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大楼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们俩一道出门散步。叶戈雷切夫利用这一机会（没有外人耳目），试探着与苏斯洛夫聊了起来：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最近赫鲁晓夫声称，应当解散科学院。这算什么呢，是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吗？可是，也未免太缺乏理智了！赫鲁晓夫这样说了，大家却默不作声。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
此时飘起了蒙蒙细雨。“叶戈雷切夫同志，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苏斯洛夫提出。
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不敢冒险谈论难以捉摸的话题。
迫使赫鲁晓夫退休的十月全会结束之后，苏斯洛夫望着满座中央委员的大厅问道：“叶戈雷切夫同志在吗？”他的视力不好。
叶戈雷切夫应声回答：“我在这儿哪！”
苏斯洛夫满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您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谈话吗？”
看得出来，已经对中央委员们做好了工作：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讲话时，在需要的地方他们都高喊“说得对！”就在前不久，他们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随声附和的。
苏斯洛夫谈到赫鲁晓夫的自大狂、他的恣意妄为和对同事们的傲慢态度，声称第一书记的出行常有装潢门面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出行无不引来大量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广播和电视也纷纷转播。在这些综合报道中，连赫鲁晓夫的每一个喷嚏、每一个姿态都统统加以记录。无疑，这些综合报道已经让我们所有的人大倒胃口……”
过不了多长时间，苏斯洛夫便着手监管报纸和电视，要它们尽可能冠冕堂皇地阐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历史性访问。”
苏斯洛夫历数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错误，将经常不断的改组和变革、解决国际问题时的“仓促和轻率”归罪于他。苏斯洛夫宣读报告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结尾时狡诈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承认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请求允许他不在全会上发言”。
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要求发言，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有人还提议将其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但这需要秘密表决。对此该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只消来一次众口一词的表决，即可让组织者称心如意，而他也就会销声匿迹了。不过，在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赫鲁晓夫仍是中央委员，于是他动身回家。
同时还通过决议，“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苏斯洛夫所宣读的报告，历史学家们认为尚属“温和”。因为还有一个由波利扬斯基准备的内容尖刻的文本。此人近年来所吃的赫鲁晓夫的苦头比谁都多，郁结了满腔的怨愤。他曾指望作主要发言，但老同志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波利扬斯基年轻倨傲，干吗要强化他的地位？
他那篇长达70页的报告定稿只印了四份。一份他返还中央委员会总务处，请求作为十月全会的附录材料。其余三份交由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第一科（为主席团会议准备材料）处理，文件都是在那里按规定程序销毁。
勃列日涅夫亲自确定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水平。他手书的一张不太通顺的便条保存了下来：
1.退休金5000（按新兑换率500卢布）。
2.克里姆林宫食堂。
3.第4总局门诊部。
4.别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伊斯特拉）。
5.市内住宅收回。
6.轿车。
关于汽车，他告诉助手：“不是新的。”给赫鲁晓夫分配了一处小别墅，要求他不要进城。
赫鲁晓夫以家中人口众多为由，要求为他保留100卢布的病人营养食堂补助金（部长待遇），然而却只给了他保留了70卢布——中级官员待遇。
赫鲁晓夫于1964年退休后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镇的这所别墅里住了七年。
多年之后，《莫斯科晚报》发表对赫鲁晓夫私人女厨师的专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被撤职的那个日子：
“1964年10月14日，在赫鲁晓夫卫队工作的我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去上班，可是马上又回来了：‘出事了！我刚到，我们大家就被塞进一辆大轿车，挨家挨户地送了回来！’我大吃一惊，赶快去官邸！我一到，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说：‘您的主人被撤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亲切地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可怎么工作呢？尼娜·彼得罗夫娜又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
赫鲁晓夫回到列宁山上的官邸。女儿拉达、儿子谢尔盖正等着他。主宰邻近官邸的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也来了。赫鲁晓夫下了汽车，一言不发，径直去了楼上自己的房间。同时抵达的米高扬用教训的口吻对年轻人们说：“赫鲁晓夫忘记了，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争权夺利这类事情。”
全国各地纷纷清除赫鲁晓夫的肖像。他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仿佛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位苏维埃国家领导人。
赫鲁晓夫失去职务之后，主持中央全会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
据速记记录记载，大厅里当即传来一阵喊声：“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们党的第一书记！”
大家纷纷鼓掌。
波德戈尔内换到了主席座位上，以便主持表决：
“已经有人提议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没有其他的提议了吗？没有。让我们进行表决。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中央委员们举手。”提议被一致通过。
大厅里再次响起掌声。只有中央委员会委员才有表决权，但是波德戈尔内决定显示全党领导层完全是同心同德。
