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美国前夕，勃列日涅夫要求美国人给他赠送汽车。人家就向他奉上一辆价值昂贵的前后座用玻璃隔开的封闭式大马力“大陆”牌高级轿车。美国政府没有钱购买如此名贵的汽车，白宫便请求几位大实业家捐资，以增进与俄国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十分满意，想马上试用这件礼品。他坐上尼克松和为他们当翻译的多布雷宁的汽车，启动后向前猛冲，驶出100米后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急刹车。毫无思想准备的尼克松的头险些碰到前面的玻璃上。
不过总统并未露出受惊的表情。行车结束时还恭维说：
“总书记先生，您的车开得真好。”
勃列日涅夫对此信以为真。
“惹人注目的是，他不知怎么总是像孩子似的对一些东西感到开心，”布鲁坚茨记述道，“他明显地喜好漂亮衣服，比如，特别欣赏自己的那件河狸皮大衣，还骄傲地向人展示专门为他制作的当时才刚刚流行的电子表……”
大国领导人向他赠送汽车或者名贵的猎枪。他所收集的猎枪相当可观，已珍藏了数十支之多。战友和下属还奉送金表、花瓶、贵重的珠宝首饰。所有这一切，后来都被从家人中强行收回。
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颁发勋章，都知道他喜欢这一套。他成为三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两次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三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英雄、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古巴英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英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
为了存放这些奖品，为他制作一个大匣子。他常常取出勋章，像小孩子似地逐一摩挲赏玩。他很乐意接受奖金、称号，甚至纪念章。
下属们也欣然为此作出努力。1973年他“由于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被授予国际列宁奖金。1975年获约里奥—居里金质和平奖章。1977年获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这是苏联科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奖赏。
每年他的生日，在发布千篇一律的授奖命令之际扎米亚京就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最好还是给你制作一件精美的礼品。”
“礼品归礼品，”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勋章还得让他们颁发。”
更换党证的时候，他被登记为第2号（他亲自将列宁登记为第1号）。
有人发明了一种“加入苏共50年”纪念章，并将其颁发给勃列日涅夫。
“有一次，”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苏什科夫记述，“列昂尼德·伊里奇接见一家美国公司的人，他出言机智、生动，交谈很顺当。美国人临走时给他留下了礼物。他检视了一番，待来客走远后，对帕托利切夫说：
‘尼古拉，你瞧，美国人很有钱，可送礼老是很小气！’
说完大笑，叫来一名助手，吩咐将这些礼物交给女儿和儿子。”
当年的政府庶务局局长斯米尔丘科夫对一家刊物发表谈话说，勃列日涅夫75岁寿辰前夕，政府送了他一个镶嵌花饰的小匣子。斯米尔丘科夫去向政府首脑吉洪诺夫报告，说礼品业已送达。这时勃列日涅夫打来了电话：
“听着，刚才斯米尔丘科夫送来那么一个小匣子。这是谁送的——是部长会议还是你送的呀？”
吉洪诺夫明白了，礼品不合心意，当即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这是部长会议庶务局送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径直打听起来：
“那么你送什么呀？”
“我买了一块金怀表，可是不知如何送给您，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勃列日涅夫感到惊讶，“你让人快点儿送来吧，要不我就走了。”
他产生了虚荣心，总想炫耀。
有一天恰佐夫看见他手上戴着一枚刻有小图章的笨重的金戒指。勃列日涅夫问：
“这戒指真的很漂亮，很适合我戴吗？”
喜欢贵重的珠宝首饰——这又是一种新爱好。院士略略表示怀疑：苏共中央总书记竟然对金戒指感兴趣，周围的人不会惊奇吗？国家广播会电视委员主席拉宾连电视从业人员戴了结婚戒指都不许出现在镜头里。
“他以近乎怜悯的目光瞧了瞧我，仿佛觉得，我太不开窍了，”恰佐夫写道，“列昂尼
德 · 伊里奇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懂，他的全体同事、周围所有的人都说，这戒指看上去非常漂亮，他应该戴。”
南斯拉夫领袖铁托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只镶嵌宝石的戒指，有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一直很得意地戴在手上。据说，阿塞拜疆领导人阿利耶夫也送给了总书记一枚镶嵌了宝石的戒指。不过，丘尔巴诺夫说，那枚戒指是尤里送给父亲以祝贺其70寿辰的。勃列日涅夫感到很高兴，不仅由于它是一件漂亮的玩意儿，而且这是儿子的礼物。
为总书记代笔的回忆录
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不止一次说过，他很想写一本书《履历与生活》，讲他生平经历中的方方面面。而且他又喜欢读叶赛宁和阿普赫金（19世纪俄国诗人）的诗。
写书设想很快便成为现实。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罗季奥诺夫应召去见齐米亚宁。
齐米亚宁吩咐说：“有一个任务，就是及时撰写和出版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简明传记。完成期限为六个月。”
