共的两大阵营理论。这个理论否定国际上存在着中立主义的力量，将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政府当作美国的附庸。这种认识突出地表现在对印度的态度上。1949年下半年，中共的广播电台和一些报刊发表了许多与西藏问题无关的抨击印度政府的言论，把它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尼赫鲁在10月访美期间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却被说成“只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身份，对整个出卖印度的买卖之成交并无影响”。甚至在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此类抨击仍未停止。此外，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缅甸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态度。
新中国政府对待英国的态度也缺乏理智。英国政府为了不过份得罪美国，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特别声明承认不是赞成，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国代表权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对此，中国的刊物评价道，“帝国主义化了灰还是帝国主义”，强调英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与美帝对新中国政策截然不同，而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已”。中方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中英建交谈判，导致长期未见成效。同时也妨碍了一些英联邦国家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
“一边倒”方针确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开始积极地贯彻这条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方针；7月，***访问苏联；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了长达八周访问；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奉毛泽东指示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2月14日，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的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中国先后卷入战争，两国进行了直接的军事较量。
二、遏制中国：冷战的延伸
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美国和苏联进行妥协，重新建立世界秩序的全盘方案。按照这个协定，中国除了东北外属于美国的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美国确立了它的对华政策目标，即“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以后，随着冷战在欧洲的加剧，美国的上述目标变成了有针对性的战略构想。美国领导人认为，一个由反共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统一而稳定的中国，可以成为同苏联力量抗衡的大国，进而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基于这一点，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爆发内战。然而，美国的调停归于失败，内战未能避免。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很自然地要在内战中站在国民党一边，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明确阐述了这个政策：“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基本目标，在于推动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来领导一个独立、统一，与美国保持亲善，并能在远东阻止可能出现的苏联侵略的中国。从中国的混乱情形看来，短期内切实可行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然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溃败，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大失所望。美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但是在此前，美国还没有将共产党中国看成是同苏联一样的敌人。美国官员曾注意到，苏联在中国内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在外交上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1948年铁托和斯大林决裂，使美国人开始希望中共同苏联之间也能出现嫌隙。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杜鲁门总统还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共同苏联以及中国国内的斯大林分子同其他力量之间的一切分歧”。在毛泽东访苏期间，美国国务院极力利用这个机会在中苏之间制造不和。美国的宣传机器以各种形式渲染苏联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艾奇逊幻想以此唤起在中国的所谓“独立的魔鬼”去取代“莫斯科的傀儡”。美国政府的重要公开声明，都避免直接攻击中共。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表示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并且特别申明美国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意见。同日，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阐释杜鲁门的声明，以强烈的语言批驳了台湾地位要等对日和约缔结后再定的说法。1月12日，艾奇逊发表了有名的有关亚洲政策的讲话，把台湾划在美国远东的防线之外。
然而，美国的这些措施并未奏效。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国内早已存在的亲蒋派迅速抬头，进而迫使美国政府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继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对中国进行包括军事方面的援助；新政府接管了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房产，挤走了最后一批美国驻华人员，使美国关于停止支持蒋介石以保留在华据点的主张失去依据；逮捕美国的传教士，以及被认为是对美国外交官的人身侵犯行为，使美国许多人感到新政府不打算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履行“国际义务”。
此后，美国改变了对新中国的态度。1950年4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把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化，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不加区别地说成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官员也丢掉了中国出现“铁托主义倾向”的幻想，加深了对新中国的敌视。与此同时，美国扩大了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加强了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美国曾一度打算不硬行阻挠中共攻占台湾。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发出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主张在宣传中要强调台湾“在历史上和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对美国没有“重大战略意义”。并且重申“开罗协定、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投降条款都期望把它归还中国”，应避免再提“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申明“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并明确表示美国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其后的数月内，尽管国内有许多批评，杜鲁门政府仍然拉开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距离，将台湾排除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圈，并且预料台湾的崩溃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从1950年夏季开始，形形色色的“保台”方案出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麦克阿瑟提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1950年5月和6月，麦克阿瑟两次提出内容相似的备忘录，其中提到，台湾如果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麦克阿瑟的意思是要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让美国的防务从台湾海峡“划线”。另一个重要的“保台”方案是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杜勒斯于5月间提出的台湾中立化方案，其中包括美国派第七舰队驻扎台湾水域，防止海峡双方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