“同志们，让我们与中央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会委员们一道表决，”他提议说。“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勃列日涅夫当选。”
再次鼓掌。全体起立。
勃列日涅夫不仅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且当选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局主席（一年之后，赫鲁晓夫所组建的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勃列日涅夫回到主席的座位。他讲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应该讲的话，速记记录中加以润饰，使其臻于完美：
同志们，我感谢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检查委员会委员，感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明白今天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整个分量和责任，我将努力供献出全部力量、经验和知识，力求（当然是在你们的支持之下）不致辜负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和荣誉。
于是他再次听到了掌声，自此之后，这样的掌声即将开始伴随着他每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出头露面。
新领袖为什么是他
现有的候选人员中，勃列日涅夫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仪表堂堂，举止得体的勃列日涅夫。
改革年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1964年10月，除去勃列日涅夫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候选人吗？
在当时的领导层中，可以找到更为年轻富有文化教养和生气勃勃的政治家，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选举仅仅局限于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余的人所拥有的党内级别较低，不会被视为候选人。
1964年10月名列主席团的人有（赫鲁晓夫除外）：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科兹洛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
科兹洛夫身患重病，无法工作；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不被视作候选人是由于年事已高；什维尔尼克甚至比赫鲁晓夫年纪更大；而波利扬斯基又太年轻；基里连科从未得到足以担当一流角色的评价。
那么当时是谁可能被推举为第一书记呢？
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那时候与勃列日涅夫旗鼓相当：两人都是拥有广泛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不在时他们轮流主持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
格里申和谢列斯特后来证实，在决定谁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曾提议波德戈尔内为候选人，但后者拒绝了：
“不，廖尼亚，你承担起这个工作吧。”
如若这个场面确实出现过，那也只具有礼仪性质。勃列日涅夫表现了党员的谦虚精神，他明知波德戈尔内本人会加以拒绝。波德戈尔内背后有全国最大的党组织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层。他显然热衷于权力，期盼充当主要角色。但他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略为欠缺，1964年之时仍然被视作外省的、乌克兰的党务工作干部，所以显然不及早已在首都身居要职的勃列日涅夫。
有别于波德戈尔内的是，苏斯洛夫在全国党的机关中大名鼎鼎，当时人们对他已经怀着敬意，甚至有些畏惧。但他从战后时期开始一直在意识形态系统工作，而人们不会选择“思想家”当第一书记。通常以为，头号人物需要拥有领导过工业或农业的经验。
柯西金当然具备这样的经验。但另外一点对他却有妨碍——他一生中仅仅干过几个月党务工作，那是在1938年，这位年轻厂长调任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局局长。同样是1938年，柯西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市执委会主席，第二年调往莫斯科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从那时起他便在政府中工作。在外省和各共和国，人们难得见到他。
构成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各州州委第一书记们认为，党的领袖应当是像他们那样的职业党务工作干部。许多人都对柯西金抱有好感，但他们充其量愿意看见他坐上政府首脑
的交椅。
当然，假若这些候选人中有谁能获得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支持，所有这些公认的理由都可以置诸脑后。然而这样团结一致的群体在主席团中并不存在。
现有的全体人员中，唯独勃列日涅夫最有可能担当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角。他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漂漂亮亮、面带笑容、亲切友善的勃列日涅夫。他仪表堂堂，善于作秀，举止得体，懂得应当如何与特定的人说话，能立即成为一大群人的中心，给人以极为良好的印象。
因而1964年10月大家都满心欢喜地投了勃列日涅夫的赞成票。
对于他的当选，国人也表示赞许。苏联人收到报纸后，都不无欢欣地仔细端详那张依然年轻而且招人喜欢的脸。而旧日的党的领导者，则尽是一伙很难赢得好感的人，鲜有例外。
十月全会次日，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和各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会议。责成他们在各地召集积极分子，宣讲莫斯科干部变动的原因。
10月14日后，大众传媒主要工具的领导人已经遭到撤换，他们被列入“赫鲁晓夫新闻集团”。
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向全体人员介绍了新首长梅夏采夫。
《真理报》总编辑帕维尔·萨秋科夫也被撤换。赫鲁晓夫被废黜次日，《消息报》的新总编辑斯捷潘科夫到任，以取代被撤职的阿朱别伊。
在莫斯科，一批新人获得了上级任命的职位。这都是勃列日涅夫熟悉、与他一道工作过、他信得过的人。他的干部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很难说是比赫鲁晓夫更有才干、更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赫鲁晓夫只能以百无一用的角色度过余生，并且受到肃反人员的步步跟踪。而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始终是一国之主。假如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的医生们掌握长生不老的秘密，那么，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时至今日仍在统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