出版总书记的官方传记只是一个开端。勃列日涅夫希望描写他充满英雄业绩的一生的历史。
据阿尔巴托夫说，“勃列日涅夫的记忆力很好，他也喜欢讲述往事，有时还颇为风趣，能准确地选取细节，构成各式各样饶有兴味的故事。他回忆青年时代、前线岁月、扎波罗热的书记经历，在哈萨克和摩尔达维亚的工作。这种追忆经常重复，但谁也没有表现出早已知悉的样子，只是笑着表示赞许。”
勃列日涅夫本人则开始埋怨起来：
“唉，什么时候才能出书呢？我说了又说，可是谁也不肯帮忙。我可不是作家。”
最终决定是在勃列日涅夫前往图拉为该城授奖的火车上作出的。
扎米亚京被请到列车上的休息室，契尔年科对他说：
“列昂尼德，我们刚才谈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书的事情。应当把它写出来。”
扎米亚京点头称是。
“应当物色几个作家，将此事托付他们。”契尔年科提出。
“何必呢？”勃列日涅夫反对，“我们就让扎米亚京去写好了。”扎米亚京自己就出任过大型政治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的作者，该片被授予列宁奖金。
勃列日涅夫将扎米亚京从塔斯社调到 老广场，并且在中央委员会机关里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部（公开的文件中称为国际信息部）。允许扎米亚京破例抽调他认为需用的人。结果他不经过党务官员便将一些富有经验的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调到了部里。法林成为扎米亚京的第一副手。当时打算由这个新的部给予帝国主义的宣传以回击，抑或像现今所说，负责在国外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
扎米亚京还组织撰写勃列日涅夫回忆录。该书从“小地”开始，描写勃列日涅夫的军事功勋。
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仅没有参与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的工作，而且甚至对那些执笔的人也什么都不曾讲述过。有人为他们在档案库中搜集文献和寻找勃列日涅夫当年的同事。
扎米亚京问勃列日涅夫，他是否同意为最初阶段口授一些内容。总书记却加以回绝。
“我在第18集团军政治部时有一个叫帕霍莫夫的人，他当年的确常记日记、搜集文献，”勃列日涅夫说，“他的腿有病，不能走路，但是会交出日记的，也可以讲述。”
退役上校帕霍莫夫曾经在第18集团军担任过勃列日涅夫的副手，战后在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他并没有交出日记，但作了大量讲述。
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来执笔呢？鲍文推辞了。他解释说，他完全不懂这一套，写文章、讲话可以，但纪实不是他熟悉的体裁。
扎米亚京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允许之后，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他年轻的副手伊格纳坚科，这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记者，《共青团真理报》出身。伊格纳坚科当即提名阿格拉诺夫斯基，那是《消息报》最出色的笔杆子。
《小地》的文稿写成之后，由扎米亚京和契尔年科审阅。中央委员会打字室几名允许接触机密材料的女打字员将手稿打印了四份，呈送勃列日涅夫过目，当时他正在医院里卧床不起。多罗西娜为他朗读了书稿。他稍作修正便加以首肯。
甚至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不知晓写书的事，只好向扎米亚京要了一份。他连夜通读之后往医院里给“作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不胜惊喜之情。
代勃列日涅夫捉刀的是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与阿格拉诺夫斯基联手写作的其他几个人是：作家萨赫宁、《真理报》工作人员穆尔津（负责撰写《垦荒》）和古巴廖夫（他则写航天部分）。
他们匿名写作，只有那些邀功讨好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稿费也没有支付给真正的作者，他们并不指望挣钱。有个人需要一套住房，另一个人请求将他纳入可以在卫生部第四总局门诊部看病的人的名单。结果代替住房的是颁给了一枚勋章，纳入门诊部名单同样落空——不合规定。
当时主持国家出版委员会的斯图卡林回忆说，《小地》出版之后阿格拉诺夫斯基来见他说：“告诉您一件绝密的事，最近半年我一直在写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几乎没有给报社写稿。”
他要求对他的那些作品给予补偿。斯图卡林许诺出版阿格拉诺夫斯基的随笔集，也向萨赫宁许诺出版这样的文集。后来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的作者们已经不那么为自己的著作感到自豪了，不过他们的结局并不太坏。
然而，远非每一个记者都愿意干这样差事。《消息报》总编辑托尔库诺夫将最优秀的作者之一波利亚诺夫斯基约请到他那里，说：“新罗西斯克被授予英雄城称号。列昂尼德 · 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亲自去颁发金星奖章。现在想委托您写他的贺词，原始材料您可以找助手去要。”
“我感到，”波利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我就要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勃列日涅夫当时还相当年轻、强壮，没有疾病的任何征兆，距离奴才般的献媚的《小地》出版也还很早。但是——这并不是我想干的事情。”
“请原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波利亚诺夫斯基回答说，“我需要紧急出差，车票已经在我口袋里了。”
托尔库诺夫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消息报》庶务处长后来对波利亚诺夫斯基说：“你疯了！这可是终生难逢的大好机会呀。参与其事的人都能得到住房和别墅……”
波利亚诺夫斯基企盼住房长达20年，直至勃列日涅夫去了另一个世界方才到手，但他丝毫不后悔。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以巨大的印数出版。它在学校和部队中被列入必读书目。勃列日涅夫心爱的演员吉洪诺夫则在舞台上朗诵《小地》。帕赫马托娃根据朵卜陇拉沃夫的诗谱写了歌曲《小地》。
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科研会议，某些年高望重的文艺学家丝毫不觉难为情，竟然将祖国文学从普希金到勃列日涅夫直接贯穿起来。
给勃列日涅夫支付的稿费高达数十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1981年，勃列日涅夫从12万卢布中按比例交纳党费。所有的收入都应交费，但中央委员会条例中作了特别说明的除外。例如，1980年授予他的文学领域列宁奖金就不必交费。
苏联文学、艺术、建筑领域的列宁和国家奖金评奖委员会主席、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对《小地》、《复兴》和《垦荒》三部曲赞不绝口：“这些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丰富了苏维埃社会的精神生活，树立了党性思维的最高典范，激励一代代艺术家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当今时代，更加有意义地进行艺术概括……”
勃列日涅夫获奖后宣读事先早已写成的答谢词：
“如果能赢得时间，如果我办得到，那么，我还将继续写我的札记。可以说，我将今天所获得的奖励视作对未来的祝福。”
扎米亚京也接到描述勃列日涅夫家庭的指示。契尔年科挑选了一些素材，已经完篇了，但勃列日涅夫感到身体极度不适，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不过撰写他的回忆录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读过这些稿子的只有契尔年科一个人，他说：“先放着吧。”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1983年1月号《新世界》杂志上刊出了以他的名义撰写的《回忆录》一书的最后三章——《摩尔达维亚的春天》、《宇宙航行的十月》、《论共产党员》。然而谁都已经不对它们感兴趣了。
扎米亚京曾对我讲过，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他向安德罗波夫报告：
“回忆录还有几章已经写好了，但列昂尼德·伊里奇连看也没来得及看。”
总共写好了八篇文章：《工厂汽笛声中的生活》、《故乡情》、《小地》、《复兴》、《垦荒》、《摩尔达维亚的春天》、《宇宙航行的十月》、《论共产党员》。回忆录的全文在“红色无产者”印刷厂印制了20册。附有许多照片和一则题记：“为苏联人民的利益、列宁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过去是并且至今仍然是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所在。”
倒计时这个政权在70年代末业已老朽和僵化，它不复听取自己的出谋划策之人的意见。
最后数年，勃列日涅夫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依靠最亲密的战友们——首先是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看了一个材料后，总是说：“应当问问米沙”。于是材料就被送给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的话就是最后定论。
“恰好这个时期我参与草拟一个报告，三个星期中一直观察已经是病人的勃列日涅夫，”佩切涅夫教授回忆说，“他患有进行性血管硬化，因而他会出现某种间歇性的状况。有一天他能够听我们替他所写的文章，甚至间接参与讨论，而另一天却‘断了电’。他唯苏斯洛夫的意见是听，常常问：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对此有何看法？”
勃列日涅夫依靠苏斯洛夫有如依靠一堵石头砌成的墙，他常在自己人圈子里说：
“如果我需要外出，只要有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莫斯科，我就感到放心。”
不过苏斯洛夫本身也是一个病人。他患有糖尿病和多种其他疾病。在招待会和宴会上，给他的酒杯里斟的都是矿泉水，上的菜则是炖鱼和禽鸟白肉。在家时他宁肯喝粥吃乳渣。
苏斯洛夫不喜欢医生，不相信他们建议，这和他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妻子一模一样。夫妇二人常常拒绝医生们的救护，也不肯服用他们所开的药剂。他向主治医生诉说，即便是短暂的散步之后左胳膊和胸骨后面都疼。富有经验的医生当即便断定这是心脏性质的疼痛——他的心绞痛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拍摄了心电图，进行了其他一些检查，确定为心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但苏斯洛夫坚决不接受这一诊断：
“你们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并没有病，是你们想把我说成有病。我很健康，我只不过是关节疼罢了。”
也许，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有病，是为了不让人家打发他退休；也有可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是真心相信自己不会生病。
根据恰佐夫的申请，在美国定购了一种含有心脏病药的软膏，却对苏斯洛夫说这可以治关节痛。苏斯洛夫用力在疼痛的胳膊上揉擦软膏，药力果然像预料的那样起了作用，心绞痛减轻了。苏斯洛夫很满意，以教训人的口气对医生们说：
“我说过了嘛，是胳膊疼，擦擦软膏，就啥事都没有了。可你们偏要对我一再地说：
心脏，心脏……”
